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7日，突尼西亞街頭小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在西迪·布齊德（Sidi Bouzid）市自焚，抗議當地市政局沒收他用以謀生的販賣果蔬的小車。

布瓦吉吉當時並不能想象他的個人行為會在整個阿拉伯地區掀起一波大規模的抗議，反對統治政權的暴政，這一系列抗議後來被稱為“阿拉伯之春”。

2011年聚集在埃及開羅解放廣場的示威民眾

十年後，當地的民眾，包括蘇丹、黎巴嫩和埃及，仍然渴望犧牲自己來換取國家形勢的變化。

奧圖爾說，促使革命爆發的導火索——以政府的腐敗，經濟蕭條和社會服務不完善等為首，繼續推動局勢惡化，新冠肺炎的大流行使得情況變得更糟。

這些國家政府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引發民眾革命的問題，因此導致了第二波阿拉伯之春革命，民眾要求改善生活條件。

但是大多數政府並不願去解決引發革命的問題，反而加強自身力量，這就使得國家深陷旋渦。

分析人士說，抗議者從之前的抗議中吸取教訓，當前抗議者的呼聲再次高漲。

奧圖爾在他的文章中歸結為如下五點：

1、恐懼的障礙可以被打破

貝魯特卡內基中東中心的學者達利婭·加內姆（Dalia Ghanem）表示，2010-2011年革命表明各國當地民眾的恐懼是可以被打破的。

果蔬攤小販布瓦吉吉和沒收其車輛的女警官

儘管民眾在掀起抗議後遭到當局鎮壓，但這種新的意識表明了當前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潛力。日益重要的社交媒體為革命的爆發推波助瀾。

達莉亞·迦納姆認為：

阿拉伯公民成功地改變了當前的局面，這本身就是一項成就。

她還指出，自那時以來，獨裁者墮落，人民從沉睡中醒來，民眾認為自己應該得到更好的生活，殖民時代制定的社會契約失效。

2、佔領廣場

在“阿拉伯之春”示威革命期間，大型廣場，例如：開羅的解放廣場、巴格達的土耳其餐廳大樓和貝魯特的烈士廣場，都成為了抗議者聚集之地，併成為了“革命”的象徵。

貝魯特烈士廣場

當年埃及抗議者佔領解放廣場超過兩週，要求時任總統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下臺，儘管當局用武力鎮壓示威者，最終在2011年2月11日，穆巴拉克宣佈辭職並承諾不會參加下任總統競選，他們最終得到了他們想要的東西。

但是在此之後，在埃及持續了很短時間的民主試驗最終變成了威權主義政權，甚至比穆巴拉克時代更具壓制性。

2013年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將軍領導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埃及首任民選總統穆罕默德·穆爾西（Mohamed Morsi），此後塞西發起了一場鎮壓反對者的運動。

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黎巴嫩裔加拿大籍政治理論家賈德·薩博（Jad Saab）表示，第一波“阿拉伯之春”示威活動採取了在廣場集會的策略，民眾抗議活動最終實現了其目標。

3、社會力量的形成

在第一波“阿拉伯之春”革命之後，整個阿拉伯地區都處於相對平靜的時期。大批民眾在看到了敘利亞、利比亞和葉門的革命如何演變成對國家的破壞，在看到內戰的爆發導致數十萬人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的結果後，他們顯示出對再次進行革命的謹慎態度。

賈德·薩博認為，這些地區開始利用民眾的這種謹慎態度，並用其來鎮壓群眾行動，還將其偽裝成“無政府主義”行為。

據薩博稱，2010-2011年活躍的社會抗議運動沒有發展，“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生活在專制社會的枷鎖下。”

內戰進行的9年中，敘利亞的和平示威活動仍未停止

4、不侷限於表面的變化

回顧十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示威者在2020年獲得的最重要的教訓是，不能在一夜之間實現真正的改變。

表面上的讓步，例如更換有名無實的總統，也不會帶來真正的政治改革。過渡到新的政治模式需要時間和不斷施加壓力。

5、堅定立場，毫不妥協

賈德·薩博說，最近在黎巴嫩和阿爾及利亞等國發生的民眾起義具有“新自由主義”的性質，並從2010-2011年突尼西亞發生的事件中吸取了經驗教訓，儘管突尼西亞仍然面臨舊政權造成的經濟問題，但已經實現了民主。

賈德·薩博說突尼西亞已經實現了民主

賈德·薩博認為，只要統治階級未能解決根本問題，該地區就還會繼續出現要求根本性變革的呼聲。他還認為，示威者必須形成統一的政治願景，尋求改革的人必須聯合在一起進行統一行動，而迄今為止，只有在蘇丹實現了這一目標。

馬爾旺·穆阿舍（Marwan Muasher）則指出，自去年新冠疫情流行以來，中東和北非地區同世界其他國家一樣，都受到了嚴重影響，疫情的流行導致抗議運動的減少，“但並沒有消失。”

這位約旦前外交官將新冠病毒帶來的影響描述為“雙刃劍”。它是對專制政權的賞賜，因為它的流行限制了人口流動，使人們感到恐懼，但與此同時，它也加劇了經濟問題，而這些問題成為了要求變革的動力，不可避免地引發了更多的抗議。

譯者：沙姆斯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