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人們一直認為，只有透過武裝鬥爭或者外國軍事幹涉才能推翻不可描述，現在，這一假設正在面臨越來越多的挑戰。雖然非暴力行動的歷史很長，可以追溯到幾個世紀之前，而且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最近幾十年的事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證明了，非暴力行動並不僅僅是宗教和平主義者們所採用的一種有原則的見證方式。它是人們所能採用的最強大的反抗壓迫的工具。
把有美國支援的菲律賓馬科斯趕下臺的，不是左翼游擊隊新人民軍，而是在坦克前念玫瑰經的修女們，以及其他數以百萬計的人，他們讓大馬尼拉地區陷入了停頓。
把塞爾維亞領導人、臭名昭著的“巴爾幹屠夫”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趕下臺的，不是連續十一個星期的轟炸，而是由青年學生領導的非暴力抵抗運動，他們這一代人曾經在一系列與鄰國的血腥戰爭中流血犧牲，他們也能夠動員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各界民眾起來反對一場舞弊的選舉。
給南非帶來民主的，不是非國大的武裝派別。是工人、學生和市民們透過罷工、抵制，建立替代性機構和其他的反抗行動，使種族隔離制度不可能再繼續下去。
把東歐的不可描述趕下臺，把波羅的海三國從蘇聯解放出來的不是北約，而是波蘭的碼頭工人，東德的教會人士，愛沙尼亞的民歌演唱者，捷克的知識分子，以及數以百萬計的普通公民們。
同樣，海地的讓-克洛德·杜瓦利埃，馬裡的穆薩·特拉奧雷，尼泊爾的賈南德拉國王，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將軍，以及最近馬爾地夫的穆蒙•加堯姆，一旦這些暴君們明白了，面對大規模的非暴力抵抗和不合作時，自己無能為力，他們就會被迫放棄權力。
即使是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這樣的組織也承認非暴力行動的力量——自由之家是一個總部設在華盛頓的組織，與外交政策團體有著緊密的聯絡。自由之家在其2005年的研究中評論說，過去30年中，在將近70個從特殊體制轉型為不同程度的民主體制的國家中，只有一小部分是透過自下而上的武裝鬥爭或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實現民主的。幾乎沒有任何新興的民主國家是透過外國入侵實現民主的。在將近四分之三的轉型國家中，變革來自使用非暴力方法的民主的公民社會組織。此外，研究還指出，那些非暴力公民抵抗運動在轉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國家，往往有著更加自由和穩定的民主體制。
發表在《國際安全》期刊上的另一項研究使用的資料庫更大，該研究分析了1900年之後的323次爭取民族自決和民主政權的大型起義。該研究發現，這一時期的暴力抵抗只有26%是成功的，而非暴力運動的成功率則有53%。
從最貧窮的非洲國家到相對富裕的東歐國家；從不可描述到右翼軍事政權；跨越了各種各樣的文化、地理和意識形態譜系，民主和進步的力量已經認識到了非暴力行動在把自己從壓迫下解放出來上的力量。在多數案例中，這種力量並不來自對非暴力的道德或者精神承諾，這種力量僅僅是因為非暴力管用而已。
非暴力行動為什麼管用
武裝鬥爭即使是為了正義的事業，也會嚇到那些還沒有投入鬥爭的人，使政府更容易證明暴力鎮壓是合理的，也使政府更容易以保護民眾的名義使用軍事力量。暴亂和破壞也會使輿論反對暴力運動，這就是為什麼有些政府會僱用破壞分子來鼓勵這種暴力行為。另一方面，使用武力來對付非武裝的抵抗運動，通常會讓政府的對手得到更多的同情。非暴力反對運動就像那種叫“合氣道”（ aikido）的武術，能夠吸收國家的鎮壓力量，並且利用它來有效地化解掉作用於自身的力量。
此外，非武裝運動所能吸引到的參與者，要比你通常能在武裝的游擊隊中發現的那些身強力壯的青年男子的範圍大得多。運動發展壯大之後，就會有具有廣泛代表性的各界民眾參加。雖然大多數不可描述對於對付暴力起義有著充分的準備，但是要對付有老人、中年人和青年參加的大規模不合作行動，卻往往準備不足。當數以百萬計的民眾透過參加非法示威，舉行罷工，違反宵禁令和拒絕納稅來違抗政府的命令，或者透過其他方法來拒絕承認國家的合法性時，國家就不再掌握權力了。例如，在反對菲律賓馬科斯的“人民力量”起義期間，馬科斯失去權力，不是因為他的軍隊被打敗了，也不是因為馬尼拉卡南宮遭到了攻擊，而是因為民眾大規模地違抗他的命令，馬尼拉南宮成了整個國家中唯一仍然處於他的有效控制之下的地方。
而且，支援政府的部門往往也更加願意向非暴力的起義者妥協，因為他們掌權之後肉體傷害自己的對手的可能性較小。20世紀80年代末，當大規模的示威已經對智利軍政府形成挑戰之時，軍方領導人說服了奧古斯托·皮諾切特，他同意了非暴力的抗議者們提出的要求，就他是否繼續留任舉行了公民投票，並且在投票結果對他不利的情況下接受了這一結果。
非武裝運動還能增加警方和軍方人員背叛體制和不與體制合作的可能性，面對武裝的游擊隊時，他們一般會為了自衛而進行戰鬥，但是向手無寸鐵的人群開槍時，他們往往會猶豫。這種違抗行動，是東德、馬裡、塞爾維亞、菲律賓和烏克蘭等地的特殊統治垮臺的關鍵因素。非暴力的道德力量，對於反對運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能夠使公眾、政治精英和軍隊改變觀念。
非暴力是一種民主化力量
在許多案例中，那些擁有武裝的革命者們一旦掌權，他們自己就會成為特殊統治者，因為他們所接受的培訓是戰爭的重要性，“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以及以一個秘密的先鋒隊為核心的領導模式。此外，由於內戰往往會導致嚴重的經濟、環境和社會問題，因此新上臺的領導者往往會禁不住誘惑，在緊急狀態下抓取權力，之後他們又會不願意交出這些權力。阿爾及利亞和幾內亞比索在透過武裝鬥爭成功地贏得了獨立之後，很快就遭遇了軍事政變，不可描述游擊隊在許多國家取得了勝利之後，只不過是建立起了新的特殊統治。
相反，成功的非暴力運動需要在妥協和共識的基礎之上建立大聯盟。從這一基礎上產生的新秩序，往往是多元的和民主的。
自由民主並不保證能夠帶來社會正義，但是許多參加過支援民主的鬥爭的人，後來都會在領導建立更加公平的社會和經濟秩序的工作中起到關鍵作用。例如，20世紀80年代，主要由原住民工人和農民組成的非暴力運動，結束了玻利維亞一系列的軍人統治，這一運動為一場新的運動奠定了基礎，而這場新的運動使埃沃·莫拉萊斯及其盟友得以掌權。這帶來了一系列驚人的改革措施，給該國絕大多數貧窮的原住民帶來了好處。
非暴力運動往往能夠創造出可持續的民主的另一個原因，是運動過程中會建立替代性的機構，這會給普通人帶來力量。例如，波蘭的工人自治理事會侵蝕了不可描述在波蘭工業中的權力，雖然從表面上看，不可描述仍然在統治著這個國家。在整個南非實現民主很久之前，黑人城鎮中的民選地方政府和人民法庭，就已經完全篡奪了由種族隔離政權任命的行政官員和法官的權力。
最近，非暴力戰術所取得的成功，讓人們擔憂這些戰術可能會被有反民主目的者所利用。不過，一場以大眾支援為基礎的運動產生反民主的結果，實際上是不可能的。歷史上，地方精英常常在外國勢力的支援下，透過軍事入侵、政變和其他的暴力奪權手段來促進政權更迭，使反民主的少數派上臺。與之相反的是，非暴力的“人民力量”運動，則都是和平地實現政權更迭的，可能的方式是給大多數民主的支持者以力量。
確實，每一場成功的非暴力起義都是一場本地運動，要依靠民眾——他們的統治者不合法，制度不能糾正不義——來實現。相反，如果運動的領袖和議程沒有得到多數民眾的支援，非暴力起義就不可能成功。這就是為什麼2002-2003年，委內瑞拉石油工業中的某些特權部門發動的“罷工”沒能推翻由民主選舉產生的烏戈·查韋斯政府，而1978-1979年，反對伊朗國王的伊朗油田罷工得到了廣泛的支援，成為了推翻巴列維的關鍵。
非暴力運動是本地運動
與大多數成功的非武裝起義不同，伊朗在推翻了國王之後，又恢復了特殊統治。現在，強硬派神職人員及其盟友本身正在面臨非暴力民主運動的挑戰。伊朗就像大多數政府一樣，在面臨民眾的挑戰時，不是承認自己的失敗，而是企圖指責外部勢力煽動抵抗。由於美國在該國實行干涉主義的骯髒歷史——包括1953年，由中央情報局支援的軍事政變推翻了伊朗上一個民主政府——有些人確實把這些指控當真。然而，伊朗人從事非暴力行動已有幾代人的時間了，非暴力行動不僅出現在反對國王的運動中，還可以追溯到1890-1892年反對向英國讓步的抵制運動，和1905-1908年的憲政革命。關於這種公民抵抗運動，美國人沒有多少東西可以教給伊朗人。
用來自西方政府和基金會的資助來證明強大的西方利益要為非暴力起義負責，這種類似的指控也曾指向塞爾維亞、喬治亞和烏克蘭剛剛取得成功的民主運動。
然而，雖然外界的資助在幫助反對派團體購買計算機，印刷文獻，促進他們的工作方面可能很有用，但是在製造非暴力的自由民主方面，這種資助並不比前幾十年中，蘇聯向左翼運動提供財政和物質支援，用以製造不可描述武裝革命更加有效。
成功的革命，無論其意識形態傾向如何，都是一定的社會條件的產物。事實上，再多的金錢也不可能讓數以十萬計的人離開自己的住宅、工作崗位、學校和家庭，用自己的身體組成人鏈，以此來挫敗全副武裝的警察和坦克。他們必定是受到了強烈的變革願望的驅使，才會願意做出犧牲，願意承擔個人風險來實現變革。
革命無論如何都沒有外國政府可以設計出來的標準化的成功公式，因為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都是獨一無二的。沒有一個外國政府可以招募到或者動員起大量的普通平民，數量足以發起一場運動，能夠有效地對現有的政治領袖提出挑戰，更不用說推翻政府了。
現在，全世界越來越多正在為反對壓迫而鬥爭的人們已經認識到，武裝抵抗只會加重自己的苦難，而不能解除苦難。
從西撒哈拉到西巴布亞，再到約旦河西岸，人們從事非暴力抵抗運動，是為了反對外國的佔領。同樣，從埃及到伊朗再到緬甸，人們進行非暴力鬥爭，是為了從特殊統治下爭取自由。
最近的歷史已經證明，權力最終是屬於人民的，而不是屬於國家的；非暴力戰略比槍炮更有力量；而且，非暴力行動是一種建設性的，而不是破壞性的鬥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