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與可以說是他晚輩但政治上“根正苗紅”的哲學家的關係，確實是一個饒有興味的話題。從這個視線遠望，似乎可以洞察馮友蘭在共和國初期中國哲學史發生變化的某些玄機。實際上，一個人學術思想的改變，不是刻意要拂逆於心，讓人覺得變的太快，而是形勢比人強。環境不同了，心境改換了，學問方式就要有些變化。在這“不同”與“變化”中，我說“形勢比人強”，其實“形勢”也是“人”製造的，只不過不是具體的某一個人，而是抽象的人的群體所形成的某種趨勢或氛圍。當然，也存在特定人的某些因素，對馮友蘭的學術思想有些影響，這個人就是哲學家艾思奇。

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艾思奇

我在閱讀謝本書所寫的《戰士學者艾思奇》（貴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時，有些枯窘的味道。史家在切入哲學家的內心世界時，缺乏哲學家的高明廣大與智慧，把本來死去了的艾思奇寫“死”了。讓人覺得艾思奇沒有靈氣、哲學創造不大氣，有的只是呆板氣與簡單資料羅列的“匠氣”。我想真實的艾思奇必定不是謝本書所端出來的這個樣子。如果按照《戰士學者艾思奇》所提供的思想線索探討馮友蘭與艾思奇的關係，只能是徒勞無功的。

艾思奇紀念館

艾思奇出生在１９１０年，１９６６年病逝，只活了５６歲。馮友蘭比艾思奇年長１５歲，似乎可以說是艾思奇的父輩。當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時，艾思奇離別人世，此時的馮友蘭７１歲，進入古稀之年，以後的命運也將是他一生最痛苦、最尷尬、最起伏的時期。這些，是已經死掉了的艾思奇所不知道了的。

艾思奇是以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普及化、大眾化而知名的，應該說，艾是黨內有名的筆桿子，他關於哲學的不少見解為毛澤東主席所吸納。艾思奇《哲學與生活》出版時，毛澤東給艾思奇寫長信說，“我讀了得益很多，抄錄了一些，送請一看是否抄錯的。”（《中國哲學》第一輯：毛澤東《給艾思奇同志的一封信》）而此前艾思奇出版的《哲學講話》後改名為《大眾哲學》，一版再版，讀者面很廣泛，影響很大。

艾思奇名著《大眾哲學》

就在艾思奇撰寫的《大眾哲學》風行讀書界時，馮友蘭所構思的“新理學”開始了運筆階段。而很有意思的是，馮友蘭《新理學》的最初一版石印本是雲南蒙自，”新理學”哲學體系的徹底成型是在雲南。而艾思奇則是雲南騰衝人。這似乎可以將兩位大哲學家的某些關係牽連在一起。

馮友蘭的名著《新理學》

馮友蘭對艾思奇沒有留下自己的回憶文字，但馮與艾在５０年代是有哲學接觸的。１９５０年成立的中國新哲學研究會，艾思奇是會中活躍分子，也是主要的組織人，馮友蘭作為這個學會的成員也參與了不少的學術討論，承擔了研究任務。１９５１年２月，中國新哲學研究會在北京召開“學習毛主席的‘實踐論’”座談會，會議的主持人就是艾思奇，馮友蘭、湯用彤、金嶽霖、鄭昕、沈有鼎、任華、楊獻珍等出席討論。

在１９４９年底到１９５２年，艾思奇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講演辨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社會發展史，給高校教授、學生的思想改造上了生動、深刻的一課。艾思奇在清華大學的大課講演，馮友蘭是聽了的，似乎印象不深。哲學思想體系成熟了的馮友蘭，對艾思奇的哲學演講，是否有“成王敗寇”的感觸呢？與馮友蘭不同的是，金嶽霖對艾思奇的回憶很真情：“他實事求是，公正、和藹可親，好像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先進與馬列的感覺。”（《金嶽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嶽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