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Rainesford Stauffer

瑪麗·凱勒有一個計劃:她打算在畢業後搬出去住，找一套公寓，然後來回通勤去看望她的女朋友。22歲的瑪麗正處在充滿可能性的時期。

就像很多人一樣，這場流行病顛覆了這些可能性:她在父親的公寓裡完成了她的大四專案，當時他剛從動脈瘤中恢復過來，一動不動。她目前是一名農場工人，這是她今年3月開始申請工作後唯一能讓她回來的工作。

她說:“我覺得我應該做的事情太多了，但由於流感大流行，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也不知道我應該如何去做。”他說:“我等不及在安全的時候和我的朋友們舉行一個大型聚會。我們會享用美味的乳酪，互相炫耀我們的第一個家，談論我們錯過的所有時光。”

對於20多歲的人來說，今年遠非年輕一代的幻想版本:人們普遍認為20多歲描繪的是一段由冒險、探索和雄心壯志驅動的人生時期，到了30歲就迅速被捆住並“搞定”了。但2020年的現實打破了人們的信念，即人生的這段時期會發生獨特的轉變，它由努力獲得的成績、努力爭取的工作和編織人生故事的冒險來定義。這在以前從來都不完全現實，而且——在過去的一年中，外界成功的標誌似乎無足輕重，大多數人都失去了一切——現在肯定不是這樣了。

18歲到29歲的年輕人正以創紀錄的速度搬回父母家(而且，通常，這被認為是某種道德淪喪，一種天生的無法自己“做到”的能力，而不考慮環境、文化和照料可能發揮的作用)。與此同時，許多大學生被趕出校園，失去了工作、社群和穩定。這一流行病勢必會加劇“關鍵”生活事件的推遲，包括結婚、生兒育女或買房。與前幾代人相比，這些事情已經發生得更晚了，如果人們願意或完全有能力做到的話。

黑人和棕色人種年輕人受到的影響最大——法律與社會政策中心(CLASP)公佈的資料顯示，53%的西班牙裔年輕人和45%的黑人年輕人在大流行期間失業，相比之下，只有38%的白人年輕人失業。

但是，把這些統計數字說成是“挫折”，是建立在一段生活總是被嚴酷現實所困的神話之上——從失業，到照顧年邁的父母，再到有時是第一次獨自處理財務和醫療保險。當然，這些事情並不只會發生在剛成年的時候，也不是隻有年輕的成年人才會經歷一年的停頓、失落或個人混亂。但因為這段時期通常被認為是形成身份認同的關鍵時期，所以值得關注的是，這種敘述為何對任何人都沒有用處——包括年輕人。

羅阿諾克學院心理學副教授達西·n·鮑威爾解釋說，人們經常把年輕的成年分成兩個相當矛盾的泡泡:要麼充滿探索、責任有限，要麼在一段時間內把一切弄明白，“卻沒有意識到它要複雜得多，而且異質性要大得多，”她說。

鮑威爾指出，這些“感知規範”不能預測行為，但確實會影響個體。這包括個人層面的規範，比如你對朋友和家人的看法。但鮑威爾說，娛樂和媒體以及社交媒體“很可能助長了年輕人錯誤二分法的形成”。

這種理想化的人生時期無處不在:電影和電視節目中充斥著對公路旅行、初戀和所犯錯誤的懷舊之情，這些都可以轉化為易於消化的智慧;列出了30歲以下最成功的人;在傷感的提醒下，現在是時候在“真正的生活”開始之前盡情享受了，卻故意忽視了多少年輕人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在管理成人的角色和責任。

鮑威爾解釋說，當你對將要發生的事情的想法與你的想法、感覺或經歷不一致時，就會發生“違反預期”。這似乎是2020年的一個明確主題。在談到這些規範的影響時，她說:“我認為，這一流行病很可能增加了與飲酒相關的壓力，因為獲得就業、找到伴侶等等都要困難得多。”

25歲的肖恩特·麥金尼是一位有兩個兒子的母親，她也在攻讀大學學位。今年伊始，她對未來充滿了樂觀。但由於疫情，她失去了工作，這讓肖恩特擔心未來的住房不穩定。“病毒模糊了許多人的未來，”她說。“當我們既關心如何在大流行中生存，又關心如何創造自己的生活時，我們很難活在當下。”

與此同時，26歲的考特尼(為了保護隱私，她要求不要透露她的姓氏)本應在下個月結婚。她解釋說，在她20多歲的大部分時間裡，她都在做出選擇，把事情“按照我認為它們應該好的方式做得很好”。“這意味著你要去上大學，度過美好時光，同時擁有一段穩定、長久的感情;作為母親身邊的第一代大學畢業生和第一代美國人，她認為找到合適的工作和合適的伴侶會給她帶來快樂。但今年秋天早些時候，她的戀情結束了，現在，她十年來第一次單身。

“這絕對不像我想象的那樣有趣、迷人，也不像我想象的那樣穿著時髦，去探索我的人生，”她談到自己26歲、在一場大流行期間單身的經歷時說。2020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不同的探索:“我認為我對自己20多歲的一個誤解是，我做了很多我需要做的探索，或者我不需要，因為我知道我想要什麼，”考特尼說。現在，她正在重新考慮她真正想要和需要的是什麼。“是否有一些事情是我在全速前進，匆忙的動作讓我無法繼續前進，或者是否有一些我想要停在路邊的地方?”

27歲的陸迪莎去年參加了三次政治活動，感受到了2020年的殘酷現實:她的幾位親戚死於Covid-19，她回憶起不得不在停車場向母親透露這些死亡訊息的影響。但“我的生活中有很多樂趣，”她解釋說。“對我來說，如果有什麼不同的話，今年已經告訴我，我的生命太短暫了——你永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嚥下最後一口氣，所以為什麼不活在當下呢?”

考慮到這一點，陸迪莎毫不猶豫地決定今年結婚。她說，“作為一名黑人女性，在我們自己的家中被警察殺害的時候”，擁抱快樂和愛的力量是強大的。

這個20多歲、無憂無慮的年輕人在instagram上的神話，長期以來一直讓很多年輕人感到痛苦，與他們失去了聯絡。這也許就是為什麼那些自私自利、不負責任、無根自由的調侃一直困擾著一代又一代年輕人的原因之一。

重要的是要注意，許多通常與“年輕”相關的壓力都離不開種族、階級和社會經濟學。“年輕人去上大學嘗試身份認同是一種誤解，”阿倫森說。“但現實是，只有中產階級和中上層階級的年輕人有空間去這樣做。”

希望中心在2020年的一份報告中發現，在參與調查的3.8萬多名學生中，58%的人存在基本需求不安全感。據估計，美國有12%到18%的護理人員年齡在18歲到24歲之間，年輕人獲得僱主提供的醫療保險的比例最低。與此同時，學生債務繼續增長。而且，正如CLASP的研究指出的那樣，美國青年和青年成年人——“特別是有色人種社群的年輕人——甚至在大流行之前就面臨不成比例的更高貧困率、失業率、收入不平等、債務以及未得到滿足的健康和心理健康需求”。

當然，年輕人並不是唯一在掙扎的人。在大流行期間，美國公然的年齡歧視和對老年人的不關心一再得到強調。美國社會以年輕人為中心的壓力讓人們感到有必要儘快弄清自己的生活，這種壓力值得審視。

在青年時期發生的事情無疑很重要，尤其是考慮到在人生的這一階段，身份的形成呈現出如此之多的內容。對青年成年期的執著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植根於古典主義和性別歧視的刻板印象:你不會在“黃金時期”之後停止學習、體驗樂趣或嘗試新事物——把這些理想侷限於某個年齡段，卻忽略了有多少年輕人一直在做著“成人”的事情，比如做多份工作、撫養孩子或照顧家庭。

在“現實生活”安定下來之前，趕緊讓自己的生活迴歸正軌，這讓人覺得好像有個除夕式的倒計時鐘，在倒計時哪一年最有價值。但這是一個幻想，一旦被打破，就會解放我們。將年輕的成年理想化，並不會讓一個人餘下的生活變得無足輕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