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書媽媽寫在前面：

梅琳達·蓋茨不是一個憑藉丈夫光環的女人。如果沒有比爾·蓋茨，她也會成為一位傑出的女性。

她從小就是超級大學霸，在少有女孩學計算機的八十年代，她拿到了杜克大學計算機科學、經濟專業學士雙學位；還作為班裡唯一一名女生取得了杜克大學的MBA學位。在結識比爾·蓋茨以前，她在微軟是數一數二能獨當一面的女性領導者。

巴菲特說：“如果要比宏觀統籌能力，梅琳達比絕頂聰明的比爾，還強那麼一點。”

儘管如此，梅琳達在嫁給比爾·蓋茨之後，在婚姻中感覺自己極度孤獨，時常會感覺自己無足輕重。她嚮往平等的關係，她說“我必須開動腦筋，設法從一個慣於發號施令的男人那裡得到它們。”

在梅琳達·蓋茨的第一本書《女性的時刻：如何賦權女性，改變世界》中，她用了一章的內容，想告訴讀者——婚姻需要平等的關係，平衡分工才能平衡婚姻。

以下文字引自新書《女性的時刻：如何賦權女性，改變世界》，為梅琳達·蓋茨的自述，略有刪減。

在文章開始之前，需要解釋一下什麼是無償勞動。無償勞動，其實就是瑣碎的家務，通常由一名家庭成員無償承擔，比如照料孩子和其他家人、做飯、打掃、購物、開車、跑腿等等。

我的平等之路

也是從減少無償勞動開始的

改變之一：“既然比爾·蓋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兒園，你肯定也可以。”

在我的家庭生活中，的確存在一些分工不均的無償勞動——那就是大量的育兒工作：送孩子們上學，帶他們看醫生、做運動、上戲劇課，為孩子們輔導功課，跟他們一起吃飯，在重要的日子裡代表全家向朋友們祝賀，譬如生日、婚禮、畢業典禮等等。

這些會花去我很多時間。我好幾次筋疲力盡地找到比爾，對他說：“幫幫我！”

2001年秋天，我們的的大女兒詹妮弗開始上幼兒園，我們找到一所理想的學校，但那裡離我家足有三四十分鐘車程，這就表示我每天必須在家和幼兒園之間往返兩次，需要開車兩個多小時。

我跟比爾抱怨路上時間太長，他聽了說：“我可以幫你啊。”我說：“真的嗎？你願意接送孩子？”他說：“當然，這樣我就能多和詹妮弗說說話了。”

就這樣，比爾開始送女兒上幼兒園。他會從家出發，把詹妮弗送到幼兒園再折返，經過我們街區去微軟上班。他每週送孩子兩次。

差不多三週後，我送孩子上學時發現有很多爸爸來送孩子。我問一位媽媽：“嘿，這是什麼情況？怎麼這麼多爸爸來送孩子？”她說：

看見比爾來送孩子，我們就回家告訴丈夫：“比爾·蓋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兒園，你肯定也可以。”

改變之二：“ 作為媽媽，並不代表我必須在所有人走後，獨自留在廚房洗碗 ”

幾年後的一天，吃完晚餐，我照例最後一個離開廚房，留在裡面洗全家五口的碗盤。洗著洗著，我突然大發雷霆，宣佈：“誰也不準比媽媽先離開廚房！”

比爾十分支援我，儘管我只能把洗碗工作交給他，因為這活兒沒人比他幹得漂亮。

寫到這裡，有些讀者恐怕會想：噢，不會吧，這個養尊處優的女人光是獨自留在廚房裡就受不了啦。可她又不用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她的孩子們也不用坐公交車上學，育兒嫂都那麼可靠，老公還願意送孩子和洗碗。

我明白，我明白，我分享自己的生活並不是為了抱怨負擔太重，而是想表明這些讓我更能理解無償勞動問題。

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對策，在照顧子女、操持家務時，每位家庭成員都需要幫忙。相互照顧是人類的天性——照顧子女、護理年邁的父母理應是一種愛的表達。照顧家人能為我們帶來人生中最珍貴的回憶。

如果每個人都認為這些工作理所當然應該由女性承擔，那幸福就會變成負擔，本該由家人共同分擔的工作，也就成了一種壓制手段。

平衡分工才能平衡婚姻

女性擅長照料他人、操持家務，但男性也一樣擅長這些。如果這些職責全由女性包攬，男性就無法鍛鍊這方面的能力，女性也無法拓展其他能力。

如果男效能更多地承擔照護工作，優秀的護理者將會倍增，這能增進男性與子女的感情，帶來歡樂而融洽的親子關係，讓人受益終身。同時，分工合作也讓男性和女性都能發展更多技能。

更重要的是，這種轉變還將弱化男性的支配地位，增進伴侶關係。

▲梅琳達·蓋茨

我是如何從一個慣於發號施令的男人

那裡，得到平等的關係？

多年前的一天，我與好友艾米·尼爾森聊到生活與婚姻，向她傾吐了嫁給比爾的種種不易，比如我有時會感覺自己無足輕重，即便在我們合作完成的專案中也是如此。她聽了對我說：“梅琳達，你嫁的可是個如雷貫耳的男人啊！”

這句話為我帶來了新的視角。我一直想在比爾身邊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我的聲音才常常被他的蓋過了。最省事的做法就是讓比爾成為我倆的代言人。如果我這麼做，我也不會挑戰自我或質疑比爾了。

但是，我渴望找到自己的聲音，嚮往平等的關係，因此，我必須開動腦筋，設法從一個慣於發號施令的男人那裡得到它們。

從自我懷疑到逐步成為平等的夥伴

我顯然不可能在每個領域都與比爾勢均力敵，他也一樣，可我們在感情中能平起平坐嗎？況且，比爾想要這樣的關係嗎？這對他有什麼好處呢？在我們剛結婚時，這些問題時常困擾我。

我們的第一個孩子詹妮弗剛出生時，我在婚姻中感覺極度孤獨。當時比爾是微軟的執行長，他忙得不可開交，總有無數人找他。所以我想：好吧，或許他只是嘴上說想要孩子，心裡並不想要。

作為夫妻，那時我們並沒努力構建兩個人共同的價值觀，也沒想過如何把它傳給子女。我總感覺什麼都得我獨自完成。

之前，我們搬進了我在訂婚後挑選的一處漂亮的房子，大小適中，適宜家庭居住。他也欣然同意。過了一年半，我們又搬進了比爾單身時就開始修建的一棟大得離譜的房子。我並不是很想搬家。

我感覺自己想要的跟比爾完全不同，而且我們也沒時間好好談談。在搬家的過程中，我陷入了自我懷疑。

我想在這段婚姻中扮演怎樣的角色？我開始審視自己，拷問內心真正的追求。我不再是微軟的計算機業務負責人了，而是一位母親，有著幼小的孩子和終日在外出差的丈夫。

▲比爾·蓋茨和梅琳達·蓋茨的婚禮照片

這就是我婚姻的起點。

在此後的二十餘年間，我們有了長足的進步。我們都明確希望兩個人在婚姻中能勢均力敵。比爾在採訪中常常會提到，他從小到大做任何事都願意與人合作。事實也的確如此，但這並不代表他總能平等地對待對方。

他必須學習放下身段，我也必須提升自己，成為與他勢均力敵的夥伴。我們必須弄清誰更擅長什麼，做到能者多勞，學會不在對方的領域指手畫腳。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學會處理兩人觀點相反時互不相讓的問題。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因為生活中的每件大事，都由我倆共同決定。如果無法以尊重與傾聽的態度來化解重大的分歧，那麼即使最小的分歧也會被無限放大。

2002年，在我們最小的孩子菲比出生後，我和比爾找到了一個維持婚姻平等的有效方法。

這不是事實，也不符合我們的設想。

不要害怕，說出你想要的

不要掩飾自己的脆弱

比爾也清晰地意識到我們必須平等地合作，我就應該更多地出現在公眾面前。這也意味著我需要他的指點，作為公眾人物，比爾在這方面有豐富的經驗。他完全可以擺出居高臨下的姿態，但他從沒這麼做，而是始終支援我、鼓勵我。

坦白地說，我猜比爾其實非常擔心釋出會結束後我會情緒不佳——因為多年前，我在剛開始代表基金會發言時，曾向他提過非常過分的要求。當時有一場演講，讓我特別緊張。比爾和我同時受邀在西雅圖會議中心發言。我還不習慣公開談論我們的工作，尤其是當著比爾的面。

因此我對他說：“聽著，我想做這場演講，不過我特別緊張，不希望你在場，所以我需要你講完話就離開。”

回想起來，我不禁啞然失笑，不過這件事千真萬確。那天，比爾講完話就悄然離場，開著車在附近繞了十五分鐘才回到會場，接上我一起回家。

他沒有因為被我支走而讓我難堪，後來我也再沒提過這種要求。

不過，有時我會告訴他：“聽好，無論我講得有多糟糕，我都希望你一臉崇拜地聽完每一個字。”

在他面前，我從不掩飾自己的脆弱，他也從不嘲笑我。比爾從不認為我起初力不從心是因為能力不足。他能看到我的成長，而且在我需要支援時，他幾乎從不缺席。

為了寫基金會的年度公開信

我的“這段婚姻或許就要這麼結束了”

我跟比爾第一次合作寫基金會的年度公開信時，我們都以為自己會把對方殺了。我當時覺得：“好吧，這段婚姻或許就要這麼結束了。”

那是2012年秋天，比爾剛開始撰寫基金會的年度公開信，準備在2013年年初發布。2007年開始，比爾就開始以年度公開信的形式總結基金會上年的工作。

有人鼓勵我們共同執筆，當時三個孩子都太小，我總覺得抽不出時間。我終日忙於基金會的其他工作，沒跟比爾一起撰寫第一年及隨後幾年的年度公開信。他沒提，我也沒在意。

到了2012年，我開始更積極地參與基金會事務，無論是在臺前還是幕後。這年恰逢倫敦自主計劃生育峰會召開，我們啟動了一項旨在為全球1.2億女性帶去避孕藥具的計劃。因此，比爾開始規劃年度公開信的要點時，自主計劃生育問題自然也在其列。

自主計劃生育由我主導。既然比爾準備在年信中談論它，那我倆合寫豈不更好？或者，這部分為什麼不能由我執筆呢？我有充分的理由與他合寫。但他也提出了種種顧慮。

最終，我還是決定把問題擺上檯面。我不知道這樣做會有什麼結果，但這件事總讓我感覺如鯁在喉，不吐不快。於是，我跟比爾坐下來，準備好好談談。我說站在他的角度，我能理解他的做法，然後列出所有促使他認為年度公開信應由他執筆的原因。

同時我也指出，他想寫的內容很多都是我們共同得出的結論，是基金會不斷試錯的結果和合作夥伴成功實踐的經驗。

隨後，我談到了一個更敏感的問題。我說有些話題由我來介紹，可能會引起更強烈的反響，這種時候我就應該發言，無論是一起還是單獨。這能提高我的聲量，促進我們之間的夥伴關係，推進我們的目標。

這些就是我的論點。（或許當時我並不像自己寫的這麼冷靜！）

比爾卻認為，年度公開信機制在基金會運轉良好，他看不出為什麼要改變。我們爭執得越來越激烈，兩個人都非常生氣。這對我們是一次巨大的考驗。

考驗的不是如何達成一致，而是如何面對分歧。這花了我們很長時間，在那之前，我們都對彼此心懷芥蒂。

最終，比爾請我寫一段關於避孕措施的內容放在信裡。2013的年度公開信中收錄了我的一篇文章，內容是我的尼日與塞內加爾之行，還有倫敦峰會。

第二年，公開信的題目變成了《2014蓋茨年信》，主題是“阻礙窮人進步的三大難題”，比爾寫了其中兩大難題，我寫了一個。

第三年的公開信題為《2015蓋茨年信：為未來下注——比爾與梅琳達·蓋茨》。

這標誌著年度公開信徹底從比爾一個人的工作變成了我倆共同的工作。為了向平等邁進，我們做過許多努力，年度公開信無疑是其中最有分量的。

不會把髒活兒累活兒

推到一個人身上

我和比爾努力為彼此分憂，尤其願意分擔那些相對困難的工作，不會把髒活兒、累活兒推到一個人身上。

不平等關係的一大標誌就是一方包攬所有重要、有趣的工作，強迫另一方承擔那些沒有技術含量的瑣事。這正是不平等存在的目的。因此，分擔髒活兒、累活兒，就是對等級制度有力的回擊。

有些朋友見比爾在微軟身居高位，就想當然地以為我們會遵循傳統的性別分工。這種想法令我十分驚訝。實際上，我們兩個人努力消除一切失衡，只承認那種根據才能、興趣和經驗自然形成的高下之分。

我們在婚姻中是平等的伴侶，在基金會是平等的夥伴。我們一致認定，無論將來我們在生活中的角色如何改變，這種關係都不受影響。

結語：我從不認為女性比男性優越

我從不認為女性比男性優越，也不認為女性只有比男性掌握更多權力，才能改善現狀。

我認為男性的支配貽害社會，是因為任何壓倒性的優勢都是有害的：它意味著社會在虛妄的等級之上運轉，權力與機會按性別、年齡、財富和特權，而不是技能、努力、天賦和成就來分配。

打破那種允許一方佔據絕對優勢的文化，能增強每個人的力量。

所以我們的終極目標不是讓女性崛起、男性沒落，而是男女共同進步，成為平等的夥伴，不再為控制權你爭我奪。

那我為什麼總是在強調女性和女性賦權呢？我的答案是，因為我們女性必須從彼此身上汲取力量，而且在實現平等之前，我們往往不得不費力讓自己相信那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權利。

我們不能單純指望男性主動讓渡權力。如果存在這種可能，那世界早已改變。當男性看到女性力量的提升能讓每個人受益，改變才拉開了序幕。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