因為這兩年的形勢，國內媒體反覆提起，大家對這個協議並不陌生。

但是，在不同的敘事中，“廣場協議”呈現出不同的面貌。

這件事，本身並不複雜。

1985年，美國對日本、德國出現鉅額貿易逆差，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日、德、法、英5個國的代表就在紐約廣場飯店開會，決定讓美元相對下跌，讓日元和德國馬克升值，旨在扭轉逆差，從而使世界貿易體系保持穩定。

這件事，很多人有誤解。

特別是國內，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廣場協議美國逼著日元升值，結果導致日本出現“泡沫經濟”，導致日本經濟走向“失落的二十年”。

實際上，按照目前經濟學界的共識，兩者並不存在因果關係。

簽訂“廣場協議”，是日本主動斡旋的結果。

那個時候，日本製造業風聲水起，既因為日本確實搞得不錯，也有美國送分。

為了抑制當時的通貨膨脹，當時的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下定決心，連續5年加息，降低流通貨幣量，確實把通貨膨脹率打下去了，但美元作為世界貿易的結算貨幣，各國手裡都有美元，他們可沒跟美國互動，這就導致美元相比其他國家貨幣大幅升值。

升值意味著什麼？

美國買別國的東西便宜了，美國自己的出口商品變貴了。

再加上當時日本的商品本來就物美價廉，鉅額逆差就這樣產生了。

美國企業出口下滑，不願坐以待斃，那些大企業便到國會遊說，希望美國政府對日本加徵關稅，對他們進行貿易保護。

貿易戰眼看就打起來了，而且，日本面臨的不僅是這方面的壓力，美國社會對日本在文化、價值觀念各方面的敵意越來越大。

日本既不想打貿易戰，也不願日美之間的尖銳對立，便尋求斡旋途徑。經過深思熟慮，他們認為，讓日元升值，是一條還不錯的路。

到底“廣場協議”是不是元兇？

“廣場協議”確實改變了遊戲規則，以往的平衡被打破了。

協議簽訂後，美元對日元和馬克貶值均達40%，日元幣值連續10年平均每年上升5%。

這時候，日本最好的應對策略是什麼呢？

需求側，轉變財政和貨幣政策；供給側，轉變產業結構。

簽訂協議之前，日本對美國的優勢來自兩個方面：你無我有，你有我便宜。

簽訂協議之後，“你無我有”的優勢還在，“你有我便宜”就沒有了，這時候，就得進行供給側改革，讓產業適合簽訂協議後的形勢。

但是，日本主要瞄準的是需求側，而且也不是結構調整，只是“降息”，也就是“放水”。

從事後諸葛亮的角度看，貨幣政策一定配合財政政策，否則“放水”就變成了無的放矢，資金到底流向哪兒，根本就控制不了，這就導致什麼呢？

泡沫。

錢沒有去日本的實體經濟，而是去了股市、樓市，結果泡沫破裂，增長乏力。

回過頭來看，美國是始作俑者，但確實不能完全怪到它頭上。

它作為規則主導者，當利益受損時，當然要對博弈格局進行調整。

日本為了不過於被動，主動促成格局調整，但是忽視了對自身財政政策、產業結構的調整。

實際上，日本也並不是完全沒有調整，它的產業結構，實際上進行了部分調整，產生了很多優勢領域。

廣場協議另一個的附帶效果，可能就是間接給另一個大國提供了機會，使得能夠迅速融入世界分工體系，取得了飛速增長。

最後，不得不感慨幾句：

歷史雖然不重演，但總是踏著相似的韻腳。

類似的博弈還在上演，只是角色有所變化。

雖然關稅、貨幣、財政、產業結構，這些都是某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但總是與規則制定者、支配者、影響者的相關政策密切相關。

作為一個後來者，如何在日本應對廣場協議後的局面上的得與失，確實值得我們深思與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