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全球化的盛宴，被一隻黑天鵝攪局，各國還在驅趕黑天鵝，卻來不及收拾滿地的狼藉。

這隻黑天鵝就是新冠病毒（COVID-19）。全世界每一百人就有一個人感染新冠，美國累計確診人數超過1800萬，因疫情而死亡的人數已經趕超二戰，

儘管疫情已經出現一年，我們仍然不知道它來自哪裡，也不知道它去向何方。這場由新型冠狀病毒導致的全球疫情，讓全球化的弊端暴露無遺，對人類生產生活的影響無遠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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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裡德曼說，“新冠前後”將是歷史新的紀元——BC（Before Coronavirus）和AC（After Coronavirus）。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認為，“新冠疫情是一個震驚世界的事件。它將導致政治和經濟權力的永久性轉變”。

如果歷史有座標，這個新紀元的座標將會插在二戰以來的全球化程序上。新冠疫情在全球的爆發與持續，正是全球化的一種後果，因此，對過去幾十年突飛猛進的全球化，人們開始反思和批判，反全球化、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國家主義等各種思潮在世界各地抬頭，對原本脆弱的經濟更是雪上加霜。

自90年代以來，傳統左翼一直是反全球化的主力，核心訴求是要用民族國家的力量來節制資本，反對全球化導致的懸殊差異和文化變異。左翼反全球化力量雖然一直為非政府組織和團體主導，處於世界經濟邊緣地位，但是對全球化的弊端起到約束作用，推動全球化向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然而，2007年次貸危機卻為反全球化添加了更為強大的動力——作為全球化“燈塔”的歐美精英開始逆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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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7年次貸危機反映全球化失衡

2007年美國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市場動盪引發金融危機，在當年 8 月席捲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並最終在 2008 年 9 月演變成一場全球金融風暴。次貸危機表面上是信貸市場信用制度的內在脆弱性導致，但實質上根源於全球化下實體經濟和金融經濟的失衡。

二戰前後世界各國不同程度上實施凱恩斯主義來複蘇經濟，在二戰後 “消費主義”更以一種經濟理性和生活方式大行於世，成為第三波全球化的動力。這一波全球化是透過消費主義文化的擴散，來引導金融資本的擴張，實現資本全球化。

資本所到之處，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因技術水平差異和經濟結構差異形成“垂直專業化分工”的全球合作體系。20年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不久便取代日本成為亞洲區域生產中心，全球供應鏈也從美、德、日三大中心，轉向了中、美、德。

在這個合作體系中，歐美處於價值鏈的上游，中國等新興市場處於下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是出口導向型，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是過度消費型。在歐洲內部，以 PIIGS即葡萄牙、義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為代表的南歐國家是超前消費型，以德國為代表的北歐國家是勤勞工作型。

簡單理解，就是中國作為新興市場，固定資產投資過多過快，產能過剩的狀況一直比較突出，而美歐則透過提前消費，來消化中國的產能。但過早地透支消費力，會壓制未來的生產力和消費力。就像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膨脹，樓價高企，居民揹負龐大的抵押貸款，日常消費自然受到抑制，擴大內需也就無從談起。

更重要的是，提前消費必須依靠金融系統，這樣過量的提前消費累積的風險必然在金融系統形成危機。網際網路泡沫破滅後的美國，為刺激經濟，不是一般的提前消費，而是以極低的利率、零首付支援年輕人買房，這樣形成的次級貸款規模可想而知。次貸透過金融系統的傳導、放大，從房地產市場到信貸市場，都是一片“非理性繁榮”，最終在2008年引爆泡沫。

金融業已經成為美國經濟核心和引擎。據測算，1980年美國的金融資產總量為15.46萬億美元，約為GDP的5.40倍，2016年金融資產總量達到220.86萬億美元，與GDP之比擴大到11.89。1980年以來美國金融資產的年均增長率為7.2%，而GDP年均增速為2.6%，前者是後者的近三倍。2008年次貸危機之後，美國金融資產年均增速由當年的負值迅速回升至3.5%，而GDP的年均增速只有1.3%，可見美國金融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的狀況沒有實質性改變。

總之，全球化體系中面臨的種種失衡，在美國次貸危機中暴露出來，傳導至世界各地形成區域性危機，雖然各國透過量化寬鬆緩解了危機，但根本問題仍未解決，開始引發貿易保護主義與經濟民粹主義，尤其是在英美這些主導全球化的發達國家，其右翼力量也對全球化表示不滿，尤其是4年前英國“脫歐”與特朗普上臺，一般稱之為“逆全球化”。

2016年6月23日，英國舉行了“脫歐”公投。到歐洲新冠病毒爆發的前夕，2020年1月31日英國向47年的盟友說再見，正式脫離歐盟。一般認為，英國“脫歐”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對移民危機的反彈，是全球化過程中新的反全球化態勢。

英國“脫歐”公投後不久，2016年11月8日，政治素人、億萬富翁唐納德·J.特朗普 “出人意料”地擊敗被各種主流民調看好的前國務卿希拉里，當選第45任美國總統。無論是在競選活動中，還是在當選後實際施政中，特朗普不僅主張“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還多次公開宣告反對“全球化”和“全球主義（globalism）”，在貿易上推行了本土主義（nativism）政策，還針對部分國家顯著提高了進口產品的關稅，可能進一步造成各國爭相提高關稅的連鎖反應。

本來是經濟全球化的策源地和主導力量，但卻發起逆全球化潮流，這個時代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2、英美反全球化？

英美右翼“逆全球化”表面上是民粹主義，但實質是“馬爾薩斯陷阱”的逆反版。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指出，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就被人稱為“馬爾薩斯陷阱”。“馬爾薩斯陷阱”反映了農業時代人口增長與資源限制的失衡問題，如果沒有生產效率的突破性提高，就躲不過馬爾薩斯的詛咒。

現在英美等發達國家的問題是人口老化，導致勞動力不足和消費需求下降，因而放寬了移民入境限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年輕勞動力。但是這些移民對社會造成強烈衝擊，引發強烈反彈，從而造成移民危機。歐盟在這個問題騎虎難下，英國脫歐後，波蘭也因為抵制歐盟移民政策要跟歐盟說“拜拜”。

由於全球化已經深入各國政治、經濟各個層面，產業的全球化分工在日益深化，全球供應鏈將各國利益深度綁在一起，“去全球化”“逆全球化”說說容易，但要真正實施起來還是有著相當的難度。更何況，英美兩國有著悠久而濃厚的自由主義傳統。

工業革命以來，英國的底色就是實用主義，在“脫歐”公投後即開始以“全球化英國”為綱領開展經貿活動；特朗普主義的意識形態底色是極端的經濟自由主義，他的“替代版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希望以新的規則促進各國向競爭性國家（competitiveness state）而不是福利國家（welfare state）的方向發展。

從這個角度看，英美兩國現在的“逆全球化”，實質上是要建立另一套全球化，故不同於傳統左翼的“反全球化”。因此，英美的策略還是希望在現有全球化體系中來催生他們的版本，以免過於激進的操作損害脆弱的經濟。典型就是這兩年中美之間爆發的貿易戰，打打談談，誰都不敢推翻桌子真幹起來。

然而，沒想到一隻黑天鵝兀然闖入，掀翻了桌子。這場全球流行的新冠大疫情，無論是對於左翼的反全球化，還是右翼的“替代版全球化”，都提供了理據和實際操作的機會。新冠疫情下各國斷航封城，供應鏈阻斷，各國經濟遭受重創，這雖然不是各國想要的，但確是全面省思全球化的契機。

在此之前，美國就不想玩了，特朗普就退出了好幾個國際組織，而這場疫情毫無疑問加深了他們此前的擔憂，更加確認了他們此前的判斷。二戰以來這波全球化的策源地與主導方——美國——不想玩了，而歐盟，在移民危機和英國脫歐的打擊下已力不從心，現在則意興闌珊。

3、全球經濟離不開中國？

這次疫情暴露出的全球化弊端，讓世界看到美國主導的全球治理的失敗，也驗證了長久以來對供應鏈節點安全性的擔憂。經濟全球化基於供應鏈一體化和快速反應運作來實現，供應鏈上的關鍵節點（Hub）出問題，世界將會怎樣？

根據麥肯錫研究，2010年以來，中國對世界經濟的依存度在相對下降，而世界世界從貿易、經濟和技術三個層面對中國的依存度越來越深。這個趨勢在中國一些人看來，會更自信、更有底氣地認為全球經濟離不了中國，仍將是全球經濟復甦增長的主要引擎。但在歐美看來，對某個節點依存度越高，就意味著供應鏈風險越大，更何況雙方價值觀處於兩個平行世界。

時間不早不晚，疫情在全球爆發了，各國需求雪崩式下降，發往中國的訂單突然取消。過去高度依賴、密切協作的全球供應鏈網路，正在遭受全面的衝擊。供應鏈被阻斷，全球化被“隔離”。這場疫情毫無疑問加深了歐美資本此前的擔憂。

“供應鏈高度依賴中國”也容易引起歐美的警惕和反彈，英國《經濟學人》在“隔離之下的全球化”就指出這點，認為這是新冠病毒帶給世界的嚴厲教訓，即使病毒疫情很快過去，世界對中國依賴的警惕仍會加重。

不過，也有不少分析認為，全球分工的加深，尤其是中國供應鏈的完整和高效，已讓世界離不開中國。最近在金融投資界流傳的摩根士丹利觀點便是典型：

當前擔心疫情引發產業鏈搬遷之聲不絕於耳。我們的觀察角度不大一樣，我們跟產業鏈上的實際決策者—跨國企業們交流較多，發現這次危機其實會放慢貿易戰以來產業鏈的搬遷趨勢，而非加快。原因有二：

一，搬遷意味著新投資，但全球衰退陰霾無人願投。經此一役，歐美經濟估計需要兩年才能恢復原有的元氣，中國以外的拉美、東歐、東南亞新興市場不乏薄弱環節、易被疫情、匯率、債務三殺成多米諾骨牌，因此跨國企業未來一段時間的重中之重是保留現金、減少投資，而非新資本開支。我們的調研發現，原本一些公司在疫情前打算在中國以外投資設新廠，或者在其本國加大自動化投入，這些意向當前紛紛被延期。

二，以TMT產業鏈（標註：指電信、媒體和科技及其融合在一起的產業）為例，全球龍頭企業幾乎都認為，中國在復工時展現的管理能力，進一步驗證了它相對於其他新興市場的製造業優勢：在封城之後僅僅兩個月內，疫情受控，生產能力幾乎滿血復活，不論是紅黃綠碼技術應用，還是體溫、口罩、食堂隔斷等公共衛生管理，以及員工的配合度，都遠勝於其他潛在搬遷目的地如東南亞，後者目前正經歷更坎坷的生產停擺供應脫臼。

至於疫情之後的世界（所謂AC）如何，大家當前都是揣測，但有一點在跨國企業調研結果中較為明顯：疫情促使下一階段的產業更重視數字基建，即雲服務、IoT、遠端等。中國恰巧正在5G、資料中心、IoT等數字基建上加速，未來的商業基礎設施或許優勢得到加強而非削弱。

我們認為，大摩的觀點很有道理，但並不是樂觀的理由，原因在於：

對於第一點，目前因為還處在疫情期，不確定性很大，對企業決策的確有一定難度。以現在藥物研究及檢測技術的進展（疫苗研究的不確定性很大，暫且不論），歐美在明年應可讓疫情穩定下來；疫情過後，歐美各國對全球化及全球治理重新評估，政策及發展方向上開始明確，回遷戰略性產業、為本國創造就業機會，將是主要原則。那時候歐美企業決策空間雖然有限但會很明確。如果美日政府落實對回遷、搬遷企業的補助政策，更會強化這一態勢。

對於第二點，中國供應鏈的完整和高效，的確是中國最大的優勢（以前還有成本優勢，但前幾年就已經沒有了），現階段也是外資還猶豫不決的主要原因。但是，長遠來看，中國供應鏈的這種效率是不穩定和不安全的，對於歐美企業來說，不確定性非常大。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供應鏈，是在市場機制下自下而上演化形成的，在微觀上由眾多民營中小企業在供求關係下形成生態，但是目前民營企業成長環境堪憂。“市場演化中最有活力的行為主體，是中小民營企業；如果抑制了中小民營企業的活力，會在實質意義上抑制掉中國經濟的活力。”

其次，市場之外的不確定性因素也是現在外資的重點考慮，現在這次疫情基本確認了他們此前對產業鏈上節點安全的擔憂，再加上現在中國民族主義高漲，什麼東西都上綱上線，從早幾年的反日、反韓、到去年抵制NBA、最近抵制泰國，誰也不知道下一波抵制的是哪個外資。

再者，在全球產業鏈上中國處於中低端，優勢並不突出，而且沒有什麼核心競爭力。比如，因為新冠疫情全球對呼吸機的需求大增，但是有創呼吸機的核心零部件包括渦輪風機、壓力感測器、電磁閥等，主要的供應商來自於美國、瑞士、德國等地。對於歐美各國來說，無論是在歐美日還是利用新興市場，重組產業鏈都不是什麼難事。當然，這需要一定時間。

從韓國三星把產業鏈轉移到越南的例子來看，大概在3年左右。2017年初因為薩德反導系統國內開始反韓、抵制韓貨，樂天等韓資企業逐步撤離，三星也開始大幅增資越南，到2019年底三星的一級供應商在越南投資生產達到42家，這意味著三星的一級供應商幾乎都開始入駐越南。

事實上，全球產業鏈從2012年已經開始第五次產業轉移，從中國逐步向印度、東南亞等國轉移。不過，2017年前外資撤離中國，還是基於成本考慮，因此很少有產業鏈整體外遷的情況，但是2017年以來則是基於安全考慮不斷撤離，而且是產業鏈整體轉移。

因為從供應鏈的角度來看，安全性要高於效率，而外資對中國供應鏈的信任已經下降到最低點。尤其是疫情期間，廣東某額溫槍廠家的老闆，公然聲稱要在出口的額溫槍上動手腳，放倒更多的美國人。這種荒謬言論在網上並非個例，可以設身處地想見歐美如何看待中國出口產品。

4、全球化潮起潮落與中國的應對

基於以上的分析，對於目前的形勢，我們有如下結論：

第一， 全球化退潮已經是正在發生的事實，新冠疫情只不過把它攤在臺面上的黑天鵝。即使病毒疫情很快過去，也回不到從前了。外資撤離也是退潮過程中的一部分，我們需要認真評估其規模和影響。2018年末瑞銀對中國出口導向型製造商的首席財務官進行的一項廣泛調查也發現，三分之一的企業已在 2018 年至少將部分生產遷出了中國，還有三分之一的企業正打算這樣做，典型的公司是把其出口產品約 30% 的生產轉移到了海外。

第二，全球化有狂歡的盛宴，也有經濟蕭條的低谷，但不會終結。資本始終需要尋找最佳投資回報，而全球化透過比較優勢、規模報酬遞增是資本最能有效獲取最大利潤的方式，因此，從歷史資料（全球出口佔GDP比重）來看，全球化總是一波一波的發展。

▲全球化波峰與低谷

現代意義上的全球化是十六世紀至十七世紀以西班牙、葡萄牙等國主導的大航海時代，以殖民掠奪為特徵，中國在其後期加入，成為當時世界最大生產國家及白銀儲備最多國家。這一波全球化後經歷了一個較長時間的低谷，主要是歐洲30年戰爭及爭奪殖民地的戰爭。

第二波全球化則從十九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以英國為主導，中國在其初期被動捲入。其後經歷了兩次世界大戰，以損失幾千萬人的代價，來解決其遺留問題。

第三波全球化從二戰後開始，由美國主導延續至今，中國40年前加入，逐步深入直到成為“世界工廠”。

第三，每波全球化都會有發展失衡的問題，但最終要靠新的全球化正規化來解決。從現實來看，無論是對付新冠病毒這隻“黑天鵝”，還是收拾一地狼藉的經濟、民生，各國還是需要彼此諒解、相互信任，從紛爭中尋找共識，來達成新的全球化正規化。

40年前，中國切換到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正規化，歐美國家如何信任社會主義的中國，來與中國打交道做生意？當時中國對內啟動了關於外商投資的立法，在法律上確立外資的地位；對外，是透過以英美法系的香港作為信用背書，也就是信任的橋樑，如果投資有了糾紛，可以去香港仲裁。所以直到近幾年，還有差不多70%的外資要透過香港進入大陸。現在我們需要新的信任通道。

從控制疫情到疫後恢復的時間來看，我們要恢復外資信心，穩定既有外資和產業鏈，只剩下約3年的視窗期。這3年的視窗期，是因為疫情放慢了中美貿易戰以來產業鏈外遷趨勢，也是外資最後判斷、觀望的時間。否則，產業鏈一旦轉移轉移出去，要重建就基本不可能了，中國失去的不僅僅是就業機會，而是跳脫中等收入陷阱的歷史性機會。

▲世貿組織官網圖表：綠線為樂觀情況，紅線為悲觀情況

雖說還有3年的視窗期，但是現在就要行動起來。對於外資來說，現在需要的不是特殊政策與優惠，而是能給予戰略信任——可信賴的穩定的長期預期，減少未來的不確定性，才能增強外資對中國的信任。就全球貿易來說，應儘可能維持WTO的權威和多邊機制，認真履行貿易協議。就內部來說，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之外深入進行其他領域的改革，加強法治建設，打消外資和民營企業的疑慮，以內部改革的空間，換取全球化退潮的時間與空間。

同時也要為全球經濟衰退做最壞的打算，最好的準備。4月8日舉行的中共政治局常委會議著重指出了“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疫情和世界經濟指標，要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較長時間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這個“底線思維”，不僅是中央對全國上下發出的口號，從企業到個人來說，都要認真思考並落實到具體行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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