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運動高潮，文化低潮

1953年的工作、生活，在緊張、繁忙而又充實、愉悅的過程中順利度過，可謂流年大吉。然而，事物的發展往往難以預料。進入1954年，許多事情就不那麼美妙了。

第一個變化是曾經熱氣騰騰的掃盲識字學文化的風氣大為冷卻，許多夜校處於半停頓狀態，甚至已名存實亡。只有人口較多的村莊和有專職群眾教師的村莊尚在堅持辦學，而學員人數也大為減少。其重要原因是社會情況有了許多變化。其一，迫切要求識字的人，許多已經摘掉了文盲帽子。年幼的都進學校學習。剩下需要學文化的適齡農民又因農活多，謀生忙，顧不上學習。其二，黨和政府推行的許多政策，農民口頭擁護，實際上心裡是不贊成的。土地改革最受歡迎，鎮壓反革命也真心擁護，參軍報國責無旁貸，掃盲識字文化翻身。凡此種種，農民無不踴躍參加，積極投入。待到改變生產形式，情況便不同了。成立互助組，土地、生產資料、生產工具都還是各家歸各家，好比變工互助，利大於弊。何況又是自願組織，不想參加的並不強迫。一個村莊有一兩個互助組就可算完成任務。所以民心也還安順。後來上面加緊推行“集體化”，走蘇聯老大哥走過的道路。不斷改變生產組織形式，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社。而且要求全體農戶都要參加。實在不願意參加的也可以不參加，但在村裡就成了另類，被孤立起來。所以不管願意不願意，最後統統加入。因為農戶多了，在勞動力、耕牛、農具的調配上、耕作時間的先後安排上就容易產生矛盾。又由於與合作社領導在關係上的遠近親疏，矛盾一定會發生。這種對土地和生產自主權利的逐步喪失，在農民心中就逐漸積累起不快。心情不好，哪裡還顧得上掃盲識字？

隨著生產組織的日益集體化，國家又實行嚴格的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強迫農民將餘糧賣給國家。如果真的只是賣餘糧，讓農民留夠自己食用的糧食和種子、飼料，那也還好。問題在於不是你有多少餘糧就賣多少餘糧的問題。而是國家下達指標，讓你賣多少糧食你就得賣多少糧食。後來稱這種現象叫“賣了過頭糧”。農民把糧食都賣了，自己沒有吃的怎麼辦？沒關係，國家再給你返銷糧食就是了。許多農戶因此而拿上了購糧本。這種徵購糧食的辦法對農民利益的傷害極大，幾近於剝奪。但是又不能反抗，因為這是恩人共產黨的作為，即使不滿也只能忍了。而且也無法反抗，各級政府、組織、領導，層層把關，人人負責。話說得不中聽都要批評，若是反抗，你還要不要小命了？這兩件事：生產不自由，糧食賣過頭，傷害了農民的利益。忍受之餘，便會冷淡、冷落、甚至冷漠。沒有了熱情，要想事業興旺豈非緣木求魚，水中撈月？能維持住已有的局面就不錯了。

為了堅定農民走合作化、集體化道路的信心，縣裡不知從哪兒弄來一臺鏈軌拖拉機，在城郊一塊地裡演練耕地給大家看。說，集體化後才能實現機械化。從四鄉八鎮組織來參觀的農村幹部群眾，眼見這龐然大物轟鳴前進，後面掛著的五張大犁鏵就將泥土耕翻過來，像船在水中前行翻波逐浪一樣，不由得嘖嘖稱羨，驚歎不已：這一臺拖拉機要頂多少頭牛啊！不搞合作化、集體化，各家各戶的小塊田地，還不夠這大傢伙轉身的。現場教育收到巨大的效果。不管是否還有疑慮和不滿，都只能接受那些正面的宣傳和教育。二十多年以後，實行改革開放，人們才明白，生產力的發展，生產關係的改變，都有它自身的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這些規律看似無形，其實可以探尋，它鐵定地存在著。如果驕狂不顧，必將付出巨大的代價，最終還得低下頭來承認失敗。而當時，群眾只能在理想和現實間忍受痛苦，長期煎熬，首先考慮的是生存，其次才是發展。當生存有了問題，其他便只能讓位。

第二個變化是人員星散，文化站不再是“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幹勁大”。1954年初，先是馬亞琨調縣識字運動委員會工作，後是傅殿卿調滄溪區文化站工作，袁家誕回到他的渭塘當專職群眾教師，仍有津貼可拿。其他群眾教師也直接由縣識字運動委員會管理，不再與文化站掛鉤。文化站就剩下我孤家寡人一個，單打獨鬥，著實冷清了不少。不過看似無助，實乃自由。我訂好工作計劃，有條不紊地進行。動靜有序，進退自如，有張有弛，不忘溝通，不敢懈怠。由於掃盲識字由各地專職群眾教師負責，我的工作只著重輔導、開展群眾文藝活動和文化宣傳工作，較前更單純一些，也更好做一些。生活上，思想修養方面，我更牢記古訓“慎獨”二字，不敢稍忘。

因為就剩下我一個人，我便又回到區政府食堂吃飯。實行糧食統購統銷的政策後，凡是吃商品糧的人員，也都由國家規定了糧食定量，各行各業有不同的標準。普通幹部每月30斤。當時肉、油、雞蛋等副食品尚未限量，30斤的定量也夠吃了。但是為了防止透支，食堂採取了吃飯限量的辦法。過去盛飯用小碗，想吃幾碗吃幾碗。現在改用大碗，由炊事員盛飯，不管肚大肚小，一律一碗。出差或外出則一律憑糧票用餐。

此後幾十年，做飯的炊事員，盛飯盛菜的大師傅成了中國社會最受人羨慕和尊敬的從業人員。不光因為他們不捱餓，而且因為他們決定你碗裡的飯菜多少，肉片有無。那執勺之手往什麼地方用力，用多大的力，挖深還是挖淺，手腕抖還是不抖，都大有講究，如果你曾注意過大師傅對不同的人確有不同的操作法，你一定會對他那神乎其技的動作驚歎不已。當然，不“以權謀私”的老實公正的大師傅也並不罕見。

這一時期我自費訂閱的報刊至少六種：人民日報、文藝報、人民文學、美術、新觀察、旅行家。後來把人民日報停了，改訂了一份地理知識。這些報刊是我的精神食糧，他們使我視野開闊，知識豐富，認識提高，心靈滋潤，不可須臾離開，不可一日或缺。只要有報刊書籍作伴，我就不會感到寂寞孤獨。讀古今中外那麼多作者的著作，不管是論文、是小說、還是詩歌或散文，都是在跟他們交流，讀到會心處會笑出聲來，會讚歎，會欽仰，會揪心，會憤怒，會傷心落淚，會血脈賁張，會蕩氣迴腸，會感動無涯。一般朋友、夥伴能使我有那麼多的感受嗎？而且以書為伴，可以由我挑選，想和誰親近，就取誰的書讀。不想讀時，合上書本就行，不用怕得罪對方。跟活人作伴能這樣隨便、任性嗎？所以以書為伴不僅受益無窮，而且可以率性而為，極其自在。

我那不多的工資因此而一剖四份，一份寄給母親，一份作伙食費，一份訂閱報刊、購買書籍，一份零花和派作它用。那時生活很簡樸，住在單位，不用交房費。點煤油燈，有辦公費買煤油，不用交燈火費。吃水用水，自己到湖邊擔去，沒有人跟你要水費。我不抽菸，不喝酒，不飲茶，也就不用為這些嗜好花錢。沒有戲看，沒有電影院看電影，娛樂費全免了。人情應酬在我這兒也是一概全無。至於賭博、偷情那些花費，就更是與我無干。進城洗澡只要 八百元（合新幣八分錢）。理髮在大堤邊一間理髮鋪，收費兩千元（合新幣兩角）。由於生活簡單，所以零花錢所費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