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秀麗、李小云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
【導讀】世界正處於新舊秩序轉換的關鍵期。隨著全球性的社會運動、疫情危機、大國對抗等事件接連爆發，人們開始反思“全球化”，進而重新審視“發展”這個看起來理所當然的概念。本文作者將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想和話語建設，定義為“發展知識”的塑造過程，它是全球秩序形成和重塑的一條隱形線索。在這套話語中，非西方世界成了西方人眼中“未開化和不文明的野蠻人”。而當前全球治理中流行的發展知識，也只是在二戰後的特殊時空背景下，由美國主導的一種政策選擇和理論結果。今天，這套話語正面臨舊識有餘而新知缺乏的困境：一方面，中國、印度等一批非西方國家在迅猛發展中積累了大量新經驗，無法用傳統的發展知識來解釋；另一方面，各種新型國際發展合作和南南合作平臺也相繼出現，但卻缺乏相應的理論支撐。
作者認為，這正是中國總結和運用自身發展經驗，提供更多元的“新型發展知識”的視窗期。中國的理論努力方向在於：首先要回應“什麼是合意社會”，它既包括對一國發展模式的想象，也包含對新的全球秩序的想象。這意味著“人類命運共同體”不能停留在理念上，而要有相應的新型國家觀和全球秩序觀。其次要回應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既定秩序下，動員自有資源、整合外部力量、探索發展路徑，從而重塑國際發展秩序。
發展知識：
全球秩序形成與重塑中的隱形線索
當今全球秩序正面臨深刻轉型，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GDP佔全球比重已超過一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80%，而在“二戰”後初期這一數字還微不足道。物質力量上的變化帶來了本體論和認識論上的變化，傳統的“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二元分類的邊界逐漸模糊，“二戰”後形成的一系列諸如“中心-邊緣”“發達-不發達”等概念體系對現實的解釋力日趨下降。
然而當今的學術體系仍然處在傳統發展知識超供、新型發展知識短缺的狀態。雖然中國、印度、巴西等非西方區域和國家自“二戰”後，尤其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迅猛發展中積累了大量的經驗，但新制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相結合的主流發展話語對此卻無法處理，諸如民主治理、自由市場、人權等漫遊全球的現代性表徵概念難以完全解釋這些新興南方國家複雜的發展軌跡。另一方面，雖然各種新型國際發展合作和南南合作機制平臺相繼搭建起來，比如“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新開發銀行的設立等，但無論是在宏觀戰略制定層面、中觀機構管理層面，還是在微觀基層實踐層面，都缺乏富有國際溝通力和影響力的敘事指導和理論支撐。在此背景下，我們亟須探索新的替代性敘事框架來把握這一重大全球轉型過程，而其核心就是對“發展”概念的理解與闡釋。
在中文語境下，“發展”一詞已成為四十多年來政策常用、大眾熟知的時代關鍵詞。在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黨代會報告與政府工作報告中，“發展”一詞都長居榜首，可見其在中國官方語境下的重要意義。然而在英語世界裡，發展（development）的含義卻在戰後幾十年裡逐漸侷限於對外援助、國際發展機構等議題中。這使得許多中國讀者充滿疑惑：“發展”和“援助”為何關係如此密切？事實上，回溯歷史上的英語文獻可以發現，發展研究與援助研究的重合是“二戰”之後才出現的，而發展研究本身所包含的有關人類社會願景構建的探究，有關多元發展方式、不同發展主體以及複雜發展機制等維度的宏大理論關懷卻被長期忽視了。因此，本文以歷史回溯為主線，試圖還原出發展知識在現行全球秩序形成與重塑過程中的重要角色，挖掘數個世紀以來全球秩序形成與重塑過程中的這條隱形線索。
▍一種追求合意社會的進步觀念
事實上，自從18世紀啟蒙運動開始，進步與發展的觀念已經深埋於西方社會的思想基底之中，成為其認知自身與外部世界關係的思維框架。發展思想的早期萌芽主要是西方世界關於自身社會如何在宗教改革、工業革命以及實證主義思潮不斷興起的背景下追求社會進步和維繫政治秩序的思考。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鳩、孔多塞、亞當·斯密、黑格爾、馬克思、涂爾幹和韋伯等思想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參與了這一發展思想的奠基過程。在當時科學對神學祛魅、主體意識和理性意識不斷覺醒的過程中，人類逐漸在時間維度上構建出理性可及、經驗可察的線性歷史想象，進步（progress）與發展（development）的思想逐漸萌芽，並透過民族國家的構建、市場經濟的發育、工業資本主義的內部深化與外部擴張等實踐形態，在19世紀確立為公眾認知版圖中的主流。19世紀的英國新興小說如《我們如今的生活方式》等為瀰漫進步時代的情感結構提供了詮釋。
發展思潮從萌芽到確立實際上建立了一套現代人看待世界演化和社會變遷的新型價值標準：在前工業化時期，無論是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還是聖·奧古斯丁的歷史神學，大眾都是以生物體從誕生、鼎盛到衰落這樣迴圈往復的思維模式來理解社會變遷的。從馬基雅維利的著作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認為人的主觀干預能帶來社會積極的變化、延緩社會衰敗的程序，但最終卻無法阻止社會有機體必定衰亡及新生這樣迴圈往復的過程；歷史是神聖的天意，而非人力所決。而在啟蒙時代，這種傳統的社會迴圈演化觀被自由主義傾向的無限進步觀所取代。霍布斯描繪了人類社會從狩獵、遊牧、農耕，再到重商四個階段不斷進步的藍圖，並認為透過窮國和富國的貿易，取得這種進步是可能的。這種觀點中蘊含著人類可以無限改善自身的假設，但這種無限進步觀隨後被法國大革命所帶來的政治混亂和工業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社會失序所挑戰。馬爾薩斯關於人口增長的論點也進一步挑戰了無限改善的進步觀，他同時還質疑亞當·斯密透過國家財富增長可以改善所有人生活的觀點。根據霍布斯·鮑曼對英國曆史的回顧，19世紀30~40年代，英國基本完成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但這也是其社會和政治最為緊張的時期，財富分配不均不斷損蝕著經濟發展的基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美國進步時代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原始的毫無節制的無限“進步”觀被更加現代、注重人為調整的“發展”觀所取代，即認為社會改善如果僅僅依靠自然過程是不夠的，而需要刻意的人力干預才能取得更加良善的成果，這為後來的託管制度、發展規劃、發展援助等社會實踐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總而言之，對於人類社會演化總體方向的構想是發展知識的最初形態。它隨後演變為各種發展理論，並透過民族國家的建設、市場經濟的發育、工業革命等實踐進一步推進，成為全世界近三四百年來最為核心的時代主線。英國發展學者Thomas曾對歷史中不同的發展理念及其相應的“合意”社會形態譜系進行了梳理。
從中可以看出，發展事實上承載了人類邁入現代社會後對於合意社會的一種願景，以及對於如何推動社會變遷來實現這種願景、誰來負責推動社會變遷等一系列社會建制問題的深度思考。如今耳熟能詳的經濟增長理論、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新自由主義、發展型國家、參與式發展，以及後發展主義等發展理論流派的思想都能在此譜系中找到位置。比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盛行一時的新自由主義，其背後的合意社會形態想象是透過推動資本主義的自主發展來實現現代工業社會和自由民主，其發展主體是私人部門，這股思潮認為發展的本質就是資本主義自發的過程；與之不同的是，更加富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結構主義和替代發展模式，則在反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框架下，更加註重合意社會需要透過除了資本主義之外更加綜合的途徑來實現現代工業社會，爭取所有人和所有團體的潛能挖掘，並強調國家，或社會運動在發展中的作用，發展的本質也被認為更多地透過發展規劃實現社會轉型，為社會大眾賦權的過程。總體來說，為了追求合意社會的構建，並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自由主義（liberalism）、保守主義(conservatism)和社會主義(socialism)這三種政治理念都是隨著發展思潮的確立而濫觴的，其背後所對應的三種價值觀分別為自由（freedom）、秩序（order）和正義（justice）。
▍一種構建“中心-邊緣”全球秩序的知識建制
現代發展觀念為西方社會演進鋪設了具有向量的時間軸線，指明瞭“發展”的方向，並強調在此發展過程中人的主觀能動性、實驗方法、科學分析和理性的力量，而不是依賴神蹟的啟示。眾多社會發展階段分類法由此而生，比如馬克思的從“原始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涂爾幹的從“機械團結”到“有機團結”、韋伯的從“傳統型社會”到“法理型社會”等，但這些劃分總體來說主要用於刻畫西方社會自身遭遇工業資本主義發展後所詮釋和設想的縱向演進過程。到了19世紀中後期之後，隨著以英國為代表的海外殖民開發程序的不斷推進，發展知識的內涵開始從時間維度向空間維度拓展，從西方中心往非西方邊緣拓展。
1494年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兩年後，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國簽訂了《托爾德西拉斯條約》（Treaty of Tordesillas），這是歐洲人第一次在地球版圖上對世界劃分勢力範圍。但僅憑地理空間的劃分、條約的簽訂和武力的征服尚不足以建立世界秩序，更重要的是構築一個文明秩序的等級結構，這不僅需要透過話語的建立，還需要透過話語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實踐不斷在人們心中勾勒文明和野蠻秩序的經緯。
西方發展知識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比如將已知文明排序為“野蠻（savage）、矇昧/不開化的（barbarian)、半開化的（half-civilized）、文明/服化的（civilized）、明達的（enlightened）”五個等級。到19世紀，這些文野之分已形成一套經典化的論述，被編入國際法原理、寫入地理教科書，被具象為不同的植物科屬和人種分類展示在世界博覽會中，被翻譯成不同的語言進入非西方國家的國民教材中，被嵌入歐洲國家與其他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進入經濟學、人類學等不同學科規劃的圖景中，從而不僅全方位地奠定了歐洲人認識世界的基礎，也讓非西方世界的人們深信不疑。
在這一“中心-邊緣”話語與實踐的建構過程中，發展知識的生產主體和形態是多元的：在19世紀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之前，來自英國和歐陸的商人和傳教士等不同型別的實踐者透過商業貿易、宗教傳播等方式與非西方世界發生關係。透過這些旅行者零散的書寫，非西方世界的人和文化被逐漸引入歐洲人的日常知識中。在西方人眼中，這些海外族群一開始只是與自己有著不同文化的人，充滿了異域風情，但與自己是平等的，甚至是“高貴的原始人”。但到了19世紀，隨著殖民主義逐漸取代早期重商主義，殖民者、技術官僚、銀行家等的作用日益凸顯，他們以經濟開發的方式進入非西方世界，與當地社會互動的深度和廣度都有了質的飛躍，因而對新型知識的生產產生了強烈的需求。與此同時，自18世紀末19世紀初，大學作為一種以生產新知識、培養知識創造者為宗旨的制度結構獲得了重生，不同社會科學門類也由此繁盛起來，從而開啟了西方世界對於自身和非西方社會的學科專業化知識生產過程。當時社會科學研究主要集中於英國、法國、日耳曼國家、義大利半島諸國以及美國，大多數學者和大學都雲集於此。但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對於西方社會自身的認知，而對於非西方世界的研究一般被納入人類學以及東方學研究。前者針對軍事實力和技術水平較為薄弱的部落（tribes）和種族（races）開展研究，後者針對13~18世紀相對於歐洲人來說相對“高階文明”的地方，比如阿拉伯-伊斯蘭世界和中國等，由於這些地區在19世紀在技術和軍事上被西方征服，其文明等級也隨之下降。無論是在人類學還是東方學的研究中，非西方世界在學科化、專業化的知識生產下都不斷被“他者化”，成為西方人眼中“未開化和不文明的野蠻人”。
20世紀上半葉的兩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歐洲引領其他地區追求文明程序的信心和經濟基礎，美國則在“二戰”後脫穎而出，成為引領全球發展知識重塑的新主體。也就是在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發展研究（development studies）才真正誕生，並在現代社會科學的知識版圖中獲得一席之地。隨著美國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創生，現代化發展理論為“二戰”後美國的身份認同和新型全球秩序的重塑奠定了理論基礎，並且由美歐體系引領，構建了一整套覆蓋全球各地的發展援助實踐體制，建立了毛細血管一般多層次、全方位的實體機構，從而使得發展知識具象為一種富有影響力的全球治理實踐模式。
與19世紀以來帶有強烈東方學、人種學色彩的非西方文明研究相比，“二戰”後西方國家對非西方社會的社會科學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1943~1953年十年期間，作為美國社會科學的中樞組織的“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SRC）透過倡導、研議、調查、論證、規劃、評估、組織協調以及面向公眾的傳播和教育，在美國學術體制和知識生活中啟動、培育和推進了以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等社會科學為導向的、多學科參與的對美國以外世界的研究。這一場轟轟烈烈的全國性的區域研究創生史被沃勒斯坦稱為“可能是1945年以後最重要的學術創新”，它徹底改變了美國社會科學的知識圖景，奠定了其主導全球發展知識建構的基礎。
伴隨美國區域研究對全球各個地方伸開觸角，開啟史無前例、系統而深入的探究之後，現代化理論也開始濫觴了。戰後初期年輕而迅速壯大的美國急需尋找一套新的知識體系來認識自身、認識戰後世界，並指導美國在全球發揮主導作用。然而直到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日益意識到需要開發完整的第三世界戰略以應對冷戰新局勢的背景下，帕森斯、阿爾蒙德、羅斯托、白魯恂等社會科學研究者才分別透過哈佛大學社會關係系（DSR）、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比較政治委員會（CCP）、麻省理工學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IS）三個核心學術機構動員了一大批社會學、比較政治學和國際關係三個學科的學者投身於美國與第三世界社會的全面研究中，從而促成了現代化理論的創生。現代化理論將明晰嚴整的學理化、現代化思想注入美國的政策觀念體系，構築起冷戰時期美國對欠發達世界的認知體系和政策理念，並將對欠發達世界的發展援助和“發展指導”推向美國政策的高階和中心地帶。
現代化發展理論與區域研究這兩個研究領域都具有跨學科和現實導向的特徵，彼此間還形成了共生關係：前者試圖為作為總體現象的資本主義現代性推匯出概括性法則，後者則集中於探究和應對被視為具體問題的特定地理和文化群體內的挑戰。在這一套發展知識的支撐下，一系列國際發展援助的架構被設立出來。在肯尼迪政府和約翰遜政府時期，發展援助的實踐體制開始逐漸興盛。除了20世紀40~50年代設立的以佈雷頓森林體系機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多邊發展機構外，60年代以美國國際發展援助署（USAID）為代表的雙邊發展機構以及整個富國援助俱樂部（即經合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也紛紛設立，這些機構大多以區域分類和行業分類兩個維度在全球、區域、國家以及次國家層面設立全球發展工作網路，形成了條塊結合的專業技術官僚體制。到了20世紀80年代，隨著新自由主義踏上決策的舞臺，第三世界國家作為發展代理人的觀念日漸受到衝擊，跨國企業和非政府機構等私人部門和民間力量在發展架構中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國際發展合作的主體更加多元。由美國為主導建立的“發展”專業技術實踐體制在其所嵌入的美國政治經濟環境中具備了特別的地位，發展（development）、民主（democracy）和國防（defense）三者一起成為維護美國國家安全的三駕馬車。
與北方國家對外提供援助並行的是，新成立的南方國家也將對外援助作為其對外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並透過政治團結、技術經濟合作、戰略對接，形成了南南合作的各種議程和正規化。無論是在北方國家還是南方國家，這些不同的機構群體之間透過實踐互動形成各種網路，形成了更為紛繁複雜的發展實踐共同體（the community of practice）。
所有這些政府或非政府發展機構，它們設立後的日常運作都對發展知識產生了大量需求，於是與發展相關的專業研究與教學建制在美國的引導下紛紛設立。今天，全球有100多所具有影響力的高校設定了發展研究專業，高階國際發展智庫有80多家，涉及發展研究的期刊近200種，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都成立了規模不等的發展研究協會，吸納了一大批具有共同研究規範和價值取向的學術團體和實踐人員。這些稠密的發展實踐社群網路不斷建立話語、交流資訊、形成議題、推動創新，又反過來形塑著發展實踐的環境。而隨著非西方世界的發展現實越來越明顯地脫離美國基於現代化理論與自由發展主義（liberal developmentalism）的想象，今天的發展知識正面臨深刻危機，對於多元現代性發展知識的呼聲越來越強。
▍結語
回顧過去數個世紀裡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體系的形成過程，發展知識其實化身為三個層面，構築起該體系的穩固底座：其一，化身為一種哲學建構，成為一種追求合意社會的進步觀念；其二，作為一種話語，刻畫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世界，並透過學科化、建制化、專業化的方式逐漸形成社會科學的系統知識結構，從而使得進步和發展的思想滲透於各個學科之中；其三，透過發展援助實踐，使得追求進步的現代觀念得以具象化，並透過社會科學體系的話語生產與專業化實踐廣泛彌散於全球各個角落，形成全球治理的新模式。然而在這一過程中，發展知識所起的作用又是“隱形的”。因為現代社會科學學科門類不斷分化，各門學科都在爭取自己的研究領域，而發展研究這樣一個橫跨多個學科門類的大領域在此過程中也逐漸被瓦解，尤其是在現代化理論和區域研究的影響下，發展研究逐漸聚焦到對外援助等相對狹仄的實踐領域。
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二大直接對外投資國以及關鍵性的對外援助國，也提出了一帶一路、絲路基金、中非合作論壇等國際發展合作新倡議，積聚了大量“走出去”的實踐經驗。但在日常的政策制定、機構管理和專案運作中，仍然處於應對型、臨時性、碎片化的狀態，缺乏諸如現代化理論和區域研究這種縱橫交織的學術機制創新，也缺乏戰略系統整合的能力，尚未從宏觀、長遠出發，提出一攬子方案。因此，我們需要像美國戰後兩次學術創新運動一樣動員更多優質學術資源，為中國在新時期認識自身與世界奠定知識基礎。
如何創造新型發展知識？基於本文對於西方發展知識幾個世紀嬗變歷程的回溯，我們認為新型發展知識首先需要回應“什麼是合意社會”的議題，它既包括國家發展模式的想象，也包含新型全球秩序的想象。近年來，我們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文明觀，而如何表述該理念下的新型國家觀和全球社會秩序觀，則是新發展知識的核心靈魂。
其次，新發展知識必須迴應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如何在既定的世界秩序中動員自有資源、整合外部力量、探索發展路徑，從而進一步重塑國際發展秩序的問題。
透過本文的回溯，我們可以發現，基於援助之上的發展知識僅是基於“二戰”後以美國為代表的一種政策和學術選擇，在此之前更長的歷史時期內，發展知識都與特定人群（發展知識生產的主體）與其外部世界（早期的自然界，以及殖民時期的非歐洲世界）的關係界定相關，這點與我們當前要創造新型發展知識的出發點不謀而合，只是知識生產的主體從原來的西方變成了現在的中國。西方發展知識自有其生產和傳承的特定歷史境況和內在的演化邏輯，但當“發展”作為一個現代理念和實踐體制在近代被引入中國後，歷經數次改裝和調整後也成為本土精英進行社會動員、形成發展目標和發展路徑的重要思想資源。他們掌握了發展內涵和發展方式等諸多方面的領導權、決策權和界定權，從而建立起了引領自身發展議程的主體性，並構建了新型的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上說，中國語境下的“發展”和英語世界中的“development”存在主客體語境上的差異和話語上的轉化，而對這一轉換的歷史動態的把握將是打開發展新知識的關鍵視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