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這個人，在原著中根本就沒有。
刁菊花相貌醜陋，性格暴戾始終沒變，也沒有二代接盤，殘忍地殺了小狗，逼走了妹妹寒梅，成了刁大順的惡夢。
三皮並不是蔡素芬的學生，是個愚昧貪淫的農民工。
刁大順最後沒有與蔡素芬終成眷屬，接受了大雀遺孀周桂榮和小女孩麗麗。
為什麼要對原著進行大量的改編，究竟哪個更貼近現實生活。讀者與觀眾從這電視劇與小說中究竟能得到哪些社會認知？
事實上，生活就發生在每個人的身邊，就是不看什麼劇和小說，也都有自己的觀點和態度，都有自己圈子，有自己的人生經驗、追求目標。如果作品與自己的思想觀念相差太遠，反而是不容易接受的。
從創作過程來說，小說是一個人完成的，是作家陳彥，他可以根據個人的靈感和生活感悟，自由地發揮，不受什麼限制。而電視劇就是集體創作，出品人、投資方、編劇、導演、演員、後期製作人員，還要考慮到廣電總局、新聞出版規章制度，照顧觀眾理解能力和審美能力。這就從一個人的創作，變成了一大群人共同創作，還要考慮許多機構和更多人的感受。如果電視劇按照小說的描寫，那就是蔡素芬的老公把老闆殺了，把頭和生殖器割下來掛到了門上。這種血腥暴力的鏡頭是不能出現在觀眾面前的。
小說作家的創作就一定是最符合現實、最有代表性的嗎？這還真就不一定。首先從選材來說。作家陳彥選擇了以刁大順的家庭為核心展開，刁大順的家庭並不是大多數家庭的代表，而是一個破爛不堪、千瘡百孔的家庭。第一任妻子脾氣暴，還與他人跑了，臨走還讓刁大順頭破血流。刁大順又娶了個老婆，帶著女兒寒梅。不巧的是，第二任妻子也死了。這個時候遇到了蔡素芬，一個來路古怪的女人。現實生活中，這麼多事情發生在一個人身上的機率非常小。如果把刁大順的人生境遇看成是中國農民工普遍遇到的境遇，就脫離了社會真實，刁大順的家庭並不具有代表性，而是個畸形的個案。
陳彥為什麼要選擇一個畸形的家庭來寫呢？為什麼不寫一個正常的家庭？問題就在這裡，正常的家庭沒什麼離奇曲折的故事可寫，老老實實地打工，照顧家裡人日常生活。早出晚歸地忙生計，有什麼熱鬧可看呢？作為讀者，工作累了一天，就想看個熱鬧。看熱鬧的不怕事兒大，不怕古怪離奇。於是，作家就要寫點“有料”的，就要寫一般人家裡沒有的新奇事兒。於是，作家就構思了刁大順的一家子。把現實生活中眾多人物的性格特徵融化到這家人的身上去，給他們靈魂和生命。這就是文學創作中“源於生活又高於生活”。
陳彥是根據自己的人生經歷和觀察，安排了故事中的每個人物。是在陝西西安的一個城中村，代表的是陝西西安的地方風土人情。面對的是能坐住板凳認真讀文學書的讀者。這類讀者會有較高的文化素養、分析能力、批判精神，能領悟作者要表達的思想，認識到所謂人性中的深刻。甚至以社會學者的角度思考社會問題。但是，電視劇面對的觀眾，不是文學愛好者，也不是社會學家，是平時連本雜誌都不看的人，他們就是看個正能量的劇放鬆一下，喻教於樂，然後高高興興地生活、工作。電視劇要考慮到普通百姓的感受，和接受能力、理解能力，需要做出大調整。這種調整恰恰是使用品“來於生活又高於生活”，符合了大眾的審美與內心的願望。因此，拍電視劇時集體智慧的創作成果，高出了小說原作者的個人努力。電視劇在集體創作的調整過程中，更貼近了大多數百姓的現實生活，更有代表性，也更容易被他們接受。
許多觀眾感覺到刁菊花的表現有斷層，前後性格有不相符的地方呢？這就是小說作者陳彥獨立創作與電視劇集體創作當中難以很好銜接造成的。
原著中的刁三順家，差不多被刁菊花鬧成人間閻羅殿，毫無溫馨可言。但是在劇中，這個家還有些人氣，甚至成了人氣較旺的救助中心。電視劇中的家庭氣息與大多數中國家庭的氣氛更為接近，而小說中的已經鬧成閻羅殿的家，沒有代表性，代表不了中國農民的家庭氣氛。從這一點上來說，電視劇是有功勞的，電視劇把最大多數的中國農民家庭的氣氛演了出來，這才是真正的現實。同時，這樣的家庭裡卻藏著一個鬧妖的刁菊花，劇中的刁菊花竟然沒把這個家鬧成閻羅殿，這就是個矛盾。這個家若溫馨，就不應該有刁菊花，有了刁菊花，這個家就不會溫馨。於是電視劇就把原版的刁菊花進行了美化，外貌漂亮，對小動物富有愛心，再引入一個暖男二代接盤圓場，但是“砍得不如鏇得圓”，刁菊花的火爆脾氣必須保留，否則的話整個故事就無法往前推進了。
刁菊花本是小說中濃墨重彩的關鍵人物，她的命運也是最受關注的。她的悲劇是因為家庭不幸造成的，母親拋夫棄女，而作為父親的刁大順又忙於工作，還因為窩囊被欺負，造成了刁菊花的暴戾殘忍，不通情理。她在小說中是個前途令人憂慮，命運悲慘的角色。這是有批判現實意義的，在警示人們對待家庭要有責任與忠誠，在警示社會，對像刁大順這樣的人物應該多些善待，使其有機會有能力多照顧女兒刁菊花，減少些人間的悲苦與不幸。
在現實生活中，因家庭不睦而處境不佳的九零後女孩，不是刁菊花一個，而是多個。電視劇中，把刁菊花進行了美化，就損害了作品的批判力量，減弱了警示作用。照電視劇的演法，可以不用考慮如何改進這個社會了。不負責任的母親可以拋夫棄子，丟下“菊”這樣的女兒會有暖男二代來接盤。一切都沒問題！而這個二代在現實中恰好是不可能出現的。如何解決“菊”這樣的問題呢？就是一開始就不要讓她產生，每個人都努力盡到責任，維繫家庭的完整，給孩子一個美好的未來。如果母親都不能盡心盡責，如何能指望冒出個二代來接盤呢？
刁菊花顯然不是最大多數九零後中國女孩的樣子，而是個特例。但她的身上也會體現出某種共性的特徵，比如不工作，在家裡啃老，還脾氣很大。這種女孩或者男孩在現實中是有的，而且有一定的數量。他們找物件也是個坎兒，找到像二代那樣的暖男接盤，幾乎是白日做夢，極可能的是“魚找魚，蝦找蝦”。電視劇中，安排刁菊花遇到二代接盤，也許是實在找不到什麼辦法來圓場的無奈之舉。同時，這個安排，也是一個敗筆，在價值觀上有些不對。
像刁菊花這樣的人，現實中會苦難到底。劇中的刁菊花靠嫁給二代，人生就步入了輝煌。對於缺少辨識能力的青少年來說，這也許就是個坑。沒準在今後的現實中，就會出現一個特殊的稱呼，一些性格溫和的富家男生，直接就被女同學喊成“二代”。而性格刁蠻的女生，直接就成了“菊”。我們只能希望每個“菊”都能像電視劇中的菊那樣棄惡從善，希望每個“二代”都向劇中的二代學習，成為勤勞的暖男。也只能如此！
電視劇要在電視臺播出，面對的是十幾億的國人，是主流媒體，電視劇怎麼拍，怎麼播，代表了官方媒體的導向，已經不是小說原作者個人的事情。經過集體再創作的電視劇，能被廣大的人群接受，說明電視劇符合大眾的理解能力與心理承受能力，幫助他們理解當下的生活。當下的最普遍的百姓生活也是電視劇中的樣子，而不是小說中的樣子。
小說是留給什麼樣的人讀的呢？留給社會學者們讀，留給面對形形色色的孩子的教育工作者們去讀，留給家裡有個像“菊”一樣的鬧人精的人去讀，留給刁大順那樣事事不順的人讀，留給像三皮那樣淫思難忍的人去讀。普通生活中的幸福人家，忙完工作已經夠累了，還是看個輕鬆幽默的劇吧！
如果作家本人，一開始就能把人物寫成電視劇中的樣子，那就是天才，他一個人的智慧和觀察力趕上了整個劇組的集體智慧。我們更期待這樣的天才出現，他的作品幾乎不用劇組再創作，直接原封拍成劇，就會天衣無縫，不會有什麼斷層了。
最後明確一下答案：從分析個別案例來說，小說原著更真實。從代表普遍性上來說，電視劇更真實。而文藝作品需要的是代表普遍性。因此，電視劇是藝術創作的更高成果，有著更高的藝術價值，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是人民大眾的精神食糧！
好好看，多看幾遍！好劇拍出來不容易！遇到一部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