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以前家住成都市大石西路，附近有一家理髮店。理髮店是一位姓胥的中年男子開的，店裡就他愛人和他女兒。他理髮技術好，而且為人善良，所以我每週都去他那裡理髮。2006年，我搬家到了城東，再到胥師傅那裡理髮得穿過通城，顯然不方便，然而多年來，我依然每週都去胥師傅那裡理髮——我理髮誰都不認，就認胥師傅。

其實，每次也不全是胥師傅幫我理，有時候是他女兒幫我理。開始我還有些不放心，結果胥師傅說：“沒問題的，她的技術不亞於我。”果然，幾次試了下來，小胥的水平相當不錯。就這樣，一年一年過去，小胥當了媽媽，胥師傅當了外公，可我依然每週都去光顧他們家的理髮店，漸漸成為好朋友了。

昨天我又去理髮，小胥正忙著給一位大媽做髮型，胥師傅一邊為我理髮，一邊和我聊天。我問他什麼時候學的理髮，他說初中畢業就開始拜師學理髮，“我讀書不得行，總要學一門手藝嘛！”他說。我又問：“小胥是什麼時候學理髮的呢？”他回答我：“也是初中畢業，十四五歲就跟我學。”他說，當時女兒學習成績不太好，讀了初中就沒繼續讀高中了。

由此看來，父女兩代都是當年“讀書不行”而早早地學理髮手藝了，可現在無論胥師傅還是她女兒，在理髮行業絕對屬於佼佼者。我對胥師傅說：“可惜你們理髮這個行當不興評職稱，不然你應該是正高階理髮師！我每次理了發，我的頭就是你的藝術作品！”

這話也同樣適用於小胥。她現在漸漸獨當一面，經常店裡只有她一個人，無論是洗剪吹，還是焗發，或是根據顧客需要做各種髮型，她樣樣拿手，而且動作麻利。今天，我坐在店裡排隊等候的時候，看見她正在一個大媽的頭上擺弄，那複雜的程式和令我眼花繚亂的指法，讓我覺得她心靈手巧，簡直就是一個工藝大師。

我忍不住想，當年憂慮並嘆息她學習成績的初中老師會想到她今天的出息嗎？

二

我再次想到最近講課反覆說到的一個觀點：無論現在表現如何，成績怎樣，每個孩子的未來，都有一百種可能！

這個觀點並非我的原創，我也不知道這個觀點是誰的原創，我是從我讀得第一本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要相信孩子》中讀到的。在這本只有140多頁的小冊子中，蘇霍姆林斯基寫道：“每個教師都可以舉出不止一個例子來說明,某些在校學習期間很不引人注目,不好不壞的‘中游’學生,畢業走向生活後,突然在某方面表現得很出眾,很出色。……我們認為許多學校在教育過程中存在的缺點，就是教師在幾年的教學過程中沒有能夠發現每一個學生獨特的能力、潛在的力量和才幹,而這些東西正是他們後來能夠取得成就的重要前提條件,是他們能夠創造性地進行勞動的基礎。每個孩子都有他自己在某一方面的積極性,都有某種特殊的稟賦、某些自然的素質和某方面的傾向性。我們應該發展孩子們身上的這一切,應該給他們創造條件,讓他們身上最美好的東西得到最充分、最理想的施展。”（《要相信孩子》 汪彭庚譯 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版 第120頁）　

蘇霍姆林斯基還以一個叫“維克多”的學生為例來說明這個觀點。維克多在學校讀了七年，“七年中所有的教師談起他時，都說他是一個討人嫌的、沒有希望的、不可救藥的壞孩子。”當他離開學校後，有的教師感到鬆了一口氣，總算送走了一個“差生”，但同時為他將來的人生擔憂。然而，很快傳來訊息，維克多到建築工地當石匠學徒工了。僅僅過了一個月，這個曾經被認為“不可救藥”的“壞學生”居然出師獨立工作了，而且被評上較高的級別。又過了一年，維克多成為一個優秀的建築工人，多次獲得表揚，並帶自己的徒弟。他不僅能夠砌一般的牆，而且還能砌空心帶花的、美觀的磚牆。除了石工活，他還開始學木工活。

三

在《關於和諧教育的一些想法》一文中，蘇霍姆林斯基還講了一個類似的但更耐人尋味的故事——

八年級學生米哈伊爾的母親帶著孩子來到學校，央求校長：“請允許他不再繼續上學了！”因為米哈伊爾成績太差，尤其是作文，為此他經常把語文老師尼娜·彼得羅夫娜氣得臉色發白，坐在辦公室都還雙手發顫。所以，當老師們得知米哈伊爾要輟學的事情後，都來向尼娜·彼得羅夫娜表示祝賀。

日子一天天過去，尼娜·彼得羅夫娜漸漸忘記了米哈伊爾。一天，她家裡的電視機壞了，她便打電話給維修部，請求派一位師傅來修理。尼娜·彼得羅夫娜特別囑咐道：“一定要派一位經驗豐富的老師傅！”維修部回答說：“放心，一定給您派我們這兒有名的手藝高超的師傅去給您修。”

沒想到，當維修師傅敲開尼娜·彼得羅夫娜的家門後，她張皇失措了，因為站在面前的正是當年把她氣得發抖的“差生”米哈伊爾！在米哈伊爾熟練修理電視機的兩個小時裡，尼娜·彼得羅夫娜羞愧萬分。電視機修好後，米哈伊爾說：“放心吧，保管您再用三年都不會有問題。”尼娜·彼得羅夫娜特意多給了他三盧布的工錢，但米哈伊爾謝絕了。他說：“我的作文不好，但其實我很喜歡您的課。這些課會永遠留在我的心中。”

米哈伊爾收拾好工具箱走了，尼娜·彼得羅夫娜捏著那三盧布鈔票哭了，久久地坐著不動。她後來對同事說：“當他在那裡修理電視機時，我驚訝地看著他，這和過去課堂的他完全是不同兩個人啊！”

蘇霍姆林斯基講到這裡，借尼娜·彼得羅夫娜的口說：“在我們認為的無可救藥的懶漢和毫無希望的‘兩分生’上，在他們的心靈和雙手裡，還蘊藏著天才呢……不，這不僅僅是蘊藏著一個巧匠的天才，而是蘊藏著一個我們沒有看到的大寫的‘人’。是的，親愛的同事們，我們沒有在學生身上看到這個大寫的‘人’，——我們的主要過失就在這裡。”（《給教師的建議》上，杜殿坤譯 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第143頁）

一語中的，一針見血！

四

多少年來，直到現在，我們有多少教育者一直存在著這樣的“過失”？

一些學校常常在畢業年級以各種方式攆“差生”，班主任三番五次給家長打電話，“建議”孩子轉學，“找一個適合他的學校”。在平時，因為成績不好，那些“差生”被老師歧視，甚至羞辱。學校一切為了升學率，不惜搶“優生”攆“差生”，教師以成績論“愛”，嫌“貧”愛“富”——教育的功利與勢利暴露無遺。

如此“教育”，淹沒了多少天才？

有一年我去一所小學講課，課前和校長閒聊時，她提到國內某著名企業家小時候曾就讀該校。我問：“這麼有名的校友，怎麼沒見你們宣傳呢？”她說，這位企業家拒絕承認他是這個學校的畢業生，他覺得當初在這個學校讀書時被老師冷落甚至歧視，因為他小時候很調皮，成績也不怎麼好，所以學校沒給他留下好印象。我說：“哎呀，這個學生現在如此功成名就，當初的校長和老師可能腸子都悔青了吧？”

僅僅因為調皮和成績不好，就得不到富有人性溫度的教育關懷。正是這個缺少關愛的孩子日後卻成就了一番事業，他在管理方面顯然是有天賦的。

簡單地譴責學校和老師似乎也不公正，教育功利和勢利的背後是片面單一的評價，根子在於我們只用一把尺子衡量學生。

蘇霍姆林斯基說：“每一個兒童都有他自己的才能和潛在力量,都有優點和缺點,都有他個人的興趣和所追求的目的。”然而我們現在的教育，則絲毫不考慮“每一個兒童”的“才能和潛在力量”，而是貌似公正地用分數去評判衡量所有學生。

五

在我的《教育的100種可能》中，我寫了一個叫“張凌”的學生。他進初中時，我是他的班主任和語文老師。但這孩子幾乎每天都犯錯誤，上課違紀，下課大鬧，成績也很差。後來張凌母親帶著他來到學校，請學校同意張凌不繼續讀書了——這點倒和米哈伊爾相似。我問：“張凌這麼小的年紀，不讀書幹什麼呢？”母親說：“孩子喜歡踢足球，我打算把他送到少年足球學校去學踢球。”後來，張凌從足球學校畢業，因為球踢得好，被日本教練選拔去了日本踢球，在日本他還擔任過幾所足球俱樂部教練。現在，他是四川省足球教練！

無論是蘇霍姆林斯基筆下的維克多、米哈伊爾，還是我的學生張凌，以及本文開頭提到的理髮師小胥，如果只用分數去衡量他們， 簡直就是“一錢不值”，但是換個領域，他們卻是天才。

蘇霍姆林斯基當年的大聲疾呼，簡直就像是針對今天的中國教育說的：“不要讓上課、評分成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沒一切的活動領域。如果說一個人只是在分數上表現自己，那麼就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他等於根本沒有表現自己，而我們教育者，在人這種片面性表現的情況下，就根本算不得是教育者——我們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沒有看到整個花朵。一個人表現自己的領域越狹窄，全體教師的關心越是侷限在知識上，那麼反而對知識越有害，人對自己在學習上的成就就越冷淡，他的學習願望就越低。”（《給教師的建議》上，杜殿坤譯 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第148頁）

中國現在的教育不正是“讓上課、評分成為人的精神生活的唯一的、吞沒一切的活動領域”嗎？“只看到一片花瓣，而沒有看到整個花朵”的“教育者”何其多矣！

五

蘇霍姆林斯基“每個孩子都是天才”的思想對今天中國的教育改革至少有著三重現實意義——

第一，豐富活動課程，尤其是要開放一些個性化的課程。我們要創造條件讓孩子們在實踐活動中，發現自己的獨特的稟賦。學校要透過各種社團活動，讓每一個孩子都儘量地參與與展示。在這過程中，教師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給學生以自主與自由，用蘇霍姆林斯基的話來說，就是:“教師的任務首先在於發現學生身上最好的東西,發展它,不用大綱規定的框框去約束它,鼓勵學生獨立工作,支援他們的創造精神。”（《要相信孩子》 汪彭庚譯 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版 第121頁）特別要讓孩子在勞動中發現自己，“我們認為,讓孩子從童年起就特別熱愛某一種勞動,讓他們從童年起就能深刻地意識到自己的才能和潛力,是為孩子們將來走向勞動生活,為他們今後能自由地、自覺地選擇生活道路做好充分準備的重要條件。”（《要相信孩子》 汪彭庚譯 教育科學出版社2009年第1版 第125頁）　

第二，至少在初中階段，就應該對學生進行有關人生規劃、職業意向的引導。我不是說直接把初中也辦成職業學校，而是說普職融通應該進一步下沉，讓孩子們儘早發現自己的智力優勢和行業興趣，在完成九年義務教育基本課程的基礎上，能夠在符合自己志趣的專案上多下功夫。讓初中畢業時的“普職分流”真正成為學生的主動選擇，而不是學校的強迫，或僅僅是出於“考不上重點高中，還不如讀職校”的無可奈何。

第三，改革基礎教育的評價體系。這當然是一個複雜而龐大的工程，但我想是不是可以體現三個原則：“多元化”“個性化”“延時化”。所謂“多元化”，就是評價的方式應該有不同層次、不同階段、不同類別等方面的差別；所謂“個性化”，就是將統一的基本要求降到最低，然後根據不同的個體採用不同的評價“尺子”，儘量不要“一刀切”；所謂“延時化”，就是對學校教育質量的評價，不要只看三年後的中考或高考的升學率，而是看三十年以後學生的“成人率”，因為每一個孩子不只有三年後考上重點高中或大學的一種可能，而是有100種可能！

說到底，教育應該給每一個孩子以人生的自信，而不是自卑；而“自信”的前提，就是我們要善於發現並且幫助每一個孩子發現自己獨一無二的天賦。

讓我們重溫蘇霍姆林斯基的話——

我在學校裡對兒童、少年和青年進行的幾十年工作，使我得到一條深刻的信念：人的天賦、可能性、能力和愛好確實是無可限量的，而每一個人在這些方面的表現又都是獨一無二的。自然界裡沒有一個這樣的人，我們有權利說他是“無論幹什麼都不行”的人。共產主義教育的英明和真正的人道精神就在於：要在每一個人(毫無例外地是每一個人)的身上發現他那獨一無二的創造性勞動的源泉，幫助每一個人開啟眼界看到自己，使他看見、理解和感覺到自己身上的人類自豪感的火花，從而成為一個精神上堅強的人，成為維護自己尊嚴的不可戰勝的戰士。……人的充分的表現，這既是社會的幸福，也是個人的幸福。（《給教師的建議》上，杜殿坤譯 教育科學出版社1980年12月第1版 第151頁）

2020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