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普京有好處的不一定對美國有壞處

敘利亞不是俄羅斯和美國間的一場零和博弈。

俄羅斯精英與美國同行觀點一致。他們認為敘利亞最近的事態發展說明在俄羅斯和美國的這場零和博弈中，俄羅斯完勝，美國完敗。其中一家俄羅斯報紙吹捧俄羅斯的“中東勝利”，而俄羅斯電視臺的一位分析家則表示，這一勝利“對美國來說是傷心的”。

當然，有些事情的確是令人難過的，比如特朗普臨時下令的這次撤離沒有經過外交準備，結果造成了大量的不必要的破壞和痛苦，尤其是對庫爾德人而言。至少讓我感到難過的是，特朗普在創紀錄的無能中給軍事撤軍帶來了壞名聲。

但我不贊成特朗普的撤退是送給普京的禮物這個說法。即美國在敘利亞的影響力下降和俄羅斯的影響力漸長於美國本質上是一件可悲的事情。這種轉變可能對普京很有好處，但從長遠來看，也可能對美國和整個中東都有利。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前面的句子帶有雙贏的含義，即使不是完全難以理解，也會深感迷惑。近年來，冷戰期間關於美俄進行的是一場零和博弈的觀點再度風靡起來，部分原因是兩者之間的實質爭執，還有部分是因為對抗心理因素。由於總覺得敵人的朋友是敵人，許多反特朗普人士在看到特朗普和弗拉基米爾·普京之間經常出現的和諧關係時（包括他們在2016年總統大選期間的共生關係），總會認為俄羅斯必須每次都受到挫敗。

但是，最需要受到挫敗的是這種看待外交政策的過時方式，即把其視為一場美國及其盟國與黑暗勢力為爭奪影響力而進行的摩尼教鬥爭。實際上，美國與俄羅斯（在這點上也意味著俄羅斯盟友敘利亞和伊朗）有著重要的共同利益，所以越早意識到這一點越好。

舉個例子：俄羅斯，敘利亞和伊朗是ISIS的敵人，而後者是敘利亞能否牢固掌控政權的最終障礙之一。 因此，美國突然撤軍給ISIS帶來的任何緩和可能都只是暫時的。

更關鍵的一點是，俄羅斯及其在敘利亞的扈從政權面臨的挑戰（不僅是鞏固對敘利亞的控制，而且是重建一個受災國）使得俄羅斯對會進一步破壞中東穩定的行動不感興趣。

俄羅斯已經顯示出可以在這裡發揮建設性作用的跡象，甚至那些贊同“普京禮物”這一論調的人也強調了這一事實。美國企業研究所的哈爾·布蘭德斯在彭博社發表的題為“普京征服了中東，美國可以收回它”一文中指出“普京表現出外交上的靈活性，他對該地區的幾乎所有的參與者都保持了開放態度。”

布蘭德斯感嘆“美國在該地區地位的瓦解，以及莫斯科作為敘利亞內戰的主要權力掮客的地位上升。”他寫道：“莫斯科與伊朗及其代理人合作，並使自己成為了該地區外交和權力鬥爭的中心。除了莫斯科之外，以色列總理本傑明·內塔尼亞胡和伊朗聖戰軍司令卡西姆·索萊馬尼還能飛到哪個首都去討論中東安全呢？”

當然這不會是華盛頓，這也重點。俄羅斯和美國一樣，對穩定的中東持有興趣，但與美國不同的是，俄羅斯能夠採取一些實際行動。遺憾的是布蘭德斯太沉浸於反省俄羅斯的地區崛起，導致了他不歡迎這一崛起甚至可能都沒怎麼意識到俄羅斯的崛起會帶來的潛在好處，即使在文章中已經快呼之欲出了。

布蘭德斯的觀點得到了美國許多外交政策制定機構的贊同。他們還結合了這樣一種認識，即美國並未將其地區力量轉化為富有成效的外交，同時又對這種力量的衰落深感厭惡。這並不像聽起來一樣具有諷刺意味。他們中的許多人（也許大多數人）將美國的外交無能視為特朗普時代的產物。他們想保留美國的影響力，一旦特朗普走了，便可以再次發揮其作用。

希望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你必須想一想希望的歷史基礎是什麼。確切地說，在最近的美國曆史中，能否讓一位伊朗領導人而不只是以色列領導人千里迢迢飛來華盛頓？如果不能的話，難道是在布什宣佈伊朗成為“邪惡軸心”一部分之後才出現這種局面的嗎？其實就算是比最近的任何總統都更希望改善與伊朗關係的巴拉克·奧巴馬也從未能一路高歌，實現和解。

實際上，美國政治的各種特點（尤其是以色列對美國中東政策的長期影響，但也越來越多地受到沙烏地阿拉伯等伊朗其他對手的影響）使美國甚至很難像地域掮客的角色靠近。奧巴馬在經過了艱辛的努力之後，才使得伊朗克服所有國內政治障礙並達成核協議。與此同時，作為對達成該協議的一種補償，他又與以色列聯合發動了一場旨在破壞伊朗離心機的網路攻擊，有些人稱之為戰爭行為。他還支援了沙烏地阿拉伯對葉門的災難性軍事幹預。

當然，與伊朗的糟糕關係是雙向的。伊朗對美國的敵意可追溯到1953年美國支援推翻了當時的政府一事。1979年革命以來伊朗領導人一直在利用和滋養伊朗對美國的這種敵對情緒。但是，不管誰對誰錯，在最近的歷史程序中美國一直無法做到俄羅斯已經展現出的角色地位，即被廣泛認為是中東的一個可信任的掮客。

被特朗普-普京共生主義刺激了的殘餘的冷戰思維並不是讓美國人難以想象俄羅斯成為該地區建設性力量的唯一因素。普京在俄羅斯-敘利亞-伊朗軸心中佔有主導地位也是一個原因。2015年，時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約瑟夫·鄧福德說，伊朗是“中東最不穩定的因素，” 而敘利亞政權的野蠻行徑眾所周知。所以美國真的可以期望以散佈混亂和騷亂而聞名的盟國高階領導人搖身一變變成負責任的政治家嗎？有既是破壞者又是維護者的雙重角色嗎？

回答這個問題的第一步是要意識到，對於中東的一些觀察家來說，美國指責任何人破壞其地區穩定都是極具諷刺意味的。正如他們所指出的一樣，美國在2003年領導的對伊拉克的入侵，除其他戰果外，還催生了ISIS的前身。

以美國為首的軍事力量對利比亞進行的轟炸最終造成了政權的更迭，或更確切地說，利比亞從一個政權國家陷入了混亂和軍閥割據狀態，並導致武器流入整個區域的黑市。

美國及其歐洲和中東盟國大力武裝敘利亞的叛軍組織，這使得本來可能會被平定的叛亂變成了一場全面的內戰，正是這場內戰造成了數百萬難民流離失所，並導致了數十萬人死亡。

簡而言之，如果一個國家破壞了某個地區的穩定就意味著該國不再擁有外交領導資格的話，那麼美國的確應該立即退出外交事務。而俄羅斯則會說它和伊朗在敘利亞正發揮著穩定的作用，他們沒有致力於破壞現有的秩序，即推翻政權，煽動內戰等，而是努力維護這一秩序。他們是應長期盟友敘利亞政府的邀請進入敘利亞，併為維護敘利亞主權而戰。

當然，對“動搖”和“穩定”的冷漠評估避開了重要的道德問題，其中包括俄羅斯似乎對敘利亞政權的許多暴行視如無睹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越仔細地回顧美國曆史，就越會意識到美國在這裡難以主張巨大的道德優勢。例如，1980年代後期美國支援的薩達姆·侯賽因就用化學武器殺死了成千上萬的庫爾德人。美國現階段支援的埃及領導人曾為了把叛亂扼殺在萌芽階段，在2013年槍殺了近1000名和平抗議者。毫無疑問，如果叛亂者獲得了外部勢力支援的話，政府可能會讓死亡人數再加幾個零，就像敘利亞那樣。

關於俄羅斯不會使用其力量來鼓勵中東民主方面，我要說的其實也差不多。美國對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本質上不加批判的支援（不僅特朗普，他的前任們也是如此）使美國沒有什麼抱怨的立場，就此而言，俄羅斯的影響力擴大也不違反常態。

這些問題（即促進民主，以及建立一個當大國在其附庸國犯下暴行時不會視而不見的世界）至關重要。但並不是這些問題讓中東的兩大主要權力掮客候選人，像大多數美國人所認為的那樣，造成了分歧。

這些也不是中東面臨的最緊迫的問題。當美國討論潛在的外交道德時，由於該地區局勢過於緊張，動盪，美國無法摒棄外交手段。短期內他們需要的是如何避免發生新的戰爭，減少目前的衝突，並開始為持久和平與區域穩定奠定基礎。

那些只希望美國來協調這一切而不是其他外部大國來扮演重要角色的人，則希望穩定的局面能來自過去這二十年來中東最不穩定的國家。他們還希望這個缺乏客觀性，被道德主義和區域聯盟矇蔽雙眼的國家能夠發揮外交駕馭能力，即使很少有外交政策精英認真考慮過這種可能性。

但這些都不意味著美國不能在中東發揮建設性作用，只是需要獲得所有可能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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