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肯齊·沃克(McKenzieWark)問道：如果我們不再生活在資本主義之中，而是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這個問題是挑釁性的、褻瀆性的、令人不安的，因為它迫使反資本主義者面對一種不被承認的對資本主義的依戀。共產主義本來應該是在資本主義之後出現的，但它並不在這裡，所以這不意味著我們還在資本主義中嗎？毫無疑問，這一假設阻礙了政治分析。如果我們拒絕了嚴格的歷史決定論，我們就應該能夠考慮到資本主義發生了質的變化的可能性。沃克的問題引發了一個思考實驗：現在有什麼傾向表明資本主義正在把自己變成更糟的東西？

在過去的十年中，“新封建主義”出現了與極端不平等、普遍的先兆、壟斷權力和國家水平的變化有關的趨勢。保守派地理學家喬爾·科特金(Joel Kotkin)從自由主義經濟學家泰勒·考恩(Taylor Cowen)強調全球自動化經濟中極端不平等的永續性出發，將美國的未來設想為大規模農奴制。一個無物業的下層階級將透過滿足高收入者的需要來生存，比如私人助理、培訓師、兒童看護員、廚師、清潔工等等。避免這種新封建惡夢的唯一方法是補貼和放鬆對高就業行業的管制，這些產業使美國郊區擁有住房的生活方式和開放的道路成為可能--建築和房地產；石油、天然氣和汽車；以及企業農業綜合企業。與困擾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對社會主義的攻擊的農奴制幽靈不同，科特金在資本主義內部找到了對手。高科技、金融和全球化正在創造“一種新的社會秩序，與工業資本主義混亂的出現相比，在某些方面更像封建結構--其流動的障礙往往是無懈可擊的。”在這個自由意志主義/保守的想象中，封建主義佔據了以前被共產主義控制的敵人的位置。中央集權的威脅和對私有財產的威脅是保持不變的意識形態因素。

許多科技評論員對技術在當代封建社會中的作用持自由主義/保守的批評態度，儘管他們不喜歡化石燃料和郊區。早在2010年，在他有影響力的書中，你不是小矮人，科技大師賈倫·拉尼爾觀察到網際網路上農民和領主的出現。隨著少數科技公司變得越來越富有，越來越具有采掘力，基於工人廉價勞動力、使用者的自由勞動力以及渴望吸引就業機會的城市給予的稅收優惠，這些公司的所有者變成了億萬富翁，這一主題變得更加突出。蘋果(Apple)、Facebook、微軟(Microsoft)、亞馬遜(Amazon)和Alphabet(Google的母公司名稱)合計價值超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美國、中國、德國和日本除外)。這些科技超級巨頭，或者說霸主，其經濟規模和影響比大多數所謂的主權國家都要大。葉夫根尼·莫羅佐夫將他們的統治描述為“封建主義的超現代形式”。

Albert-LászlóBarabási在分析複雜網路的結構，即以自由選擇、增長和優先依附為特徵的網路結構時，解釋了這種新封建主義的基本過程。在這些網路中，人們自願地進行連結或選擇。每個網站的連結數量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增加，人們喜歡事物是因為其他人喜歡它們(例如Netflix推薦系統就依賴於這個假設)。在複雜網路中，鏈路分佈遵循冪律，其中最受歡迎的專案的點選次數或連結次數通常是第二次最受歡迎的專案的兩倍，而第二次最受歡迎專案的點選次數是第三次最受歡迎專案的兩倍。這種勝利者全取或勝利者佔得最多的效果是冪律形狀的分佈.最上層的比底層的要多得多。分佈的形狀不是鐘形曲線，而是一條長長的尾巴--幾位億萬富翁，十億岌岌可危的工人。複雜網路的結構需要包容：網路中的專案越多，高層的回報就越大。它也會引發競爭--對注意力、資源、金錢、工作的競爭--任何被賦予網路形式的東西。它會導致注意力集中。因此，自由選擇、成長和優先依附的結果是等級，冪律分佈，上層的人比底層的人多得多。

冪律分佈並非不可避免。他們可以被阻止。但這需要政治意願和機構力量來實施。然而，20世紀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努力創造有利於而不是阻礙自由選擇、增長和優先依附的條件。

奎恩·斯隆博迪安全球化：帝國的終結與新自由主義的誕生為了促進全球貿易，新自由主義戰略削弱了國家對其經濟的權威。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者受到全球南方新後殖民國家的有組織的賠償要求、對其自然資源的主權、穩定的商品價格和對跨國公司的管制的威脅，試圖“繞過國家政府的權威”。他們主張採用多層次的監管方式，一種競爭性的聯邦制，允許資本約束政府，同時又不受民主控制。用新自由主義斯隆博德學派的研究之一漢斯·威格洛德(Hans Willgerodt)的話說，新的競爭性聯邦制要求國家“與聯邦機構向下分享主權，並將自己繫結在國際法律界內”。

阿貝納·阿茲馬諾娃沒有關注新自由主義的起源，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新自由主義的起源上。邊緣資本主義論證了新自由主義在實踐中如何導致了一種新的先發制人資本主義。推動放松管制和全球自由貿易的政策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全球市場是從“透過貿易協定納入跨國生產網路的國民經濟”體系中演變而來的。由於這些網路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不明確和不確定，維持國民經濟的競爭力已成為“首要的政策關切”。競爭力取代了將競爭和增長作為國家目標的地位，導致各國優先考慮的不是公平競爭環境和打破壟斷，而是“幫助特定的經濟行為體--那些最有能力在全球利潤競爭中表現良好的國家”。阿茲馬諾娃承認私營部門一直受益於公共資金，他強調了一種資本主義形式的新奇之處，即“公共權力機構會挑選賦予這一特權的公司”。國家不干預打破壟斷。他們產生並獎勵他們。

壟斷集中、加劇的不平等和國家對市場的支配改變了積累，使其現在透過租金、債務和力量產生，就像透過商品生產一樣。Azmanova指出，相對於能源、鐵路、寬頻等競爭，經濟部門的私有化給予了所有者“租房者的特權地位”。在全球範圍內，在知識和技術行業，智慧財產權產生的租金收入超過了貨物生產所得的收入。在美國，金融服務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大於製成品。資本不是再投資於生產，而是以租金的形式消耗和再分配。價值化過程已遠遠超出工廠，發展成複雜的、投機的和不穩定的迴路，越來越依賴於監視、脅迫和暴力。

資本主義正在向新封建主義轉變。

二、

新封建主義並不意味著當代交往資本主義或網路資本主義完全複製了歐洲封建主義的所有特徵。事實上，正如歷史學家成功地證明的那樣，單一的歐洲封建主義的概念本身就是虛構的。為了應對不同的壓力，整個大陸形成了不同的封建主義。從封建主義傾向的角度看當代資本主義，揭示了一種新的社會經濟結構，這種社會經濟結構具有四個相互關聯的特徵：分權主權、新地主和新農民、內陸化和災難主義。

部分主權

歷史學家佩裡·安德森和埃倫·梅辛斯·伍德把主權的區域性化作為歐洲封建主義的一個重要特徵。封建社會的出現是因為羅馬帝國的統治“讓位於國家職能縱向和橫向支離破碎的各自為政的地區。”採取各種形式的地方安排，包括上議院和國王與領主和附庸之間的合同關係，都是對區域行政的補充。仲裁取代了法治。合法性和非法性之間的界限減弱了。政治權威和經濟權力融合在一起，作為封建領主透過法律脅迫從農民那裡榨取剩餘，部分原因是上議院決定了在其管轄範圍內適用於農民的法律。Wood寫道，“其效果是將對勞動的私人剝削與行政、司法和執法的公共角色結合起來。”

在新封建主義下，社會的直接政治性重新體現出來。全球金融機構和數字技術平臺利用債務將財富從世界上最貧窮的人重新分配給最富有的人。民族國家促進和保護特定的私營公司。政治權力的行使不僅包括稅收，還包括罰款、留置權、資產扣押、許可證、專利、管轄權和邊界等經濟權力。同時，經濟權力保護那些行使經濟權力的人，使其不受國家法律的影響。全球10%的財富被囤積在離岸賬戶中，以避免徵稅。城市和州與蘋果、亞馬遜、微軟、Facebook和Google/Alphabet聯絡在一起，就好像這些公司本身就是主權國家一樣--與它們談判，試圖吸引它們，並按照它們的條件與它們合作。資金拮据的市政當局使用複雜的罰款制度，直接從人民手中沒收資金，對窮人的影響最為嚴重。在……裡面無罪處罰，AlexandraNatapoff記錄了已經龐大的美國心血管系統中輕罪法的戲劇性範圍。窮人--不成比例的有色人種--因虛假指控而被捕，並被說服認罪，以避免如果他們對指控提出異議可能招致的監禁時間。他們的認罪不僅記錄在案，而且還會面臨罰款，如果他們不付款，就會收取更多的費用和罰款。在密蘇里州弗格森發生騷亂之後，邁克爾·布朗被謀殺後，我們對這個非法和不公正的司法系統進行了簡要的調查：“城市的市政法院和治安機構公開從其低收入的非洲裔美國人身上榨取了數百萬美元。警方奉命“逮捕併發出引證，以增加收入”。就像封建領主的奴才一樣，他們用武力從人民手中掠奪價值。

新地主農民

封建關係的特點是根本的不平等，使地主能夠直接剝削農民。佩裡·安德森(PerryAnderson)描述了受上帝控制的諸如水磨機等剝削性壟斷；農民被迫在他們的主磨坊裡種植穀物，這是他們必須支付的服務。這樣，農民不僅佔有和耕種他們不擁有的土地，而且他們居住的條件是，正如馬克思所說的，封建主是“生產過程和整個社會生活過程的管理者和主人”。與資本家不同，資本家的利潤來源於工人透過生產商品而產生的剩餘價值，上帝透過壟斷、脅迫和租金來獲取價值。

數字平臺是新的水廠，他們的億萬富翁所有者，新領主，他們成千上萬的工人和數十億的使用者，新農民。科技公司在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相對較小，但它們的影響是巨大的，它們圍繞著資料的獲取、開採和部署，重塑了整個行業。勞動力的減少表明了數字技術的新封建化趨勢。資本積累與其說是透過商品生產和工資勞動，不如說是透過服務、租金、許可證、費用、免費完成的工作(通常是在參與的幌子下)，以及作為一種自然資源處理的資料。將自己定位為中介，平臺構成了使用者活動的基礎，是交互發生的可能條件。Google使得在不可能的密集和不斷變化的資訊環境中找到資訊成為可能。亞馬遜讓我們很容易找到商品，比較價格，並從既有的和未知的供應商進行採購。優步可以讓陌生人共享乘車。Airbnb對房屋和公寓也是如此。所有這些都是透過大量的資料生成和流通來實現的。平臺不僅依賴於資料，還會產生更多的資料。使用平臺的人越多，這些平臺就越有效、更強大，最終改變了他們所參與的更大的環境。

平臺是雙重採掘的。與水廠不同的是，農民除了使用外別無選擇，平臺的位置不僅使他們的使用基本是必要的(如銀行、信用卡、電話和道路)，而且他們的使用為他們的所有者提供資料。使用者不僅為服務付費，而且平臺收集使用服務所生成的資料。雲平臺提取租金和資料，如土地平方。最極端的例子是優步(Uber)和Airbnb，這兩家公司依靠一批外包的員工，負責自己的維護、培訓和工作手段，在沒有房產的情況下獲取租金。一個人的車不是私人交通工具。是為了賺錢。一個人的公寓不是居住的地方，而是出租的地方。隨著個人財產成為平臺領主優步和Airbnb的資本和資料積累工具，消費專案被重新配置為積累手段。這種成為農民的傾向，也就是成為擁有生產資料但勞動增加了平臺所有者資本的人，是新封建的。

科技巨頭都是採掘業的。就像許多支流的要求一樣，他們的稅收減免也需要社群的資金。他們的存在推高了租金和房地產價格，趕走了負擔得起的公寓、小企業和低收入人群。Shoshana Zuboff關於“監視資本主義”的研究進一步揭示了科技封建主義的一個維度&兵役。就像國王的領主一樣，Facebook和Google與強大的國家合作，分享這些州被法律禁止聚集的資訊。總的來說，網路技術的採掘方面現在是普遍的、侵入性的和不可避免的。現在並不是真正的農民和領主的時代。然而，貧富之間的差距正在擴大，這得益於一種不同的法律架構，這種結構保護公司、業主和房東，同時使工人階級和下層階級遭受痛苦和監禁。

內陸化

新封建主義的第三個特徵是與封建主義聯絡在一起的空間，這是一個被農業和荒涼的腹地包圍的受保護的、經常活躍的中心。我們還可以把這種情況描述為城鄉、城市和農村地區、城市社群和周圍農村之間的分裂，或者更抽象地說，是從外部隔離出來的，是安全的和處於危險中的，誰是繁榮的，誰是絕望的。伍德說，中世紀的城市本質上是寡頭，“商業和金融服務為國王、帝王和教皇提供了豐富的統治階層。他們共同統治著周圍的鄉村[…]以某種方式從中榨取財富。“城外是遊牧民和移民，他們面臨著無法忍受的條件，尋找新的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往往是靠牆而來的。

美國腹地是失去和拆除的地方，那些幻想著一個繁榮的資本主義過去的地方，在一段時間內可能會讓一些人在希望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孩子的生活會變得更好。工業資本主義的殘餘留下了更廉價的勞動力，內陸地區已經成熟，可以對新封建主義進行新的強化剝削。不再生產的東西，內地的人們堅持透過倉庫，呼叫中心，美元商店和快餐。菲爾·A·尼爾的新書腹地注意到中國、埃及、烏克蘭和美國之間的模式。它們都是荒涼、荒蕪的荒地和瀕臨超載的城市。

在政治上，腹地的絕望表現在城市外的運動，有時圍繞環境問題(水力壓裂和管道鬥爭)，有時圍繞土地(私有化和徵用)，有時圍繞減少服務(醫院和學校關閉)。在美國，槍支政治將腹地與城市對立起來。我們還可以注意到，內地與市政之間的劃分如何在城市內部得到重新劃分。這既體現在對貧困地區的遺棄，也體現在資本主義士紳化土地掠奪中對貧困地區的根除。一個城市變得越來越富裕，越來越多的人無家可歸--想想舊金山，西雅圖，紐約，洛杉磯。

對社會再生產的日益重視是對內陸化的反應，即喪失了再現宜居生活基本條件的一般能力。這表現在自殺率的上升，焦慮和吸毒成癮的增加，出生率的下降，預期壽命的降低，以及在美國，精神社會對大規模槍擊事件的自我毀滅。它出現在倒塌的基礎設施、不可飲用的水和無法呼吸的空氣中。腹地寫在人們的身體和土地上。隨著醫院和學校的關閉，以及基本服務的減少，生活變得更加絕望和不確定。

災變論

最後，新封建主義帶來了壓倒性的災難感的不安全感和焦慮。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全。資本主義在一個極其不平等和變暖的星球上徵用社會剩餘的災難是真實的。

一種鬆散的、神秘的新封建意識形態，它團結在一起，放大了世界末日的不安全，似乎在神秘、技術異教和反現代的新擁抱中形成。例子包括喬丹彼得森的神秘軍國主義和亞歷山大杜金的神話地緣政治亞特蘭蒂斯和超鑽孔。我們可能還會注意到，像貝寶(Paypal)億萬富翁創始人彼得·蒂爾(PeterThiel)這樣的科技界新反動派的崛起，他認為自由與民主是不相容的。在2012年的一次演講中，蒂爾解釋了封建主義與科技初創企業之間的聯絡：“任何創始人或執行長都沒有絕對的權力。更像是古老的封建結構。人們賦予高層各種各樣的權力和能力，然後在事情出錯的時候責怪他們。“與矽谷的其他資本家一樣，蒂爾關心的是保護自己的財富不受民主衝擊，因此他主張出逃和與世隔絕的戰略，比如在海上生活和空間殖民，不惜一切代價將財富從稅收中拯救出來。極端資本主義進入了新封建主義的激進權力下放。

對於那些在新封建分裂的另一邊的人來說，焦慮和不安全感不是透過意識形態來解決的，而是透過類阿片、酒精和食物來解決的，任何東西都可以減輕無望的、愚蠢的、沒完沒了的苦差事所帶來的痛苦。艾米莉·根德爾斯伯格(Emily Guendelsberger)描述了在工作中不斷進行技術監視所造成的壓力--因為遲到幾秒鐘、沒有達到配額、使用浴室次數太多而被解僱的風險。重複的、低控制的、高壓力的工作，比如那些與技術監控相關的工作，與“抑鬱和焦慮”直接相關。不確定的時間表，被譽為彈性的，不可靠的工資，因為工資盜竊無處不在，壓力大，令人窒息。新封建災難可能是個人的、家庭的或地方性的。當你經歷了幾代人的災難時，對氣候變化感到興奮是很困難的。

三、

把我們現在的前資本主義看作是後資本主義、新封建的東西有什麼好處呢？對於像kotkin這樣的保守派來說，新封建假說幫助他們找出他們想要捍衛的東西--碳資本主義和他們需要對抗的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那些以犧牲中產階級為代價的資本主義精英階層，即綠色高科技企業家和他們在金融領域的盟友。新封建主義是一項旨在爭取工人階級支援某一特定階層的分析的一部分，即化石燃料、房地產和大型農業。

對於左派來說，新封建主義讓我們理解新自由主義產生的主要政治衝突。今天的大對抗不是民主和法西斯之間的對抗。儘管在自由派中很受歡迎，但考慮到寡頭--金融家、媒體和房地產大亨、碳和科技億萬富翁--的力量，這種提法毫無意義。從受到日益高漲的法西斯主義威脅的民主國家的角度來看我們的現狀，轉移了人們對全球網路交往資本主義在加劇民眾憤怒和不滿中的根本作用的關注。在向右翼政治化的背後是經濟學：複雜的網路會產生極端的不平等、贏家至上或贏家佔多數的分佈。右傾的轉變是對這種不平等加劇的迴應。當左翼勢力軟弱，或被主流媒體和資本主義政黨阻止表達政治言論時，民眾的憤怒就會被其他願意攻擊該制度的人所表達。就目前而言，其他人都是極右派。因此，從新封建主義的角度來看，我們不得不面對極端經濟不平等對政治、社會和制度的影響。這使我們認識到，億萬富翁囤積了數萬億美元的資產，在數百萬人成為氣候難民的同時，他們還在自己的飛地裡拼搏，億萬人的生活前景日益暗淡，這只是為了生存而進行的一場日益激烈的鬥爭。

新封建主義的賭注也標誌著勞資關係的變化。社會民主的前提是勞資之間的妥協。在全球北方的大部分地區，有組織的勞工提供了一個合作工人階級，以換取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工黨的失敗以及隨後福利國家的解體，本應一勞永逸地證明一種需要與資本主義剝削妥協的戰略的破產。然而，一些社會主義者仍然希望有一種更仁慈、更溫和的資本主義--就好像資本家會為了友好而投降，就好像他們也不受市場邏輯的約束，因為市場邏輯使得股票回購比投資生產更具吸引力。新封建假說告訴我們，任何以資本主義的延續為前提的勞動鬥爭都是死在水裡的。資本主義已經變得更糟了。

在全球北方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中，大多數人在服務部門工作。一些人發現，他們的手機、腳踏車、汽車和房屋已經失去了作為個人財產的特性，並被轉化為生產資料或獲取租金的手段。與他人擁有的平臺相連，消費專案和生活方式現在是平臺所有者積累的手段。我們大多數人都是沒有財產的下層階級，只有滿足高收入者的需要才能生存。勞工統計局的一份報告說，在未來10年裡，增加工作最多的職業是個人護理助理，而不是衛生工作者，而是洗澡和清潔人員的助手。統治階級對廣大僕人階層的依賴--清潔工、廚師、雜貨店老闆、出納員、送貨人、倉庫人員等等--表明了新的鬥爭地點，工人可以在這些地方施展權力的弱點。護士、亞馬遜工人和其他人的罷工，透過阻止富人獲得生存手段，瞄準富人的需要。如果資本主義下的勞動鬥爭優先於生產地，那麼在新封建主義下，這種鬥爭就會發生在服務點上。

最後，新封建主義是一種思想，它讓我們認識到當代左派的一個主要弱點：那些貨幣最多的左翼思想是那些肯定而不是挑戰新封建主義的思想。地方主義鼓勵分而治之。技術和平臺方法強化了等級和不平等。市政主義肯定了與內陸化相關的城鄉分化。對生存和生存的強調似乎不僅適用於居住在城市的地球上的一半地區(包括82%的北美人和74%的歐洲人)，而且也適用於因氣候變化、戰爭和商業土地盜竊而流離失所的數百萬人。許多居住在內陸地區的人面臨著政治、文化、經濟和氣候條件，這使得他們無法透過農業勞動生存。普遍基本收入是一種無法維持的生存方式。它的承諾剛好足以讓內陸地區的租房者繼續發展，而城市租房者則幾乎不足以將土地移交給他們的房東。災難變成了一種消極，貶低希望和努力，就好像未來的一百年都不重要。

綜上所述，這些現有的左翼想法表明，未來將有一小部分人從事自給農業和手工乳酪的生產，或許在城市邊緣，生存主義者聚居地和揮舞無人機的科技工作者都在城市花園中進行實驗。這些群體在共同的生活中再現他們的生活，然而他們所再現的公域必然是小的、地方性的，在某種意義上是排他性和精英性的，因為他們的數量必然是有限的，因為他們的願望是特定於文化的，而不是廣泛

新封建主義的左派通論並不是以解放多國工人階級為基礎的，他們從事了大量的有酬、低報酬和無報酬的勞動，而不能看到工人階級。當工作被想象--一些左翼人士認為我們應該採用“工作後想象”--它看起來要麼是浪漫的無風險農業，要麼是技術工作，“非物質勞動”。到目前為止，關於呼叫中心工作繁重工作的曝光，更不用說像facebook這樣的監控網站因令人不安的、非法的內容而帶來的創傷勞動，這使得“非物質勞動”的概念的不足成為了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樣明顯的是，假想的後期工作同樣也抹去了基礎設施的生產和維護，社會再生產所需的大量勞動力，以及基本的國家結構。

因此，新封建假說使我們看到了大眾左派思想的吸引力和弱點。它們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為它們具有主導性的感覺。他們之所以軟弱，是因為這種主導意識是新封建主義傾向的一種表現。

正如資本主義下的封建關係一樣，新封建主義下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和剝削關係也在繼續。不同之處在於，非資本主義的生產維度--徵用、統治和武力--已經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將自由和平等的參與者置於勞動力市場上，即使是一種統治幻想，也不再有意義。這意味著，租金和債務的特點是積累或更多的積累大於利潤，而且工作日益超過工資關係。當資本主義全球化時會發生什麼？它透過數字網路和大眾個性化的媒體，自上而下，產生、包圍和挖掘人類生活的特徵。這種自食其力的做法產生了新的領主和農奴、巨大的財富和極端的不平等，以及保障這種不平等的獨立主權，而許多人則在腹地徘徊和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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