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學經常被人誤解。

因為王陽明的那句其實毫無深意的“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因為王陽明傳奇般的軍旅生涯，因為他的“龍場頓悟”，有些人雖然不知道心學的理論，卻想當然地認為心學是某種玄妙神奇的東西，一經掌握就可以超凡脫俗，甚至可以成為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做事無往不利。

是這樣的嗎？

我認為不是。

從哲學本身的價值上說，理學心學和佛教哲學、和康德一脈的形而上學相比，沒有太大的差別。它們是中國哲學史上承上啟下的重要一環，但不是能終結哲學史的絕對真理。

而且理學心學還是錯的。

理學心學認為，終極真理就是儒家道德。我們為什麼要父慈子孝？因為天地之間的終極規律就是這樣。人類要服從三綱五常，和一年四季變換、萬物生老病死、大地山高水流的背後，遵守的是同一個道理。

可是為什麼啊，中間的邏輯呢？

現代科學認為，人類之所以有“父慈子孝”，是後天社會制度的需要，而不是天生的本能。在動物身上，只存在養育後代的本能，不存在孝順長輩的本能。相反，長成年的雄性還會攻擊自己的父輩，為的是搶奪和雌性的交配權，這樣才能以最高的效率傳遞適宜生存的基因。

這要是在儒家看來，什麼？兒子揍爸爸就是為了霸佔小媽？還能有比這個更破壞綱常的事嗎？可是對不起，根據現代考古學、人類學、神經醫學的結論，這就是人的本能。只是被後天的社會道德壓抑了而已。

為什麼理學和心學家們會以為儒家道德正好符合終極真理呢？那是因為儒家道德在中國古代幾千年裡用來統治社會都行之有效。不講三綱五常，國家就亂，就滅亡。這經驗自打從中國有歷史記錄以來，就沒不靈過。用咱們現在的話說，那時的人們認為儒家道德是“顛撲不破的真理”。

可是在有了現代化的通訊和交通技術以後，這個真理早就被顛撲破了。美國沒有“君為臣綱”，美國小販敢在白宮門口跳著腳罵總統全家是狗孃養的，總統見了還得給人家露笑臉兒，這美國國亡了嗎？我們現在沒有“夫為妻綱”了，姑娘們敢揪老爺們兒的耳朵刷著男人的信用卡還順手養了仨備胎，這天下大亂了嗎？馬路上，倆大姑娘穿著小背心光著大白腿手拉手的走，走一半相視一笑，“叭”，打個啵兒，這簡直就是儒家眼裡的群魔亂舞，這地球毀滅了嗎？

“綱常千萬年，磨滅不得”，其實綱常在現代社會里，早就磨滅得差不多了，反倒是“人人平等”這樣反綱常的價值觀更被人們接受。在這個沒有儒家綱常的世界裡，非但沒有亡國滅族，反倒有更加開明的政治、更加健全的法律、更加豐富的文化、更加發達的科技、更加美好的生活。

這顯而易見的事實狠狠地抽了理學和心學一記耳光，為什麼還要崇拜它們呢？

在談論理學和心學的時候要記住，它們是從儒家道德而來，向儒家道德而去，從始至終都沒離開過倫理道德。然而道德這件事，不光是儒家研究，全世界學者都在研究，在西方這門學問叫“倫理學”。理學心學用形而上學去解釋道德，這事兒也沒什麼了不起的，歐洲哲學家們也這麼搞過，有名的如康德。而且西方人研究了一段時間，發現這麼搞是不對的，現在很多人已經不用形而上學來證明倫理學了。現在的倫理學，有一套更為成熟的研究方法，而且還在不斷地發展，那有什麼理由不用最新的最好的辦法，反倒去無條件地崇拜古人站不住腳的結論呢？

那我們退一步，說理學和心學最起碼在古代是偉大的，是儒家社會定國安邦的偉大學問，可不可以？

這也很勉強。

我們說過，儒家對古代帝國有用，是因為道德統治在古代是最有效的。那麼，理學和心學對道德統治提供了什麼幫助？

理學和心學在理論上強化了儒家道德的合法性，證明儒家道德是天經地義的（而且還證錯了）。如果當時有知識分子在理論上和儒生辯論，這套證明是有用。

可是，強化意識形態其實沒這麼麻煩，只要朝廷規定科舉考試必考《四書》《五經》，誰敢反對儒學我就抓你，這就足夠了。宋時曾有一段時間，官方打擊理學，說理學是“偽學”，想做官的書生人人都罵理學，這宋朝也沒大廈傾覆，儒家道德還是如日中天，宋朝還不是一樣用儒家制度統治著？

對於老百姓們來說，這番證明更沒有用了。有哪個老百姓懂得你們這番複雜的東西呢？統治者用不著向老百姓證明什麼，只需要多把幾個違反道德的人繩之以法，再多修幾座關帝廟和貞節牌坊就夠了，這和理學心學也是無關。

其實，恰恰是理學的宋朝和心學的明朝，是中國歷史上政治經濟搞得最焦頭爛額的兩朝。

宋朝把理學列為官方學說以後，沒能重振朝綱，反倒是被完全不學儒學的外族政權摧枯拉朽般平蹚了。明朝心學流行之後，也沒能抵外辱安內亂，反倒是內憂外患全都一起來了。您心學厲害，您倒是振振朝綱啊？您倒是用心學生產二斤糧食，殺幾個敵軍啊？

試想那個整天被政務軍情搞得心急火燎的崇禎帝，如果送他一個當世最偉大的心學大師，讓大師給他指點一番，那個心學大師會教給皇帝什麼？更有效的稅收政策？安撫農民軍的好辦法？關寧錦防線的部署方案？耐旱作物的種植推廣？新的盔甲製作工藝？當心學大師搖頭晃腦地說什麼“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的時候，崇禎帝會不會直接讓人給他叉出去，讓他少瞎耽誤工夫呢？

學了理學心學，的確可以提高人們對儒家道德的信念，可是光有信念又有什麼用呢？明末以死殉節的儒生是很多，可這麼一幫不懂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農業學、只知道以死殉節的臣子，對帝國又有什麼用呢？所以那時的儒生才批評理學家說：“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

南宋的真德秀和魏了翁都是歷史上有名的大理學家，在當時並稱二賢。其中真德秀編纂的《大學衍義》更是理學中的名著。南宋末年，國家經濟幾近崩潰，物價高漲。當這兩位大學者出來當高官的時候，百姓都充滿了期待，希望他們能一改局面。誰知到這兩位大理學家上臺後就大講什麼“正心誠意為第一義”，大談《大學衍義》，成天講理學，可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情況一點改善都沒有。無知的老百姓哪懂什麼理學的精妙奧義啊，一看生活沒有改善就不幹了，民間傳誦“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的俚語，諷刺這兩個大學問家辦事像麵條一樣糊塗。

明末清初的時候，黃宗羲、顧炎武這些大知識分子發現搞了半天理學心學，結果反倒是國家裡外一團糟，儒家王朝倒被“夷狄”征服了，事實證明理學心學只能誤國不能強國，因此他們對理學心學都有強烈的批判情緒。顧炎武就批評說：“昔之清談，談老莊。今之清談，談孔孟。”

同樣的道理，就像禪學不能提高個人的工作能力、經商能力和社交能力一樣，理學和心學也提高不了個人的能力。

一個合格的禪宗學者，他看到的是萬物性空的本質，看到工作也是空，商業也是空，人際交往也是空，完全不在乎這些事。上班對他來說是上不上班無所謂，經商是賺不賺錢無所謂，社交是你喜不喜歡我無所謂，你覺得我無禮我還覺得你執著於色相呢。他不會成為成功人士，反倒是一個世俗標準下的失敗人士。

一個合格的理學心學學者，他看到的是萬事萬物都必須遵守儒家道德，工作也要遵守道德，商業也要遵守道德，人際交往也要遵守道德。工作對他來說必須遵守仁義禮智，經商對他來說根本不屑於為，社交對他來說必須遵守三綱五常。要他來參加現在的社交晚宴，他的反應應該是跳上桌子指著一屋子雜處的男女痛斥道：“你們違反了亙古不變的真理，你們都是一群禽獸！”他也不會成為成功人士，他只會成為世俗標準下的怪物。

那理學和心學有什麼用呢？

前面已經提到了：

理學和心學從形而上學上證明了儒家道德是絕對真理。這對於老百姓沒什麼意義，但是對於知識分子來說，這給他們提供了一個可以用來追求的精神目標、可以提供庇護的精神家園。

一言以蔽之：理學和心學雖然不能改變世界，但是能給人精神信仰。

這當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

這是因為，人有一個與生俱來，極難擺脫的困境：

人的慾望無窮，但人的能力有限，因此人必然會遭受痛苦。

這個痛苦，是人類擺脫不掉的原罪。窮困如百姓，會為了身體肉慾徹夜哀嚎。富貴如帝王，會為了終有一死整日憂愁。

人類的很多高階的文化活動，都是為了擺脫這份痛苦。

比如，佛教，就用消除慾望的方式來消除這痛苦。

基督教，用永恆的博愛來抵消這痛苦。

儒家，用亙古不變的道德來抵禦這痛苦。

單說儒家道德。

有一份道德在心中，可以幹掉很多世俗中的痛苦。比如再忍受窮困、飢餓和屈辱的時候，一想到自己此時的所作所為符合最高的道德境界，心中很容易升起一股崇高感。那就會覺得自己所受的苦難都物有所值，受苦就等於在心目中的那個道德系統裡給自己加分。苦難有了回報，也就不顯得那麼苦了。

當意識到這份道德比死亡更重要的時候，那麼為道德而死就變成了一樁划算的買賣，那為道德而死還佔便宜了呢，有什麼可怕的？既然死都不怕了，現實又有什麼可怕的？

遠的不說，單說近代無數為革命犧牲生命的先烈。要知道，他們都是唯物主義者，不相信死後有來生，認為自己死後將會面對絕對的虛無，什麼共產主義的美好未來、什麼中國的明天，他們一死，就什麼都見不到了。

那他們為什麼不怕死？

只因為他們相信，有比死亡更重要的道德標準。為了革命道德而死，是划算的。

且不說為國犧牲這麼大的事吧，就只對個人幸福來說，內心堅信一種道德，要比那些沒有信仰，只知道追求物慾，又不得不在慾望和現實的矛盾中永嘗痛苦的人們快樂多了。

這就是儒家道德為了個人幸福所能做到的。

試想在滿人入關的時代，漢人儒生們一定會覺得萬分痛苦：這又到了夷狄遍地的亂世了。假設這個時候，有一個不懂儒學的女真將領，把一個儒生全家都綁起來，當著儒生的面把他的家人一個一個殺死，男女老少橫屍遍地。然後把滴著親人熱血的刀口架在儒生的脖子上，對這儒生說：“下一刻你就要死了，在你死前我要告訴你，你們的皇帝已經死了，你們漢人的國家亡了，你們的儒學也到頭了，你堅持一輩子的儒家道德百無一用，我們在未來要建立一個沒有儒學的世界！”

這個時候，儒家道德該怎麼安慰這個儒生，讓他不怕死呢？

這個儒生必須在心裡堅信，在心裡大喊：“不！儒家道德是亙古不變的真理！你殺了再多的人也沒有用，儒家道德超越一切刀槍、一切意識形態，用任何手段都摧毀不了的，她就像宇宙星辰、山河大地那樣，會永存下去！”

這一瞬間，他才能給自己安慰。

理學心學的最大作用，是用精妙的理論證明儒家道德是永恆不變的終極真理。讓學者相信，為了理學心學而活，就是人生最大的意義。就算人生遭遇苦難，就算國家淪喪，就算宇宙毀滅，儒生所堅持的這份真理都能永恆存在。

找到了這麼一件事，人還能痛苦嗎？

王陽明領悟心學的關鍵一刻在“龍場悟道”。這事發生在什麼時候呢？王陽明是個儒家書生，他的人生目標當然是當大官，掌握權力，然後按照自己的理想去治理國家。在龍場悟道之前，王陽明都挺順利的，考試、當官，事業一帆風順。最後當上了國防部人事處處長。中央大員啊，不算大權在握也算小權在握啊。但是過了不久，王陽明得罪了劉瑾，直接從中央大員變成了偏遠地區貧困縣的郵政局局長，這是一個全國最小的小官。

我們知道，劉瑾這種宦官沒文化，內心無比自卑，心眼特別小。得罪了他的人除非主動去給他舔鞋，否則沒機會讓他回心轉意。這就是說，只要劉瑾不下臺，王陽明這輩子的仕途就完全葬送了。什麼儒家道德啊，什麼光宗耀祖啊，所有理想和個人名利全都沒了。當時的王陽明，從意氣風發的青年才俊一下子成為一個徹底的loser。

簡單說吧，就是王陽明這輩子已經完蛋操了。 然後王陽明就龍場悟道了。 王陽明在悟道之前，他受到了最強烈的打擊，類似於前面講的那個在刀口之下的明末儒生。他對現實完全無能為力，他在客觀世界裡已經無法拯救自己，他迫切需要在主觀世界裡拯救自己。

也就是說，他需要讓自己相信，自己所作所為符合最高階的、超越一切官場沉浮名利得失愛恨情仇的、亙古不變的真理。

這時候，最好的安慰他的東西就是心學了。

心學給了王陽明什麼？給了王陽明安慰，給了他堅強的信心，讓他在儒家的形而上學上建立了一個新高峰。除此之外，就沒再給什麼了。

王陽明在悟道之後，打了幾場勝仗，但這些勝仗和心學沒有什麼關係，王陽明也沒給軍事史留下什麼深刻的思想。悟道以後，王陽明雖然在學術上出了名，但他沒能用心學把國家改造成儒家的理想社會——後來的泰州學派還差點把國家給顛覆了。更不用說，之後的心學也沒給大明王朝糧食和軍隊，只給了一群“臨危一死報君王”的道德犯。從儒家的理想上說，領悟了心學的王陽明仍舊是失敗者。

所以，精神上的事就讓它歸精神吧，非要把純精神上的冥想拉到物質世界來，結果只能是不倫不類。

如果想不明白這層道理，就有可能變成這樣的人：星期一早晨，好不容易擠上了人肉貼人肉的地鐵。晃晃悠悠間突然想起了守仁先師“知行合一”的教誨。於是一隻手扶著橫杆，一隻手艱難地掏出《傳習錄》。一邊搖頭晃腦地誦讀，一邊用餘光藐視著車裡的芸芸眾生，為他們不曾領略過守仁先師的奧妙絕學替他們感到深深的羞愧。恍惚間，似乎真有一種超然於世的奇妙感覺。然後呢？然後快到站的時候突然驚醒，把書胡亂捲成一卷，在雞蛋灌餅和燒餅夾裡脊的味道中拼命向門口擠去：

“動動誒！動動誒！不下車還都堵門口……我說先下後上您別往裡擠呀哎呦喂！”

您倒是用您的心學來個閃現啊。

最後總結一下：

不僅是理學和心學容易被誤解，實際上，整個“國學”都存在被誤解的情況。

這是因為，中國文化的傳統是崇拜古人。古人就一定非常了不起，古人說過的話，一定蘊含著偉大的哲理。這傳統實在是太強烈了，以至於就算古人說的是淺顯的大白話，後人也非得在其中使勁挖掘出什麼深刻的道理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