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性接觸只是男性所有性發洩很小一部分，同時也是很有影響的部分。更進一步說，由於相當一部分，或者說，男性的大部分人從青春期前到老年之間都至少有過一些同性戀經歷，因此，同性戀的意義遠遠超過了它所表現的性發洩頻率。

此外，青春期男孩中60%有過同性戀行為，而另外一些成年男性，他們避免這種公開的接觸，但內心卻清楚地知道他們對於其他男性有著潛在的反應。

同性戀的社會意義由於這樣一個事實而更加引起人們的重視：猶太教和基督教會認為人的這種行為是反常的，不道德的。社會習俗和我們英、美法律有時在給那些有同性戀關係的人定罪時非常嚴厲。因此，許多有此經歷的人在心理上受到干擾，他們中不少人公開敵視社會機構。

因此，在西歐或美國文化中，我們很難獲得同性戀性質和程度與事實相符的資料。大多數關於同性戀的文獻代表的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傾向，要麼抨擊這種行為，認為極度反常，是性變態；要麼認為應該維護各人選擇自己性行為方式的權利。

除非我們對人類行為的各種形式有充分了解，否則無論是對有經歷的人還是對整個社會，都很難估計它的意義；除非我們瞭解同性戀的程度和範圍，否則完全不可能去弄清楚它的生物學和社會學起源。

如果我們要處理一種不尋常的，在其它動物中毫無先例的，而且在人類中僅限於某些極獨特的人之間的行為，這是一回事；但如果這一現象表明的不僅是人的性行為，同時還是整個哺乳類動物方式的一個基本部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本章僅限於對我們已掌握的關於同性戀行為在這個國家白種男性中發生率的資料資料進行分析，至於對於影響異性戀和同性戀行為方式的各種因素，我們將在本系列的下一本書中談到。 鑑於我們現有的同性戀發生率和頻率，特別是在相當一部分男性中同性戀與異性戀共存的資料，人們再很難堅持這一看法：同性別人之間的心理性反應是罕見的，因而是不正常的、不合自然規律的；也很難堅持認為，同性別人之間的心理反應構成了神經病或者甚至是精神病的跡象。

如果同性戀活動不顧相當大的輿論反對，不顧我們英裔美國人文化幾個世紀以來對此設下的重重障礙和困難，已經在這麼大的範圍內存在，那麼有理由相信，如果沒有社會禁止，這一活動將會在更大部分的性歷史中出現。

古希臘同性戀的廣泛發生，以及今天某些對此不加禁止的文明中同性戀的普遍出現，都說明一個人對各種刺激（不論是另一個同性人或異性人提供的）的性反應能力都是以人為基礎的。

異性戀方式和同性戀方式在相當大程度上體現了那些個人生長於其中的特別文化習俗所產生的行為。在接受同性戀是遺傳的、或者每個人的方式是生來固有的、在他們一生中不可能有所改變這一論點時，我們應該對此作全面的考慮。

同性性行為本身提供了心理變態的跡象這一觀點已經被現有的發生率和頻率資料從根本上推翻了。有同性戀經歷的男性中40%或50%的人，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他們是心理變態者。

有人爭辯道，一個人對社會反應如此遲鈍，以至繼續了同性性活動並使之成為他一生的重要部分，這本身就說明這人缺乏適應社會的能力。但是一般來說，精神病醫生和臨床醫生應該自我反省一下，他們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循特定行為方式，這是否有道理。

事實上，最有經驗的醫生中越來越多的人不再試圖去改變人們的行為，他們把注意力轉向幫助人們承認自己、引導自己習慣於不跟社會發生公開衝突的生活方式。

當然，有些有同性戀歷史的人有神經質，經常與自己也經常與社會衝突。有些異性戀的人也是如此。有些同性戀者心情煩亂，很難在事業或工作上有所成就，他們發現即使是進行最一般的社交接觸都免不了摩擦。

然而，是因為這些人神經質才成為同性戀者的呢，還是同性性活動和社會對他們的反應造成其身心失調，這本身就是一個問題。這些問題還有待我們進一步調查研究。但是，當人們認識到同性性行為的實際範圍時，這些問題將更有意義。

十分明顯的是，社會對任何個體同性戀行為的解釋，實際上是受當前對整個人口行為認識的影響。社會對同性戀的反應顯然取決於這種一般看法：一個變異的個體是獨一無二的，因此需要給以特別的注意。

如果我們認識到，某個在學校被發現有同性戀關係的男孩、某個有這樣活動的商人、以及某個有著同性戀記錄的刑事機構的在押者，他們的行為與其他佔所有人口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的行為沒有任何根本區別，單個人的這一活動就獲得了某種不同的社會意義。

【本文摘自《金賽學術自述》（黃忠晶等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