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醫的命，把中國的脈

　　柳中原（媒體人，現居廣州）

　　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帶來民族自信心的增強，是順理成章之事，這似乎可以粗淺地解釋，這些年來為何有一股席捲全國的傳統文化熱。從讀經運動、提倡漢服，到各地拜孔儀式風行，各種民間文藝形式申報文化遺產成為熱潮，中國傳統文化如此大規模地粉墨登場，意氣風發，在過往的歷史中似乎並不多見。

　　這種大背景下，作為通行幾千年、與西方醫學方式截然不同、更能體現中國天人合一的哲學理念的中醫，受到大張旗鼓地張揚，也就不足為奇了——打著養生旗號的書籍遍佈書攤，半人半鬼的所謂神醫招搖過市，如此種種，大都是拉著中醫的虎皮做大旗。

　　然而，在近代中國，中醫的命運豈止可以用多舛來形容，甚至一度到了要被廢止的境地！《“國醫”之殤——百年中醫沉浮錄》一書，正是對近代中醫的百年沉浮歷史做了一次勾勒性的敘述。作者在史料的基礎上，大致以時間為序，從西醫隨西方傳教士東來，由此引發中西醫的數次名稱變革，到民國年間幾次大規模的中西醫直接辯論交鋒，及最終塵埃落定風平浪靜，中西醫各安其所。翻閱此書，有如看一部關於中醫百年的紀錄片，中間波瀾起伏，結尾意味深長。

　　我以為，此書價值並不在於對中醫傳統的重新挖掘或弘揚，而是以中醫近代百年曆史中起起伏伏的命運，引發讀者對更為廣闊的中國社會變革的思考，讓我們從撩開的中醫沉浮的帷幕一角，一窺整個中華民族在近代的艱難轉型。

　　從“國醫”到“中醫”

　　乍看《“國醫”之殤》的書名，或許會深不以為意。“國醫”指中醫無疑，中醫至今猶存，中醫從業者及信任中醫的患者比比皆是，如何名之以“殤”？然而，若知曉“國醫”一詞的由來，便會對此有進一步的瞭解與認同。

　　在近代中國，但凡外來的事物，多冠以“洋”字，如洋槍、洋教、洋油、洋火之類，醫學也是如此。隨著基督教傳教士的到來，各種科技文明才開始大規模進入中國，其中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西方醫學。中國人對外國醫生的稱呼最初為“西洋之醫”，簡稱為“洋醫”，對應地稱中國醫生則是“華醫”，但“洋”、“華”二字裡包含一定程度的對立含義，顯然不是極力想融入中國社會的西方傳教士所願意接受的。

　　1857年，英國醫生合信出版了《西醫概論》，首次將西方的醫學稱為“西醫”，對應地則將中國醫學和醫生稱為“中土醫學”和“中國醫生”，後來被簡稱為“中醫”。由於中與西只是地理概念上的區分，並未有直接的種族含義，這一稱呼在晚清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我們所熟知洋務運動中的口號便是“中體西用”。從“華醫”到“中醫”的轉變，已可看出西方人與中國人對待彼此時小心翼翼的試探。

　　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接受了西方醫學教育的中國西醫們對此又有了意見：自己明明是中國人，學的又是通行世界的醫學，為什麼要被稱為“西醫”？到民國初期，尤其是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之時，有人提出應該以“舊醫”與“新醫”來做區分。

　　著名的反對中醫者餘雲岫正式將中國傳統醫學稱為“舊醫”，西方醫學稱為“新醫”，雖只有一字之易，但已然有了某種程度的價值判斷，“新”自然代表進步，“舊”當然代表落後。而與“新醫”、“舊醫”稱謂通行的同時，西醫也開始被認為是“科學醫”，中醫被認為是“非科學醫”。此一稱謂的變化，正與當時呼喚“德先生賽先生”、“隻手打倒孔家店”的時代口號完全吻合，這一概念也深入人心。到二三十年代之後，以“新醫”為名的報刊已經非常之多，佔據了明顯的上風。

　　中醫界起初並未意識到這個名稱有多重要，直到二十年代末期，“舊醫”之名被廣泛應用到各類政府檔案當中，才恍然大悟似地進行了反擊——此一舉動又正暗合了當時社會民族意識的普遍覺醒。

　　到1929年的全國性的中醫抗爭熱潮當中，對“舊醫”名稱的抗議最為明顯。中醫界忿然提出了以“國醫”來對抗。通常來說，以“國”為名的，體現出了民族文化的傳承，隱隱有正統主流的意味，如國貨、國學、國術、國粹等等。抗爭的結果，是“國醫”成為官方的正式稱謂，中央國醫館也被批准成立。

　　圍繞“國醫”這一稱謂，中西醫又進行了反反覆覆的爭議。一直到1936年，國民黨政府正式公佈《中醫條例》，“中醫”成為正式的法定名詞，在度過了一段短暫的時間之後，“國醫”時代正式落幕。經過政治、法律等多方博弈的結果，仍然是以“中醫”、“西醫”最能為社會接受，並且延用至今。

　　從“華醫”到“中醫”，再到“舊醫”、“國醫”，再到“中醫”，幾次稱謂變遷的背後，蘊涵著豐富的歷史背景。但正如《“國醫”之殤》的作者所言，“有多少是真正的醫學討論，又有多少是裹挾於時代大潮下的浮囂之爭”？雖然參與爭論的兩方都是醫學界人士，但是，我們何嘗不能將其看作是中國社會的一次曠日持久的集體角力與思考？

　　廣東：中西醫融匯最初之地

　　“不為良相，便為良醫”，政治與醫學，看似相差甚遠的兩個職業，卻相當默契地並存於中國傳統文人的意識當中，說到底，“政”、“醫”都是“修齊治平”理想的外化符號，是他們難以釋懷的文化情結。

　　因此，近代圍繞著中醫名稱、存廢等有過的多次爭議，並沒有真正從醫理上進行爭論，更多的是背後文化理念的衝突、行政管理權的爭奪等———因此，與其說中西醫有理論上的差別，不如說是中西文化衝突的根本體現。而廣州，以特定的地理位置與歷史背景之故，成為中西醫最早與最直接交鋒之地。《“國醫之殤”》並非一部近代中醫的專門史，作者意在從點到面、以個案來透視歷史，選取的則大都是與廣東有關的個案，也與此有密切關聯。

　　在清王朝閉關鎖國的政策之下，獨闢廣州一地對外通商，才造就了十三行的輝煌。但貿易並未推動西醫進入中國，而是隨著傳教士的腳步悄然到來。

　　因此，廣東在中國的西醫發展史上有多項第一：第一間西醫診所（即1835年伯駕開設的“眼科醫局”，後由另一位醫師嘉約翰主持改名為“博濟醫院”）、第一間西醫學校南華醫學校（中山醫科大學前身）、第一本中文西醫著作《全體新論》、第一種西醫刊物《廣州新報》……

　　作為最早接觸西醫的城市，廣州不可避免地成為中西醫最早交鋒與融合之地。在《“國醫”之殤》當中，有諸多篇章便是直接展示中西醫的對抗與融合：《晚清中西醫的匯通與論爭》，是在廣州城中最初的中西醫衝突，從而提出了希望融匯中西醫之長的“中西醫匯通”；《甲午之疫：廣州不設防》則透過1894年發生在廣州的大瘟疫，向晚清政府提出瞭如何介入醫事管理與公共衛生改良的問題；《上醫醫國：中醫教育自主轉型》，則是中醫為適應時代發展，在教育制度上所進行的嘗試與改變。對廣東近代中醫史的剖析，某種意義上，是在龐雜的中醫近代史中選取一個有代表性的切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個案的審視當中，《“國醫”之殤》的作者對本土一些傳統上不為人知的史料進行了充分利用與挖掘，很多史料甚至是第一次被使用，這對於研究認知中醫近代史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對於開拓嶺南近代史研究視野與思路，亦有著積極的意義。

　　另一方面，《“國醫”之殤》的作者是中醫從業者，對於中醫在近代史上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種種非議、批評甚至惡意攻擊，在其筆端流露出天然的同情心，潛意識中欲為之辯護，亦是人之常情，但如何保持研究者的冷靜與理性，也是不容忽視的一個課題。

　　科學衡量一切？

　　百年近代史中，中國人最明顯的一個感受便是屈辱。西方醫學與列強侵入中國幾乎同步，最明顯感受到的就是科技的落後，是船堅炮利，由此，中國人對科學的崇拜到了一個空前的地步。有人說，科學成了衡量一切的標準，成為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其實，早在1923年，胡適也說過類似的話：“近三十年來，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無論懂與不懂的人，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對它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那名詞就是科學。”

　　在《“國醫之殤”》中，作者對著名的梁啟超醫療個案進行了更詳細的梳理，有助於讓我們對那一時代有了更深刻的瞭解。1926年，梁啟超被確診為腎腫瘤，醫生建議割掉壞腎，手術相當成功，但手術後梁啟超非但沒有好轉，反而更糟糕，後被確認為是醫生誤割了他的右腎。

　　此事一出，社會一片譁然，西醫的科學性受到一定程度的質疑。但梁啟超不久後發表宣告稱：“我們不能因為現代人科學智識還幼稚，便根本懷疑到科學這樣東西……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成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便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此文一度傳為佳話，梁啟超崇尚科學、深明大義的形象也深入人心，但事實上，梁啟超私下有多次看中醫的紀錄，在給兒女、朋友的信件當中，也多次表達對西醫失望，稱自己服用中藥後病狀有明顯改善，只是這一點他從未對社會公開過，甚至在宣告中還批評中醫治病為“瞎猜”。梁啟超為何對西醫寬容，卻對中醫苛責（至少在公開表態中是如此）呢？

　　作者又引用了胡適的例子。胡適患水腫而西醫屢治無效，後由中醫陸仲安治癒。但他與梁啟超一樣，諱言與中醫的接觸，究其原因，仍是認為個人治癒是私人小事，而承認中醫能治好科學診斷之病確是大事，可以從根本上彰顯其“科學”精神。對科學身體力行的推崇，其實正是那個大時代背景下的一代知識分子，為了儘快革除舊時代的殘餘所表現出來的決絕態度，個人的生活體驗倒可以暫放一旁。從這個角度來說，梁啟超與胡適對待中醫的個案，有豐富的時代況味。

　　弔詭的是，被西醫暗指為“非科學醫學”的中醫，儘管與西醫有諸多爭辯，極力強調對文化傳承的意義，強調自身價值與實際功效，但客觀上，卻是一直在努力改變自身以儘可能地接近“科學”，更從未有勇氣站在“科學”的對立面。比如，中醫極力進入社會公共醫療體系，按照現代教育模式來培養中醫，在診療方式、病名統一、從醫資質認證等等方面，實際上都是在某種程度上與西醫進行主動接軌，為自己的“科學性”尋找到理直氣壯的依據。事實上，時至今日，這仍然是一個極具挑戰意味的問題：科學是衡量一切的唯一標準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