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書錢，就是由皇帝親筆書寫錢文，然後鑄造錢幣流傳後世。古語有云“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歷史上絕大多數的皇帝，要麼日理萬機忙於朝政，要麼貪圖享受驕奢淫逸，這兩類皇帝基本都沒有時間和精力去練字寫書法，但是宋朝不同的，以文來治理天下的基調早已經定下，這是宋朝皇帝與其他王朝皇帝最大的差異。

古時候的思想認為，文字是聖人創造的，地位至高無上，而錢幣則關係到國家的經濟命脈。因此由皇帝親自撰寫錢文，本身也有其必然性，既符合專制皇權的需要，同時還能滿足皇帝在文化藝術方面的造詣，尤其是像宋太宗這樣的，在國家治理方面偏弱，軍事才能也不行的皇帝，卻透過淳化元寶讓世人感受到了他的魅力。

換個角度來說，宋朝銅錢中多種多樣的御書錢，是宋太祖、宋太宗所推行的重文輕武政策的直接結果，同時也顯現出宋朝在文化和藝術上的水準，宋王朝雖然是我國曆史上最虛弱的統一王朝，卻也創造了其他朝代難以企及的燦爛藝術和文化，而在這方面，既需要皇帝率先做出表率，帶頭普及文化藝術，也需要用這種錢文的方式提升皇帝在民眾心中的地位。

實際上，除了宋朝的皇帝以外，很多皇帝的書法造詣都不低，比如晉元帝的“鳳尾諾”，齊武帝的“花草書”，又比如唐高祖李淵，都留下了不俗的書法作品，但他們都沒有在小小的銅錢上展示自己的書法。

究其原因，南北朝時混戰不斷，經濟疲敝，本身沒有那麼高的銅錢鑄造量，而在錢幣上留下書法，不符合唐高祖李淵的人物設定，於是他在鑄造開元通寶錢幣的時候，將留下錢文的重任，交給了法家歐陽詢題寫。

從北宋的太宗、真宗、徽宗，到南宋的高宗、孝宗，這些皇帝都喜歡在錢幣上留下自己的書法，終究難以突破王朝最初制定的國策。宋王朝立國於兵變，趙匡胤黃袍加身成為皇帝，如果這個國家的民眾依舊崇尚武力，依舊民風彪悍，那對於宋王朝的王權而言，是非常危險的。

相較之下，由皇帝帶頭寫寫錢文、吟詩作畫、編印書籍，這樣讓整個國民都喜歡文化，遠離兵戈，這本身也有利於國家的整體繁榮。唯一的代價，也只是無法回到漢唐那種外向、簡約、自信、尚武的國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