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從1980年開始從事職業教育，至今整整40年了。不用說，我對職業教育充滿了深厚的感情。就像一條魚，掐頭去尾，我把生命中最好的一段（24歲至64歲）獻給了職業教育。

40年做著同樣一件事情，是很容易產生倦怠感的。慶幸的是，我從來沒有過倦怠感。回首職教生涯，自我總結了三句話：這一輩子只幹了“職業教育”這一件事；這件事到退休還是感覺幹得不夠好；如果有可能我還願意再幹下去。

種種跡象表明，這位“老同志”的觀點是有著厚實的群眾基礎的。舉例說明：

我在某職校講座，主持會議的校領導在講座結束致辭時說，感謝劉校長語重心長的講座，他希望我們能增強幸福感，這是個不討好的話題，但我被劉校長的精神感動了。不要說在座的各位老師了，平時我都不想進學校的大門；一想到每天要面對上課睡覺、下課胡鬧的孩子，我的頭都大了……

在某職校講座，一位教師一邊聽講座，一邊給我畫了一幅頭畫素描。她將畫像發給我時，說我像一位“士”，像一位“古人”……。言外之意昭然若揭：我的講座距離教師的現狀太遠。當然，這位教師也安慰我說，你是個理想主義者，這個世界要是缺少了理想主義者，也就不可愛了。

前不久在某職校講座，我做了現場調查：感到自己職業生涯幸福的教師請舉手！偌大的禮堂，只有一位教師高高舉起了手……

二

如此說來，絕大多數職業學校教師是不幸福的了？如果是，那麼我想反問：幹一輩子自己感到不幸福的工作，這樣的人生值得嗎？有意義嗎？

我正在寫自己的回憶錄（書名暫定為《且行且吟：我的歲月我的夢》），回首我的“職教生涯”，自我感覺活得很充實，走得很堅定。有人說，那是你的職教生涯太順利了，所以你才會有幸福感。事實上恰恰相反，我經歷的艱難比一般職校教師要多得多。幾乎每前進一步，都必須面對很多考驗，跨越很大障礙。

我成長的每一步，最初都是不被“關鍵人物”認可的；在經過努力獲得認可後繼續前行時，又面臨再一次地不被認可；然後再繼續努力；反覆如是。這一點，很像我們“中國的崛起”。

我的回答是：

1.來自於我的生活信條。

生活信條是個很寬泛的概念，可以說是包羅永珍的。就我個人而言，可以概括為一句話：服從自己內心的良知，儘量不做讓自己後悔的事情。

這句話說出來容易，要真正做到還是很困難的。值得慶幸的是：我基本上做到了。

普通人的一生是平淡無奇的，但是再普通的人，一生中也要經歷一系列重要時刻、緊要關頭。在我人生經歷中的每一個重要時刻或緊要關頭，我都會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我的良知在呼喚什麼？這樣做我會不會後悔？當確定符合自己的良知，確定自己不會後悔時，我就堅定地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選擇。

實際上，正是一個又一個的選擇決定了一個人的生命狀態和生命軌跡。前不久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只能成為我自己》。我所能做的就是成為“最好的自己”。

2.來自於我的使命感。

使命感，即一個人對自我天生屬性的尋找與實現。使命感是一個比較抽象的概念，沒有人能夠清晰地知道“自我天生屬性”究竟是什麼？但是每個人都可以在實際生活中努力去“尋找”，努力去“實現”。在“尋找”的過程中不斷“實現”；在“實現”的基礎上再不斷去“尋找”，反覆如是。我的大半生就是在尋找——實現——再尋找——再實現的過程中走過來的。

我做過許多“夢”，作家夢、指揮家夢……，這些都是我曾經“尋找”過的。

我不喜歡會計專業，偏偏在財經學校工作了近四十年；我從來沒想過幹教育，卻幹了一輩子教育……，這些都是我在“尋找”過程中有所“發現”的。

我的生活信條，使得我經常說“不”；我的使命感，使得我做什麼工作都全身心投入。矛盾的有機統一，就構成了獨一無二的“我”。

一個從不違背自己內心良知的人，一個做什麼都全身心投入的人，一定是個充滿幸福感的人。

三

如果有人進一步追問我：你的生活信條和使命感又是從哪裡來的？實話實說，我沒有確切答案。如果非要回答，我想來自於三個方面：先天稟賦；家庭教育；讀書。

先天稟賦我說不清楚，要從生物學、醫學、遺傳學等方面做出解釋才行。但是常識告訴我們，每個人先天的東西是不一樣的。沒有兩片相同的樹葉，也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

家庭教育至關重要。讀王鼎鈞的書讀到一個小例子：兩名小學生（一男生和一女生）在路上同時發現了一張面值100元的鈔票，女生說，我們應該交給警察或學校，男生撿起鈔票就往家裡跑。女生在後面一邊追一邊指責男生不該這樣做。就這樣一直追到了男生的家。男生的媽媽正在打麻將，問明情況後大咧咧地從牌桌上拿起50元錢給女生：“不要吵了，不就是100元錢嘛，給你50元，好了，好了，趕緊走吧！”女生沒有拒絕，而是把這50元錢交給了警察，並且說，本來應該交100元的，沒辦法，我只拿到50元。後來，一個來警署找新聞的記者知道了這件事情，很快寫出稿件在廣播電臺播出（當時還沒有電視）。電臺採訪了這位女生，問她為什麼會選擇這樣的做法？她說，平時媽媽就是這樣教育我的，不是自己的東西不能佔為己有。電臺又進行深度採訪，把女生的媽媽請到了電臺。這位媽媽淡然地說，這件事沒有什麼可說的，難道不應該這樣教育孩子嗎？

這個小例子揭示了一個大道理：在通常情況下，家長什麼樣，孩子就什麼樣。

我出生在一個極其普通的家庭。

我父親做了一輩子會計工作，他的工作配得上兢兢業業這四個字。他最自豪的就是：一輩子和錢打交道，沒有出現過一分錢的差錯。其實何止是沒出過錯，他的敬業精神體現在工作的各個方面。比如那個時候發工資都是發現金，每個職工一個信封，裡面裝著工資條和麵值不等的鈔票和硬幣。全廠800多號人在同一天領工資，而財務科就幾個人，每個會計人員的視窗前都排起長龍，就屬我父親的視窗排的隊最長。因為職工都知道，“劉會計”發工資的速度比其他會計要快得多。職工們不知道的是，父親在背後是下過功夫的。我清楚地記得父親背誦記憶全廠職工花名冊的細節：父親把厚厚的花名冊交到我手裡，他一邊喝著酒一邊說：“提吧，不要按順序，隨便提。你提名字，我就報工號；你報工號，我就說名字。”我隨便開啟一頁，隨便提了一個名字。父親立即報出了那個人的工號。報完後問我，對不對？我說，對的，父親就很得意；然後他會再抿一口酒說，接著來……。我開始對父親背花名冊很不理解，我問父親，領工資的人報工號，你按工號找工資袋不是很快嗎？有這個必要反覆背誦嗎？父親說，你不懂，有不少工人總是記不住自己的工號，有時好不容易記住了，廠裡還會調整工號，這樣一來二去，就有很多人記不住、記不清自己的工號了。我背熟了他們的工號和名字，遇到不知道自己工號的人，我照樣能很快地找到他的工資袋，這就是他們都願意在我視窗排隊的原因（再得意地抿一口酒）……

我母親是一名普通工人，先後在徐州製冰廠、水泥廠工作，一個是最冷的地方，一個是最髒的地方（在立窯、旋窯下面接水泥、裝袋）。母親對工作從無怨言，幹活也不惜力，髒活重活搶著幹，職工都願意和我母親分到一個班（那時是早班、中班、晚班三班倒）工作。母親沒有多少文化，勉強能看懂報紙新聞。所以母親給我講的道理都是非常樸實、樸素的，比如，“幹活累不死人，看見活不幹才急死人”“一個班反正就那麼活，你不幹，別人就得多幹，那樣的人不實在”“跟誰都不要鬧彆扭，讓著他們一點，什麼矛盾就都化解了”“不要說領導不好，向上面彙報情況的不是你，是他們” ……

我小時候家裡姊妹多（兄弟姐妹七個），經濟窘迫，生活困難。父母在物質方面沒有給我什麼，但給了我最好的影響：做一個勤奮、敬業、樸實、善良的人。

與先天稟賦和家庭教育相比，我以為最重要的還是讀書。讀書對一個人的影響怎麼誇大都不過分。讀書的好處說不完，可以寫一篇大文章，也可以寫一本書或幾本書。老生常談，不再多說了，舉個例子吧。

十九世紀美國廢奴運動領袖弗雷德裡克.道格拉斯還是個小黑奴的時候，他的女主人開始教他讀和寫。許多年以後，道格拉斯成為美國黑人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成了幾任總統的顧問。這時，他還記得當年男主人怒氣沖天的情景。男主人對女主人咆哮著說：你對他怎麼好都可以，但是千萬不要教他讀和寫。要是你教會了他讀和寫，那就再也留不住他了。道格拉斯說：“平日裡，女主人耐心的教導並沒有從根本上打動我，倒是這些話深深地打入了我的心。它一下子就點亮了我的心燈，觸動了我沉睡著的感情，一個深刻的認識產生了：原來‘讀和寫’是由奴役通向自由的通道。”

奴役，是人人都想擺脫的；自由，是人人都向往的。但是有多少人在不知不覺中被功名利祿的所“奴役”？被吃喝玩樂所“奴役”？

自由，多麼神聖的字眼；自由，多麼高貴的品質；自由，多麼崇高的追求。匈牙利詩人裴多菲1847年創作的一首短詩《自由頌》雖然只有四句，卻在全世界廣為流傳：“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美國革命家、演說家，弗吉尼亞首任州長(1736~1799年) 帕特里克·亨利在美國革命前夜弗吉尼亞議會的演講中以“不自由，毋寧死”作為結束語，從而聞名全世界。

你想做一個自由的人嗎？你想做一個幸福的人嗎？那麼，開始讀書吧！

本文的題目借用了我國已故當代著名詩人汪國真的詩句。我把全詩抄錄在此，表達對汪國真先生的深深敬意和哀思。

嫁給幸福

汪國真

有一個未來的目標

總能讓我們歡欣鼓舞

就像飛向火光的灰娥

甘願做烈火的俘虜

擺動著的是你不停的腳步

飛旋著的是你美麗的流蘇

在一往情深的日子裡

誰能說得清

什麼是甜 什麼是苦

只知道 確定了就義無反顧

要輸就輸給追求

要嫁就嫁給幸福

2020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