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大眾傳媒(mass media)一直被稱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之外的“第四權力”(the Fourth Power)，在美國民主政治中發揮著傳遞資訊、監督政府、動員民眾政治參與、傳承社會價值規範等功能，對美國的政治和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文討論的主流媒體主要是指以報紙(大部分都有網站)和電視(有線、無線、衛星)為資訊傳播手段的傳統媒體，包括《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等知名度高的報紙和美國有線新聞網(CNN)、全國廣播公司(NBC)、美國廣播公司(ABC)、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等收視率比較高的電視臺。這些主流媒體雖然既有新聞節目，也有娛樂節目，但它們主要關注時事，重點報道新聞事件，因而也被稱為“新聞媒體”(news media)。

　　就在半個世紀之前，公眾還認為新聞媒體是“美國最受信任的機構之一”。然而近些年來，美國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卻不斷下降。據美國全國選舉研究(American National Election Studies，或稱ANES)1956年的調查，66%的美國人認為報紙是“公平的”，僅有27%的人認為報紙是不公平的;並且，這些觀點在兩黨的支持者中差距不大，78%的共和黨人和64%的民主黨人認為美國的主流媒體是“公平的”。

　　然而，當前新聞媒體在公眾心目中的定位已經逐漸發生改變。如圖1所示，美國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或稱GSS)40餘年的系列調查結果顯示，在接受調查時對新聞媒體表示出不信任的民眾的比例總體不斷上升。1973年，僅有14.4%的民眾表示對媒體“幾乎沒有”信心，2016年這一比例已經上升到了49.8%，幾乎佔到受調查人數的一半。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在2019年2月的一項調查顯示，許多美國人認為虛假新聞的出現和傳播正在給國家造成重大傷害，需要予以制止;79%的美國成年人表示應該採取措施限制媒體釋出虛假新聞;68%的美國成年人認為，虛假新聞極大地影響了美國人對政府機構的信心。

　　為何美國主流媒體的公信力不斷下降?為何越來越多的美國民眾不信任媒體?為何特朗普對媒體“假新聞”“人民的敵人”的指責甚至引起了很多民眾的強烈反響和支援?這些正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一、文獻評述

　　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主流媒體“一邊倒”地認為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將會以較大優勢當選，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不可能勝選，而結果卻出乎預料。這一事件使美國主流媒體的公信力受到巨大沖擊，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降至最低點。

　　其實，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下降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大多數美國民眾都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一些美國學者對此也做了相關研究，分析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一現象。他們的觀點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種觀點認為，民眾對媒體的偏見和不信任主要受個人政治傾向的影響，而且主要是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不信任媒體，其他人對美國的態度變化不大。這個觀點確實可以得到民調的證實。皮尤研究中心曾進行過針對2018年和2019年對新聞媒體的信任度調查，在綜合分析後發現，“特朗普時代”政黨認同成為影響對媒體信任度的重要因素，與民主黨支持者相比，共和黨支持者對新聞媒體及其動機一直表現出更多的懷疑。

　　值得注意的是，自21世紀以來民眾對媒體的信任度總體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如圖2所示，從蓋洛普(Gallup)2019年釋出的民調資料來看，不僅兩黨選民對媒體的信任態度分歧愈發明顯，信任主流媒體的無黨派人士比例也在不斷降低，從1997年的53%下降到2019年的36%，其中2016年更是低至30%。上述觀點無法解釋無黨派人士對媒體的不信任現象以及主流媒體在美國公眾中公信力普遍下降的總趨勢。

　　第二種觀點認為，公眾對媒體信任度下降是保守派政治精英煽動和蠱惑的結果。民眾對媒體的看法並不是建立在對媒體報道的真實性、中立性的實際評估基礎上，而更有可能是將保守派政治精英的主張內化的結果。實際上問題並非在於媒體本身是存在偏見的，而是民眾受到政治精英宣傳的影響，相信媒體是存在偏見的。有學者明確指出，所謂的媒體負面形象，不一定真實反映了媒體的“不自由”，更多的是政黨的一種組織動員策略，且保守的政黨尤其有可能透過騷擾、批評、起訴新聞記者，甚至審查新聞界，以削弱媒體的監督職能。更有學者強調，攻擊媒體報道的偏見甚至成為政客在遇到負面報道時的常用策略，政治精英透過這種方式緩解負面新聞報道的影響。早在20世紀末，就有學者透過分析1988年、1992年和1996年總統選舉的民調資料發現，認為新聞內容存在自由主義偏見傾向的公民數量顯著增加;而且這種認知並非來源於新聞媒體對主要候選人報道數量或比例的變化，而是深受保守政治精英對媒體自由偏見的指責影響。

　　然而這種觀點不能解釋的是，美國主流媒體號稱是“人民的衛士”“人民的看家狗”“人民的代言人”，政府和政客本來是媒體監督的物件，民眾卻為何寧願選擇相信政客而不信任媒體呢?保守的政治精英又是如何做到讓民眾“跟著走”的呢?

　　第三種觀點，也是最流行的觀點是，媒體公信力的下降與美國社會日益興起的民粹主義思潮有著重要關聯，主流媒體越來越不被公眾信任的主要原因是民粹主義的“反媒體”態度，而不是媒體自身的失職行為。

　　很多學者憂慮地看到，美國正處於一個“民粹主義時代精神”(Populist Zeitgeist)盛行的新時段，民粹主義陣營的崛起對新自由主義秩序構成了挑戰。他們認為民粹主義(Populism)是一種“呼籲整個政治團體反對共同敵人，特別是不作為的政治精英”的政治邏輯，其特點是強調“純潔的人民”(the pure people)和“腐敗的壞精英”(bad, corrupt elite)之間的衝突，人民與政治精英之間的對立關係是民粹主義的關鍵因素。由於民粹主義者認為政治精英偏袒外部群體而非人民，媒體對移民和難民等弱勢群體的報道過於“積極正面”，卻故意隱瞞了與這些群體有關的可能負面事件，主流媒體已經不再代表人民發聲了。他們通常認為，公共輿論與自己的觀點是一致的，而主流媒體的報道與自己的觀點則是敵對的，並且這種對媒體的認知隨著民粹主義態度的增強而越發強烈。

　　其實，民粹主義思潮在美國曆史上並不是新鮮事物，它在美國社會中一直存在，時起時落，但以往民粹主義思潮的盛行並未引起民眾與媒體的對立。恰恰相反，由於媒體自認為，同時也被民眾認為是站在民眾一邊的，媒體在面臨民粹主義盛行時，表現出與政府、政治精英更加鮮明的界限，並以此贏得了民眾的信任，而為何這次卻產生了例外的結果，媒體站到了人民的對立面，成了“人民的敵人”?目前，雖然有不少學者從民粹主義的視角分析媒體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但筆者還沒有發現從理論上闡釋民粹主義與媒體關係的研究，相關的實證研究也不夠充實。

　　綜上所述，現有的對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下降的研究主要是從媒體之外去找原因，並主要集中於個人政治傾向、政黨競選策略和民粹主義等原因。然而，筆者認為，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的下降首先還要從媒體自身找原因，同時，還需要從美國政治、社會和文化的變化探究更深刻的原因。由此，本文研究的問題是：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的下降反映了媒體自身以及美國社會怎樣的問題?本文嘗試透過探討美國主流媒體自身存在的問題，探究它所反映的“真實的美國”面臨的危機，進而深入思考獨立於政府的美國大眾傳媒正常運作所需要的條件。

　　二、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媒體自身的原因

　　為什麼美國民眾越來越不信任媒體?本文認為，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分析美國主流媒體自身存在的問題。

　　(一)媒體從監督政府變成熱衷政治醜聞，偏離了其宗旨

　　自美國民主制度建立以來，在日常生活中，媒體監督政府執行的方方面面，審查政府績效，揭露政治真相，對濫用政府權力的行為進行調查、批判和遏制，被托克維爾稱為是“主要的民主自由工具”(the chief democratic instrument of freedom)。然而，美國媒體同時也是美國資本主義市場中追求市場利潤的經濟企業。媒體的私有性質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新聞自由不被權力機構干預，但卻難免受到市場壓力的影響。媒體服務公眾的能力有賴於它吸引眼球和吸引美元的能力，追逐利潤而不是捍衛民主成為媒體報道的首要出發點，這導致媒體僅僅在二者契合時才會發揮監督作用。

　　為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潤，媒體往往以“吸引眼球”為目的，以聳人聽聞的方式傳播資訊、過分強調戲劇性效果和“觀賞價值”。出於利潤驅動和市場競爭，媒體常常會為追求收視率和話題度而更傾向於報道意外事件，特別是有關犯罪和衝突、死亡和災難以及政治無能和腐敗、性醜聞等聳人聽聞的訊息。這一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媒體逐漸走向壟斷後更為明顯。

　　與經濟領域的其他行業一樣，美國的傳媒公司也在進行合併、兼併，其結果是出現了由多家報紙、電臺和電視臺組成的龐大的傳媒企業集團，即傳媒巨頭或傳媒寡頭。隨著大公司收購媒體企業和大型媒體集團壟斷現象的出現，新聞報道的多元化被削弱，新聞媒體更加追求盈利而走向低俗化、娛樂化。涉及名人、性或二者的醜聞原本曾是二、三流小報的報道範圍和興趣所在，而現在已經成為主流媒體的家常便飯。

　　進入21世紀以來，受到網際網路的發展、手機等通訊工具的普及和社交媒體的衝擊，新聞媒體在供過於求的媒介市場中更是面臨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在過去30年裡，日報的發行量日益下降，閱讀報紙的人群大量萎縮，報紙的盈利收入受到嚴重影響。一些報紙嘗試在其網路版留一些額外的內容，向網路版讀者收費，以減少因發行量降低而帶來的利潤損失，然而效果並不理想。與此同時，作為廣告客戶的利益集團對新聞媒體有著相當大的約束能力，導致媒體報道不得不考慮廣告客戶或廣告投放物件的立場主張。最新民調資料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80%)認為，他們媒體報道的訊息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金融和公司利益的影響。

　　長期以來，政治醜聞一直被認為是言論自由、媒體積極發揮監督作用和政治民主的標誌。政治醜聞也從來都不是美國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新鮮事。自1972年著名的“水門事件”導致尼克松成為美國曆史上首位中途下臺的總統以來，美國政府和各級官員頻頻捲入政治醜聞。20世紀80年代中期，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在剛剛經歷越南戰爭失敗、“水門事件”和伊朗人質危機的美國引發了強烈的政治地震，被稱為“伊朗門事件”，用於描述政治醜聞的“××門”由此得名。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因與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的桃色醜聞遭彈劾，稱“拉鍊門事件”。2013年6月，《華盛頓郵報》、英國《衛報》率先披露美國情報機構代號為“稜鏡”的秘密監聽專案，“稜鏡門”醜聞的不斷升級使美國遭到來自國際社會的反對和譴責。

　　2017年10月3日，《匹茲堡郵政公報》公開了賓夕法尼亞州共和黨眾議員蒂姆·墨菲(Tim Murphy)與其情婦夏農·愛德華茲(Shannon Edwards)之間的簡訊。作為一名反墮胎議員，蒂姆·墨菲在發現自己的情婦疑似懷孕後要求對方墮胎。在醜聞壓力下，蒂姆·墨菲在相關調查可能開始之前選擇了辭職。2018年2月8日，《華盛頓郵報》報道了白宮演講撰稿人大衛·索倫森(David Sorensen)曾對其前妻傑西卡·科貝特(Jessica Corbett)多次實施家庭暴力的新聞。2018年2月9日，大衛·索倫森迫於壓力辭職，並向《華盛頓郵報》表示，他辭職的原因是他“不希望白宮必須處理這種分散注意力的事情”。

　　在“水門事件”中，民眾可以清晰地看到，新聞媒體積極關注事實，揭露政府腐敗行為;而在克林頓“拉鍊門事件”以來的醜聞報道中，民眾很明顯能夠看出媒體變得過分關注這類不登大雅之堂的醜聞中的瑣碎細節和商業價值。那些能在短時間內引起輿論關注的戲劇性醜聞成為報道主流，可能引起公眾極度憤怒的、嚴肅而有深度的腐敗醜聞卻被媒體逐漸忽視，而那些對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政治過程的深度分析的內容更是缺失。普通民眾的注意力被娛樂性的新聞報道不斷分散，卻很少關注嚴肅的政治議題。

　　除了利用政治醜聞來獲取商業利益之外，在政黨競爭如此激烈的美國民主政治中，政治醜聞一直被視作影響民意、擊敗對方的絕佳工具。各種政治勢力都試圖透過操縱媒體報道的內容和框架獲得好處，在某些時候，媒體成為了權力網路中各種力量相互博弈的“角力者”。媒體透過選擇性報道醜聞內容，決定哪些訊息可能進入公眾視野;同時透過報道框架形式來影響公眾對某特定醜聞資訊的認識和反應，從而影響其政治後果。例如，曾以堅定的反對虐待兒童而聞名的共和黨佛羅里達州國會議員馬克·福利(Mark Foley)被指控向在國會做童僕服務的青少年男孩傳送包含性內容的電子郵件和簡訊，之後馬克·福利辭職。不少美國人認為，馬克·福利的醜聞是導致共和黨在2006年參眾兩院選舉中失敗的原因之一。有學者2013年的研究指出，美國國會選舉中競選連任的現任者由於受到政治醜聞的影響，平均失去了5%的選票份額。

　　總之，一方面，新聞媒體能夠在與政治力量的合作中獲得經濟利潤和社會資本，另一方面，不論是出於迎合特定讀者群體口味的考慮，還是新聞工作者或媒體本身固有的政治立場和黨派傾向，媒體都對政治醜聞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充斥於新聞媒體中的醜聞報道引起了越來越多民眾的反感和厭惡，正如民調所顯示的，這其中包括美國社會各界民眾，不僅包括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也包括大量的無黨派人士。其實，傳統的主流媒體故意製造和傳播假新聞是非常罕見的。民眾眼中所謂的“假新聞”未必是記者們故意捏造事實，顛倒黑白，更有可能是媒體出於贏利的目的而有選擇性地大量報道“壞新聞”“醜新聞”，甚至以揭醜為樂。

　　美國媒體的“第四權力”本質上也是一種權力，所有不受監督的權力都會被濫用，媒體的權力也不例外。媒體濫用權力的後果必將削弱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和支援，導致人們對政府乃至民主政治體制和民主本身的不滿情緒上升。當前美國主流媒體正在偏離其對政府權力進行輿論監督的初心，美國的民主制度正面臨嚴峻考驗。

　　(二)媒體從追求客觀公正到政治立場鮮明，成為了政黨鬥爭的舞臺

　　作為公眾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橋樑，透過新聞報道、社論等各種報道形式傳遞政治資訊是大眾媒體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項政治功能。媒體從業者以客觀、中立的態度報道事實、挖掘真相是新聞專業的核心理念，也是大眾媒體發揮其政治作用的前提。然而，雖然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都自我標榜為非黨派、不帶任何政治偏見，當前的媒體環境卻呈現出鮮明的黨派分化，媒體的意識形態色彩越來越濃厚，逐漸成為政黨鬥爭的工具。

　　近年來，伴隨著全球化帶來的美國社會轉型和內外挑戰的日益增多，美國社會中的保守勢力逐漸上升，但主流媒體依然是民主黨自由派的陣地。在《向左轉：媒體自由主義偏見如何誤導美國思維》(Left Turn: How Liberal Media Bias Distorts the American Mind)一書中，格羅斯克洛斯教授(Tim Groseclose)指出，美國媒體新聞工作者天生帶有“自由主義偏見”(liberal bias)，他們大多接受過良好教育，更傾向於自由主義，支援民主黨，並且這種偏見不可避免地影響著主流媒體的政治報道，從根本上塑造了美國政治，使美國公民比他們原本應持有的立場更左。格羅斯克洛斯教授還由此發明了一套用於衡量媒體政治傾向的檢測系統(Political Quotient)。在其所列的20家主流媒體中，除福克斯新聞網(Fox News)和《華盛頓時報》外，其餘18家主流媒體均表現出一邊倒的自由主義傾向。

　　美國主流媒體黨派色彩明顯、向自由派傾斜的失衡現象在2016年美國大選年中表現得尤為明顯。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根據美國主要媒體的受眾的政治立場和黨派傾向繪製了一幅美國主要媒體的政治傾向版圖，自由主義居左，保守主義居右。研究結果顯示，絕大部分美國媒體居左，傾向自由主義，只有為數不多的媒體居右，傾向右翼保守勢力。皮尤的此項研究在有關美國媒體的政治傾向研究中被廣泛接受。

　　主流媒體過於“左”的立場刺激了那些持不同立場的民眾堅持更“右”的立場，同時也刺激了一些右翼媒體的異軍突起和影響力的大幅上升。其中，比較溫和的有福克斯新聞網，近年來發展非常迅速，已經成為美國主要新聞網之一。截至2018年6月，福克斯新聞網擁有2710萬的使用者，成為僅次於MSN新聞(MSN News，使用者數量3160萬)的最受歡迎新聞媒體;比較偏激的有德拉吉報告(Drudge Report)、布萊特巴特(Breitbart)、拉什·博秀(Rush Limbaugh Show)、烈焰(The Blaze)、肖恩·漢尼替秀(Sean Hannity Show)、格林·貝克節目(Green Beck Program)等。然而，主流傳統媒體中保守勢力與自由勢力的失衡依然非常嚴重，保守派在被“知識精英”掌握的話語體系裡，“聲音”仍然很微弱、形象也很負面。與此同時，保守派在公共領域“缺少代言人”的公眾認知則被逐漸強化，這就增加了自由派和保守派之間的政治怨恨，甚至使得一些文化保守派產生“被主流文化拋棄甚至妖魔化”的怨恨。

　　自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來，自由主義傾向的主流媒體針對特朗普的批評甚至“人身攻擊”式的報道便不斷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在爭論不休的媒體報道中，保守派新聞媒體也不斷迴應和反擊。2020年，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在世界範圍內的擴散成為全人類共同面對的“考題”，然而即便是與疫情相關的新聞報道也沒能擺脫政黨鬥爭的底色。

　　主流媒體近乎一邊倒的反特朗普的鮮明立場，加劇了美國兩黨及其支持者之間矛盾。2017年2月17日，特朗普在擔任總統一個月後，就在推特上發文點名多家美國主流媒體——《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美國有線新聞網、美國廣播公司等，稱其為“假新聞媒體(FAKE NEWS media)”，是“人民的敵人(the enemy of American people)”，特朗普總統的這條推文在網路上引起了廣泛關注，獲轉發量5萬次、評論量7.6萬次、點贊量15萬次。此後，特朗普多次以發表推文、公開演講等方式指責美國主流媒體。面對特朗普的猛烈攻擊，美國國內多家媒體紛紛做出迴應，發起了一場“媒體保衛戰”。2018年8月16日，以《波士頓環球報》(The Boston Globe)為代表的350多家美國媒體同時發表社論，共同迴應特朗普的反媒體論調，聲稱要捍衛新聞自由。《波士頓環球報》在題為《自由的媒體需要你》的社論中寫道，美國之所以偉大，有賴於享有新聞自由的媒體勇於揭示真相，把媒體說成是“人民得到敵人”，非但不符合民主精神，也將美國的法治置於危險境地。

　　主流媒體在涉及政黨支援的問題上爭論不休甚至相互中傷，引發了美國民眾對新聞媒體信任態度的重大分歧。從本文圖2中也可以看出，自2017年特朗普上任以來，兩黨選民對主流媒體的信任分歧越來越嚴重。明顯的反對共和黨的傾向和醜化特朗普的新聞報道激怒了許多特朗普的支持者，深化了這些民眾對媒體“人民的敵人”的認知。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公眾對特朗普的認可程度與其對待新聞媒體的態度關係明顯，並集中體現在對新聞記者道德規範的評估這一點上——31%的共和黨人認為記者的道德水平很低，這一比例在強烈認可特朗普工作表現的共和黨人中更是高達40%;而民主黨中僅有5%的人持有這種觀點。另據昆尼皮亞克(Quinnipiac)最新的民意調查統計資料，有26%的選民認為媒體是“人民的敵人”，其中，共和黨人中有51%稱新聞界為“美國的敵人”，43%甚至認為總統應該有權關閉新聞機構。

　　總之，雖然比較而言，共和黨人及其支持者對媒體表現出比民主黨人及其支持者更大的不信任，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此歸咎於保守黨政治精英的誘導和蠱惑。與其說是保守政治精英以反媒體為策略來贏得民眾支援，不如說是以自由主義傾向為主導的大部分主流媒體首先忽視了文化保守主義民眾的訴求，甚至將他們妖魔化，從而激怒了這些民眾，使他們更堅定地站在保守派政治精英一邊。也就是說，不是民眾毫無意識地自覺在跟著政黨或政客走，而是主流媒體把他們推到了保守政治精英那一邊。這些民眾也不是反對這些媒體的新聞報道，認為它們本身是“虛假”的或“反人民”的，而是反對這些媒體報道所體現的自由主義偏見。

　　事實上，接觸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有助於公眾個人形成更合理的觀點以及對持不同政見者更寬容的態度。有實證研究表明，美國曆史上，即便在黨派新聞盛行的時代，美國公眾對政治參與也是相當積極的——隨著媒體選擇的增加，人們有更大的可能接觸到與自己立場相符合的政治新聞，這在某種程度上激發了公眾對政治的關注和政治參與的熱情。然而，當前美國媒體的政黨立場分化使得主流媒體的新聞報道中僅有一種立場論調，這就限制了公眾接觸多種觀點的可能。成為政黨政治鬥爭工具的主流媒體非但不能使公眾在接觸多種資訊中“兼聽則明”，反而使個人對與自己政治立場相悖的媒體及其支持者產生敵視態度，從而加劇了美國民眾政治立場的兩極分化。

　　(三)媒體從反映民意到追求“政治正確”，嚴重脫離現實

　　媒體作為政府與民眾的中介，承擔著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職責。一方面，媒體透過新聞報道、社論、解釋性報道和調查性報道等形式，為民眾提供豐富的政治資訊，另一方面，媒體及時而準確地反映民眾的疾苦和心聲，也使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了解民情來制定相應的政策。在資訊時代，透過媒體來掌握民意是政府獲知民眾意見的主要依據。然而今天的美國媒體，過度關注“政治正確”，一味追求“政治正確”，非但沒能扮演好代表民意的角色，反而在許多議題上忽視民眾的真正需求，越來越走向民意的對立面。事實證明，主流媒體新聞報道中表達的對種族平等、多元文化、女權主義、同性戀權利和移民等政治議題的讚揚立場已經嚴重威脅到媒體的公信力。

　　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或稱PC)最開始是美國社會的一種文化現象，是指避免在公共場合冒犯少數族裔、女性、同性戀者、身心障礙者或持不同政見者等弱勢群體。20世紀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的興起和發展，“政治正確”這一概念開始成為美國自由主義價值觀的一部分。20世紀七八十年代，“政治正確”在自由派政治家、學術界和新聞媒體的共同推進下進入主流話語體系，並在20世紀末達到頂峰。美國媒體中的“政治正確”主要表現為不能容忍對弱勢群體的負面評價，如有公眾人物敢在公開場合講弱勢群體的“壞話”，媒體必將口誅筆伐，直至迫使其做出公開道歉，否則決不善罷甘休。近年來，媒體中的“政治正確”卻逐漸演變為“誰弱誰有理，越弱越有理”的信條和一種限制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審查制度，由此引發的相關輿論爭執和辯論聲勢浩大。

　　最新的案例是發生在2020年5月底非洲裔美國公民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警察暴力執法而窒息身亡的事件。這一事件及後續抗議活動迅速引發輿論的爆炸式討論。包括《紐約時報》、美國有線新聞網、全國廣播公司等在內的各大主流媒體爭相就弗洛伊德的死亡、遍及全國的遊行示威活動以及國民警衛隊對抗議的迴應等展開報道和評論。這些報道和評論均將矛頭指向手握執法權的警察機構和白人警察，並譴責美國社會長期以來對非洲裔美國人的“隱形歧視”，而對弗洛伊德本人的多次犯罪經歷以及非洲裔美國人自身的犯罪率高、受教育程度低、單親家庭居多等沉積已久的問題隻字不提。

　　2020年6月3日，針對示威遊行中發生的嚴重打砸搶事件，保守派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題為《派遣部隊》(“Send in the Troops”)的文章中指出，“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保護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如果有必要，作為最後手段，總統根據《叛亂法》有權召集軍隊”。然而，這篇文章在刊登後不到兩天就被撤稿，原因是它對非洲裔美國人帶有“強烈攻擊性”的表達。6月5日，《紐約時報》稱該文章不符合編輯標準，向公眾道歉並刪除稿件，相關版面編輯詹姆斯·本內特(James Bennett)於第二天辭職。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保守派就開始對媒體機構的“政治正確”進行反擊，指責自由主義媒體為了推動種族平等、性別平等以及少數群體平權等有關“政治正確”的政治議程，歪曲新聞報道，忽略事實或提供虛假資訊。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已經意識到，“政治正確”在美國已矯枉過正，對美國人人平等、言論自由的價值觀造成衝擊。根據“更多共識”(More in Common)在2018年釋出的一項國際研究調查，美國國內有80%的民眾認為，“過多的政治正確已經成為一個問題”。

　　2016年大選，主流媒體一邊倒地支援明確樹立“政治正確”旗幟的希拉里。而另一邊，作為億萬富翁的特朗普則將自己描述為“負擔不起‘政治正確’的普通美國人”，在競選中直言“我沒有時間在政治上完全正確，老實說，這個國家也沒有時間”，他甚至攻擊自己的競爭對手“將政治正確置於常識之上，置於安全之上，甚至高於一切”。特朗普語出驚人，吸引了美國國內大批對“政治正確”相當敏感，或者更準確地講是已經反感的選民，並最終幫助特朗普贏得總統職位。

　　2020年7月7日，包括自由派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非洲裔爵士音樂家溫頓·馬沙利斯(Wynton Marsalis)在內的美國文化界150多位名人聯名發表了一封《關於正義和公開辯論的信》(A Letter on Justice and Open Debate)，信中指出：“在席捲美國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M, Black Lives Matter)運動中，‘政治正確’的輿論力量已經擴張到壓制言論、思想和創作自由的程度”，“激進的政治正確催生了道德審判、道德綁架，逼迫表態和站隊，甚至連沒有積極響應‘政治正確’的態度都是不被允許的”。

　　那麼，為何美國媒體如此執著於“政治正確”呢?一方面，儘管主流媒體能夠透過報道的內容和框架影響公共輿論和政治議程的制定，但是媒體作為盈利組織畢竟是“需求導向”的，這也就意味著媒體從業者不會輕易挑戰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念。從理論上講，媒體應該對多種觀點和立場持開放的態度，但是這種開放並不意味著媒體對各種觀點和立場的平等相待。新聞媒體會更傾向於扮演“主流話語”的宣傳工具，而非批評或挑戰主流觀點。與此同時，新聞媒體也並不總是有足夠的時間精力等資源去徹底探究他們所要報道的問題，在面對可能引起輿論廣泛爭議的話題或事件時，“政治正確”原則成為一種不會給媒體自身帶來過多麻煩的捷徑。另一方面，主流媒體對“政治正確”的小心翼翼並不僅僅是膚淺的自保，更是媒體從業者作為知識精英階層固有的引導和教育民眾的“使命感”。作為傳播資訊的載體，媒體能夠決定哪些資訊被公眾知道、哪些被忽視，這就使新聞媒體或者說新聞工作者有了引導和塑造公眾觀點的力量。不論是調查性報道還是社論等，新聞報道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話語的建構”，具體的言辭和語言結構中總是不可能完全擺脫觀點和價值判斷。自由主義傾向的新聞工作者嘗試透過“政治正確”議題的媒體報道引導公眾價值觀，或者說是“教育公眾應該有怎樣的政治價值觀”。“政治正確”逐漸被自由派政治家和新聞媒體過度放大，成為種族歧視、非法移民、同性戀、非主流宗教等話題中不可僭越的禁忌。

　　然而，大眾媒體在“政治正確”相關新聞報道中的謹慎和苦心並沒有成功“教化民眾”，大多數美國人對此類脫離了民眾真實生活需求的“精英說教式報道”表示並不歡迎。很多觀點和討論礙於主流社會“政治正確”而變得不可言說，言論的開放自由受到限制，反而造成了主流社會宣傳論調和民眾真實想法之間巨大的政治分裂。特朗普能夠贏得2016年大選無疑是最好的證明。在經濟快速發展的美國，普通藍領並沒有在全球化中獲得紅利，反而成為產業轉移、貧富差距的受害者，導致勞工階層對精英階層的不滿日漸累積。而特朗普在競選中包括反移民等許多“政治不正確”的言論，道出了許多中下層白人礙於“政治正確”無法公開表達的內心實感，因此深受“鏽帶”中下層白人的支援。甚至相較於歷史上任何其他成功的政治人物，特朗普都更多地被美國民眾視為反抗政治正確性的標誌。

　　事實上，人口結構的變化、移民的衝擊以及其他社會資產分配的不均，使得越來越多美國人開始重新思考傳統文化價值和國家身份認同。自由主義媒體過多地報道“政治正確”相關議題，對美國社會出現的新問題和公眾的真實需求視而不見。民眾認為，作為人民與政治精英之間最重要的中介，新聞工作者和主流媒體似乎正越來越棄底層公眾而去，而只為主流價值觀服務。媒體實際上沒有將人民的利益傳達給政治精英，主流媒體並不為人民發聲，而是代表人民之外的群體(out-group to the people)。民眾將主流媒體的這種“政治正確”姿態與精英主義聯絡起來，日漸興起的民粹主義更是指責媒體已經成了“政治家的密謀代理人”。也就是說，在民眾眼中媒體已經變成精英的一部分，它只為精英服務。而美國曆史上歷次民粹主義思潮氾濫之時，民眾對媒體並沒有這樣的定位和認知。許多研究表明民眾對媒體的這種敵對感知有可能對民主政治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導致民眾政治參與減少，對政策的抗拒或不接受以及民眾意見的兩極分化等。

　　總之，在市場邏輯的滲透下，主流媒體為追求利潤吸引消費者而更多報道頗具娛樂意味的政治醜聞;媒體的自由主義偏見使得其意識形態色彩日益濃厚，隨著保守派媒體的興起，這兩類媒體成為美國兩大政黨競爭的舞臺。此外，主流媒體以精英姿態自居，過度關注“政治正確”相關議題，卻越來越與普通民眾的心聲脫節，嚴重削弱了媒體的公信力和媒體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

　　三、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下降的原因分析

　　——社會環境因素

　　作為傳遞資訊的中介，以市場為導向的主流媒體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真實的美國”，美國主流媒體存在的問題以及公信力的下降實際上是美國不斷分裂和極化的社會政治生態的體現。

　　(一)美國社會黨派群體間的分裂

　　21世紀以來，政黨極化逐漸成為美國政治中一個不容忽視的突出現象。越來越多的調查研究表明，政府中政黨內部的同質性越來越高，而彼此間的分歧卻越來越大。資料顯示，92%的共和黨人比民主黨人的平均意識形態立場更偏右，94%的民主黨人比共和黨人的立場更左，兩黨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越來越大。儘管當前的共和黨議員已經比二十年前的任何民主黨議員的立場更自由主義，相較於當前的民主黨而言依然是右翼。在包括墮胎權、對少數群體的援助和政府責任等諸多社會政策議題領域，持保守主義態度的民主黨議員和持自由主義態度的共和黨議員比例都越來越低，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兩黨對抗已經如此激烈，以至於2010年3月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方案當時在國會連一名共和黨議員的贊成票也沒有獲得。

　　在近乎白熱化的政黨競爭中，普通民眾的黨派立場也越來越鮮明，這已成為美國政治生活的重要特徵。普通民眾的政治分化首先體現在對具體政治議題的態度分歧上。皮尤研究中心繫列調查顯示，黨派支援立場成為公眾政治態度的重要分界線，遠遠超過年齡、性別、族裔、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例如，種族問題在1994年首次被調查時，兩黨支持者關於種族歧視的意見差距僅有13分，而2017年已經擴大至50分;認為移民對國家發展有益的民主黨人佔到84%;44%的共和黨人則將移民視作負擔。總體而言，70%的美國人認為同性戀應該被社會接受，但黨派分歧卻在擴大：持支援態度的共和黨人比例從1994年的38%上升至54%;民主黨人的這一比例自1994年的54%上升至83%。

　　黨派分歧和政治極化直接導致了雙方對彼此的敵對態度。根據近三年的民調資料，55%的共和黨人認為，民主黨人與其他美國人比較“更不道德”，47%的民主黨人對對方持相同觀點;44%的民主黨人對共和黨持非常負面的看法，共和黨人中有45%非常不贊成民主黨。絕大多數美國公眾(共和黨支持者85%，民主黨支持者78%)也逐漸意識到這種極化現象，並對其可能影響表示擔憂。

　　美國的政治極化不僅反映在國會中的政黨競爭、保守派政治精英與自由派政治精英的對立以及普通公眾的黨派立場分化上，而且還直接體現在主流媒體的分化上。普通民眾很容易說出主流媒體的黨派傾向，並由此選擇閱讀並信任與自己立場一致的媒體。在2014年的民意調查中，民眾的媒體偏好已經存在顯著差異，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所依賴的新聞來源幾乎沒有重疊，對待各新聞媒體的信任態度也截然相反。隨著美國進入激烈的2020總統大選年，共和黨選民和民主黨選民對待新聞媒體截然相反的信任態度更是愈加明顯。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3月的最新資料顯示，65%的共和黨人認為福克斯新聞是值得信賴的訊息來源，而對調查中所列的約三分之二的新聞媒體表示出不信任;與此相對的是，67%的民主黨支持者表示出對美國有線新聞網的信任和依賴。

　　許多學者用消費者的主動選擇來解釋這種分化，認為在面對不同主流媒體的政治新聞報道時，消費者是在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和黨派傾向，來選擇與自己意識形態相吻合的媒體，而有意避開與自己立場相對立的媒體。然而，媒體的意識形態化和受眾的群體分化顯然不是由讀者單方面的偏好所造成的。人們生活在一個資訊獲取主要透過媒體中介而非直接經驗驗證的世界，新聞媒體報道是大多數民眾獲取政治資訊最為重要的方式之一。如果媒體報道是不具黨派偏見的，或者新聞媒體並不具有明晰的意識形態或黨派標籤，那麼即便消費者有動力尋求與自己立場一致的政治報道也並不容易;而在當前的媒體環境中，消費者被各種標籤鮮明的媒體所包圍，根據黨派傾向選擇資訊來源十分便捷。

　　進一步地講，美國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化既是美國社會政治極化的體現，也可以說是新聞媒體在市場的運作和經濟利益驅動下對美國社會政治極化的一種迴應和主動迎合。美國社會的政治極化與美國主流媒體的意識形態分化可以說是相互作用，互為因果，彼此強化。

　　有學者尖銳地指出，市場競爭迫使新聞報紙不得不迎合讀者的偏見，更加激烈的競爭通常使報紙更積極地迎合偏見。由於美國媒體採取的是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方式，不僅美國大眾媒體內部一直存在著激烈的競爭，21世紀以來資訊科技的發展和社交媒體的普及更是挑戰了美國傳統主流媒體的地位，導致傳統媒體的聲譽和影響力被削弱。推特(Twitter)、臉書(Facebook)等社交媒體使傳統媒體喪失了對新聞報道的壟斷優勢。傳統新聞媒體為了爭取不斷流失的消費群體，在危機中迎接挑戰尋求生機的大眾媒體難免“劍走偏鋒”，為迎合受眾口味而給自己貼上更鮮明的“政治標籤”，或是選擇性報道更具話題性、更能滿足讀者偏好的政治新聞，從而變得越來越意識形態化。

　　(二)美國社會精英與民眾間的分裂

　　在大眾民主政治的今天，精英在推動社會進步方面仍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所言，人類實現文明並非由於優越的生物稟賦或是地理環境，而是在某種特殊困難的情況下成功應對挑戰的結果，這種特殊困難激發人類做出迄今為止前所未有的努力。而精英作為“有創造力的少數群體”，在帶領社會克服困難、應對挑戰、實現發展的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然而，精英與大眾的疏遠已經成為美國民眾的基本認知。一方面，當今的美國社會，世俗化和社會分裂越來越嚴重，個人主義和“私人利益”，而不是社群主義和“公共利益”等成為精英的價值準則，精英階層在經濟上和心理上都越來越脫離普通民眾。另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經濟發展的紅利並沒有惠及所有人，貧富分化和階層分化不斷加劇，公眾對公平的呼聲越來越不容忽視。隨著社會發展，平均主義的政治實現變得越來越不可行，而平均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社會上卻越來越盛行，這幾乎成為現代化發展的一個悖論。

　　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就敏銳地捕捉到美國社會普遍存在的對精英的不滿情緒並加以利用。精英與普通公眾的分化和張力如此之大，以至於承認社會中存在一批在治理國家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精英甚至已經被視為美國社會的一個禁忌。

　　美國精英與民眾的分裂也體現在民眾看待媒體的態度上。在普通民眾心中，大眾媒體已經從代表公眾監督政府、傳遞政治資訊的“看門狗”(watchdog)變成了精英階層發言人的“叭兒狗”(lapdog)。大眾媒體已被視作是幫助政治精英進行政治宣傳的工具，甚至其本身已被視作是精英階層的一部分。社會公眾尤其是民粹主義民眾通常持有“敵對的媒體認知”(hostile media perceptions)和對公共輿論的“虛假共識”(false consensus)，認為公眾輿論與自己的觀念是一致的，而主流媒體報道與自己的觀點是敵對的。這就導致民眾日益厭倦媒體的“精英式說教”，產生對主流媒體的疏離感和排斥感。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隨著美國大眾媒體所有權的集中化，大眾傳媒與政府精英、利益集團等的聯絡也越來越複雜。美國新聞集團(News Corporation)、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維亞康姆集團(Viacom)、時代華納集團(Time Warner)、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CBS)和華特·迪士尼公司(The Walt Disney Company)六大集團控制了美國90%的媒體，其他小公司在行業內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並且，許多傳媒公司的董事同時也是石油公司、保險公司或銀行的合夥人。例如，美國最大的報業連鎖公司甘尼特集團(Gannett)與美林證券(Merrill Lynch)、標準石油(Standard Oil)、菲利普斯石油公司(Phillips Petroleum)和麥克唐納·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l Douglas)等多家共有連鎖董事。這不可避免地導致媒體與大企業、政府等精英群體的融合。

　　此外，具有一定政治相關從業經歷的人進入新聞行業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例如，皮埃爾·塞林格(Pierre Salinger, 1925-2004)曾擔任肯尼迪總統的新聞秘書，後就職於美國廣播公司;威廉·賽菲爾(William Safire, 1929-2009)曾任尼克松的演講撰稿人，後成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海倫·阿米莉亞·托馬斯(Helen Amelia Thomas, 1920-2013)為美國白宮記者團成員之一，曾為美聯社擔任白宮通訊員超過57年以上，後任《赫斯特報》(Hearst Corporation)專欄作家;羅伯特·喬治·斯蒂芬諾普洛斯(George Robert Stephanopoulos, 1961年至今)曾在克林頓政府中擔任要職，現任美國廣播公司華盛頓支局長;查克·託德(Chuck Todd, 1972年至今)曾擔任白宮發言人，後進入媒體行業併成為全國廣播公司新聞政治主任。這一現象不可避免地使得政府和媒體精英之間產生越來越多的交集，從而加劇了媒體的精英主義傾向。

　　不可否認，民眾對大眾媒體“精英主義”形象的敵對認知同時還受到政治精英引導的影響。因為評價“媒體偏見”就要求公眾必須具備獨立於媒體報道之外來源的關於外部世界的資訊，來證明媒體報道是偏離現實的、與事實不符的，而這對民眾來說顯然是困難的。因此，更大的可能是，民眾往往根據自身持有的意識形態傾向，將政治精英對媒體偏見的指責內化。在政治精英的引導下，主流媒體“假新聞”和“人民的敵人”的形象愈加深入人心，這在印證民眾心目中給主流媒體貼的“建制派”“政治精英”的標籤的同時，也進一步推動民眾選擇與自己立場相符的媒體新聞來源。

　　此外，民眾的政治態度或黨派性越強，他們對政治就越憤世嫉俗，越可能不信任媒體或認為媒體報道存在偏見。民眾中政治態度相對溫和的群體，他們往往對政治參與和政治新聞並不十分感興趣，負面的媒體形象及其呈現的社會分裂現象使得這部分群體對政治的興趣更低。於是，這就導致媒體報道傾向於迎合更激進的、政治立場更鮮明的極化分子，而“沉默的大多數”的觀點則被忽視。如此一來，媒體和民眾之間的裂痕非但沒能修護，反而越來越嚴重。

　　總之，美國主流媒體在反映和體現著美國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的同時，反過來又加劇了美國的政治極化和社會分裂。自由主義傾向的媒體和保守主義傾向的媒體之間爭論不休，其結果是非但沒能在辯論中緩和民眾的政治立場，反而增加了雙方對群體內部的認同以及對彼此的厭惡。“撕裂的社會”和“撕裂的媒體”相互作用，導致美國社會分化更加嚴重。

　　四、結論

　　近年來，美國主流媒體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第四權力”的作用越來越受到民眾的質疑，“假新聞”“人民的敵人”等指責不絕於耳，媒體公信力一再下降。目前，美國學界的大部分學者主要是從個人(媒體的消費者)政治傾向、保守政黨的政治動員策略以及民粹主義盛行等視角來分析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下降的原因。

　　本文認為，美國主流媒體自身是導致其公信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在市場邏輯的滲透下，媒體大肆宣傳報道更具話題性的“政治醜聞”，而對真正嚴重深刻的政治弊病卻置若罔聞，偏離了其監督政府的宗旨。同時，大多數新聞媒體具有自由主義偏見，將政治立場置於真相之上，偏離了其所追求的客觀、公正、中立，成了政黨競爭的舞臺。此外，主流媒體過度關注“政治正確”的議題，以居高臨下的姿態“說教”民眾，嚴重脫離社會現實，越來越走向民意的對立面。

　　以市場為導向的美國主流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個“真實的美國”，其存在的問題實際上也是美國社會存在的問題。美國社會黨派群體之間的分裂、精英與民眾的分裂是導致其公信力下降背後的更加深層次的原因。美國社會的政黨極化、社會分裂與美國媒體的兩極分化和立場極端化相互作用，彼此加強，導致媒體離普通民眾越來越遠，民眾對媒體的反感和不信任也不斷增強。

　　新聞自由被認為是民主制度的象徵和重要保證，著名學者希爾斯曼指出“憲法規定新聞自由，正是為了防止掌握政治權力的人能夠透過政府宣傳控制輿論以達到永久維持其權力的目的”。美國憲法充分保障新聞自由，新聞媒體和新聞工作者不受政府或黨派操控的獨立地位使其能夠在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主流媒體也以此為榮，並一直恪守不受政治或經濟利益集團制約、“服從政治和經濟權力之外的更高權威”的職業規範。然而，從本文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獨立於政府和政治的新聞媒體在擺脫了政府權力控制的同時，依然有可能被市場綁架而偏離方向。在當前美國高度商業化、私有化和壟斷化的媒介環境中，媒體很難獲得真正的“新聞自由”。

　　大眾媒體還承擔著凝聚社會共識、傳承社會價值、激勵公民參與公共活動的重要責任;大眾媒體透過新聞報道讓民眾瞭解身邊發生的事情，分析重要政治議題，幫助社會的價值規範代代相傳。然而，只有在一個大多數民眾對社會價值觀和國家認同有著基本的共識的社會中，媒體才能扮演好這一角色。在當前美國政治極化對立嚴重的社會環境中，民眾在最核心的、最基本的價值觀上都難以形成共識，在許多事關國家前途命運的重要政治議題上更是存在重大分歧。面對這樣一個分裂的社會，媒體即便使出渾身解數也不可能滿足大眾的期待，不可能取悅所有的消費者。從這個角度來看，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的一再下降其實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

　　總之，美國主流媒體公信力不斷下降的現象促使我們思考，擺脫了政府權力控制的大眾媒體是否就一定能扮演好“人民衛士”的角色，大眾媒體的健康發展需要什麼樣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