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昇（武漢大學董輔礽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泰康保險集團）
摘要：人類社會正在進入長壽時代，這將是關係人類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長壽時代的特徵是低死亡率、低生育率、壽命延長，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人們的預期壽命每10年會增長2~3歲，若干年後，相當多的人可能進入百歲人生。與此同時，人口年齡結構從金字塔結構轉變為柱狀結構，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本文完善了長壽時代的概念，認為長壽時代將是人口轉變下的新均衡，並在此基礎上對相關學術理論進行歸納研究，系統地闡述了長壽時代的特徵和形成，進而提出長壽時代將帶來健康時代和財富時代，對社會的經濟模式、產業結構及各個方面造成影響。本文以動態的視角看待人類社會對老齡人口占比增多現象的應對現狀，對長壽時代給社會經濟可能帶來的影響進行了剖析，指出長壽時代下會產生新形態的長壽經濟，將在微觀層面深刻改變個人的生活方式及健康財富規劃，促使企業轉變經營方式、保持組織活力、承擔社會責任。基於此，本文從社會、政府、企業3個層面探討了長壽時代的解決方案，尤其強調企業應創新商業模式、引入共享及生態理念，對引導長壽時代下的產業變革與企業轉型具有理論與實踐意義。
關鍵詞：長壽時代 人口紅利 長壽經濟 產業結構
一、引言
隨著世界老齡人口占比不斷增加的趨勢日益明顯，學界普遍認為其速度加快會帶來一系列社會問題，日本等部分國家已出現了經濟衰退現象。但也有實證研究發現老齡人口不斷增加與經濟增長之間沒有負面關係，經濟學家將其歸因於相關國家的科技發展及對老齡化的適應速度較快（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面對人類壽命日益延長，一些學者聚焦於壽命實質增長所帶來的生活與就業的改變，提出了“長壽時代”（the Age of Longevity）的概念（琳達·格拉頓等，2018）。我們認為，“長壽時代”這一概念，雖然包含“老齡化”所描述的一些典型人口現象，但更多地指向老年人口占比升高後人類社會的一種相對穩定狀態，有著更豐富的含義。首先，“長壽時代”更具前瞻性，強調人口結構轉變後的新均衡及其帶來的影響，啟迪個人和社會立足全生命週期，積極主動地應對這一變化。而老齡化多是關注老年人口變化的階段性過程和發展困境，其視角往往著眼於老齡人口本身及其產生的問題，偏向被動應對。其次，“長壽時代”涵蓋的領域更廣，包括長壽與健康、財富等主題的內在關聯，蘊涵了人口現象背後一系列的挑戰和機遇。最後，在闡述“長壽時代”特徵時，我們不僅僅停留在死亡率、出生率下降這兩個導致“老齡化”的因素上，而是增加了對壽命增長和人口結構變遷長期趨勢的預測，把“長壽時代”所指的長期的、相對穩定的人口和社會經濟形態界定得更清晰。本文旨在系統性地闡述“長壽時代”的內涵與外延，擴充完善其學術理論，並在社會、政府、企業層面探討了對長壽時代的應對思路。
資料表明，世界正在快速地變老。聯合國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2019》顯示，2019年世界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已達到72.6歲，比1990年提升8.4歲，預計2050年全球平均預期壽命有望達到77.1歲。1990年全球65歲及以上老人約佔總人口的6.2%，2019年這一數字上升到9.1%，預計到2050年將達到15.9%。與此同時，80歲以上高齡人口的增速會超過低齡老人，1990年全球80歲以上人口只有5400萬，2019年已達1.43億，預計到2050年將達到4.26億。同時，聯合國資料還顯示，在過去的幾十年裡，全球幾乎都在經歷生育率的下降，總和生育率已從1990年的3.2降至2019年的2.5，到2050年將可能降至2.2的水平。這也導致全球出生人口增速已經變得非常緩慢，預計到2045年後全球出生人口數量將開始逐年下降。根據聯合國人口司中等假設水平預測，全球人口規模可能在2100年前後到達頂峰並開始回落，也有一部分人口學家認為2050年就有可能迎來人口拐點（達雷爾·布里克等，2019）。
聯合國給出的人口中位數變化趨勢顯示，與許多歐美國家相比，東亞國家的老齡人口增長速度更快。其中，日本老齡人口占比自2005年開始超過北歐國家高居全球首位，其老年撫養比目前已達到48%。2010年至2019年之間，日本的死亡人數比出生人數多出260萬人，預計到21世紀中葉日本人口將減少到1億左右，21世紀末將進一步縮水至7500萬人。近年，日本的情況在亞太地區（韓國、新加坡、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等）相繼重演，其發展脈絡具有借鑑意義。
與東亞發達國家和地區類似，中國的人均期望壽命在增加，老齡人口增長速度不斷加快，人口年齡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中國2016年的人口預期壽命為76.3歲，在195個國家中排名68位，有學者認為若按此趨勢保持下去，2040年中國的排名將會上升至39位，人口預期壽命達到81.9歲（Foreman et al.，2018）。在老齡人口占比結構及增長速度方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資料，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已從2000年的7.0%上升到2019年的12.6%。據聯合國預計，到2025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就將上升到14%，到2045年預計每4箇中國人中就有1位老人。
與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將面臨更多的挑戰。中國人口基數大、生育率下降快，導致老齡人口增長程序愈發加速；國家醫療保障體制、福利保障體系難以匹配將要到來的社會人口年齡結構；人口預期壽命快速增長，但人均收入及儲蓄均不及同時期發達國家，難以支撐個人退休期間的消費水平，或導致“未富先老”、“又老又窮”的社會現象發生。2019年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達12.6%，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而美、日、韓老齡人口比重達12.6%時人均GDP均在2.4萬美元以上。有國外專家提出，中國未來的老齡人口增長速度很可能比日本更快，引起的問題也更嚴重。
人類進入18世紀中葉，尤其是工業革命以後，期望壽命開始前所未有地增長，長期以來相對恆定的人口年齡結構發生深刻改變，這引起了學者的極大興趣和理論思考（安格斯·迪頓，2014）。近代人口學誕生以來經歷了3個主要理論發展階段：一是從18世紀末發展至今的馬爾薩斯主義理論，二是20世紀後期興起的人口衰竭理論，三是近20年間對“積極老齡化”（Active Ageing）的廣泛探討及相關研究。然而面對目前全球範圍下的老齡人口增長浪潮，各種理論都難以有效應對挑戰。
第一類理論為馬爾薩斯主義學派。近代人口問題研究的先驅馬爾薩斯在其人口理論中闡述了農業社會中資源對人口增長的限制作用，後衍生出馬爾薩斯學派，強調控制人口的必要性。20世紀70年代，著名民間學術組織羅馬俱樂部對工業時期的人口過度增長及其所致的經濟增長極限作出建模預測（德內拉·梅多斯等，2019），認為馬爾薩斯式的人口增長及資源利用將導致不可控的衰竭，應引起警惕重視。該類預測在近年被真實資料證明存在偏誤，未充分考慮技術革命帶來的資源解放以及城市化導致的生育意願降低，過度放大了人口增長的潛在風險。
第二類理論密切關注老齡人口增長問題，並提出人口衰竭的預期。20世紀末至今，全球相繼邁入老齡人口快速增長階段且各國缺乏有效應對方案，有關人口結構老齡化、人口規模衰減的分析研究開始大量興起。1987年，德克·範德卡（Dirk Van de Kaa）提出“第二次人口轉變”（The Second Demographic Transition），對生育率低於人口替代率的現象作出解釋（Van de Kaa，1987）。在分析老齡人口增長及人口規模下降的成因及影響方面，多國學者均指出人口老齡化及人口負增長會對消費、生產力、就業、創新、競爭力、財政儲蓄與文明傳承造成壓力，此類研究強調老齡人口的負擔性及人口負增長帶來的挑戰（Bloom et al.，2003；Maestas et al.，2016；大前研一，2017；梁建章、黃文政，2018；達雷爾·布里克等，2019）。
20世紀90年代起“積極老齡化”引起了廣泛探討。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開始倡導“健康老齡化”，後又提出“積極老齡化”概念，人們意識到應多角度地看待老齡人口增長現象，研究領域逐漸多樣化、細分化。老齡人口增長開始被看作是科技、醫療、健康護理、公共衛生等多方面的進步，人們普遍認為該問題“機遇與挑戰並存”。與此同時，2000年以來中國關於養老問題的研究成果增多，上升趨勢明顯（曹獻雨、睢黨臣，2018）。
在各國老齡人口占比均不斷升高的時代背景下，經典人口學理論顯示出諸多缺陷，而針對老齡人口問題的研究，一方面以碎片化成果為主，缺乏成體系的理論指導，另一方面偏重資料分析和預測推演，缺少針對未來人口年齡結構的實踐經驗及系統性解決方案。站在過去看未來，將受制於當前社會階段的發展邏輯，難以有效應對挑戰。本文透過解讀全球人口發展脈絡，指出長壽時代的不可逆性，立足未來人口和社會形態分析各要素間的相互作用，並由此推匯出合理有效的對策。文章將延伸豐富長壽時代的理論價值，建立一套發展的、符合未來壽命和人口年齡結構長期趨勢的理論分析框架，深入剖析長壽時代的挑戰和機遇，並指出企業及個人的應對思路。
文章首先闡述長壽時代的主要特徵及形成原因，探討低死亡率、低生育率，以及預期壽命保持增長、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等人口現象。第二，在微觀角度指出長壽時代與健康時代、財富時代的關聯性：長壽時代下預期壽命的延長、生存質量的提高和社會功能的變化將造就健康產業及健康經濟，同時社會儲蓄結構及財富積累形式將會發生變化，對養老金替代率充足的需求，會推動第二次人口紅利（Mason and Lee，2004）。第三，從宏觀角度說明長壽時代對生產、需求、就業、增長、社會公平等多方面的影響。最後，文章著重探討了在長壽時代下，個人社會需要作出的調整，政府的作用，以及企業應如何創新商業模式、保持企業活力、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透過市場經濟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積極迎接機遇與挑戰。
二、長壽時代的特徵及形成
（一）長壽時代的特徵
18世紀中期開始的工業革命打破了農業社會資源承載人口能力的限制，世界人口在那時開啟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增長。基於對人口增長過程中出生率和死亡率變化的研究，1929年美國人口學家沃恩·湯普森（Warren Thompson）提出按人口增長模式可以將各國劃分為3類。在此基礎上，1945年弗蘭克·諾特斯坦（Frank Notestein）進一步將人口增長模式歸納為潛在下降、轉變增長、潛在高增長3個類別。此後對於人口增長模式的描述逐步發展形成了人口轉變理論。當前普遍將人口轉變分為4個階段，即第一階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規模不變或增長極其緩慢；第二階段是高出生率、死亡率下降，人口快速增長；第三階段是出生率下降、低死亡率，人口增速放緩；第四階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人口規模趨於穩定。
當前世界正在由人口轉變的第三階段快速轉向第四階段，但第四階段以及之後會進入什麼狀態？我們在此提出長壽時代的概念，認為它將是人口轉變後的新均衡。這一時代伴隨著五大特徵：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預期壽命持續提升、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
1.死亡率下降至低水平
19世紀人類的死亡率開始顯著下降。當時生活水平提高、營養改善是決定性的因素。工業革命帶來社會生產力水平大幅提升，使人們逐步擺脫了飢餓的困擾，增強了抵禦疾病的能力。英國和法國的預期壽命分別從1750年的37歲和26歲增至1900年的48歲和46歲。英國學者托馬斯·麥基翁（Thomas McKeown）提出19世紀英國死亡率下降是由於經濟和生活條件的改善，其中最重要的是飲食的改善（McKeown，1962）。美國學者羅伯特·福格爾（Robert Fogel）也提出人們對周圍環境的控制和創造技術革新的能力相互促進推動了死亡率的不斷降低（Fogel，2004）。
公共衛生條件的改善對死亡率的下降同樣扮演著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對傳染性疾病的控制。以美國為例，由於透過水和空氣傳播的傳染性疾病得到了有效控制，1900年至1940年美國整體死亡率下降了40%，預期壽命從47歲提升至63歲，原來在城市生活死亡率更高的問題也在這一時期消失了。研究發現淨水過濾和氯化系統的廣泛應用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為美國帶來了這一史無前例、最為快速的死亡率下降（Cutler，2005）。此外，20世紀40年代抗生素類藥物的使用進一步降低了傳染病的病死率。例如，根據美國疾控中心資料顯示，在此期間肺結核的死亡率一下從1945年的39.9/10萬降到了1955年的9.1/10萬。
到20世紀下半葉，醫療和技術進步與死亡率下降的關係越來越密切。有研究指出美國20世紀50年代以來死亡率下降更多是得益於醫療進步帶來的心臟病、中風等心血管疾病死亡率的降低。1950~2016年美國預期壽命提升了11歲，其中一半以上的增長與65歲及以上人群生存率提升有關（Catillon et al.，2018）。此外，歐美髮達國家在公共衛生方面的知識和現代醫藥技術向發展中國家的傳播推動了全球死亡率的快速下降。1960~2000年期間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免疫接種、疾病專項防治等成為帶動發展中國家死亡率下降的重要因素，而收入和營養改善的影響已不像歐美髮達國家早期所經歷的那樣顯著（Soares，2007）。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衛生健康領域非常重視，並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實現了死亡率的快速下降。20世紀50年代初期發起的全民衛生運動極大地改善了中國公共衛生狀況，顯著提升了對傳染病的防治能力。《中國婦幼健康事業發展報告（2019）》顯示，與解放前相比，到2018年中國孕產婦死亡率從1500/10萬下降到18.3/10萬，嬰兒死亡率從200‰下降到6.1‰，平均預期壽命從35歲提升至77.0歲。
2.生育率下降至低水平
首先，兒童死亡率的顯著降低使人們對生育孩子數量的意願產生了變化。孩子的質量與父母在時間和金錢上的投入相關，夫妻在潛在生育孩子的供給量和需求量上需要尋求一個平衡（Becker，1960）。其次，女性受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升，增強了女性社會和工作參與的能力，改變了女性對生育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也相應推遲了結婚和生育年齡。此外，對有效避孕知識的掌握和避孕工具的普及使兩性行為與生育實現了分離。隨著20世紀60年代廉價、便捷的避孕藥在美歐及此後在全球的快速普及，有效的避孕工具變得簡單易得（保羅·莫蘭，2019）。
20世紀70年代開始，生育率走低成為全球性趨勢。不僅是發達國家，隨著低收入國家的發展，其生育率也隨之降低。1950~2017年所有國家和地區的總和生育率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全球總和生育率下降了49.4%，由4.7個活產嬰兒降至2.4個（Murray et al.，2018）。另據聯合國中等假設水平預測，全球生育率還將繼續走低，到2050年每名婦女生育子女數將降至2.2個，到2100年降至1.9個。
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起經歷了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到1980年總和生育率已經從6左右降至3以下，到20世紀90年代已降至替代水平以下。這其中生育政策的影響只是一方面，實際上社會、人口、經濟的發展變化越來越成為影響生育率的主導因素（都陽，2005）。近年中國二胎政策開放並沒有帶來生育率的回升，從國際經驗來看，一些低生育率國家鼓勵生育的政策也是需要漫長的時間積累才可能看出成效（楊昕，2016）。
3.預期壽命持續延長
新興藥物的不斷創新、先進醫療技術的普及應用和進步使得心腦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艾滋病等疾病逐漸從致死性的疾病殺手變成可控制的慢性疾病，人類的預期壽命得到持續延長，在過去半個多世紀裡，主要發達國家都保持了每10年增長2~3歲的趨勢。以癌症為例，研究資料顯示，與1991年相比，2017年美國癌症死亡率已經下降了29%，其中2008~2017年平均每年下降1.5%，2016~2017年更是下降了2.2%，創歷年新高（Siegel et al.，2020）。
從全球來看，1950年以來人口預期壽命顯著提升。1950~2017年全球男性預期壽命從48.1歲增至70.5歲，女性從52.9歲增至75.6歲（Dicker et al.，2018）。毫無疑問，人類的預期壽命還將保持穩步的增長，有預測研究指出，到2040年全球男性和女性的預期壽命都將提升4.4年，屆時日本、新加坡、西班牙、瑞士有望超過85歲，另有59個國家也將超過80歲（Foreman et al.，2018）。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有研究發現美國和英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出現輕微下降，這背後是由青年人濫用藥物、酗酒和自殺等社會問題引起，並不是老年人去世早了，也不能代表長期趨勢（Ho and Hendi，2018）。
在中國，伴隨著死亡率的快速下降，預期壽命也得到了大幅提升。20世紀6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的20年間中國的預期壽命增長了22歲，之後以每10年增長約3歲的速度穩步提升，到2018年已達77歲。有研究預測到2040年中國預期壽命將達到81.9歲，也就是未來20年保持每10年增長約2.5歲的趨勢（Foreman et al.，2018）。儘管聯合國的預測相對保守，但是中國未來30年預期壽命仍將以平均每10年增長1.6~1.7歲的速度穩步提升。
對於人類壽命是否存在增長的極限，目前尚無定論。有研究回顧1900年以來多國資料後提出人類的壽命受各種自然因素的限制是存在天花板的（Dong et al.，2016）。但是也有研究發現當年齡超過105歲之後，死亡風險水平基本上不再變化，死亡率不再隨著年齡增大而上升（Barbi et al.，2018）。從經驗角度看，經濟、社會、醫學的發展會不斷推動人類壽命延長，人類的預期壽命可以持續地增長（Oeppen and Vaupel，2002；Vaupel and Kistowski，2005）。
4.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老齡人口占比高峰平臺期超越1/4
在死亡率和生育率下降的雙重作用下，世界人口增速放緩，全球的人口年齡結構在由傳統的金字塔形態向柱狀轉變，即各年齡段人口占比向均等化發展，老齡人口與青少年人口數量均等化（Haub，2013）。從更為長期的角度看，由於生育率的持續下降，人口年齡結構還可能出現倒梯形。
聯合國資料顯示，1960~2020年，全球0~14歲少兒人口占比不斷下降，由37.2%降至25.4%；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比持續上升，由5.0%增至9.3%，並且預計在50年後二者將趨於均等。同時，在過去的60年間各國人口年齡結構轉變的速度有所不同，例如美國在移民持續湧入的影響下，人口年齡中位數由29.7歲增至38.3歲，只增長了8.6歲；而日本受生育率快速下降且長期低迷的影響，人口年齡中位數由25.4歲躍升至48.4歲，增長達23.0歲。相比世界平均水平，中國人口年齡結構也發生了較快的轉變。1960~2020年人口年齡中位數從21.3歲增至38.4歲，其中1960~1990年只增加了3.6歲，而1990~2020年增長了13.6歲。
經濟學上將由於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佔比增長快於其他年齡組人口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稱為人口紅利（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 et al.，2003）。它通常發生在人口轉型的第三階段末，因為此時生育率發生快速下降使得受撫養的青幼年人口明顯減少（Bloom and Williamson，1998）。新中國成立後的前20年死亡率大幅下降，而生育率繼續保持高水平直至20世紀70年代初才開始明顯降低，這使得改革開放後勞動年齡人口出現了爆發性增長，撫養比下降、勞動力供給充分帶來的人口紅利推動了中國的高速發展。然而，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進一步轉變，中國的人口紅利在快速消退。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國的總撫養比在2010年已降至低點，2013年勞動年齡人口也已達到峰值。伴隨著死亡率、生育率降至低水平並趨於穩定，預期壽命穩步提升，老齡人口占比增加，中國的人口年齡結構開始日漸趨於柱狀。
大多數經歷人口轉變第三階段的國家都出現過或長或短的嬰兒潮，之後生育率便急速下降。當嬰兒潮老去，正好也是人口跨越第三階段達到第四階段的時候。低死亡率、壽命延長、生育率驟降造成了後期老齡人口的快速增長，經歷過大幅嬰兒潮的國家，老齡人口占比都會加速超越總人口的1/4，並且在達到峰值後，由於穩定的低生育率和預期壽命的持續延長，其比例會保持相對穩定。
與這個規律相符合，中國老齡人口數量及其佔比正在進入快速增長期。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2019年中國人口達到14億，其中65歲及以上1.76億，佔比達到12.6%。2017年、2018年、2019年，65歲及以上人口分別新增828萬、827萬、945萬。聯合國預測，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還將繼續保持高位增長，直至2040年之後年均增幅才會降至500萬人以下。到2057年65歲及以上人口與80歲及以上人口數量有望達到峰值，分別為4.0億和1.3億，佔29.6%和9.8%。同時，從全球視角來看，中國是世界老齡人口數量最多的國家，2030年左右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在全球老齡人口的佔比將超過25%。
（二）長壽時代與健康時代
在長壽時代，人類的預期壽命獲得延長，同時也面臨著與之前完全不同的健康挑戰。健康成為更為迫切的需求，且這種需求將更加多樣化和長期化，成為健康產業成長的強勁動力，健康時代隨之來臨。
1.長壽時代疾病譜發生重大改變
人類疾病型別的流行病學轉變（Epidemiological Transition）（Omran，1977）與長壽時代同步來臨。2002年召開的第二次世界老齡大會就已經指出，當時全球各區域都正處於流行病學轉變的階段，即從主要罹患傳染性疾病和寄生蟲病為主轉向罹患慢性疾病和變性疾病為主（宋新明，2003）。
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IHME）2017年對195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新生兒疾病、腸道感染、呼吸道感染、結核病等傳染性疾病導致的過早死亡人數下降，而缺血性心臟病、中風、慢阻肺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則大幅上升，特別是缺血性心臟病成為全球首要致死原因（Roth et al.，2017）。
中國也正在面臨同樣的轉變，中國1990~2017年致死和生命損失疾病譜前5名已經從傳染性疾病、新生兒疾病等急性疾病、兒童期疾病轉變為心腦血管疾病、腫瘤、退行性疾病等慢性病、老年性疾病（Zhou et al.，2019）。
正是因為流行病學的轉變，人類平均預期壽命延長的最大威脅已經從傳染性疾病轉移到衰老導致的退行性和人為疾病（如：道路傷害、意外死亡等），那些慢性退行性疾病未來隨著人類生活方式變得更加健康、醫療技術創新加快、最終死亡年齡的延長，將在長壽時代與人類共存更長時間。
各類非傳染性慢性病正成為人類長壽健康損失的主要原因。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定義，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用來估量由於各種致命及非致命疾病所導致的健康損失，它等於壽命損失年數（YLL）與殘疾生命年數（YLD）之和（Murray，1994）。用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資料計算的結果表明：從1970年到2016年之間，傳染病以及營養不良所導致的健康損失下降了40.1%，與之對應的各種非傳染性慢性病所導致的健康損失卻整體增加了36.6%，其中心血管疾病增長了32.4%、神經系統疾病增長了59.4%；同期全球範圍內80歲以上人口貢獻的健康損失增長了98%（Wang et al.，2017）。同篇資料顯示，老齡人口的增加給中國帶來的健康損失情況比全球平均水平更為嚴峻。
2.長壽時代使得帶病生存時間延長
在長壽時代更多疾病將與高齡老人共存，帶病生存成為長壽時代的普遍現象。如果將60歲以上老年人壽命分為健康狀態和帶病狀態，就會發現人群預期壽命增加主要是帶病生存時間的延長，特別是各種非遺傳性慢性病導致的健康損失並不會短期內致人死亡，而是與人長期共存。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對195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表明：1990~2017年間全球絕大部分國家的健康預期壽命的增速要遜於預期壽命的增速，預期壽命增加7.4年，而健康預期壽命只增加了6.3年（Kyu et al.，2018）。英國學者基於歐洲25個國家的資料研究表明，2005~2011年，65歲老人的預期壽命增加了1.3年，而同期的健康預期壽命沒有變化（Brown，2015）。在中國，1993年的中國老年人供養體系調查顯示60歲以上老年人在60歲以後的預期壽命中約3/4的時間處於各種慢性病的狀態下（王梅，1993）。2018年的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研成果顯示中國2018年人均預期壽命是77歲，健康預期壽命僅為68.7歲，存在較大落差。
我們可以看到全球發展趨勢表明：越是長壽，帶病生存越將成為普遍現象，雖然我們壽命在不斷增加，但生存質量則不一定隨之變得更好。因此，獲得的額外壽命是處於身體健康還是疾病狀態這個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如何面對長壽時代帶病生存的疾病負擔在未來將對衛生系統的規劃、健康相關支出和健康產業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3.長壽時代將促使健康產業發展
長壽時代的帶病生存使得人們與健康相關的費用支出劇增。據國內外的有關資料，人均醫療費用和年齡密切相關，一般情況下，60歲以上年齡組的醫療費用是60歲以下年齡組醫療費用的3~5倍（李劍閣，2002）。同時，老齡人口規模的增加必然帶來社會醫療總費用的增加。日本研究顯示，醫療技術進步、經濟財富增加、人口老齡化和民眾患病結構的不斷變化共同導致醫療衛生支出不斷攀升，技術進步因素佔比40%，為首要因素，其他因素分別佔26%、18%和16%（胡蘇雲，2013）。
醫療技術創新是近年推動醫療費用增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回溯醫療技術的發展路徑，可以看到研究投入和醫療資源更多地向急性或者致死性疾病傾斜，在消除或延緩與年齡相關的慢性病和細胞變性類疾病方面卻投入不夠。這種不平衡的投入很大程度上是由於早期研究所處時代的人口結構不同造成的，那時人均期望壽命不超過80歲是常態，帶病生存的人口比例較小，對社會的影響也有限。在當前階段，人口結構已經開始發生重大變化，因此需要重新審視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英國的一項研究顯示了這種資源的錯配情況，以呼吸道和神經精神類疾病為例，指出兩種疾病的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佔比分別為8.3%和26.7%，而研究經費佔比僅為1.7%和15.3%，表明這兩種疾病造成了較大的社會負擔卻未獲得對等的資源投入；此外，癌症的傷殘調整生命年（DALY）佔比為15.9%，明顯低於神經精神類疾病，但研究經費佔比卻高達19.6%。目前主流的醫療技術還是以醫院內使用的針對重大疾病的治療手段為主，此類技術的成本和使用門檻高，導致費用昂貴。將患者從醫院引流進入基礎醫療機構，使用更多低成本的醫療技術，加強疾病預防和健康管理，將不僅對患者自身的健康有利，也將對遏制醫療費用的快速上漲起到積極的作用。
我們可以預見到，長壽時代將促使健康產業結構升級。在長壽時代，隨著人體的衰老，不可避免地出現相關健康問題，帶病生存成為常態，健康將成為個體關注的第一要素和最寶貴財富。第四次中國城鄉老年人生活狀況抽樣調查顯示老年人照護服務需求持續上升：2015年，我國城鄉老年人自報需要照護服務的比例為15.3%，比2000年的6.6%上升近9個百分點；城鄉老年人的居家養老服務需求專案排在前3位的分別是上門看病、上門做家務和康復護理，其比例分別是38.1%、12.1%、11.3%。這些都是老年人群龐大的潛在需求，目前來看，只有部分社群提供這些服務，大部分社群都存在供給短缺（楊曉奇、王莉莉，2019）。
長壽時代，龐大的健康需求將促進大健康產業的極大發展。為人們提供健康生活解決方案，是大健康產業最大的商機，也將推動社會進入健康時代。在美國，衛生總支出佔GDP的17.9%，大健康是最大的產業。美國65歲及以上老人佔總人口比例為16%，衛生總支出佔比達到36%；如果從55歲算起，29%的人口花費了56%的衛生支出。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中，房地產佔比最高，其次是汽車，衛生總費用在GDP中佔比僅有6.4%。
健康時代裡最核心的產業是醫藥工業、健康服務和健康保險。2019年《財富》世界500強榜單中，美國有15家大健康企業，中國只有2家算是大健康企業。按照《“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的目標，到2020年，中國健康服務業總規模超8萬億元，2030年達16萬億元。可見，中國大健康產業具有巨大成長空間和產業結構轉變機會，未來有望成為中國經濟中的支柱產業之一。
（三）長壽時代與財富時代
長壽時代，人們的預期壽命延長，居民高度關注養老資金是否充沛。在公共養老資金有限的情況下，理性人將更有動機增加財富總量和延長財富積累期限來儲備養老資金，形成旺盛的財富管理需求，因此，與長壽時代相伴而生的是財富時代。
1.長壽時代，養老金替代率是關鍵
根據生命週期理論，人的儲蓄行為受所處年齡階段影響（Ando and Modligliani，1963）。年輕時提供勞動力增加儲蓄，老年時用於消費。隨著預期壽命的增加和預期撫養比的上升，個體會透過調整消費和儲蓄行為、年輕時增加資本積累等方式應對延長的老年生活消費所需（Lee and Mason，2006），以保證充足的替代率（平均養老金與社會平均工資之比）滿足平滑消費，實現與生命等長的現金流。
在老齡人口占比增多的背景下，公共養老金會持續承壓，老年撫養比的上升和領取養老金年限的延長勢必會導致狹義養老金替代率的下降。而廣義養老儲蓄資本（包括公共養老金和個人養老儲備）在提前籌劃儘早儲備的前提下可以實現隨老齡人口占比增多而提高。2019年墨爾本美世養老金指數報告樣本國家資料顯示，養老金充足率指數與老齡人口占比呈現正相關性，相關係數為58%。養老金指數排名前三的荷蘭、丹麥，其養老金結餘資本與GDP之比分別是173.3%和198.6%，且隨著老齡人口占比的增加呈上升趨勢。荷蘭、丹麥等國家老齡人口占比更高，但因為鼓勵養老儲蓄政策的存在，養老資金儲備保持了較高的充足率。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自1997年中國城鎮居民基本養老體系改革以來，養老金社會平均工資替代率從71.51%降至45.92%。在廣義養老金總量上，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養老資金儲備有待提高。中國養老金三支柱佔GDP的比重僅為8%，OECD國家平均佔比為49.7%，而美國的佔比也達到146%（孫博，2018）。在養老金結構上，中國的養老儲備嚴重依賴第一支柱，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佔比過低。由於企業負擔和經濟結構的差異，中國發展第二支柱養老體系遲緩，亟須提高第三支柱佔比，讓個人養老保險發揮更大作用。
2.長壽時代帶來財富的增長
在人口紅利理論之後，人口經濟學家提出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即理性人會調整自己的消費和儲蓄行為、人力資本投資行為、勞動力供給行為，以應對長壽時代的各項挑戰（Disney，2000；Lee and Mason，2006；蔡昉，2009）。
人力資本在第二次人口紅利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經濟學家盧卡斯將人力資本定義為“其質量取決於教育程度的有效勞動力”（Lucas，1988）。人力資本的重要成分包括健康和教育，在上一節我們已經對健康進行了討論，這裡我們將重點放在教育。個人層面，教育水平提高有利於受教育者競爭力的提升，促進職業生涯發展和工資收入提高。預期壽命的提高可以激勵教育投入。個體理性預期的調整包括基於人力資本積累預期的教育年限和教育投資調整（楊英、林煥榮，2013）。預期壽命的提高使得教育投入的受益時間拉長，個體更有激勵進行教育投資（Hansen and Lønstrup，2012；Cervellati and Sunde，2013）。宏觀層面，老齡人口占比提升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勞動密集型產業讓渡給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人力資本的價值更加重要。世界銀行資料顯示，預期壽命越長的國家受教育水平越高。預計中國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將從2018年的10.5年上升至2035年的12年。總之，人力資本的質量提升將促進勞動生產率提升，居民收入水平亦將隨之增加，進而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發展。
養老財富積累期限的延長，也將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發展。伴隨著人口預期壽命延長與健康水平提升，健康低齡老人人數將大幅增加，疊加教育投入增加帶來的人力資本質量提升，人力資本的折舊將放緩，該人群具備延長工作年限的基本條件。如果勞動人口的工作年限延長，其養老的財富儲備期限將延長。事實上，多個老齡人口占比較高的國家採取了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方式來作為應對措施之一。此外，為應對長壽時代，理性人會在年輕時期更早地開始籌劃養老的財富儲備。以上兩種方式都將延長養老財富儲備的期限，提升社會財富總量。
3.長壽時代居民的財富管理需求引領財富時代
長壽時代，居民將更加依賴投資回報和財富積累來養老，財富管理需求旺盛，長壽時代將帶來財富時代。隨著老齡人口總量和比例快速增長，公共養老金替代率呈下降趨勢。同時，少子化使得依靠子女養老的可能性下降。因此，個人和家庭的投資回報對於居民養老的重要性提高。以中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等老齡人口占比較高的國家近20年的資料為例，隨著老齡人口占比的不斷提升，個人財富市場規模也持續增加。而且，一國個人財富市場規模與GDP的倍數關係基本趨於穩定，甚或上升。例如，根據瑞信2019年全球財富報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9）顯示，近20年來，中國的老齡人口占比從7%上升至12%，個人財富市場規模從4萬億美元上升至64萬億美元，佔GDP的比例從3.1倍上升至4.7倍，倍數呈持續上升態勢；同期，美國的老齡人口占比從16%上升至19%，個人財富市場規模從42萬億美元上升至106萬億美元，佔GDP的比例從4.1倍上升至5.2倍，倍數呈上升趨勢。
財富時代，中國居民財富結構將更加多元化。居民財富管理將直接影響居民消費，包括老年時期消費。根據西南財經大學與廣發銀行聯合釋出的《2018中國城市家庭財富健康報告》，中國居民財富管理的結構不合理，主要表現為家庭住房資產佔比過高（70%），遠高於美國的31%，嚴重擠壓了金融資產配置。下一步，中國居民財富從房地產向金融資產轉移預計將是大趨勢，中國居民財富結構將更加多元化。另外經歷資本市場洗禮，個人投資者開始變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更傾向於向專業的財富管理機構尋求投資建議。瑞信2019年全球財富報告中也指出，中國人均財富在近20年間從4293美元提升至5.85萬美元，增長了13倍；同期，與美國相比，中國人均財富水平從美國的1/49上升至1/7.5，仍有較大提升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國人均收入水平也將不斷提升，個人財富市場規模將持續成長。
綜上所述，長壽時代人口年齡結構將逐步形成新均衡，並以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預期壽命持續提升、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為主要特徵。在長壽時代下，人類疾病譜轉向慢性非傳染性疾病，對健康壽命的關注將產生龐大的需求，促使健康產業結構升級，推動社會進入健康時代。同時，在長壽時代養老金替代率成為關鍵，人力資本質量提升、養老財富積累期限延長將促進社會財富總量的發展，個人消費、儲蓄、財富積累的方式會為之改變，財富管理的旺盛需求將引領財富時代。隨著人類邁入長壽時代，健康時代和財富時代必然隨之到來，需要用大健康的視角系統性地分析三者的關係。
三、長壽時代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長壽時代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挑戰和機遇。根據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式，經濟增長主要受勞動力、資本和科技進步的影響。在長壽時代上述變數都會發生顯著變化，進而對宏觀經濟產生深遠影響。一些研究認為，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將導致經濟增長放緩，或因為勞動力供給不足，或因為社會的儲蓄率降低造成資本形成率低，或因為老齡化社會創新力不足等（陸暘、蔡昉，2014；馬學禮、陳志恆，2014；周助平、劉海斌，2016）。長壽時代的社會還面臨財富不平等加劇的挑戰，低收入群體的境況在長壽時代可能進一步惡化，他們的生存需求和健康需求對社會保障提出更高要求，公共財政也面臨更大壓力。
但另一方面，當人們活得更長、更健康，並繼續積極參與經濟活動，長壽也將成為社會的財富來源。最新研究表明長壽時代未必會出現經濟增速下行，主要原因是自動化技術的普及應用有效替代了下降的勞動力（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長壽正在定義未來，給經濟和社會帶來新的供給和需求，為各個年齡段的人提供創新、就業和經濟增長的新機會。沃頓商學院人力資源中心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主持的美國老年學協會的《長壽經濟學》課題提出社會和經濟應最大限度地利用長壽，消除年齡歧視，促進長壽經濟的發展。
（一）長壽時代下社會經濟面臨的挑戰
1.長壽時代勞動力人口供給降低，衝擊傳統的工業化組織形態
勞動力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之一。一方面，勞動力作為主要的生產要素，其數量增長可以推動生產增長；另一方面，勞動力人口也可以為社會提供廣泛的終端需求，拉動相關產業的發展（施錦芳，2015）。然而，進入長壽時代後，出生率明顯下降，年輕人口占比乃至絕對數量減少，新增勞動力人口規模下滑，因此對經濟發展將產生負面影響。
勞動力的長週期下滑可能對人類傳統的工業化組織形態造成衝擊。工業化時代，生產組織形式從家庭逐漸演化到工廠和企業，生產的聚集性明顯提升。勞動力人口大量聚集帶動工業化和城鎮化。同時，社會化大生產促進了社會分工，勞動效率持續提升，勞動力需求持續上漲，產出水平持續提高。當人類仍處於高生育率階段，勞動力供給源源不斷，可以滿足生產需要。同時勞動力人口占比較高還會形成高儲蓄和高投資的局面，稱為第一次人口紅利。歷史上看，凡是成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無論是英國、美國還是日本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大都享受了第一次人口紅利，經濟也獲得了高速發展。
長壽時代面臨勞動力供給的挑戰。由於出生率不斷下降，年輕勞動力數量將在長週期出現萎縮，部分工廠和企業將面臨無人可用的局面。這一趨勢目前在日本已經有所體現。日本民間企業信譽調查機構——東京商工調查所資料顯示，2019年日本因“人手不足”而負債1000萬日元以上並因此破產的企業數量達426家，比上一年增加10%，是該因素被納入統計以來數量最多的一年。可用勞動力的減少將會對人類的生產產生深遠影響，一方面將迫使傳統工業企業加速智慧化、自動化轉型，從而降低生產活動對勞動力的需求。另一方面，長期的勞動力短缺也可能會對工業化的組織形式產生衝擊。由於技術進步將降低生產對人力資源的依賴，人類有可能演化出新的組織和生產形式，以應對新增勞動力資源下降帶來的挑戰，我們將在後面的部分予以討論。
2.長壽時代儲蓄率降低，導致資本形成率下降
傳統經濟學理論認為，隨著老齡人口的數量不斷上升，消費率上升，儲蓄率下降，對資本形成率產生負面影響。有研究指出，隨著老齡人口占比增加和年輕人口占比減少，人口撫養比將會上升，導致撫養支出增加、儲蓄率下降（陸暘、蔡昉，2014），而儲蓄率下降則會導致資本形成率（資本形成佔GDP的比重）降低。另有研究也表明了類似觀點：人口老齡化最終會導致生產性人口相對乃至絕對減少，消費性人口相對乃至絕對增加（李軍、劉生龍，2017）。因此，一個社會的老齡人口比重越高，意味著其分享產出成果的比例越高，可用於生產投資的產出比例相對較小，宏觀上就會導致國民儲蓄率下降、消費率上升，不利於資本積累。在全球角度看，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甚至提出人口老齡化使全球投資資源萎縮。
與之相應，第二次人口紅利理論認為，人口結構變化過程中，人力資本回報水平變高，個體會調整消費和儲蓄行為，透過個人資產配置和延長勞動力供給年限等方式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促使社會財富積累增加。更進一步，老齡人口占比增加將導致社會勞動力下降，因此資本/勞動比率上升可以推動經濟增長，該過程將對沖社會整體儲蓄率下降的效果。然而第二次人口紅利能否真正釋放，仍然依賴許多外部性和制度性因素。一方面，老年人從生產者變成純粹的消費者，不斷消耗其資本積累。減緩老年人的資本消耗則要求社會建立起更全面、更包容的養老制度和服務體系。另一方面，人均資本的提升要轉化為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外部的制度性建設，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建設。
3.長壽時代勞動力老化，影響社會創新效率
長壽時代面臨整個社會創新效率的挑戰。人類的創新活動並非平均分佈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研究表明，個人創新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呈倒“U”型曲線，老年人的學習能力、創新能力、開拓進取能力不如年輕人，勞動力老化將對勞動生產率提高和科技創新動力提升帶來不利影響（馬學禮、陳志恆，2014）。此外，長壽時代將延長人類的工作年限，年長者處於組織內重要位置的時長也會相應增加，年輕人升遷難度加大，有可能限制創新才能和創新意願的發展。綜上，長壽時代可能會對社會整體創新效率有負面影響。
4.長壽時代社會不平等程度加深
長壽時代的到來本身也可能加劇財富的不平等。為了研究其作用機制，可將社會人口分為年輕人口和老齡人口兩組。從組內角度看，長壽時代可能導致收入和消費的差異隨時間延長不斷擴大。同齡人之間消費和收入的差異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擴大，因為個體的收入和消費受自身教育、職業、健康狀況、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響，而這些差異會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放大（Deaton and Paxon，1997；Chen et al.，2017）。例如，腦體勞動者收入的剪刀差長期存在。近年來由於勞動成本的上升，上述情況有所緩解。但腦力勞動者可以透過經驗積累、不斷學習等方式降低人力資本下降速度，而體力勞動者的勞動能力直接受其身體健康狀況影響，隨著年齡增大，喪失勞動能力的風險不斷升高，因此長期看二者的收入差距有可能拉大。中國1996~2009年的收入和消費資料顯示，人口老齡化確實會加劇組內收入不平等（董志強等，2012）。
從組間角度看，長壽時代可能拉大年輕人口和老齡人口的收入差距。在現行的工作模式和退休制度下，長壽時代將會產生更多不直接參與生產的老齡人口，這部分人口不參加第一次分配，而主要參與第二次分配。然而，由於社會建構的因素影響，老年人在第二次分配中也不佔據主導地位，因此老齡人口的經濟狀況主要取決於年輕時的財富積累。隨著老齡人口的不斷增長，參與社會生產的年輕人和不參與社會生產的老年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將不斷拉大，進而導致社會不平等程度加深。
與收入不平等伴生的是健康不平等問題。低收入群體由於缺乏營養、無法有效獲取醫療資源等多重因素導致健康狀況相對更差。研究指出，中國老齡人口的健康不平等也日益凸顯（杜本峰、王旋，2013）。綜上所述，長壽時代一部分老齡弱勢群體可能會面臨貧病交加的境況，他們需要社會更多關注和支援，同時也對現行的福利制度和公共財政提出更高要求。
（二）長壽時代下社會經濟發展的機遇
1.長壽時代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率提升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們從理論層面列舉了老齡人口占比增加對經濟增長可能產生的一些負面影響。但是，針對OECD國家1960~2011年的實證研究顯示，人均GDP的變化和老齡人口占比的關係並不顯著（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理論層面與實證分析的偏離可能源於人們低估了長壽時代技術進步對勞動力的替代效應，而當前老齡化程序較快的國家卻往往是自動化技術發展較快的國家。Acemoglu和Restrepo（2017）的理論文章從兩方面討論了勞動力減少對經濟的影響。一方面勞動力下降導致總產出下降，另一方面由於勞動力的下降會內生性地激發產業自動化和機器人產業的發展，最終的總產出並不一定下降。後者會發生主要是當資本和勞動力的缺口足夠大時，資本變得比勞動力更便宜，透過資本轉化的機器代替勞動力變得有利可圖。另有研究指出長壽對技術進步和生產力增長產生積極影響，其對OECD國家的實證分析證實了這一理論（Gehringer and Prettner，2017）。
2.“長壽經濟”創造新的供給與需求
隨著老齡人口增多，老年人的消費成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目前這種消費觀念是工業時代建立的，認為老年人退出勞動力市場，保持老年人健康的唯一方法就是休息。根據歐盟委員會的一項研究顯示，主導老年人消費的是保健品和照料服務，在這個觀念下，有學者將此稱為銀髮經濟。雖然這是社會整體消費的重要部分，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部分消費對社會整體的投資和消費擠出效應更大，並且在勞動力市場上爭奪年輕勞動力，引發人力資源的危機。消耗性的老年人消費加速社會總體資源的危機，反過來，社會總體資源的危機又加劇老齡人口生活拮据的困難，所以銀髮經濟對經濟的正面影響極其有限（Caplan，2014）。
與銀髮經濟強調老年人的消耗性消費不同，真正適應長壽時代社會經濟結構的是更有活力的長壽經濟。在長壽經濟的概念下，老年人除作為消費者外，同時還擔任著生產者和創新者的角色，在消費端和供給端同時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我們正處於一個科技驅動的轉型期，對體力勞動的需求在持續減少或者可以被機器人所代替，網際網路正在重新組合生產要素，使得空間上的移動需求大大減少，人工智慧正在與人類智力結合。老年人的價值將被重新認識、定位和發掘，而不是停留在社會資源的消耗者這個刻板的定位上。運用新思路讓老年人透過更靈活的方式參與勞動力市場，傳授知識技能、傳遞經驗或者進行社會服務工作，讓老年人“持續”生產和創新，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紅利”。正如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老齡實驗室（AgeLab）的約瑟夫·庫格林（Joseph Coughlin）教授在《長壽經濟》一書中指出，長壽世界的未來取決於老年人在其中的行動（Coughlin，2017）。
長壽經濟是老齡人口推動的所有經濟活動及其連鎖反應的總和。一方面，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老齡人口的比例都將增加，市場需求非常龐大且可以預見增長。老年人透過不斷變化的需求推動大量新產品和服務併為其提供資金，特別是那些採用技術創新的產品和服務，以直接、間接或者引導的方式形成和改變市場，締造全新的長壽經濟。波士頓諮詢集團（Boston Consulting Group）預計，到2030年，美國55歲以上的人口將佔美國自2008年以來消費支出增長的50%，日本和德國的這一數字分別升至67%和86%。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預測，老年人對於經濟和社會的貢獻舉足輕重，且2050年之前隨著老齡人口的增加都將持續上升。例如，2018年，美國50歲及以上人口直接消費支出7.6萬億美元，佔全部人口的56%，至2050年將達27.5萬億美元，佔比將提升至61%。這些趨勢將為未來30多年的經濟增長奠定基礎。另一方面，人們在過了退休年齡之後繼續參與勞動力市場，繼續工作或創業，繼續賺取和支出工資，其經濟活動的貢獻持續增加，持續推動經濟增長。在許多情況下，老年人的生產力和創造力甚至可能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提高。一個常被提及的現象是，年長的勞動力大多受僱於知識密集型行業，具備更多的知識技能和經驗，並因此更有價值。事實上，這些知識技能和經驗的積累也有助於創業。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統計，在美國，50歲及以上人士的創業率最高，約為20多歲人士的2倍，他們建立了美國近1/3的創業企業。尊重老年人，讓他們有機會持續為僱主發揮自己的知識技能和經驗，或者創業，這將使他們成為振興經濟的更強大的力量。
長壽經濟蘊含巨大的商業機會，其經濟收益不可估量，將吸引越來越多的企業、機構和投資者參與其中。這些商業機會超越我們現有的規範界限，因為新時代的老年人在平均意義上比上一代更為富裕，且更多受過高等教育，其財富水平和支出方式持續演進，習慣於創新驅動的市場。企業、機構和投資者在突破傳統思維方式、持續創新面向老年人的產品和服務的過程中，需要真正去理解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應在滿足基本生理或安全需求之外，更好地滿足老年人更高層次的需求，例如適老化的科技產品、提升生活質量的消費醫療產品以及滿足繼續發展需求的教育文化產品等。
企業、機構和投資者還需為老年人參與經濟活動、創造價值、建設和影響周圍的世界全面賦能，例如鼓勵老年人參與創新、為老年人提供工作崗位和適老化環境、為老年人提升競爭力創造條件等等，從而增加老年人的收入。以汽車製造商為例，寶馬為了留住技術熟練、經驗豐富的老齡工人，改造生產線、創造合適的工作環境以便讓其繼續工作。2011年新生產線應用於其在德國丁戈林（Dingolfing）的一個大型新工廠，該工廠完全由50歲及以上的工人運營。此外，寶馬、奧迪、大眾等汽車製造商均在創新實驗可穿戴機器人——外骨骼，透過減輕關節負擔並增強力量來提升老齡工人的生產力和競爭力。長壽經濟在某些特定領域表現尤為顯著，主要包括金融服務和保險（Migliaccio，2019）、醫療健康和科技，這些特定行業正被推向創新和拓展的新方向，例如無齡感的智慧家居技術、無人駕駛等。
發展長壽經濟有利於緩解社會不平等。市場將圍繞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形成豐富的業態，為老年群體的健康生活和順利工作提供更細緻的服務和支撐。同時，更多的老年人將參與到生產創造中。老年人在崗時間的延長和收入增長能一定程度上緩解養老金替代率不足的問題，也有利於減輕對於勞動人口比例下降導致財富差距擴大的擔憂。
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機器人等技術不斷進步的基礎上，長壽經濟作為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在全球老齡人口占比上升的大趨勢中，將成為全球經濟的驅動力，並造福於各年齡層和各代人。隨著人口預期壽命的延長，個體在較長的生命週期內學習、生產、生活的方式發生巨大轉變，經濟和社會價值也隨之整體轉變，長壽經濟變得更為普遍，充分激發“第三次人口紅利”，進而成為經濟和社會的核心之一。
（三）長壽時代下日本的社會經濟變化分析
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世界銀行資料顯示，2014年其65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25%，可以說率先跨入長壽時代。長壽時代下的日本社會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根據前文提供的理論視角， 分析日本的變化，將會給未來的中國更加深入的啟示。
人口紅利衰退，儲蓄率降低，經濟增長緩慢。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時期。世界銀行資料顯示，1970年日本65歲及以上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達到7%，社會開始正式步入老齡化。人口的拐點也標誌著勞動密集型經濟高速發展模式的結束。1994年日本老齡人口比重已達到14%，步入重度老齡化。與之對應的，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總體走下坡路，長期處於低迷狀態。這一期間，日本儲蓄率與15~64歲人口占比在1991年左右同時到達高點，之後開始步入漫長的下降通道。儲蓄的萎縮也帶來日本投資的萎縮。日本投資增速在從90年代初也開始震盪下行，隨後一直在0%附近徘徊。日本的利率也隨之持續下行，甚至進入負利率時代，背後主要原因是資金的需求（投資）下降速度快於資金供給（儲蓄）的下降速度。
日本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放緩，技術替代加快。勞動生產率代表每單位有效勞動的平均產出，是決定一國經濟是否具有未來增長性的標誌性指標。日本勞動生產率增速在1970年後下行的趨勢明顯。勞動生產率來自3個方面，資本深化、勞動力素質、全要素生產率。資本深化即資本勞動比的提高。亞洲生產力組織（Asian Productivity Organization）的資料顯示，近40年影響日本勞動生產率的3個要素都出現不同程度下降。資本替代方面，勞動力成本上升、數量短缺促使資本加大對勞動力的替代。但隨著資本對勞動的邊際替代率遞減和投資的萎縮，資本深化近幾年對勞動生產率甚至出現拖累。全要素生產率方面，老齡人口占比的增加刺激了技術替代，日本機器人和自動化等尖端技術高速發展。20世紀70~80年代日本全要素生產率強力支撐勞動生產率，但是泡沫破滅後這種支撐有所減弱。全要素生產率的逐步低迷也與長壽時代下日本社會階層固化和家長式企業管理結構抑制創新有關。勞動力素質方面，世界領先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使得日本人口素質整體較高，高素質勞動力成為對沖勞動生產率下行的重要因素。
日本銀髮經濟相關消費需求提升，但並未完全迎來長壽經濟。長壽時代下消費是日本經濟增長最重要的驅動力，日本內閣府資料顯示，消費貢獻了近60%的GDP。雖然日本人口總量近年出現縮減，但日本的消費總量整體呈穩定低速增長態勢。日本社會與老年人相關的醫療保健、護理類消費支出在總消費中的佔比逐漸提升。日本的老年人更多扮演消費者的角色，透過消耗性的消費推動經濟進步。雖然日本也在適應老齡化的挑戰，部分老年人退休後仍參與勞動力市場，但我們認為，其參與程度生產力規模和創造力還不足以使日本老年人成為生產者和創新者的角色，長壽經濟還並未在日本完全實現。
老年貧困也加大了日本社會收入差距。隨著“老齡少子化”現象加劇和醫療成本提升，日本的老年貧困問題日益突出（丁英順，2017）。同時，勞動人口下降導致養老金缺口逐年擴大，對公共財政造成沉重壓力。由於收入相對較低的老齡人口的比例不斷提高，日本社會總體的收入差距呈擴大趨勢。從反映收入分配差異程度的基尼係數來看（如圖7），1985~2015年30年間，日本社會的基尼係數大幅上升。其他發達國家的資料也表明隨著老齡化程序加深，社會的不平等程度將會加深。
（四）對中國的啟示
1.透過教育提高人力資本，以抵消勞動力和生產率下降的影響
與日本20世紀70年代相似，中國正處在經濟結構轉型的過程中，消費逐漸成為經濟的驅動力，與之對應的，第三產業佔GDP比上升，第二產業佔比經歷頂峰後下降。產業結構轉型直接影響勞動力需求結構，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勞動力需求也相應增加。
服務社會下，教育帶來人力資本上升，可以抵消部分勞動力供給和勞動生產率下降的影響。不論是從個人收入還是從宏觀經濟角度，教育的投資回報率都極高（Psacharopoulos，1994）。教育是造成各國生產力差距的重要原因。勞動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生產力越發達（Mankiw et al.，1992）。正如日本高素質勞動力是對沖勞動生產率下行的重要因素，教育紅利對勞動力需求有較強的替代作用。長壽時代下的老齡人口占比提升對經濟的負面影響主要集中在工業社會中，而透過投資教育提高人力資本，在服務社會下可以有效地抵消勞動力萎縮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
2.加快技術替代，透過技術創新引導經濟增長
自動化和機器人的應用將成為解決勞動力下降的重要手段。日本的例子中，自動化和機器人產業順應著長壽時代蓬勃發展，許多行業加快了機器和技術替代人力。隨著技術的不斷髮展，經濟學家預言的機器人代替人工勞動的時代在不斷逼近。世界銀行的資料則顯示，OECD國家中將有57%的工人的工作能被機器取代。從1993年到2007年，歐美已經投入經濟生產的機器人增長了4倍，數量大概在150萬~175萬之間。波士頓諮詢估計，這一數量在2025年將會增長至400萬~600萬。各行業使用機器人情況分別為：汽車行業使用了39%的機器人，居各行業之首；電子、金屬、塑膠化工行業分別為19%、9%和9%（Acemoglu and Restrepo，2017）。機器人替代傳統人力，將提高生產效率，加速自動化及相關行業的發展，進而進一步引導創新促進經濟增長。
3.透過建設有效的資本市場提升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效率
有效資本市場是釋放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最佳渠道。改革開放促進中國第一次人口紅利釋放。隨著勞動力素質提高、社會公共環境改善，第二次人口紅利機會視窗已經開啟。第二次人口紅利的條件要求更高，人均資本的提升要轉化為經濟增長，需要依賴外部的制度性建設，尤其是資本市場的建設。如果資本市場的市場化程度低，融資渠道單一，會造成融資成本高，資源難以有效分配。日本的例子顯示，社會進入長壽時代也會直接影響利率及投資收益率。未來如果全球新興市場都進入長壽時代，全球的資本市場和投資收益也必將進入新的均衡態。另一方面養老金資產規模持續增長使得獲得高收益的難度增加。上述幾重作用將挑戰中國養老財富的長期投資收益率是否能持續顯著超越通貨膨脹，實現保值增值。因此中國的養老金投資機構需要重視權益資產配置，提升對資本市場直接融資水平。
4.引入長壽經濟，創造第三次人口紅利
引入長壽經濟理念，讓老年人“持續”生產和創新，創造屬於他們自己的“第三次人口紅利”，需要改變原有的受教育、工作、退休三段式的工業時代用工方式，需要運用新思路創造屬於老年人的消費和生產方式。
傳統理論認為老齡化對經濟的負面作用主要來自於勞動力短缺，對資源的消耗和階級固化對創新的阻礙。長壽經濟下，情況可能變化。首先，勞動力短缺可以透過機器人和人工智慧替代，同時受過良好教育的老齡人口有能力和意願參與生產，某種程度上可以緩解傳統勞動力下降的壓力。另一方面老年人閱歷、經驗、學識豐富，可以增加智力要素的供給。其次，資源的消耗可以透過發展新興健康產業減少資源擠佔。過往老齡化對投資的基礎作用主要來自醫療、護理等環節消耗資源。而這些部門是從急症診療角度提供產品，造成資源的浪費，甚至阻礙經濟的增長。在認識到老人帶病生存問題後，新的健康產業將以基礎醫療和慢病管理為中心，這就減少了資源的擠佔。最後，創新的阻礙可能會在長壽經濟新的組織形態下得到緩解。當全球步入長壽時代，在傳統經濟之外將產生圍繞老齡人口的長壽經濟，其範疇和結構、組織形態和生產方式都是新的，可視為社會經濟的增量。在增量經濟的影響下，不同年齡層人口的社會矛盾和衝突可能緩解。
在中國老齡人口占比持續提升的背景下，在需求側，適應老年人需求的創新將在更大程度上拉動經濟，比如無人駕駛、智慧家居可能成為重要的產業；醫養結合社群更好地滿足老年人的生活需要，與之相關的養老產業鏈也將蓬勃發展。在供給側，如何讓老年人也能夠“持續”生產，創造屬於他們的“第三次人口紅利”也值得探索。在長壽時代的主題下，長壽經濟與科技將可能產生前所未有的生產方式。自動化與人工智慧技術進一步對初級勞動力進行替代，資訊化和網際網路化強化智力要素供給，全新的經濟形態、生產方式會出現，勞動生產率或將大幅提升。全新的生產需要的勞動力素質將不同於傳統，對教育部門提出終身教育的需求，並促進勞動力市場在年齡結構上達到一個新的平衡。
5.重塑政府職能，促進長壽時代下的社會公平
在長壽時代，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是財富不平等加劇，以及與之伴生的健康不平等問題。如何確保低收入者也能保持健康長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考慮的關鍵議題。日本相對完善的老齡人口社會保障體系固然可以借鑑，同時也要看到由於日本經濟增長遲緩、快速老齡化使公共養老金支出不斷上升，給政府造成沉重的財政壓力，帶來了政府債務風險（張士斌等，2012）。我們認為，政府更重要的職能是激發長壽時代的經濟活力，促進個人在不同生命階段的財富積累，如提高教育水平、倡導終身學習和職業教育、鼓勵企業面向老齡人口創新、允許更靈活的就業形式和用工形式；同時提升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水平，提升衛生服務的效益，滿足多層次的醫療健康需求；在全面提高國民在人力資本和財富積累的基礎上進行合理的再分配，縮小收入差距，提高弱勢群體的生活質量和健康水平。
四、長壽時代的對策
長壽時代是關係人類未來發展的重大問題，如何應對長壽時代帶來的挑戰，如何讓長壽時代不伴隨貧困和疾病，是整個人類面臨的全球性的大問題，甚至是關係人類未來發展方向和生死存亡的問題。長壽時代和隨之而來的健康時代和財富時代，影響的不僅僅是老齡階段的個體，而是涉及全生命週期的人生規劃。重新規劃長壽時代個體全生命週期的安排，使個體可以更好地應對長壽時代的挑戰，是社會、政府和企業都需要考慮的問題。
1.在社會層面，需透過產業結構的變遷滿足長壽時代的個人需求
個人是社會的基本單元，長壽時代，個人需求將呈現新特徵。工業化時代人們通常將人生劃分為3個階段，教育期、就業期和退休期。隨著長壽時代的到來，人生將由多個階段組成，而不是工業化時代單一的線性維度（琳達·格拉頓等，2018）。隨著人生的延長和人生階段的變化，個人需要重新審視長壽的生命過程，對人力資本和財富的積累與消費重新進行規劃。在此背景下，個人需求將表現出3個特徵：一是健康需求，讓生命質量得以有效延長，有充分的活力面對人生階段的變化，而不是在虛弱和病痛中虛耗漫長的人生；二是財務和養老金需求，為預期增加的壽命儲備更多的資金，維持財務穩定，滿足養老和健康的需求，從而獲得有質量的長壽人生；三是獲取新知識、新技能的需求，長壽時代個人維持生計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將不斷變化，需要終身學習，隨時代變化掌握新的技能，以更好地積累財富應對長壽人生。這些個人需求的變化都對現行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就業等所有結構提出挑戰。
個人需求的變化將帶動社會產業結構從工業化向後工業化邁進。在這方面，中國可以借鑑很多發達國家轉型的經驗。從美國勞工統計局的資料來看，進入21世紀，服務相關的第三產業在經濟中的佔比得以提升。農業在1869年佔美國GDP的近40%，到2013年只有1%。與農業相比，服務業在經濟中的份額從1929年的40%上升到2013年的65%左右。與這個趨勢類似，長壽時代個人最核心的3個需求恰恰都對應當前服務業中的高階產業。未來，與長壽相關的健康、養老、教育產業和與之對應的科技、研發產業的增長速度將明顯高於均值。
2.在政府層面，需健全社保體系，推動醫養供給側改革，引導長壽經濟轉型和個體行為轉變
面對長壽時代的到來，社保體系的籌資與支付將面臨更大的挑戰，從維護社保體系穩定的角度看，政府可採取適當推遲職工退休年齡、增加社保繳費年限、提高社保籌資基數等措施。同時，政府應使社會保障體系適應長壽時代的變化，比如最佳化養老金三支柱比例，發展個人養老第三支柱，推動長期性廣義養老金開展市場化投資；同時合理支出醫保資金，提升慢病管理的效益，建立廣覆蓋的長期照護機制等。除了維護基礎社會保障體系的穩定和高效，政府應該著力降低長壽時代的供給側的成本，透過各類政策引導和激勵擴大醫養服務供給，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彌補養老和健康服務缺口。政府可以透過土地與稅費政策以及水、電、氣等基礎能耗的價格優惠政策，降低醫養服務供給方的建設和運營成本；進一步放寬社會資本投資設立健康服務、養老機構的准入，為醫養行業拓展投融資渠道；加強對醫養運營服務的市場化監管與標準體系建設，推動社會辦與公立醫養服務供給方享受同等的發展與扶持政策。同時，政府應該持續引導保險與金融領域完善支付與產品體系，有效促進健康、養老相關服務消費，使得供給方在滿足長壽時代服務需求的同時也能獲得不斷創新發展的動力。此外，政府應該鼓勵教育和網際網路產業提供更加適應長壽時代下民眾的多層次職業教育、興趣學習和社會交流需求的平臺。
在經濟政策層面，正如前文分析，為了減輕老齡人口對經濟的衝擊，政府除了持續推動技術升級，還需要大力推動長壽經濟發展，創新就業崗位、提高就業的靈活性，為老年人繼續參與經濟活動、創造社會價值提供條件，在此基礎上全面激發老齡人口的多元化需求，提升產業結構轉型的質量和對長壽時代的適應性。
最後，政府應積極引導個人轉變認識和行為，使個人更積極主動地規劃長壽人生。長壽時代的到來是個不可逆的命題，政府可加大教育、宣導的力度，幫助民眾更清晰明確地認識到新時代的到來及個體將面對的挑戰，鼓勵個人持續積累人力資本，更早地開啟財富規劃。如前所述，長壽時代下，個人的人生將不再是單一的線性維度，在教育、職業選擇等方面個體將具有更多的靈活性。對此，政府有必要考慮更靈活的社會治理模式與政策制度，幫助個體實現非線性人生所需的過渡，提高適應性。
3.在企業層面，需加速商業模式和組織轉型以應對長壽時代的挑戰
作為國民經濟的細胞、市場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者，企業在長壽時代能夠發揮的作用對社會、政府和個人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企業未來的發展也必將受到長壽時代的影響，長壽時代正是企業解決突出矛盾、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創造核心價值的時代。長壽時代的社會需求以老齡人口的需求為基礎，老人的需求將不僅僅是維持生存，而是實現自己的願景，企業必須深刻了解這一需求變化，在商業上進行創新。哈佛大學的管理學者克萊頓·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於1997年提出了顛覆性創新理論，指出顛覆性創新就是用更簡單、更便宜、比現有技術更可信賴和更方便的技術去爭取勝利（克萊頓·克里斯坦森，2014）。為了滿足長壽時代老人的需求，企業需要不斷降低成本，使得面向老人的產品和服務更方便和實惠。舉例來說，美國養老社群的發展，就遵從了這樣一個創新原則，如“太陽城”，通過出售老年人可以貸款購買的大型養老社群住宅，把高爾夫俱樂部變成老人的日常的生活，開啟了美國對積極退休生活的消費（Trolander，2011）。目前，新一代的養老社群正在把消費型的社群變成一個小型的長壽經濟體，既透過規模化、集約化的方式滿足老年人的基礎性和發展性消費，又鼓勵老人發揮銀髮智力繼續創作與生產，這大大降低了高品質長壽生活的成本。
與需求改變和供給側的創新相對應，我們認為共享和生態將成為企業的新組織形式。為了應對長壽時代的挑戰，長壽時代的企業需要建立共享機制，以激發組織活力、提升組織效率。工業化時代的企業習慣於標準化的、流程化的、易於執行和管理的工作機制。而伴隨長壽時代的到來，多階段人生使得人們的工作和生活變得更靈活，這種靈活性將使傳統企業對流程化、標準化和可預測性的訴求難以得到滿足。為了適應這種變化，企業自身的內部型態也需要足夠的靈活性來適應未來更多樣化的個人職業發展需求。企業傳統的僱傭模式將轉變為合夥模式，建立利益共享機制，讓成員找到歸屬感、價值感，體現企業家精神，從而最大程度地展現出積極性和創造力。同時，由於長壽時代人口年齡結構柱狀特徵，各年齡段人口分佈均勻，年齡組內和組間的需求趨於多元化，這會帶來市場集中度的下降和市場需求的多樣化。而面對市場變化，只有建立生態產業體系的企業才能夠滿足長壽時代客戶多樣化的需求。在長壽時代，隨著資訊科技帶來的便利，傳統的大型企業將有可能被更多的小而精的細分領域的更專業的企業所包圍，大型企業將與越來越多的小企業組成生態系統，共同迎接未來的挑戰。
我們注意到，相較其他企業，商業保險公司在參與構建長壽時代下的產業體系方面具有獨特優勢。保險是金融服務業，更是民生產業，與養老、健康產業有天然的交集。一方面商業保險公司可以透過不同型別的保險金的累積，解決不同層級客戶未來長期的養老和健康資金需求；另一方面，在長壽時代商業保險公司不僅可以是個人和家庭醫養支付資金的重要承擔者，是企業和政府採購養老和健康保障計劃的產品提供者，更可以成為醫療、養老、健康服務產業創新發展的有力促進者。借用保險資金特有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商業保險公司長期投資支援養老地產、醫療健康產業的發展，不僅能解決上述產業發展的融資問題，也能實現保險資金投資的多元化，更是保險產業鏈的延伸，建立產業生態取得協同效用。
中國正在迎來長壽時代，中國領先的保險公司都在不同程度上探索企業解決方案。泰康保險集團在23年的商業實踐中把一家傳統的人壽保險公司逐步改造、轉變、轉型為大健康生態體系，探索出一套應對長壽時代需求與挑戰的企業解決方案，具有一定典型性，行業紛紛效仿，已經成為哈佛商學院的教學案例，這裡我們作為案例加以研究。泰康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1996年，至今已發展成為一家涵蓋保險、資管、醫養三大核心業務的大型保險金融服務集團。作為保險業首個在全國範圍投資養老社群試點企業，該公司已完成北京、上海、廣州等19個全國重點城市養老社群佈局，成為全國最大的高品質連鎖養老集團之一。秉承醫養融合理念，養老社群內配建以康復、老年醫學為特色的康復醫院。圍繞長壽時代的主題，該公司透過打造長壽、健康、富足3個閉環，構建大健康產業生態體系。其中，長壽閉環指壽險與養老服務構成的閉環，客戶購買壽險和年金保障，在養老社群裡安享晚年；健康閉環指健康險與醫療服務構成的閉環，客戶購買健康保險保障，在醫療體系享受診療等健康服務；富足閉環指養老金與資管構成的閉環，客戶購買各類財富管理產品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保障自己的醫療和養老需求。我們認為，透過支付加服務，再結合中間的投資積累時間價值，泰康的商業模式構建出不同於傳統保險競爭的全新維度，產生比較優勢。
從商業模式的角度來看，創新的本質是便捷和實惠。面對長壽時代的挑戰，泰康將保險與實體醫養相結合，透過專屬的年金保險產品“幸福有約”附加養老社群保證入住函的方式，既為客戶未來的長壽生活提供足夠的資金積累，又提前鎖定優質養老社群資源，實現了保險客戶與養老服務的連結。在此基礎上泰康進一步提出“活力養老、高階醫療、卓越理財、終極關懷”四位一體的全生命週期商業模式，在實體服務方面實現了對老年生命鏈的整合，目標是使長者們以最優的成本、最高的效率獲得最優質的醫養康寧全方位服務和體驗。同時為了能夠配合該商業模式的銷售和服務，該公司打造了“健康財富規劃師”這一全新職業，幸福有約系列產品、泰康之家養老社群和健康財富規劃師三位一體全方位滿足長壽時代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我們認為，泰康這種模式帶來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養老社群在設計上體現適老化（如採用小戶型設計），在建設運營上體現集約化，在連鎖經營上從品牌推廣到供應鏈都具有規模經濟，這都體現了商業創新的本質；第二，養老社群的連鎖運營有利於養老科技的創新和應用，替代部分昂貴人力，這有助於效率的進一步提升，使得居民享受更高質量和便捷的服務；最後，社群居民透過泰康的保險產品提前儲蓄，享受複利效應，在入住後可以大大降低財務壓力。泰康這種商業模式將使得更多的中產階級能夠負擔得起高品質的養老生活，提高支付能力，降低消費成本，更好地追求長壽時代下的願景，將推動一場養老革命。
作為一個企業面向長壽時代的探索，我們也發現它會對政府政策和社會發展造成深遠的影響。近年來國家頒佈一系列檔案鼓勵和支援保險企業為社會服務領域提供長期股本融資、參與養老服務機構的建設運營、引領醫養領域的改革發展，比如2020年銀保監會聯合十三部委頒佈的《關於促進社會服務領域商業保險發展的意見》就指出，允許商業保險機構有序投資設立中西醫等醫療機構和康復、照護、醫養結合等健康服務機構；鼓勵保險資金與其他社會資本合作設立具備醫養結合服務功能的養老機構，增加多樣化養老服務供給等等。泰康方案的實踐與國家政策的制定頒佈相互促進和印證。在社會層面，泰康養老社群正在透過提供長壽服務向社會賦能，嘗試成為長壽經濟的試驗田。在需求端，養老社群致力於提供健康諮詢、健康管理等醫療服務，提供高質量的文化活動及交流場所，透過科技應用打造更多適老化設施，實現健康養老、文化養老、智慧養老；在供給端，養老社群為長者們發揮餘力反哺社會搭建新的平臺，透過提供遠端教學、搭建專家平臺等方式讓長者們積累的知識經驗持續指導社會生產，持續創造價值。
綜上所述，泰康方案的本質是用商業方式推動一場養老革命，用市場經濟的方法和商業創新來不斷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為人類社會進入長壽時代提供應對思路。這不僅是長壽時代的企業解決方案，而且是一種以企業的力量推動社會和政府解決長壽時代挑戰的方案。在長壽時代的浪潮之下，中國需要更多企業投入到社會民生工程的建設當中，成長為大健康和大民生工程的核心骨幹企業。
五、結論
各類資料都在表明世界正在快速變老，人類社會正在進入長壽時代，人口年齡結構將逐步形成新均衡，低死亡率、低生育率、預期壽命穩步提升、人口年齡結構趨向柱狀、平臺期老齡人口占比超越1/4構成了這一時代的五大特徵。伴隨著長壽時代的到來，帶病生存將成為普遍現象，為了使得漫長的長壽生涯可以更加有質量，個體投入在健康上的費用將劇增，龐大的健康需求將促進健康產業的發展和健康產業結構的變化；同時，長壽時代社會儲蓄結構及個人財富積累形式將會發生變化，個人將更加依賴投資回報和財富積累來滿足養老和健康的需求，長壽時代必將帶來健康時代和財富時代。從宏觀角度看，當前對於長壽時代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有不同的觀點：有的認為老齡人口比例增加將導致經濟增速放緩，也有最新的研究表明長壽時代未必會導致經濟增速下行。長壽時代下社會經濟的發展既面臨挑戰，如社會創新效率受限以及財富不平等程度加深等，又存在機遇，尤其是適應長壽時代社會經濟結構的是更有活力的長壽經濟，老年人的價值將被重新認識、定位和發掘。日本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長壽時代下的日本勞動力、社會經濟發生了深刻變化，對中國應對長壽時代的衝擊具有經驗啟示。從日本經驗可以推知透過提高人力資本、加快技術引導、促進社會公平、建設有效的資本市場、引入長壽經濟創造第三次人口紅利等可以有效促進經濟發展。長壽時代已經來臨，相比其他國家，中國人口基數大、老齡人口增長程序愈發加速，但人均收入及儲蓄均不及同時期發達國家，難以支撐個人退休後的健康和養老消費水平，長壽時代的到來對中國社會和經濟的影響程度更大，重新規劃長壽時代個體全生命週期的安排，是社會、政府、企業都需要考慮的問題。中國的企業已經在積極探索長壽時代的解決方案，為中國乃至全球面對長壽時代的挑戰和機遇提供了一種以企業實踐推動社會變革的可持續穩定發展方案。
本文系統性地闡述了長壽時代的特徵與形成，擴充並豐富了其內涵與外延，對相關的學術理論進行了詳實的研究，並從動態視角探討了長壽時代的挑戰和機遇，提出了對中國應對策略的建議，初步提出瞭解決方案的設想和具體商業實踐。在長壽時代的理論框架下，下一步需進一步擴充完善長壽時代相關的人口學、健康經濟學、長壽經濟等學術理論的研究，深入解析長壽經濟的需求結構和生產方式，延伸豐富長壽時代解決方案的實踐探索，重點探討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背景下如何前瞻性地根據長壽時代的理論推動社會產業結構的變化，引領商業企業的發展變革，解決長壽時代可能帶來的各種社會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