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完全同性戀歷史起了很大促進作用的諸因素中有一點十分值得注意：即社會對僅發現一次有這種體驗的人的排斥。

一箇中學生因此會被學校開除，如果是在小城鎮，他還會被全鎮人驅逐。同性戀行為暴露後，他不再有發生異性戀接觸的可能性，他被迫與其他的同性戀者交往。在他們當中，他最終發展成為完全的同性戀方式。

面對這一個體男孩的難題，每一個教師和校長都應該認識到，在同一所中學，所有男孩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進入青春期後至少有某些同性戀經歷。

應該制約對某些社群成員歷史中有同性戀行為的傳聞引起的閒話和反應，我們應該記住，這同一個人的歷史中也有相當的異性戀成分。

由於知道某人有某些這樣的活動，就把這樣的人稱為同性戀者，持這種態度的社會工作者應該弄清楚，在純粹的同性戀與純粹的異性戀之間是有多種變異的。

公共機構的管理人員、陸軍和海軍的官員以及各種男性團體的負責人應該考慮一個人歷史中異性戀和同性戀之間的平衡，而不是僅僅看他的同性戀一面，這樣似乎更為適當一些。

刑事機構和精神病院的管理人員往往對被視為同性戀而關進來的男性感到不安。這樣的人會受到這些機構官員特別嚴厲的對待，由於害怕他們會給在一起的人帶來潛在威脅，他們會被隔離開來。

如果這些機構聘請了心理學家和精神病醫生，他們會特別注意每年以同性戀罪送進來的五、六名個案。然而，我們對這些機構的調查表明，所有關進去的人中25%或30%在進去之前就有同性戀經歷。

顯然，碰巧以這一罪名關進去的男性並不會給這些機構帶來更多的特別問題，實際上其他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本來也可以以此罪名關進去。

就這些刑事機構的管理而言，紀律的問題不取決於對歷史上有同性戀體驗的人的控制，關鍵在於對那些特別有進攻性的人的控制，他們可能強迫其他人發生同性關係。

法官在考察因同性戀活動而被捕的男性案情時，應該記住，一個城鎮所有男性中幾乎40%的人都可能在他們一生某個時候以同樣的行為被捕；還應該記住，一個城鎮未婚男性20%到30%可能在同一年內因同性戀活動被捕。

這個法官還應該記住，他要遣送這個男性去的刑事機構或精神病院中，30%到85%的關押者有同性戀活動。

另一方面，有些法官會駁回提交給他們的同性戀案情，或僅對這個男孩或成年男性處以緩刑，這些法官會發現自己成了地方新聞界攻擊的物件，被譴責將危險的“性反常者”推給了社會。

執法官員只是在社群支援的條件下，才會利用對人的行為科學研究的發現。除非整個社群瞭解人類同性性行為的真實情況，官方對個體個案的處理不會有太大改變。

當我們認識到，同性戀活動的發生率和頻率在不同程度上普遍關係到社會每一階層，關係到社群每一職業、每一年齡的人時，困難的境況就變得更加明顯。

企圖執行性法律的警察和法官、經常呼籲執行法律——特別是反“性變態”法律——的教士、實業家和城市其它每一個群，他們給出的同性戀發生率和頻率記錄一點也不比他們所屬社會階層其他人低。

導致有同性戀歷史的官員變成社群同性性活動的起訴人的，並不是個體的虛偽。他們自己就是社會習俗的犧牲品，而公眾要求他們維護這些習俗。只要傳統習慣與人們的實際行為之間有著這樣的差距，這種不一致就將繼續存在下去。

有些人堅持認為，不管男性中發生率和頻率實際上有多高，應該對不道德的同性性行為加以禁止。有些人要求，必須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對同性戀進行打擊，採取孤立任何有同性戀傾向者的“辦法”，從社會上徹底根除同性戀。

這樣的計劃在道德上是否合乎要求，不是一個科學家所能判斷的；但這一計劃在實際上是否行得通，這是一個科學可以確定的問題。

我們現有同性性活動發生率和頻率的證據表明，如果所有有同性戀能力的人照此處理，至少有三分之一的男性人口會從社群其餘的人那裡被孤立出去。

如果所有主要是同性戀傾向的人都被按照這種方法處理，這意味著至少有13%的男性人口（在異性戀－同性戀程度表中為4到6級）將被關押和隔離。

由於美國總人口的大約34%是成年男性，這就意味著，在這個國家，有大約六百三十萬男性需要作這樣的隔離。

如果有任何同性戀歷史跡象的人，或者主要傾向是同性戀的人，統統從今天的人口中消失，我們也沒有理由相信，下一代同性戀的發生率就會有實質性的減少。

自有歷史以來，同性戀就是人類性活動的重要部分，這主要因為它是人類動物基本能力的一種表達。

【本文摘自《金賽學術自述》（黃忠晶等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