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終將是真理，任何掩蓋都是無力、徒勞的。對真理與真相的好奇與探尋是人類永不泯滅的天性。人們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都在矢志不渝地追本溯源，力求還原世界的真實面貌，拒絕成為被矇蔽的庶民。

宗教信仰無可厚非。但為了宗教信仰而走上迷失之路，是可笑的，也是阻礙社會進步的。所謂的虔誠的宗教徒們確實會扭曲事實真相，混淆人們的視聽，迷惑大眾心志，誤導社會輿論，以達到自身不可告人之目的。美國曆史上的奇葩“猿猴訴訟案”就是一個很好的明證。

但真理永遠不會缺席。真理是溫暖的，它會給迷航中的探索者一絲光亮，一份信心，一點慰籍，指引著探索者撥開迷霧。

“猿猴訴訟案”的起因何在？

1925年7月10日，美國戴頓鎮法院開庭審理一案。此案是民主黨政客布賴恩發起的起訴，他把矛頭直指當地的一位生物學教師，指控的理由是這位教員違反了該州的法律，公然在課堂上向學生講授生物學的進化論。

這就是當時轟動一時的“猿猴訴訟案”。 布賴恩對於生物學教師的教學行為奇葩地懟到，“如果人類是由猿猴進化，那上帝幹什麼去了？”

1925年距離達爾文的科學鉅著《物種起源》問世已過去了66個年頭。早在1859年，達爾文就用“進化論”跟“神創論”PK了一番，結果推動了人類認識自然界發生了一次新的飛躍。

美國自認為是科學發展的前沿，但其國土上反科學論調依舊有生存的土壤，而且氣勢不小。20世紀20年代初，以布賴恩為代表的反進化論一派，影響力很大，竟然得到了政府層面的支援。

1923年佛羅里達州議會透過決議的形式確定了“達爾文主義、無神論和不可知論”不允許在該州公立學校進行講授的決定。1925年田納西州竟頒佈了法令，明確禁止本州內的學校、教師，向學生教授“進化論”，如若堅持這麼做，將被視為違法行為。

法律雖生效，但追求真理的人不會裝聾作啞。“猿猴訴訟案”中的教師就是這麼一位為了真理而“大逆不道”的信奉者。這個案件背後，其實是對於我們人類究竟從何而來的爭論?這是人類的一個終極之問。

在科學矇昧的年代，有人會說人類是上帝創造的,用泥捏造的,這就是所謂的“神創論”。但以達爾文為代表的科學家則提出了“進化論”,認為人類是從猿類經過自然選擇進化而來的。

達爾文

神創人類的傳說早已被傳說得深入人心,而“進化論”如果光從人是由猿猴進化來的結論角度來看,已經是語出驚人、驚世駭俗,所以“進化論”誕生的那一刻起便引起了一些人的強烈非議。

“進化論”跟“神創論”的爭端，一直都在持續。這兩個派別的鬥爭沒有間斷過。當時美國對於人類是否是由猿猴進化、發展而來也沒有一個定論性的答案。

“猿猴訴訟案”之所以被立案，是因為有了法律依據。且不論這條立法是否真的合乎真理，但這是宗教發展進步的表現。宗教打壓科學再不是以歇斯底里的方式。

“猿猴訴訟案”之前，“進化論”在西方國家的前行異常艱難

“猿猴訴訟案”看似一個小小的案件，其實是“進化論”艱難前行的寫照。“生物進化論”和“神創論”的爭議經久不息。“神創論”根基穩固，特別是在一些基督教傳統的國家很有市場。據資料顯示，在美國就有大約40％的人相信“神創論”。

追溯至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觀點誕生之初，其就引起了科學界、思想界和宗教界的軒然大波，立馬形成了兩大陣營，一方為支持者，一方為反對者。

達爾文

“進化論”一方，認為自然界中存在著血腥的生存鬥爭，簡而言之，就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而“神創論”一方，則認為天下的一切都來自於天主有智慧的精巧設計，而且這一切是根本不會發生任何改變的，明顯帶有完美主義思想的印記。

在“進化論”的世界中，人的信條將不再是仁愛、寬恕和悲憫，取而代之的將是“人對人是狼，他人即是地獄”。在“神創論”看來，生活在這樣的世界裡，是令人沮喪的，也是一個沒有希望和未來的世界。

1860年生物界的赫胥黎和牛津教區的主教威爾伯福斯圍繞著“進化論”跟“神創論”展開了一場大辯論，史稱“牛津論戰”。在今後的半世紀，這場論戰成為了宗教與科學衝突的代名詞，甚至成為了19世紀除滑鐵盧戰役之外，歐洲最著名的一次戰爭了。

早在“猿猴訴訟案”開庭前的65年前，一場大辯已經開始了。在“神創論”維護者教主威爾伯福斯看來，聖經和基督宗教教義和神學的相關證據，已經足以對“進化論”提出質疑、批評甚至是否定。“進化論”只不過是一種缺乏充分證據的科學界的假說而已，不能稱其為理論，更和真理沾不上邊。

這場牛津論戰似乎以赫胥黎為代表的進化論略占上峰為結局。但客觀而論，這場論戰至多是雙方互有勝負，不分軒輊。達爾文沒有直接參與這場牛津論戰，但他對於赫胥黎的凱旋歸來並不以為然，甚至還認為赫胥黎的演講意味著“進化論”的徹底失敗。

赫胥黎

儘管在時代發展中，已證明達爾文的“進化論”的真理價值，但透過達爾文對自己所持觀念的謹小慎微態度來看，“進化論”面對基督宗教教義的神學體系確實是準備不足，可見一種新的理論要推翻舊理論體系並不易。

達爾文的“進化論”在解釋世界演化時有理有據，但面對哲學、倫理學、社會學領域中的一些精神現象問題，往往會出現捉襟見肘、左支右絀的混亂。而對於人類起源、人性、道德這類的傳統命題，宗教神學似乎可以左右逢源，擁有較“進化論”更多的話語權。

牛津論戰中，雙方基本上是自說自話，都在自己的話語體系內打轉，並未走進對方的世界。所以，雙方誰也不能令誰真正信服。

但雙方都丟擲了對於真理的意見，儘管沒有實質性的解決問題，但對於推動“進化論”為世人接受做出了不小的貢獻。這場論戰誰輸、誰贏沒有多大意義，科學與宗教的論戰本來就是一個漫長而複雜的過程。

“猿猴訴訟案”也是科學與宗教較量的一個關鍵性事件和時間節點。就如牛津論戰一般，讓科學和宗教的關係變得緩和起來，儘管還是時有衝突爆發，但總體的態勢是朝著對話與協調的方向走的。

“猿猴訴訟案”的後果如何？

“猿猴訴訟案”之前，“進化論”跟“神創論”已經爭吵了60多年。立案的那一刻，就註定了這個案件非同一般，會引來全社會的關注，也會再次引爆“進化論”跟“神創論”兩派的一場硬仗。

開庭的當天，“進化論”的擁護者、支持者紛紛前來，主要以哈佛大學中的許多有地位、有名望的教授、科學家們都來到了法庭就坐，都要為了自己的科學信仰準備為被告生物學教師辯護。

哈佛大學

布賴恩親自擼起袖子上場，他作為原告的主要律師出席了庭審。布賴恩作為反進化論運動的領袖，是有好幾把“刷子”的。

其一，布賴恩能言善辯，很會忽悠人。其二，他的政治能耐不一般，他曾3次被民主黨推選為總統候選人。其三，他的後援團很強大，他的助手居然是田納西州首席檢察官，這對於法庭判案具有引導性作用。

布賴恩

這起案件很特殊，涉案的教師雖是名不見經傳的生物老師，但他作為“進化論”的支持者一名，律師界想要加入此案的律師也都是些業界“大鱷”。這其中，既有著名的刑事律師，也有對法律造詣匪淺的律師。雙方交鋒中，早已不再是以案純粹說案，閃現了很多智慧之光。

被告一方直接指出，這次受審的看似是一名教員，明天就可能是其他“進化論”的支持者，身份變為了編輯或是作者。不久肯定會引起更大的波瀾，難不成倒退到16世紀才是個頭？智慧、文明、文化都將被頑固派燒燬殆盡。

被告教員

原告的律師團的主力布賴恩就會拿著《聖經》這個“尚方寶劍”亂揮一通，指責所謂的科學家們只不過為了推廣自己的科學論而毫無原則，甚至是貶低上帝。科學家們的言論是非正義的，終究要失敗。

雙方雖對決得暢汗淋漓，難分上下。但法律的天平終究偏向了布賴恩一方，經陪審團商議，法官宣佈了判決。被告教員被處以100美元的罰款，並承擔全部審判費用。

“猿猴訴訟案”為布賴恩一方獲得了“勝利”，但在法庭宣判後的第二天，布賴恩忽然間就撒手人寰了，終得以去見他心中的造物者上帝去了。

“猿猴訴訟案”不管哪方勝利，其實都是雙方的進步，“進化論”跟“神創論”在相互比較審視中進行了較量，從而讓另一方更懂對手的思想。這樣的進步在日後發展中顯現了出來。

羅馬天主教會在不斷改變著對“進化論”的拒斥態度，1996年教宗正式承認了“進化論”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價值；也認為宗教和科學是兩個並不矛盾的個體，“科學真理與宗教真理不相沖突”。

基督宗教不會放棄對世界的宗教解釋，但在“進化論”等現代自然科學理論的刺激下，為了適應時代潮流，也採取了開明、開放的態度，作出了必要的調適。

“進化論”在中國走得也不平坦

大洋彼岸的蝴蝶振動一下，會給全世界帶來影響。“進化論”在世界很多國家傳播的時候，其詳細內容遲遲沒有傳入中國。

這與當時在華傳教士的封鎖抵制有著很大的關係。直到十九世紀末“進化論”才傳入了中國，宗教界對這種理論也是持著敵視和排斥的態度。“進化論”在中國的傳播同樣得到了嚴重的阻礙。

傳教士中曾有少數人如德日進和布耶爾等人，衝破宗教神學的束縛，和我國古人類學家斐文中等人一同深入周口店，參與“北京人”發掘與研究工作。當時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斐文中等人

教會對他們的研究成果卻諱莫如深，並控制了當時很大部分的學校和數百萬教徒，不准他們接受“進化論”。教會還出版了反對進化論的書刊，除了影響教徒和教會學校的學生外，還把魔手伸向了社會，毒害社會青年。

從1915年的科學新文化運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民主和科學兩面旗幟在中華大地樹起。自然科學在中國得到了空前的傳播和普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國內研究進化論的人越來越多。

“猿猴訴訟案”並非一個案件這麼簡單，它是對人類的起源在探索。這是一個尋找真理的特殊案件。

尋求真理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走前人未走過之路，顛覆前人的思想、文化根基，註定是一程不易的路途。但真理閃耀的光芒會指引人類勇往向前。真相、真理只有一個，也許會遲到，但不會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