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30多年來，有些人是專為粗通文字的普通老百姓寫作、翻譯和出版一些講道理的書籍，這些老百姓識字不多，家境貧寒，無法對書籍作出選擇，是有什麼書就讀什麼。

這樣的作者和出版者以前就很多，在農奴解放後更是大量出現，並隨著識字者的增加而相應增多，現在已經具有相當規模了。但他們同那些貧窮的讀者之間並沒有建立起一種正確的關係。

我總感到這裡有點什麼不對勁的地方：這些出版物似乎不該是這樣的；那些作者和出版者的目的並沒有達到，而老百姓也沒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書籍。

我覺得這裡的問題在於，那些滿腹經綸的有錢人想把自己的知識傳授給那些知識缺乏者，而後者似乎只是被動地張開嘴，等著吞下別人餵給他們的一切。

這看起來似乎不錯，其實傳授知識的真正過程根本不是這樣。現在的情況就像是一些吃的飽飽的人似乎並不知道該給飢腸轆轆的人吃些什麼，而這些餓肚皮的人似乎也不接受別人給他吃的東西。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在我看來，原因有三個：或者是那些吃得飽的人並不真正想給飢餓者什麼東西吃，只是想對他們造成於己有利的影響；或者前者給後者的是他們吃剩下的東西，是連狗也不會吃的；或者是前者自己也沒有吃飽或吃得並不好，並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後者的。民間出版物至今沒有什麼大的起色，其原因也是類似的。

第一種情況，有些人出版這些書不是為了向老百姓傳授知識，只是為了在老百姓身上激發一些他們希望產生的情緒。例如那些教會出版的普及讀物。這些書籍並沒有傳授任何知識，讀者也不會產生任何興趣，因為其作者在書中並沒有表達任何道理，只是表達了某種情緒。

其實這種情緒本該透過藝術作品來表達的，而不能在理論書籍中直接表達；理論書籍只能論述一些知識和傳達一些資訊。這樣，這些書就成了似是而非的東西，對於那些餓肚子的人來說，這樣的食物不是正經糧食，而是一種怪怪的代用品，他們吃不慣也不願意吃這種東西。

第二種情況是為數最多的，就是把自己吃剩下不要的東西扔給老百姓吃。常常聽到一些人說，我別的幹不了，那就試著給老百姓寫點東西吧。這樣的東西大都是有意識地針對老百姓寫的，也就是說，是那些對我們沒用、卻被認為對老百姓有用的人寫的。

這一類書包括許多故事和短篇小說，大都是由這樣的人寫的。我們不想吃的東西老百姓可以吃，這種想法是許多人都有的，包括我在內，一點都不覺得其荒謬。對於我們幾萬人來說是多餘的、無用的，倒適合於嗷嗷待哺的千百萬人，這還不荒謬嗎？

問題還不在於數量：我們是在吃飽喝足的情況下扔掉這些吃剩下的東西，也就是說，我們上過學，留過洋，能說多門外語，有許多書籍供我們選擇閱讀，偶爾吃下一點有毒害的東西，我們的身體也能抵抗得了。然而那些老百姓腹中空空如也，吃下任何一點有毒的東西都會被充分吸收，後果不堪設想。

如果往一大桶蜂蜜中加進哪怕一小勺柏油，就會把整桶食物給毀了；那麼在精神糧食中，情況更是如此。艾維巴赫說得好：我們應該把世上最好的東西給老百姓。這正像對於孩子來說，最好的食物才適合他們一樣。

第三種情況是我們自己吃的那些東西並不是讓我們吃飽，而是讓我們發胖。即使我們把它們提供給老百姓，他們也不會要。我是指普希金、茹科夫斯基、果戈理、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等人的書，還有近50年來歷史學家和宗教界作家寫的一些東西。我們認為這是些好東西，然而老百姓卻不感興趣。對此，我還得多說幾句。

我們這些有教養的人有一種本領，就是不懂裝懂，不學無術卻表現出滿肚子學問的樣子。我們只關心上個月歐洲某些學者或作家寫了些什麼，或者至多是二三十年前有人寫了什麼，再早的時期我們就棄之不顧了，因為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我們就像一個行為古怪的地理學家，只考察本地的那些小河和山丘，對亞馬孫河和勃朗峰卻一無所知，卻自詡通曉世界上的所有河流和山脈。

我們變得十分無知，我們不瞭解幾千年來人類智慧的偉大成果，就像井底之蛙，只知道近些天來幾百個歐洲人頭腦裡的東西。如果我們確實是這樣無知，就難怪老百姓不願接受我們提供的這些無知的產物。老百姓本然地具有辨別是非的能力。

我們提供給老百姓的是普希金、果戈理，德國人提供的是歌德、席勒，法國人提供的是拉辛、高乃依、布洛瓦，好像這都是無價之珍寶，然而老百姓不需要他們，因為這些人不是正經糧食，至多是飯後的甜點，靠他們不能維持生命。老百姓需要的是人類智慧的全部成果，而普希金、高乃依、歌德都是靠這些成果長大的。

針對這三種情況，我們應該做的是，首先，不再去做那些有害無益的事情。應該認識到，透過理論書籍來直接傳達人民的情緒是不可能的；這樣的情緒只能透過文藝作品來傳達；那些充滿說教的書，既缺乏理性和科學，又不具有藝術水平，是對老百姓有害無益的東西，會引起他們對書籍的反感。

其次，應該承認老百姓是跟我們一樣的人，不過人數比我們多得多，對真理的要求比我們更嚴，也更為敏感。因此，如果說某些東西對我們是不夠好的，那麼對於老百姓就是百分之百有害的。

最後，也是最主要的，就是應該承認，由於我們的無知，我們本不應該去教育老百姓，而是應該同他們一起去學習。老百姓不喜歡我們給他們的食物如茹科夫斯基、普希金和屠格涅夫，這表明它們不是老百姓所必需的。

我們應該把那些真正好的，能讓我們吃飽的食物給老百姓；如果沒有這樣的糧食，那就讓我們去創造。我們和老百姓之間的區別其實並不存在。我們跟他們在知識方面都很欠缺，只是欠多欠少的問題。

應該去尋找人們最必需的食物。然而我們自己已經吃得比較飽了，很難確定哪些是必需的，而那些餓著肚子的老百姓最有選擇權，他們能夠接受的就一定是真正的食物。但這種東西我們自己也很缺乏，我們只是靠餐後的甜點來填飽肚子。我們應該去尋找這種食物。

如果我們承認自己也是無知的，就不應該去教導老百姓，而應該同他們一起學習。大家一起向古代以來所有偉大的導師學習。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講授自己熟悉的這些導師的著作，並且把它們蒐集在一起，分門別類加以出版。

——關於民間出版物的演講

【本文摘自《托爾斯泰自述》（黃忠晶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