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暫居大棚屋
從城小到渭塘有大路直達，而且只有四、五里遠近，比薛城到縣城近了一半多的路程。雖然只是短短几天功夫，區委、區政府已在渭塘蓋起東、西兩排各長十幾米，寬約六七米的大棚屋，裡面隔成許多小間，原來跟區委、區政府在一起的單位全都來了。難得的是也給我分配了一張床位和一張辦公桌。邢華平這時已是區委書記，見我來到就問我這幾天哪裡去了。我告訴他是縣文化館把我接去，安頓在城小住下，休息了幾天。他說：“回區裡來吧。區裡有些事正需要你來做。”他對我如此親切關注，第二天我就進城跟文化館和城小打招呼，僱了挑工，把行李箱子和網兜一擔挑到渭塘。從此就跟區委、區政府以及稅務所、儲蓄所、武裝部的幹部們同吃同住同學習，朝夕相處在一起。
跟我同住一個隔間的是農會主任黃昌芹，這是一位農民出身的幹部，三十幾歲，與同事相處總是笑呵呵的。他身材高大，臉上有淺淺的麻子，說話稍稍有些口吃。雙鬢有些絡腮鬍子，但面積小而且稀疏，有些發黃。不似我的絡腮鬍子佈滿兩腮和下巴，直到頸部，而且又黑又密。我和他常常同時刮臉，我用保險刀片，他用剃刀。他不用多少時間就颳得乾乾淨淨，我這裡費盡周折，要好幾次拆下刀架，去掉填滿刀片夾中的鬍子，才能繼續刮下去。他見了就勸我用剃刀刮，說了剃刀的許多好處。我同意他的說法，卻始終沒有膽量嘗試。
住在同一棚屋的還有兩位武裝部的現役軍人，他們負責兵役工作和民兵訓練，基本上不參與地方工作。但在洪汛期間，他們也積極組織民兵抗洪搶險，巡查防盜，做好治安保衛工作，與地方的關係比平時更加密切。我是文，他們是武，住在一起倒也頗為相得。一位姓於的是蘇北人，鄉音近似，更覺親近些。另一位姓孫，也是蘇北人，卻說了一口帶家鄉口音的普通話。有高小以上的文化，聰明能幹，負責武裝部的文字、會計、統計等內勤工作，在家的時間較多。我檔案中的出生日期就是這位老孫在兵役登記時，為我推算出來登記進去的，被填寫為1932年2月1日。若干年以後，我在圖書館找到一本《萬年曆》，查閱後證實，我的出生日期應是1932年1月27日。所以以後再有什麼表格需要填寫，凡“出生日期”欄我都填寫為“1932年1月27日”。
1992年1月，社科院人事處通知我辦理退休手續。我說：“檔案中的出生日期是2月1日，下個月才到退休日期。1月出生是我後來填寫的。哪個有效？”處長回答：“都有效.”我心想，這是人話嗎？退休於我利大於弊，也就不為這意義不大的事與他掰扯了。在不少人趁機改小年齡的社會風氣中，我偏要將生日提前幾天，跨進前一個月份，這是實事求是的精神，還是二傻子笨蛋的作法？
在棚屋住下沒幾天，邢華平就叫我跟他一起乘船去災區巡視。區政府沒有船，農民的木船又較小。怎麼辦？對此邢華平早有安排。縣船舶管理所的所長叫諸德木，是薛城二村的幹部，後來被區裡吸收為幹部，再後來便調到船舶管理所當了所長。邢華平給諸德木一個電話，要他哪天幾時派一艘大船來渭塘出公差，諸德木哪敢怠慢，立刻派了艘有艙房的大木船按時前來，聽候差遣。船上有兩名船工，邢華平登船後，向船工交代了航行路線，就與我進艙坐下聊天。不時站在船頭寬大的艙板上眺望四周水情和遠處只是一道黑影的薛城鄉。
水下本是萬畝沃野良田，現在卻是波光盪漾，舟行其上。顆粒無收，災後的日子怎麼過？距破圩已有七、八天，洪水沒有再漲多少，但也絲毫未退。洪水不退，一切都無從談起。看著與湖水連成一片的洪水，邢華平眉頭緊鎖，一時間，他和我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大船到達薛城鄉東頭後，沿著村莊向西前行。村莊地基比田地要高出不少，除少數地勢低、房屋也低的農戶住房淹及屋簷，大多隻淹沒一半或稍多一些 。又因為都是磚瓦房，幾乎沒見被淹而坍塌的房屋。洪水退後，房屋的修復看來問題不大。有一些農民划著小船回家取物件的，認識邢華平，還互相問訊攀談幾句。船行至七村，只見在村莊最南面的區政府淹了大半截，將來修理肯定費事。八村的區委，九村的文化站都只淹到一半，修復起來會容易些。
這次巡視，區委書記邢華平只帶我一人隨行，沒有讓區委或區政府的其他幹部跟從。能看出來，他對我不僅是親切、友好的關係，而且已達到比較信任和器重的程度了。我人不在，就在大棚屋裡給我留下床位和辦公桌，沒有他的指示，辦公、後勤人員是不會這樣照顧我的。邢華平是全區最高領導，當然也是我的領導。但是由於他對我的友好、關注，甚至信任、器重，我在內心更多的是把他看作朋友。我絕不會因為他是領導，是官，而特意去巴結、投靠。用奔竸的方法以求榮祿，是我最為不齒的行為。半年多之後，1955年4月，邢華平調離臨城區，升任高淳縣副縣長，主管文教衛生等方面的工作，我與他連見面的機會都沒有了。新來的區委書記叫朱廣明，三十多歲了，單身。文化水平較低，缺乏自信，看見有些文化知識的人就會反感。這一點恰好跟過去的區委書記們大相徑庭。跟邢華平更是截然相反。邢華平對我是親近、友好，信任、器重。這位朱書記對我卻是疏遠、疑忌，連個笑臉也很少見。而我其實對他並未有過任何不敬或冒犯，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由於渭塘離縣城不遠，去縣城找個人，買個東西，也就是一抬腿的事情，所以去的機會就多了不少。有一次在一條巷子裡迎面遇見了教育科的童魯生。幾年前剛到高淳時，他對我們新來的教師禮貌周到，態度殷勤，頗得我們的好感。後來便得知此人乃“摸老婆”老手，舊小說中稱這類人為“色鬼”、“淫棍”，現在統稱“色狼”。因為聽本地人袁人燦說過高淳男子“摸老婆”的風氣，所以對童魯生染此惡習並不特別在意。自從科長周半球誘姦女教師之後，我對教育科中的“色狼”就特別鄙視。甚至覺得他們是一群敗類，讓他們在教育科工作都是對教育界的汙辱。
現在狹路相逢，我卻視而不見，昂首而過。給童魯生一個十分篾視，不予理睬的態度。他哪裡見過一個普通工作人員，竟敢對他這個在領導部門工作的“上司”，如此不恭，如此目中無人！這比罵他幾句還令他難受。他氣急敗壞，怒火中燒，想給我一點厲害看看，可是又找不到我的把柄。於是他便派文化館的王奇下來調查我的情況，想整上一份材料，給我弄個處分。那王奇在文化館是負責畫畫的美工，也是年青人。耳朵失聰，人稱“王聾子”。文化館有一次搞大型宣傳活動，繪畫任務很重，借我去幫忙。我與這位以行家自居的王“畫家”得以共同工作了一段時間。俗話說得真不差，“同行是冤家”，“賣白泥的見不得賣白粉的”。繪畫於我是業餘愛好，而於王則是專業。他若是高明 ，倒也罷了。偏偏有些不爭氣，許多畫不如我的受歡迎，發生爭論時又往往辯不過我，只能屈居下風。這些都未免使他有所挫傷。我是幫忙的，是客卿，任務完成，像一陣風似的走了。他還得在文化館繼續工作。與客卿的比較會留在人們的口頭與他的心中，這都不會是輕鬆愉快的感覺。童魯生怎麼找上王奇來調查我，已不得而知，而且就是知道也無關緊要。要緊的是，這次專門調查，最後一無所獲，枉費心機。
對我的調查我一無所知，是邢華平將經過給我道出，我才知道這件事。邢問我為何有此調查，我詳述原委，邢聽後慰勉我說：“我對姓王的說了，我們對你很瞭解。你工作很好，沒有問題。你放心，這件調查不算什麼事。繼續好好幹。”
還是俗話說得好，“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全報。”童魯生臭名昭彰，以前有臭味相投的周半球罩著。周半球被調到金壇縣當中學教師後，換了科長，童魯生也就被打發到山鄉椏溪區工作。豈料此人惡習不改，繼續勾引婦女，搞那些奸宿姘居的勾當，引起民憤。一日被人發現，童魯生葬身野外大糞坑。是失足墮入糞坑淹死，還是被人殺死棄屍糞坑，竟無人追查。可見此人已人所共棄。高淳老朋友對我說，童的結局是“非正常死亡”。
然而，就是這種人，當年佔在那位置上，就敢因私忿而想算計我。雖然未能得逞，卻不能說是“邪不壓正”。邪把正壓下去的例子數不勝數。他沒有得逞，一是沒有找對機會。平白無故你就想找茬整人，並非易事。如果正在一個什麼運動期間，隨便找個由頭，上綱上線，整死你並非難事。二是有邢華平的知遇和迴護。如果調查時面對的不是邢華平，而是後來繼任的朱廣明，其結果很可能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很僥倖，也很幸運。
還是俗話說得好：“最不能得罪的人是小人”。小人只知私利，不講公義。目光短淺，心胸狹隘。睚眥必報，心狠手辣。小人往往也是惡人、惡棍，無理也要攪三分。咬人不露齒，殺人不見血。小心防備還唯恐不及，你再惹他、得罪他，不是惹禍上身、引火燒身是什麼？這是我幾十年之後明白的道理，是老年人的智慧與心態。而那時血氣方剛，充滿熱情和銳氣，常常在不經意間就把人得罪了，而自己並未察覺。不會明白以上的道理，明白了也不會那樣去做。究竟哪一種是真正正確的？或者都有道理，也各有偏頗？我是越想越不明白。人生有不同的階段，不同的階段就應該有不同的作為和不同的活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該怎麼生活就怎麼生活。別太在意他人對自己的議論和看法，覺得怎樣正確，就怎樣去做。我行我素，有什麼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