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來說，我以寫作來代替死亡，因為我缺乏信仰。在我七、八歲時，我與孀居的母親、天主教徒的外祖母和新教徒的外祖父生活在一起。在餐桌上，每個人都拿他人的宗教信仰取笑。雖然不含什麼惡意，但它幾乎成了家常便飯。

而一個孩子是用直接的方式來領會他們的談話的：我從他們的談話中認定這兩種宗教信仰同樣毫無價值。儘管我的家庭認為有責任引導我成為一個天主教徒，但宗教對我來說已經毫無分量了。

在那個年齡，我對死亡感到恐懼。為什麼？也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腦子裡沒有那些為兒童編造的永遠不死的神話故事。從童年起我就在寫作。我把對不朽的渴望──當然，那是文學的不朽──傾注到寫作之中。後來我拋棄了這種隨文學而倖存的思想，但那作為我最初的全神貫注的焦點是很明確的。

從原則上講，基督徒是不怕死的，因為他認為死是為了那個真正生命的開始。塵世間的生活僅僅是為了在天國贏得光榮的一段磨練時期。形形色色的確定義務由此而生。於是有著諸如服從、貞潔、安貧之類被尊奉的禮儀以及應該做到的誓約。

我繼承了所有這一切並用文學術語把它們體現出來──我可以不理解自己的生活，但我透過獻身寫作和忠於職守而獲得不朽。我作為作家的榮耀應始於我死亡之時。我同自己的良心辯論著：在我寫每件事之前是否有必要經歷一下呢？或者我應該過一種修道士生活以便把我的全部時間專用於鑄煉我的警句？在這兩個方面，重要的都是要求一切。在我的想象中，文學生活以宗教生活為楷模。我唯一的夢想是拯救自己的靈魂。……

直到四十歲我才對此有所認識，這只是因為我從不對自己的寫作目的發生疑問。除了自己的職業外，我可以對一切質疑。一次，我記下一些關於道德的想法，使我震驚的是，為了作家的利益我提出了一種作家的倫理學──雖然我設想自己是對那些並不搞寫作的人講話！

這迫使我回頭找這種奇怪態度的原因，去發現它的前提，或者也可以說是我童年的焦點。我確信自己已經找到正確的結論：我是把對宗教的需要變為對文學的渴望。

現在我拋棄了許多對文學的錯覺，例如，文學有一種絕對價值，它可以拯救一個人或完全改變人，等等。（當然，在特殊情況下這都是可能的。）現在這一切對我來說似乎都是十分久遠的事了。

一個作家寫作的原因，也就是另外一些並非始終喜愛寫作或者說是用另一種方式寫作的人進行活動的原因。而有一個想法，我仍然深信不疑：寫作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感受到的需要，這是用於交往那種基本需要的最高形態。

──《寫作的目的》

【本文摘自《薩特自述》（黃忠晶等編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