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6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在美國白宮玫瑰園發表聯合宣告時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擁抱

21世紀的國際政治世界正在發生什麼？除極少數例外，全國大選揭示了選民之間前所未有的黨派和意識形態分化程度。如今，輸家要麼聲稱自己實際上是贏家，要麼聲稱競爭對手操縱選舉結果，因此可以忽略不計，這似乎很少見。

這是即將離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目前正在進行的可笑遊戲，儘管擁有很少或沒有證據表明，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和民主黨存在廣泛的選舉舞弊，但特朗普瘋狂指責他們。正如馬里蘭州州長、共和黨人拉里霍根公開感嘆的那樣，如今的美國有被視為“香蕉共和國”的風險，而不再是民主世界的領導人。

如果白俄羅斯和緬甸最近發生的事情也可以作為例子的話，那麼反對派似乎對民主選舉調和分歧或使公民更加團結的機制幾乎沒有信心。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國家中，製造分裂似乎已經成為日常工作。

例如，在印度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中，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發起了一場運動，將穆斯林少數民族視為敵人，以確保他的印度人民黨贏得第二任期，《時代》雜誌將總理莫迪放上封面，冠名“印度首席分裂者”。

隨處可見，輿論的動盪使民意測驗者感到困惑，政治學家們不斷為此尋找答案。

兩位最傑出的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或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他們在各自關於21世紀將如何發展的宏大理論中，都沒有預見到這些進展。

冷戰結束後，福山發表了一篇名為《歷史的終結》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自信地預測了21世紀的發展，後來又在書中自信地預言，自由民主將席捲全球，成為人類統治的最終形式。在福山看來，蘇聯解體意味著共產主義失敗了，這顯然是另類選擇，而政治伊斯蘭作為一種政治體系，不可能獲得比少數派更多的支援。

因此，在美國監管指導下，二十一世紀將經歷建立在單一全球民主、個人主義和自由市場體系基礎上的新世界秩序。

儘管對同一事件進行設想，但亨廷頓在1993年構想的冷戰後世界卻大不相同。他在題為《文明的衝突》的外交事務文章中指出，國際關係的特徵不是關於自由民主的共識，而是整個文明之間，尤其是伊斯蘭與西方之間的衝突。亨廷頓認為，文化和宗教的巨大差異將推動21世紀朝著文明間戰爭方向發展，文明之間的斷層線將專門成為“未來的戰鬥線”。

然而，隨著2020年的臨近，這些宏偉的理論似乎都沒有發揮出其作者預期的效果。

早在2006年，當美軍開始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深淵時，福山承認，沒有人民的同意就不能強加“自由民主”。到2020年，他甚至不確定美國是否仍然存在“自由民主”。福山堅持認為，在特朗普領導下，美國已成為“反政府”縮影，成為一個“最糟糕的”的政府，而不是最好的政府。

乍一看，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可能看起來更加成功。 9·11恐怖主義襲擊悲劇，對非穆斯林目標的反覆致命“獨狼式”襲擊，ISIS組織宣佈新的哈里發以及西方國家穆斯林婦女頭巾和地位的“斷層線”緊張局勢，可能導致一些人認為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之間確實存在重大沖突。實際上，即使亨廷頓於2008年去世，他的論文仍然是思考國際關係未來方向的標準參考點，並且在過去兩年中，他的著作在學術搜尋被引用了超過3.5萬次。

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更準確地說是“絕大多數學者”。論文首次發表時就遭到了廣泛的嘲笑，儘管仍然沒有那麼激烈）根本不相信這些事件預示著亨廷頓預見到的一場基於文化的宗教衝突，就是一場大災難，他們共同提出的問題是亨廷頓整篇論文的還原論基礎。這些學者們與亨廷頓分道揚鑣，因為亨廷頓的主要假設是伊斯蘭和西方構成了整體文明，宗教文化差異將使他們直接處於戰爭立足點，並認為所有穆斯林都擁護原教旨主義伊斯蘭教推動的世界秩序。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似乎是唯一一個願意表示亨廷頓的預言可以成為“真正贏家”的人。

文明內部裂痕不僅破壞了福山的世界自由民主體系，而且破壞了亨廷頓文明集團的凝聚力。諸如公開辯論，法治和負責任的政府之類美國世界秩序標誌的侵蝕，逐漸使西方民主貨幣貶值，而激烈的宗派衝突使穆斯林反西方聯盟形成的任何直接前景遭遇挫折。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全球化及其伴隨民粹主義反應的副產物，可以說已經超過了設想的“自由民主”優勢以及整個文明在戰爭中的立足之地。

自198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資本主義社會都接受了新自由主義，這確實證明了國民財富分配給了少數擁有效行使權力並從其促進的政策中受益最大的少數人。大多數人預設表面上不利於他們的情況是由於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普遍性，以及有效質疑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維持的全球體系困難。

進入民粹主義，這種現象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變著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在西方，民粹主義表現為右翼對自由民主政府和腐敗統治機構的不滿。這種民粹主義是由敘事驅動的，而這些敘事將大都市精英和跨國外來者確定為國家的虛擬敵人。

在穆斯林國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國，鄰國印度的無處不在一直在民粹主義故事中被描述，而這些故事涉及印度教徒以及他們各自的軍隊作為伊斯蘭教象徵性堡壘作用。

儘管亨廷頓被認為將民粹主義維度納入了他的“文明衝突”論題中，他沒有預見到，民粹主義可能採取的軌跡與加劇國家間的對抗一樣，可能會激起國家內部的緊張局勢。

可以肯定地轉向專制主義以抵消民眾異議，可以說正成為亞洲、中東和南美乃至民主西方國家政治的決定性特徵。今天，一位政治科學家正在研究水晶球，這很可能不是在研究迫在眉睫的文明戰爭，而是在不斷增加的內亂中預測21世紀的剩餘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