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的秘密

第五章 人性的求安

（一）人性善惡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是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對我的啟蒙教育，雖然是奶奶在一旁拿著竹條的情況下完成的，但對此我還是篤信不疑。後來居然聽到了“人性本惡”的說法，我非常震驚，震驚之餘竟然發現無從反駁，因為人的惡行似乎比比皆是，並且作惡似乎比為善更容易，“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好象惡比善更靠近人性。

可是無論如何，我無法接受“人性本惡”的觀念。如果人性本惡，我也是人，那麼我的人性也“本惡”！這樣的觀念對我而言打擊太大，自以為“天下第一”的人居然生下來就是個惡人！一個惡人除了為惡還能做什麼？如果這是真的，那麼我該如何面對自己？如何面對世界？如何活下去？我的人生還有何意義？我不知道那些認為“人性本惡”的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人性的，反正我死都不願意接受“人性本惡”，並且我隱隱約約地感覺人性不一定是“本惡”。

最初我想“本”或“初”應該有兩種涵義，一種是指人類剛出現的時候，一種是指嬰兒剛出生的時候。人類剛出現時候的善惡問題好解決，因為人類剛出現的時候善惡的標準還未產生，善惡的標準應該是人類出現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產生的。在善惡標準產生之前，人性無所謂善惡，“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惡”都不可能是對的。但是嬰兒出生的時候應該已經有了人性，並且善惡的標準也已經存在，這個時候用善惡的標準去衡量嬰兒的人性，那麼嬰兒的人性到底是善的還是惡的呢？這個問題實在太糾結，說是善的，誰敢保證這個嬰兒長大後不會十惡不赦、惡貫滿盈？說是惡的，這麼可愛的並且什麼都不懂的嬰兒怎麼可能說得出口他是惡的，尤其是當這個嬰兒還是自己的孩子時，我該有什麼樣的心態和理由去說自己的孩子“人性本惡”呢？

人性善惡問題是人類古今中外的巨大難題，無數智者哲人試圖解決，但除了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之外，沒有任何人能解決這個難題，甚至都沒有人能提出有意義的解決思路。雖然當時我也一點頭緒都沒有，但是我卻下定決心一定要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涉及我生存的意義。

（二）順性逆性

我從小就性情急躁，狂妄不羈，記憶中的自己好象是一個非常任性的人，父親不止一次地教育我“知書達理，豈可順性”。父親於我而言就是一座山，從小立志要超越的一座山。我覺得這個“性”應該就是人性吧，可我非常疑惑為什麼不能“順性”？“順性”不好嗎？不是有說“率性而為”嗎？不是還推崇“至情至性”嗎？武俠小說裡的男主角似乎都是“性情中人”吧，曾經不是還有首風靡大江南北的流行歌曲叫做《跟著感覺走》嘛，跟著感覺走，這可是超級“順性”啊，我羨慕不已！並且，父親也常把自己的年少輕狂和桀驁不馴當作炫耀的談資，唾沫橫飛，洋洋得意，怎麼到了我這裡卻成了“豈可順性”呢？我一肚子的不服氣。

但不服氣沒什麼用，因為父親會揍！好吧，我接受“豈可順性”，難道我該“逆性”嗎？我又該怎麼去“逆性”呢？父親被我的“牛角尖”弄得有點難受，於是耐著性子教育我，說做人不能太呆板，他並不是完全地反對“順性”，也不主張完全地“逆性”。父親認為我們應該在該“順性”的時候“順性”，在該“逆性”的時候“逆性”，男子漢大丈夫，既要率性而為，又要知所進退，既要敢做敢當，又要能屈能伸，既要堅持真理，又要明哲保身，“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總之，要把握好“度”。我繼續追問這個“度”是什麼，我又該如何去把握好這個“度”，父親從來都沒有告訴我答案是什麼，只是指出這個答案得靠我的“悟性”。我不敢再追問“悟性”是什麼了，因為父親的臉上早就寫滿了不耐煩。

我看了很多的書報，感覺這個“悟性”虛無縹緲，捉摸不定，始終弄不明白這個“悟性”的答案到底是什麼。越弄不明白的事情對我就越有誘惑力，我就越無法剋制“鑽牛角尖”的衝動。後來當然想明白了，這個“悟性”不過就是神經元突觸突然聯通而已，只是為了能夠聯通，我們的大腦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並且努力也未必一定能聯通，因而這個“悟性”感覺起來確實有點虛無縹緲，捉摸不定。

無論如何，“順性”還是“逆性”的問題對我非常重要，因為這涉及我的“行為選擇”問題，到底是該“順性”而為，還是該“逆性”強求，即使不是絕對的，那我也應該弄清楚在什麼情況下應該“順性”，又在什麼情況下應該“逆性”。若這樣的問題都弄不清楚，那我不就會陷入手足無措、進退失據的境地嗎？若真如此，那這輩子我還能做成什麼呢？

想了很久，但毫無進展，後來想不行，“性善性惡”的問題和“順性逆性”的問題就像是兩個無邊無限的泥潭，陷入其中我根本就不可能走得出去。我想我不能再繼續糾結在“性善性惡”和“順性逆性”的狹隘問題之中，一定要跳出“性善性惡”的框套，一定要擺脫“順性逆性”的束縛，我應該先想辦法弄明白人性到底是什麼，然後再來解決“性善性惡”的問題，再來解決“順性逆性”的問題。於是“人性是什麼”的問題便成了我此生最重要的問題之一，是我此生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三）英雄與惡魔

小時候愛看小人書《岳飛傳》，暢想著精忠報國，嚮往著殺敵建功，若是生在戰亂年代，我想我一定會成為一個戰場英雄；但小時候我也調皮愛打架，回家常會被父親揍；於是就產生了一個疑問：為什麼我打人會捱揍而岳飛殺人卻會被頌揚呢？同樣是傷害人，為什麼待遇是如此的天差地別呢？我猜會不會是因為岳飛殺人符合民族的需求，是民族英雄，而我打人不符合任何人的需求，至少不符合父親的需求，是個不肖之子。

那時候金朝大將金兀朮是我心目中的頭號惡魔，想到他我就牙癢癢。可是我又想我方心目中的“惡魔”應該是敵方心目中的“英雄”，而我方心目中的“英雄”很可能也是敵方心目中的“惡魔”，也就是說，“英雄”和“惡魔”可能是同一個人，到底是“英雄”還是“惡魔”並不取決於他本人，而是取決於評判的人是站在“我方”還是“敵方”，這實際是個立場問題。岳飛是南宋的“英雄”，應該會是金朝的“惡魔”；金兀朮是南宋的“惡魔”，應該就是金朝的“英雄”；岳飛和金兀朮一樣，都既是“英雄”又是“惡魔”，他們到底是“英雄”還是“惡魔”，這取決於你的立場是什麼。

我覺得似乎不同的立場就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需求形成不同的立場，立場和需求實際是同一回事！我還隱約地覺得似乎是立場和需求在決定著我們的認識和行為。

某一天，我突發奇想，既然兄弟有可能成為敵人，那麼敵人為什麼不能成為兄弟呢？雖然兄弟成為敵人的例子更多，但是敵人成為兄弟也不是不可能啊，尤其是得知金兀朮出生在哈爾濱之後，我發現這傢伙原來是個東北兄弟啊！這樣想想，我突然覺得金兀朮並沒有我以前以為的那樣惡劣，千年之前敵對的雙方如今早已融為一體，同屬中華民族，金兀朮和岳飛一樣都應該是中華民族的英雄，我想這應該符合中華民族的整體需求。若是能建一座“中華英烈大殿”，應該將岳飛與金兀朮並列供奉為“中華英烈”。

在井蛙的世界裡善惡不是客觀的，而是“絕對主觀”的，似乎是“需求”在決定著我們對善惡的判斷，符合自己“需求”的就是善，不符合自己“需求”的則為惡。

在我年輕的時候西方哲學是個很牛逼的存在，知道點西方哲學那可是了不得的事，當然，現在好象還是，這真的是一件讓人非常鬱悶的事。我是一隻呆在深深井底的青蛙，有著堅定的“絕對主觀猜想”，以至於我根本就沒辦法理解和接受西方哲學。

據說蘇格拉底論善惡很有名，我也特意拜讀了。“蘇格拉底（以下簡稱蘇）：請問你知道什麼是善行什麼是惡行嗎？尤蘇戴莫斯（以下簡稱尤）：當然知道。蘇：那麼我問你，虛偽、欺騙、偷盜、奴役他人是善行還是惡行？尤：這些行為自然都是惡行了。蘇：可是，如果一位將軍戰勝並奴役了危害自己祖國的敵人，這是惡行嗎？尤：不是。蘇：如果這個將軍在作戰時欺騙了敵人，並偷走了敵人的作戰物資，這是惡行嗎？尤：不是。蘇：你剛才講欺騙、奴役和偷盜都是惡行，怎麼現在又認為不是呢？尤：我的意思是對朋友、親人實施上述行為的話是惡行，而你列舉的情況都是針對敵人的。蘇：好吧，那麼我們就專門討論一下對自己人的問題。如果一個將軍率軍作戰時被敵人包圍，士兵們因傷亡、睏乏而喪失了作戰的勇氣。將軍欺騙他們說：‘援軍即將到來，我們來個裡應外合將敵人一舉殲滅吧’，從而鼓起士兵的勇氣，贏得了戰爭的勝利，請問這是善行還是惡行？尤：我想這是善行。蘇：如果一個孩子生病需要吃藥而又嫌藥太苦不肯吃，他父親欺騙他說藥很好吃，哄他吃了，孩子很快恢復了健康。父親這種行為是善行還是惡行？尤：是善行。蘇：如果有人發現他的朋友絕望得想自殺，就偷走了朋友藏在忱頭下的刀，這是善行還是惡行？尤：是善行。蘇：你剛才說對敵人的行為，即便是欺騙、奴役、偷盜也不是惡行，這種行為也只能對敵人，對自己人的話是惡行。那現在這幾種情況都是對自己人，你怎麼認為它們都是善行呢？尤：哎呀，我已經不知道什麼是善行、什麼是惡行了。蘇格拉底於是告訴他，善行、惡行在不同的語境裡有不同的含義，任何概念都不是一成不變的，只有透過學習擁有知識，才能對此做出準確的判斷。”

蘇格拉底是西方的大哲人，不過我卻不怎麼欣賞他，因為我覺得他說的“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一無所知”這句話是在逃避責任。蘇格拉底肯定不是一無所知，但是他卻說他之所以最有智慧是因為他知道自己一無所知，既然他都說了自己一無所知，那麼他當然就沒有去立論的責任了。這種謙虛即使是真實的，於國於民也毫無意義。蘇格拉底躲在這句話的背後可以盡情地批判別人的錯誤，但你根本沒有辦法指責他什麼，因為他從來都沒有立論過，根本就沒有可指責的物件。相對於他而言，老子則要偉大得多，老子早就知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但他還硬生生地寫下了五千言的《道德經》，以致於被後人取笑，但老子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從而開啟了一個民族二千五百年的尋道之旅。

如果蘇格拉底說的是對的，“透過學習擁有知識就能做出準確的判斷”，那麼至今已經兩千五百年了，西方的哲人們“透過學習擁有知識”已經“能做出準確的判斷”了嗎？他們搞清楚了善惡究竟是怎麼回事了嗎？我看未必。

虛偽、欺騙、偷盜、奴役等行為的語言標籤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語言所標籤的語義本身是否符合人的需求。人類的善惡是以“需求”作為判斷標準的，不同的“需求”自然就有不同的標準，符合己方需求或不符合敵方需求的就是“善”的，符合敵方需求或不符合己方需求的就是“惡”的，這就是善惡最簡單的判斷標準。在我看來，善惡不是絕對的，而是相對的，“需求”對立，則善惡完全可以顛倒，執著於絕對的善惡毫無意義。

（四）社會發展動力

讀書的時候課本上說：“我國現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與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對此我印象深刻。似乎這是我第一次認識到“需求”可以成為社會矛盾的一方，並且是社會主要矛盾的一方。

我猜需求可能不僅是善惡的標準，而且很有可能還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人類社會的發展肯定有一個動力，是生產力嗎？好像是，但有沒有比生產力更根源一點的動力，或者說產生生產力的動力源是什麼？應該是需求，我猜需求非常有可能就是推動人類社會不斷髮展進步的動力！

人類的需求源源不斷、無窮無盡。記得小時候家裡窮，只能到過年的時候才會給我做一條新褲子，可是上一年的舊褲子不僅相對短小，而且還滿屁股的補丁，在新褲子洗了的時候，我不得不非常不情願地再次穿上舊褲子。那時候我感覺似乎全世界的人都閒得沒事幹，所有的眼光都盯在我屁股上大大小小的補丁上，於是我想我的幸福人生只要能同時有兩條新褲子就行，這應該是我人生第一個理想。然而，後來我有了數不清的新褲子，可我還是不滿足，不幸福。我感覺自己有些言而無信，貪得無厭，於是一再說服自己要不忘初心，信守承諾，可我發現這竟然非常困難。其實在很多事情上我發現自己都會有類似的經歷體驗，自己的需求會變得越來越大，凡是能滿足的都不再是需求，只有那些目前不能滿足的才會是我的需求。

以前我常常問自己不滿足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雖然古人說“知足常樂”，可是我卻想若是覺得都滿足了，那可能我就不會努力了，可能正是因為不滿足，因為有新需求，所以我才會不停歇，才會求進步。因此，不滿足也不一定是壞事。

後來我又想，需求有沒有可能是就是人性呢？我猜需求也好，人性也好，一定是存在於我們的大腦之中，只要人類不死，人類的大腦就會源源不斷地製造著無窮無盡的需求。需求是善惡的標準，我們似乎不能脫離需求去談論善惡，談論人性，慢慢地我感覺人性就是需求，這樣人性是什麼的問題好象就有了答案。

人性是人類所共有的特性，肯定有大腦基礎，存在於大腦活動之中；人類大腦產生了源源不斷、無窮無盡、各種各樣的需求，應該是這些需求在推動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髮展進步；我猜想人性應該就是需求，應該就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源動力。

據說西方有人提出一個“需求層次理論”，認為人類的需求有層次之分，越到上層越高階。我無法理解這個理論，我認為人類各種各樣的需求不太可能是一個層次的分佈，而更可能是一個水面的分佈。水面的哪個部分受到了外界刺激，哪個部分就會隨之作出相應的反應，沒有受到外界刺激的部分就不會作出反應。嘴巴渴了想喝水，肚子餓了想吃飯，身體困了想睡覺，受了驚嚇想靜靜，被人罵了不高興，被人打了想還手，等等等等，總之，神經訊號激活了什麼需求，這個需求就會成為當下的需求。我想人類的需求不會一個一個地排隊等待著被滿足，事實上，人類的很多需求需要一次又一次地被滿足，根本就沒有層次之分。

那麼人類的需求到底是什麼呢？以前我總結人類有三大需求。第一是生殖需求，我覺得人類的性衝動像泉水一樣噴湧不止，尤其是年輕時更像是火山迸發一樣難以剋制，但是我卻無法解釋“性冷淡”者的人性到底是什麼樣的。第二是支配需求，我覺得人類似乎都傾向於支配他人和外物，人類對權力和金錢的追逐就是這種支配需求的具體表現，但是我也無法解釋那些願意服從、願意被支配的人的人性到底是什麼。第三是安全需求，遇到危險會盡力躲避，遇到災難會努力克服，這都是人類安全需求的體現，但是我卻無法解釋自殺，自殺這種對人類最不安全的做法怎麼會存在呢？我一直認為若是不能解釋自殺，無論什麼樣的人性理論都沒有實際意義。

我堅信大道至簡，人類的需求一定有一個至簡的答案，我一定要找到這個至簡的答案。

（五）心安即是家

大學時有看到一本書《心安即是家》，於我心有慼慼然，後來知道這句話源自蘇軾的“此心安處是吾鄉”。

其實我自幼就感覺內心有一種“不安”，時強時弱，剪不斷，理還亂。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很“作”的人，是那種“作死”的“作”，我覺得自己完全可以成為另外一個樣子，但我卻硬是把自己“作”成現在這個樣子，一隻呆在深深井底的井蛙，揹負著沉重的壓力，但卻仍然難以自拔，越陷越深。我並不喜歡這種狀態，一直都想擺脫，長期將“平心靜氣”作為自己的座右銘，但總是難以平靜。我猜很可能是自己內心的“不安”在促使自己不停地“作”，我很難解釋這種“不安”，它彷彿無處不在，無時不在，你不會明白我到底有多渴望心安。“心安即是家”，“此心安處是吾鄉”，可是我的家鄉到底在哪裡？

原本以為這種“不安”可能只是我個人的情況，長期的觀察以後發現其實大家都有顆“不安”的心。要是我猜的沒錯的話，凡是人類，不管男女老少都心有“不安”。我隱隱約約地覺得似乎是這種“不安”在決定著人類的行為選擇，但我卻仍然理不清這其中的亂麻。

我原本以為父親是我這一生一直想超越的那座山，然而當父親去世時我才發現原來父親是我這一生一直在依靠的那座山。在沒有父親的世界裡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不安”，這種“不安”鋪天蓋地，遮雲蔽日，我感覺自己彷彿身處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陌生得都不敢面對，以至於想追隨父親而去。這個經歷體驗太刻骨銘心了，剎那間我突然明白了人類為什麼會去自殺，那是因為我們內心的“不安”！雖然大多數時候死亡會讓我們感到“不安”，但當某種“不安”強大到我們承受不了，並且自殺是我們大腦中的選項之一，這時我們就有可能選擇自殺來消除這種“不安”。雖然我並沒有自殺成功的經驗，但是我堅信一定是大腦裡某種強烈的“不安”促使人類做出了自殺的決定。

我也明白了人類為什麼願意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雖然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大多數時候會讓我們感到“不安”，但是如果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能夠消除內心的某種相對更強烈的“不安”，那麼我們就會願意選擇被支配、被控制、被征服。

人類的性衝動會造成大腦“渴望的不安”，這種“不安”會促使人類選擇實施性行為來“消除不安”，因為不實施會更“不安”；而性冷淡則可能是對性行為感到“恐慌的不安”，這種“不安”會促使人類選擇迴避性行為來“消除不安”，因為實施會更“不安”。

我隱約地覺得人性最根本的內容就在於“消除不安”，也可以稱之為“求安”。綜合地說，人性是需求，這個需求就是“求安”。我覺得“不安”可能是大腦的執行動力，並且是這個“不安”動力產生了“求安”傾向。後來我逐漸相信“求安”就是人類一切認識和行為的選擇傾向，即使是互相矛盾的認識和行為，居然也都是源於“求安”。殺人是“求安”，自殺也是“求安”；征服是“求安”，服從也是“求安”；性熱是“求安”，性冷也是“求安”。這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不過，這個“不安”與“求安”已經不是指人的主觀感受了。它們指的是造成主觀感受的根源，這個根源是你感覺不到的，因為它就是你的感覺本身，但卻不是你的感覺內容。我所謂的“不安”與“求安”指的是大腦內部的神經反應，是“不安反應”與“求安反應”。必須將這個“不安”和“求安”放到意識模型的框架內來理解，只是當作普通意義的主觀感受來理解沒有意義，因為我們的主觀感受很可能是個錯覺，並且很可能由於個人經歷體驗的不同，使得我們即使對於同樣事物的主觀感受都不一定相同，所以指望透過主觀感受來探索意識的秘密也形同於“刻舟求劍”。

（六）不安動力

說實話，對於“腦科學”我是個徹頭徹尾的外行，我已不年輕了，完全沒有興趣和意願再去加強這方面的學習，否則無窮無盡不知哪裡才是盡頭。我絲毫不想在這方面教育或者說服別人，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資格，可是為了建立這個意識模型，我又不得不強迫自己去班門弄斧。

我所謂的“不安反應”肯定是“物質反應”，是物與物之間的反應，也就是神經訊號啟用記憶結構的神經反應。不安反應肯定是啟用反應，但啟用反應不一定是不安反應，不安反應是指某些程度較強的啟用反應引起了神經網路的不安。假設大腦最安靜時的數值為0，安靜值範圍為±5，即從+5到-5之間是大腦安靜狀態，超過+5和-5之外都大腦的不安狀態。淡淡的喜悅大腦的感覺好象不錯，淡淡的憂傷大腦的感覺似乎也不錯，這就是+5到-5之間大腦安靜狀態。超過+5的喜悅就屬於不安狀態，我們要麼哼個小曲，要麼手舞足蹈，不是想找人分享，就是想大喊大叫，這都是不安狀態。超過-5的憂傷就更是不安狀態，我們要麼唉聲嘆氣，要麼悲傷哭泣，不是坐立不安，就是歇斯底里，甚至還會傷人傷己。

引發不安反應的肯定是神經訊號，包括神經遞質和動作電位，感受不安反應的肯定是記憶結構，或者說神經元細胞和突觸，這些感受到不安的記憶結構又能釋放新的神經遞質產生新的動作電位來傳遞這種不安反應。

聽說大腦神經遞質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興奮遞質，一類是抑制遞質。興奮或抑制都是針對下一個神經元的動作電位，能使下一個神經元產生動作電位的是興奮遞質，反之則是抑制遞質。神經遞質激發動作電位，動作電位再激發神經遞質，我猜是兩者共同作用激活了大腦中的神經網路生理結構，於是大腦產生了意識。沒有神經遞質和動作電位，僅有一個多層立體神經網路生理結構，我肯定這樣無法產生意識。人類死亡時大部分情況是大腦生理結構還好，但神經遞質和動作電位已經不可逆地沒有了，人就沒意識了。由此可見，神經遞質和動作電位對於人類的意識的極端重要，不可或缺。從這一點上說，神經遞質和動作電位就是意識模型的執行動力，它們反應啟用大腦裡的記憶結構。

我猜起到啟用作用的可能主要來自於興奮遞質，但抑制遞質也同樣重要，沒有抑制遞質那就一路興奮到底了，整個大腦網路都啟用，那大腦肯定就崩潰了。大腦的多層立體結構本身只是個框架，無法自行執行，就像沒有汽油的汽車一樣無法上路行駛，興奮遞質是汽油，抑制遞質則是剎車，沒有這樣一個組合，意識模型肯定無法執行下去。

我不認為大腦裡的不安反應全都是興奮遞質作用的結果。興奮遞質的具體種類有很多，抑制遞質的具體種類也有很多，它們到底具體是什麼以及究竟是如何在大腦裡起作用的，這是我無法解決的問題。不過，這不影響我胡猜亂想，我是一個以此為樂的人。

我猜神經遞質的作用應該有兩個，一個是激發動作電位，另一個則是產生情緒感受。動作電位的最主要作用是釋放神經遞質，啟用神經網路，但動作電位不會自己傳遞，它得依賴神經遞質才能進行傳遞。情緒肯定和神經遞質有關，不僅興奮遞質可以製造情緒感受，抑制遞質也一樣可以，並且我猜動作電位也可以製造情緒感受。我猜感受情緒的應該是突觸受體，不管是在突觸前膜的受體還是在突觸後膜的受體，都是他們在感受神經遞質和動作電位，是它們對神經遞質和動作電位產生了反應，並讓這種反應繼續下去。

疼痛是人類非常重要的神經反應，是最大的不安反應，若是人類沒有疼痛反應，那麼人類就不知道危險，就不知道逃避和躲藏，可能人類就延續不到今天了。我猜疼痛很可能是動作電位單獨的作用，也有可能是動作電位和神經遞質共同的作用。我猜所有的疼痛都是因為神經末梢的組織結構受到了破壞，因而產生了強烈的動作電位，這個強烈的動作電位不僅激發大量神經遞質，並且造成神經元細胞“痙攣”或者說“抽搐”，大腦因而感覺疼痛。簡單說，我猜疼痛就是動作電位的電壓太高了，神經元細胞受不了。

驚嚇也是人類非常重要的不安反應，只是程度比疼痛輕一點。驚嚇反應具有突然性、意外性，我猜驚嚇很可能也是由於動作電位瞬間升高造成神經元細胞一定的“痙攣”和“抽搐”，肯定不如疼痛那麼強烈，但也足夠讓大腦瞬間產生強烈的神經反應。當然，疼痛和驚嚇也很可能是大腦中某種或某個神經結構釋放的某種神經遞質的結果，這種可能不僅確實存在，而且應該比較容易仿造。

恐懼、害怕、煩躁和鬱悶等應該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安反應，非常有可能是動作電位和神經遞質共同作用的結果。它們不同於疼痛和驚嚇，疼痛和驚嚇是瞬間反應，並且在反應之前你根本就沒有預想到可能會發生。而恐懼、害怕、煩躁和鬱悶等並不是瞬間反應，它們很可能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並且大多與預判有關。但是討論這些很困難，比如我如果說你此刻有些恐懼，但很可能你會跟我沒這回事；問你是不是有些鬱悶，你也很可能說我瞎說。我不是在否定你的誠實，我只是想說在人處在這種不安情緒之中時，都會比平時愚蠢好幾倍。我也一樣。

“不識”和“不知”應該也是大腦重要的不安反應。對於我以及那些像我一樣的人來說，“不識”和“不知”是一件令人感覺非常難受不安的事情，我之所以這麼“作”就是因為我有太多的事情不知道，並且我覺得別人可以不知道但我不能不知道，於是只能在好奇與求知的道路上狂奔，久而久之，以至於都成了習慣，現在想停都停不下來。“不識”和“不知”原則上都會讓人感到不安，但是很多人覺得好奇與求知的過程太過難受和痛苦，感覺放棄才更安神，於是久而久之就習慣了“不識”和“不知”，這也是“求安”傾向。

“不確定”也是非常重要的不安反應。毛主席出兵朝鮮也想了幾天幾夜，毛主席在想什麼呢？我猜毛主席應該也是“不確定”，這麼大的一件事，決心不好下，一旦下了決心，也就沒有“不確定”的不安了。最常見的不安反應就是老婆或者女朋友老是不斷地反覆地問你愛不愛她，你堅如磐石，靜若止水，但她還是會時不時地冒出這個“打地鼠”式的問題，你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重複地回答，其實你只要知道她只是有點不安而已，想辦法讓她心安就行，千萬別讓她更不安。

性衝動也是大腦重要的不安反應，很可能是由神經遞質引發的，求安傾向會促使人類透過實施某種形式的性行為來消除這種不安。我猜人類正是因為這種進化所形成的性衝動才得以延續至今，人類要是沒有了性衝動，那肯定就滅亡了，因而性衝動的這種不安反應對於人類繁衍生息非常重要。女人說男人都好色，我想是的，我猜那些不好色男人的後代產量不高，以至於沒能熬過惡劣的自然環境，無法存續到現在，因而留下來的都是好色男人的後代。好吧，你就當個笑話聽聽吧。其實，性衝動只是大腦中某些神經遞質作用的結果，與人品無關。

（六）求安傾向

琢磨人性原本是我的個人愛好，自產自銷，自娛自樂，自己開心就好，要不是因為要寫這本書，真的是懶得去解釋，因為解釋人性絕對是一件無比困難的麻煩事，無數的智者哲人都做不到，我又如何做到，這件事讓我想想都頭皮發麻。當前我的重點並不是解釋人性，而是要快速建立一個意識模型，只有在建立意識模型之後我才能夠去解釋人性。

我以前從來都沒有想過將人性與意識模型聯絡在一起，但當我想明白人性就是求安時，我意外地發現不安反應可以是意識模型的執行動力，求安反應可以是意識模型的執行傾向，我的意識模型居然就這樣匪夷所思地完成了。

我所謂的“不安”和“求安”並不是人類的主觀感受，而是大腦裡的神經反應，尤其是“求安”，作為一種意識執行傾向，根本就難以被發覺，但它卻非常地重要，是自我意識的前提，是價值意義的基礎。只是人類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我猜想求安是一種神經反應，是神經訊號啟用記憶結構的神經反應，但這種神經反應帶有明顯的傾向，我稱之為求安傾向。求安傾向並不涉及明確的主觀願望，求安傾向只是神經反應的模式，究竟如何在主觀願望上表現出來得看我們大腦裡有什麼選項。求安傾向並不指向具體固定的選項，求安傾向是指大腦會選擇那個相對能消除不安的選項，要是隻有一個選項，那就這個選項了。

例如，肚子餓了要吃東西。嬰兒生下來後餓了就會哭，我猜應該是飢餓造成了大腦中不安的神經反應，這給了大腦繼續執行下去一個動力或壓力。這種不安動力首先會啟用有關哭喊的神經網路，於是嬰兒哭鬧；然後，當有東西放到嬰兒嘴裡的時候，由於大腦已經處在不安狀態之下，嬰兒對這個東西的觸覺神經訊號激活了大腦中關於吮吸的神經網路，大腦在求安傾向的作用下立即反應出吮吸動作。

我猜嬰兒剛出生時，大腦的出廠設定中已經有了關於吮吸動作的神經網路聯結，這時大腦裡還沒有不吮吸的神經網路聯結，因而不吮吸還不能成為一個選項。我看過很多嬰兒見東西就吸，根本就不去區分能吃不能吃，以致於很多父母都要買個奶嘴讓嬰兒吮吸，這很可能就是因為嬰兒的大腦裡只有一個選項，以至於他們只會固定地作出同一個反應。

嬰兒能做不吮吸反應一定是因為吮吸的過程中經歷了疼痛等不安反應。我女兒剛出生時一見奶嘴就會拼命地大口大口吮吸，但有一次奶粉泡得太燙，把她給燙了，然後我就見她再看見奶嘴時都會小心翼翼地先伸出舌頭輕輕地嚐嚐，感覺不燙後再大口大口地吸奶。那時候我就胡猜亂想，是不是痛苦可以改變大腦的反應結果，這個道理是不是就是懲罰制度的原理？我猜我女兒之所以後來看見奶嘴一開始不再大口吮吸的原因就是大腦的求安傾向，因為一開始就大口吮吸的印象會啟用疼痛的記憶結構，疼痛的記憶結構抑制了一開始就大口吮吸的神經反應。簡單地說，求安傾向很可能是大腦神經遞質作用的結果，我不知道我這樣的解釋有沒有效果。

據說西方哲學裡有一頭名叫布里丹的驢子，它行事非常理性，每當要做選擇或決定時，務必要讓自己仔細想清楚，以便該決定或選擇得到足夠強和足夠充分的真實理由的支援。某一天，它餓得發昏，到處找草料吃，誤打誤撞發現了兩堆草料，它們的大小差不多，鮮美程度也差不多。站在兩堆草料之間，這頭驢子犯了難：我該先吃哪一堆草料呢？我先吃它有哪些理由呢？這些理由真實且充分嗎？每當快要做出一個決定時，它馬上想到另一些理由把它否決了。於是，它在兩堆草料之間左思右想，最後竟然活活餓死了！

據說這是一個悖論，牽涉自由意志與因果決定論的關係。在我看來，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問題。飢餓肯定會造成不安反應，求安傾向會促使大腦做出消除飢餓不安的選擇，這個選擇的選項就是趕緊吃草，原則上我們的大腦裡不太可能存在一個不吃草的選項。但如果這頭驢子的大腦裡確實存在著比飢餓更大的不安，如果這個故事裡描述的“理性”真的強大得超過了飢餓，那麼這頭驢子確實是有可能活活餓死。

不要以為這種可能性不存在或者說很小，我覺得現實中這樣的情況比比皆是。明天就要考試，內心明明有看書的選項，但卻仍然沉迷在遊戲之中無法自拔；明明知道抽菸傷肺，明明知道喝酒傷肝，但我們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和理由選擇繼續抽菸喝酒；明明知道寫這本書很重要，但我還是一天拖一天地耗著，寧可打麻將也不願意坐下來想想怎麼寫；諸如此類，等等等等。這隻布里丹驢子明明知道吃草很重要，可是卻為“理性”所困，活活讓自己餓死，人們以為它愚蠢，但事實上我們比它更聰明嗎？好吧，去掉“們”字也行。

其實道理也很簡單，如果存在一個更大或更直接的不安，那麼我們就會忽視那個實際上對你更重要的不安。考試不過當然會不安，但考試不過的不安對於當下並不直接，對於當下更大的不安是不玩遊戲，因而在求安傾向下我們會選擇玩遊戲，而不是看書。抽菸喝酒傷肺傷肝，但傷肺傷肝的不安目前並不直接，什麼時候最直接？住院的時候才最直接，那個時候求你抽、求你喝，你肯定都不會抽、不會喝，但是現在不抽不喝你會更不安，於是你就會抽、就會喝。打麻將相對於寫這本書而言簡單多了，一共才五坎牌，一對將，湊齊了就胡了，過程輕鬆，比寫這本天底下最痛苦的書舒服多了，我當然選打麻將了。但是我又想要是我明天就死了，而這本書還沒寫完，那可怎麼辦？這會帶給我更大的不安，那好吧，要死也要先寫完這本書再說，我還是讓自己安靜一下，坐下來好好想想該怎麼寫吧。想想明天會死，今天寫書的痛苦感覺似乎消除了很多。

這裡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為什麼不打遊戲、不抽菸喝酒、不打麻將會很難受和不安？這種難受和不安的產生機制是什麼？這也是非常困擾我的問題。

小時候看電視劇《霍元甲》，知道鴉片是毒品，毒癮發作時，連霍元甲這樣的功夫大師都抵抗不了，何況我這樣的凡人。於是從小就對毒品有一種深深的畏懼，但對毒癮的機制我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猜毒品一定對大腦造成了什麼改變，是這種改變讓大腦形成了對毒品的依賴，沒有毒品的刺激大腦就受不了。後來我發現我們會對很多東西上癮。例如我喜歡打羽毛球，打完球感覺神清氣爽，我發現自己不能不打球，因為不打球我會非常難受。有些人喜歡下棋，一天不找人殺幾盤感覺這日子都沒法過了；有些人喜歡跳舞，傍晚要是不去廣場上扭幾下晚上睡覺都睡不著；還有些人喜歡追劇，管它有意義沒意義的，一天不追人生就沒意義；等等等等。我覺得我們大腦本身就有成癮機制，只是毒癮可能相對而言是太強烈了，嚴重破壞了大腦原有的平衡，從而造成了對大腦的傷害，其它的上癮雖然對大腦也會造成了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並未損害大腦整體的平衡，因而對大腦未造成嚴重的傷害，但如果癮太重，可能也會對大腦造成傷害。

我會在網路上看一些關於大腦結構的文章，但說實話我都看得模模糊糊的，感覺前不著村後不著店，對其中的內容我也說不清道不明，但這不影響我胡猜亂想。我猜動作電位和神經遞質在啟用記憶結構的過程中，突觸受體會感受到動作電位和神經遞質的刺激，並且會將這種刺激繼續傳遞。如果這種刺激感受是安靜的或者舒適的，那麼突觸受體就將這種刺激傳遞下去，我們可能會很平靜接受這種狀態；如果這種刺激感受是痛苦的或者恐懼的，那麼突觸受體也會將這種刺激傳遞下去，但可能就會對相關神經反應產生抑制作用，使我們不願意去做某事；如果這種刺激感受是快樂的或者愉悅的，那麼突觸受體將這種刺激傳遞下去，並對相關神經反應產生興奮作用，使我們更願意去做某事。

我猜當愉悅的刺激長期化，這個突觸受體一定會發生變化，可能會更強更壯更堅固，這可能就是上癮或者說習慣的大腦機制，但是當習慣一旦形成，若是下一次動作電位和神經遞質在啟用這個習慣的記憶結構時的份量不夠，原本習慣愉悅的突觸受體會感覺不適應，於是就會感覺痛苦、感覺難受、感覺不安。這是我瞎猜的，但也許是我看的文章裡已經有的，我已經分不清自己到底看了什麼以及到底想了什麼，我絲毫沒有剽竊他人成果的意思，要是確實是別人已經想到的，那就是別人的。

當我想明白這一點的時候，我想我弄明白了人類的情感與犧牲。在我看來，情感與犧牲是人類最複雜、最困難的問題。人類可以因為自身的不安去殺死自己，我覺得這還可以理解，但為什麼會因為某人或某事而毅然決然地選擇犧牲自己呢？雖然中華不缺英烈，這種犧牲我們司空見慣，但這種犧牲的大腦機制到底是什麼呢？

人們通常以為熱愛深愛是一種付出，是一種善意，是一種美德，可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熱愛深愛是一種依賴，是一種習慣，是一種上癮。我的想法很難理解，因此我也很難解釋。

我們之所以愛自己的孩子，首先不是因為我們對自己孩子有付出的意願，而是因為有自己孩子的印象對自己的大腦就是一種滿足，就是一種幸福。換句話，我們之所以愛自己的孩子，不是因為自己對孩子的好，而是因為孩子對自己的好。沒自己的孩子會給自己帶來不安，有自己的孩子就會消除這種不安，因而有自己孩子這件事本身就會帶給我們愉悅和幸福。這種愉悅和幸福的起點不是從有孩子的那一天開始，而是從你想有孩子的那一天開始，當這種愉悅和幸福長期化之後你就不能接受沒有孩子的狀態，因為大腦裡沒有孩子印象會感覺非常痛苦，而這種痛苦我們的大腦無法承受，若犧牲自己是一個保全孩子的選項，你會選擇犧牲自己保全孩子的。我看過一些影片，動物也會在自己孩子面臨被吃的險境下選擇犧牲自己保全孩子。我猜想情感機制可能是相對高階的大腦都有的一種機制，比較普遍，但非常重要。具有情感犧牲機制的物種相對會更容易延續下來。

我猜在大腦裡的神經反應可能是這樣，某人或某事帶給我們愉悅是因為突觸前膜裡的神經遞質中含有類似多巴胺等能夠讓突觸後膜受體感覺快樂的物質，由於長期啟用，這個突觸便越來越強壯，越來越堅固，並且一旦突觸前膜無法分泌足夠的快樂物質，突觸後膜的受體便會覺得痛苦，便會產生強烈的不安。其實，深愛與上癮的大腦機制完全是一樣的，只是藥物上癮可能對大腦神經元的破壞更大一些，更難以恢復。不安的程度也決定了求安傾向的強度，巨大的不安讓我們的大腦難以承受，以致於我們甚至願意選擇犧牲和死亡來消除這種不安。

從某個角度來說，情感與犧牲更像是一種“自私”，它的基礎不是付出和美德，而完全是因為自身的求安傾向！我說的“自私”只是上樓用的梯，過河用的橋，你要是能上得了樓，過得了河，你得抽了這個梯，拆了這座橋，不能真的以為是“自私”！我真心希望這種“自私”能夠代代相傳，不要因我的文字而受到損傷。

在我看來，休謨是西方哲學中最接近智慧的那個人，他好不容易將西方原有的觀念體系劃破了一個口子，可惜又被愚蠢的康德給縫上了。休謨在其《人性論》中有談到：

在我所遇到的每一個道德學體系中，我一向注意到，作者在一個時期中是照平常的推理方式進行的，確定了上帝的存在，或是對人事作了一番議論；可是突然之間，我卻大吃一驚地發現，我所遇到的不再是命題中通常的“是”與“不是”等連繫詞，而是沒有一個命題不是由一個“應該”或一個“不應該”聯絡起來的。這個變化雖是不知不覺的，卻是有極其重大的關係的。因為這個應該或不應該既然表示一種新的關係或肯定，所以就必須加以論述和說明；同時對於這種似乎完全不可思議的事情，即這個新關係如何能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些關係推出來的，也應當舉出理由加以說明。不過作者們通常既然不是這樣謹慎從事，所以我倒想向讀者們建議要留神提防；而且我相信，這樣一點點的注意就會推翻一切通俗的道德學體系，並使我們看到，惡和德的區別不是單單建立在物件的關係上，也不是被理性所察知的。

休謨在這裡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是”與“應該”的關係。我認為，“是”屬於“判斷”問題、“事實”問題，“應該”屬於“選擇”問題、“價值”問題，“是”與“應該”的關係問題實際上是“判斷”與“選擇”的關係問題，也可以稱之為“事實”與“價值”的關係問題。在我看來，這是個非常簡單的問題。

我認為，在“是”與“應該”之間，或者說“事實”與“價值”之間、“判斷”與“選擇”之間，人類大腦中存在著求安傾向，是這個求安傾向驅使我們作出了關於“應該”、關於“選擇”、關於“價值”的決定。換句話說，求安傾向是“應該”、“選擇”和“價值”的大腦意識基礎，只是我們至今還未發現意識活動中的求安傾向，因而這才有了休謨的問題。

休謨的重大發現被康德以什麼“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敷衍了事。原本我還蠻替休謨覺得可惜，但後來我發現西方文化根本沒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休謨的問題根本不可能在西方文化中找到答案，只有中華文化才有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小時候父親教導我說“百善孝為先”，我當然覺得父親說得對，但我也很好奇為什麼“百善孝為先”。父親說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什麼為什麼，既然我愛鑽牛角尖，那就自己去鑽吧。好吧，自己鑽就自己鑽吧，說實話，我對所有“天經地義”的觀念都飽含興趣，很想知道到底是怎麼個“天經地義”法。

後來我明白了並不存在什麼“天經地義”的觀念，所有的觀念都是在我們大腦中的不安動力和求安傾向驅使下產生的，但不安動力在前，求安傾向在後，理解這個順序非常重要。中華文化之所以產生出孝順的觀念，是因為不孝順的印象會讓人不安，所以我們的祖先在求安傾向的作用下產生了孝順的觀念；同樣的，因為不忠誠的印象會讓人不安，所以在求安傾向下產生了忠誠的觀念；因為無秩序的印象會讓人不安，所以就產生了秩序的觀念，就產生了規範和法律的觀念。簡言之，不安印象在前，求安觀念在後。

小時候我有兩大困惑，一個是“生動形象”問題，另一個是“團結同學”問題。那時候老師常常批評我“不注意團結同學”，反覆教育我“應該團結同學”，但我是一隻常年呆在深深井底的井蛙，早已經習慣了孤獨一個人，真的不明白為什麼要團結同學，這完全是一隻井蛙的知識盲區。孤獨不是我的問題，團結才是我的問題。

明白了求安傾向之後，我覺得雖然在求知的過程中還是孤獨一個人比較好些，因為會沒有干擾和牽絆，一意孤行，或許會走得遠一點，爬得高一點，或許會有意外收穫，但是在求生的過程中還是要儘可能地多團結些人才對，因為一個人的力量實在太弱小，如果沒有一個集體、一個族群作為支撐和後盾，我們連生存都是問題。我需要有人為我種田種菜，為我養豬養牛，為我打魚撈蝦，為我建樓蓋房，為我裁衣縫褲，為我造車造船，還得有人為我造飛機大炮、原子彈導彈、航母軍艦，還得有人為我站崗放哨、執勤巡邏、監督檢查，甚至還得有人為我上戰場，為我流血犧牲，……，要是沒有這些人我都不知道自己該怎麼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到這時，我才真的明白了為什麼“團結就是力量”；只有到這時，我才真心覺得一切損害團結的言行都是邪惡的，都是我們應該聲討打擊的物件，因為不團結的印象所激發的不安情緒讓我強烈地憎恨不團結。是這種情緒在決定著我們的觀念，我不知道我說了這麼多你能不能理解？有時我也會問自己，如果一定要在“民主”和“團結”之間分出個優先項來，求安傾向會作什麼樣的選擇？

我認為國家也是人類在“求安”的傾向上產生的，政治的核心也在於“求安”，不僅民眾要“求安”，官員也要“求安”，國內要“求安”，國際也要“求安”，戰爭是“求安”，和平也是“求安”，總之一句話，這世界上所有的選擇都是求安傾向的結果。有一個非常有趣的三門悖論問題，這個三門悖論出自美國的電視遊戲節目，由於該節目的主持人名字為蒙提霍爾，因而又稱蒙提霍爾悖論。大意是：

參賽者會看見三扇關閉了的門，其中一扇的後面有一輛汽車，選中後面有車的那扇門可贏得該汽車，另外兩扇門後面則各藏有一隻山羊。當參賽者選定了一扇門，但未去開啟它的時候，節目主持人開啟剩下兩扇門的其中一扇，露出其中一隻山羊。主持人其後會問參賽者要不要換另一扇仍然關上的門。問題是：換另一扇門會否增加參賽者贏得汽車的機率？如果嚴格按照上述的條件，即主持人清楚地知道，自己開啟的那扇門後是羊，那麼答案是會。不換門的話，贏得汽車的機率是1/3。換門的話，贏得汽車的機率是2/3。

這是一個讓我非常驚訝的答案，在我看來，這根本就不是一個悖論，而是一個完完全全錯誤。

據說全世界的人都認為這個問題存在三種可能，如圖E-01所示：

然而實際上存在四種可能，如圖E-02所示：

在圖E-01中的第1種情況，當參賽者選中門1的汽車時，主持人有開啟門2的可能，也有開啟門3的可能，這裡應該區分為開啟門2的情況和開啟門3的情況，也就是說第1種情況應該再分為兩種情況，因此，這個問題實際上存在了四種情況。如圖E-02，當參賽者最初選定門1時，第一種情況是主持人開啟門2，參賽者堅持選定門1，其得到汽車；第二種情況是主持人開啟門3，參賽者堅持選定門1，其得到汽車；第三種情況是主持人只能開啟門3，參賽者堅持選定門1，其得到山羊；第四種情況是主持人只能開啟門2，參賽者堅持選定門1，其得到山羊。綜上，結論是當參賽者堅持最初選項時，其得到汽車的機率為2/4，即1/2，而當其改變最初選項時，其得到汽車的機率仍然為2/4，即1/2，得到汽車的機率一點都沒有提升。

這個問題的詭異點在於三門任選一門的時候只有三種情況，為什麼當開啟一扇門的之後反而變成四種情況了？事實上，當開啟一扇門的之後一共存在六種情況，因為每種情況都有兩扇門可以開啟，所以三種情況就變成了六種情況。如圖E-03所示：

但是由於規則的限定，主持人只能開啟有山羊的那扇門，所以第3種情況和第6種情況被排除，因而只剩下了四種情況。

這個著名的三門悖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錯誤，但人們居然就沒發現。人們以為三扇門任意選擇一扇門，這裡有三種情況，因而開啟其中一扇門後仍然以為只存在三種情況。對於我而言，難的不是這個問題，而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大腦機制才讓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犯錯。我想說這是大腦求安傾向的思維結果，可是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說實話，這太難了！

（八）意識模型小結

我的意識模型簡單之極，只是由幾個猜想構成。“物質反應”是基礎，“啟用記憶”是主幹，“多層結構”是框架，靜態執行機制包括“固定聯結”、“互動形成”、“活動可塑”、“兩份對比”、“稀疏結構”、“區域性結構”、“強聯優先”，動態機制包括“多幀疊加”和“多層合成”以及“多幀為主”，“兩像聯結”是執行單元，“不安反應”是執行動力，“求安反應”是執行傾向。

然而，之所以這麼簡單並不是因為它真的這麼簡單。首先是因為認識的過程只能是從簡到繁，從易到難，一開始就太複雜不僅我寫不下去，而且你也看不下去，我必須先建立一個簡單的模型才能開始解釋；其次是因為我堅信“大道至簡”並一直堅持不懈地努力，只有我自己知道這個求簡的過程有多艱難，絕非你看到的這樣簡單。

即使有這麼一個意識模型，認識和理解意識的秘密仍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你沒有和我一樣或類似的記憶結構。我自幼就對自己的大腦充滿好奇，這個意識模型的雛形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形成，儘管當時它還無法以語言的形式表達，只不過是我大腦裡一系列的神經反應，主觀感覺是一些模模糊糊、說不清道不明的印象，但是我用了至少三十年去驗證，用了至少十年在琢磨怎麼表達，現在我的大腦裡到處充滿著關於這個模型的記憶結構，我把這個意識模型理解得像是天上的太陽和月亮一樣真實可信。人類的意識是個錯覺，我的這些認識和理解實際上也只是個錯覺，然而我卻只能用錯覺破解錯覺。

認識和理解意識的秘密，一定要改造和新建你大腦中的記憶結構，必須建立起一套全新的記憶結構你才有可能認識和理解意識的秘密。我知道這非常困難，困難來自於你大腦自身的不安和痛苦所形成的障礙和阻力，因此，認識和理解意識的秘密不是普通人該乾的事，若不覺得自己有非凡之處，我勸你還是別自找苦吃。破解意識的秘密是我這一生最大的困難，也是最大的樂趣，只是突破得了才有樂趣，突破不了就只有痛苦，想死的痛苦。

如何改造和新建記憶結構？必須要有全新的經歷和體驗。如何才能有全新的經歷和體驗？只能是想像！除了想像，別無它法，但無根無據的想像絕不會是件輕鬆的事，要不是因為實在太困難，意識的秘密恐怕早就被人類破解了。

我將用這個意識模型來解釋人類的意識，在解釋之前我們得先解決一個意識的基本分類問題。

（九）意識活動的基本分類

分類是人類意識認識事物的重要方式，基本分類的意義在於能夠最高效地認識事物，但人類的意識活動實在是紛繁複雜、千變萬化，如何進行分類那真是千頭萬緒、雲山霧罩，從來就沒人能夠說清楚過。

關於人類意識活動的語詞有很多，例如感受、感覺、感知、感觸、感想、感慨、感悟、感嘆、感激、感謝、感恩、感情、感動、感傷、感性、敏感、同感、性感、肉感、美感、好感、惡感、預感、靈感、、手感、觸感、口感、觀感、無感、責任感、使命感、歸屬感、失落感、自豪感、正義感、思想、思維、思辨、思考、思念、思慮、思索、思量、思潮、思慕、思路、心思、哀思、追思、深思、沉思、尋思、認識、認知、認真、認同、認為、認可、認清、認出、認得、認證、認字、認捐、認命、認錯、認罪、認罰、認定、承認、預設、自認、公認、否認、辨認、指認、確認、追認、識別、意識、知識、相識、見識、賞識、想象、想念、想法、想到、夢想、空想、猜想、假想、回想、理想、幻想、妄想、臆想、聯想、預想、狂想、知道、知曉、知心、知情、知足、無知、略知、通知、無知，等等等等，說實話，看著我都頭暈，該怎麼去分類呢？

我對什麼“潛意識”、“顯意識”的分類不屑一顧，對什麼“上意識”、“下意識”的區別懶得去管，我對意識的基本分類是獨一無二、匪夷所思的，因為我將意識活動區分為兩大類：感知和思索。

簡單地說，所謂感知是大腦對外部世界的反應，所謂思索是大腦對內部世界的反應。外部世界是什麼？既然我認為意識是大腦中的物質反應或者說是神經反應，而內部世界就是意識世界，就是大腦中的神經反應，那麼外部世界就是除了大腦中神經反應之外的那個世界，那個我們以為是“客觀存在”的世界，甚至還包括了肚子裡的咕嚕聲，胸腔中的憋悶，腦袋裡的疼痛，即使是發生在體內和腦內，但也仍然屬於外部世界，而不是內部世界。只有當它們被大腦所感知，激發了大腦裡的神經反應，它們才是內部世界的存在。

如前所述，我將感知反應分為四個階段：感受階段、傳輸階段、中轉階段和感知階段，感知是對外界的反應，必須有感官的參與。但思索不需要感官的參與，也沒有區分四個階段。思索完全發生在記憶層裡，是記憶層之間相互聯結啟用結構。

感知與思索最大的區別在於神經訊號的訊號源不同，感知的訊號源是外界刺激轉化成的神經訊號，思索的訊號源是大腦內部有意放電所產生的神經訊號。例如看見一個字是感知，訊號源是在視網膜上，是視網膜將外界光線刺激轉化成神經訊號激活了整個感知過程；想像一個字則是思索，訊號源是在大腦內部，是大腦內部產生的神經訊號激活了記憶層中的記憶結構，我們的大腦隨著記憶結構的聯結去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