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發生於6年前的性騷擾案，在這個12月迎來了開庭。

在人性和法制的博弈中，更多超越案件本身的較量，在對峙發酵，在翻滾暗湧……

那麼，這到底是怎樣的一起案件呢？

時針，需要撥回到6年前——

2018年7月26日凌晨，弦子第一次透過公號文章對外公開自己的經歷：

事後她和老師一起報警，朱軍雖也被警方詢問，但後來不了了之。

朱軍說，“我從來沒有碰過那位女士一絲一毫，那位女士的所有指控，都是誣告。我不清楚，她為什麼如此歇斯底里地攻擊我、誹謗我。她除了讓自己臭名遠揚，她還能獲得什麼？”

真相尚未水落石出，暫且不做評價，但是對於“性騷擾”這個話題，少女覺得有必要一談。

性騷擾(sexual harassment)是指帶性暗示的言語動作。針對被騷擾物件，通常是加害者肢體碰觸受害者性別特徵部位，妨礙受害者行為自由並引發受害者抗拒反應。

那麼究竟什麼才算是性騷擾？它的範疇很廣：

最讓人細思極恐的是，在這個文明、和諧的社會，卻潛伏著無數黑暗的瞬間。這個社會，也因為太過安靜而危機四伏。

大部分受害者，最終為何選擇了沉默？

也許回家偷偷告訴家人尋求幫助，家人卻認為是奇恥大辱，絕對不能對外聲張，更不能討回公道，否則顏面何存。“餓死事小，失節事大！”

告訴朋友？會不會瞧不起自己？更加不敢告訴男朋友、老公。

默默承受的背後，是要保全名聲、是害怕被拋棄，更是覺得自己有了汙點，瞧不起自己。

從此心裡多了一根刺，成為永遠的痛，在婚姻關係中，家庭生活中，時不時出來刺一下，最終，也一定會影響到下一代。

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些令人咋舌的訊息提醒人們這樣一個事實：校園並不單純，學術世界也有權利、慾望和威脅，這些都是性騷擾的溫床。

近年來，性騷擾在各大高校也層出不窮。每個受害者，不僅承受著身體的傷害，還無法逃脫輿論和內心的壓力。

“他就開始強吻我，我當時腦子一片空白，連掙扎都忘了……我是誰？我在哪裡？我在做什麼？突然腦中一個炸雷：我在被一個素不相識的男人親吻！”

“導師狡辯道，我最近在看性方面的書，就想和你探討一下。然後他繼續說，要和我口交，問我要裸照，沒有裸照，乳房照也好。我都嚴肅拒絕了，他不死心，繼續問我乳頭是什麼顏色。”

面對性騷擾敢怒不敢言的背後，除了性還有更深一層。性，只是載體。

在高校性誘導的案例裡，女學生髮現導師的圖謀不軌，卻不敢反抗，因為受到了導師的威脅和恐嚇，害怕被導師孤立，害怕拿不到學分，害怕畢不了業。

受害者的這些恐懼，正好成為侵害者利用的軟肋，也正反應了當前主流的價值觀問題：名校、名聲、成績、畢業證書……

社會學上有一個“制度正當化（System justification）”理論，或許可以作為理解隱性性騷擾的一個角度。

即當人們發現社會不公，並且對此無能為力時，人們會透過改變自己的觀點，即認為事情沒有那麼糟糕，進而人們傾向於責備受害者（victim blaming），來減輕失調帶來的不適感。

因此，“穿的少”，“長得漂亮”，“吸引異性”，“過度敏感”，都會成為性騷擾合理化的理由，這也給性騷擾的受害者帶來了多重傷害。

對於受害者來說，性侵經歷只是一切痛苦的起點，但痛苦的本質不僅僅是性本身，而是隱藏在性背後的權力體系和精神暴力。

林奕含在生前接受採訪時說：“這個故事折磨、摧毀了我的一生”，她開始質疑這個社會、甚至整個文學體系都是誘姦事件的幫兇。

她用“巨大的詭辯”定義自己的書寫行為，用“愛”解釋補習班老師的人格斷裂。

整個社會，包括林奕含父母，始終為她戴上厚重的道德枷鎖。而林奕含最終選擇離開這個讓她失望至極的世界……

希望我們每一個人都能對性騷擾大聲Say No，及時撥打110，撥打法律援助熱線、少女性傷害心理援助熱線，同時注意保留證據。

希望我們作為群眾和輿論，能給受害者多一點保護和支援，給予她們相對安全的環境和可靠的社會支援系統。

不要再用愚昧無知的質疑和八卦去傷害她們，你隨意的一句話，對於受害者來說，也許就是殺人利器。

受害者不敢發聲的結果就是，讓更多的侵害者無所顧忌、逍遙法外。

反性騷擾，除了大環境的跟進和法制方面的完善，女性如何增強自己的免疫能力呢？

首先我們要不被權勢所左右，要擁有獨立的思想和精神，自己當自己的主人，不盲從，不獻媚，抵擋外界的誘惑就變得輕而易舉。

其次，還要學會識人，尤其是心術不正的人，要有辨別能力，我們識人的前提是需要提升自己的人格，做到修身立德。

修煉自己的性情和心智，自己要有一套渣男的過濾系統。沒有人能幫助自己，自己是自己的保護神。自己正了，影子也正了，渣男就會成為垃圾，從自己的工作、生活裡清除。

最後，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從我做起，共同創造對性騷擾零容忍的社會環境。

希望我們的下一代，可以在前輩身上看到更多的勇氣和信心。

我想擁抱每一個遭受過性騷擾的，不僅僅是姑娘。

少女也希望這個世界，正在慢慢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