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礦石的定價到底誰說了算？

70年代之前，美國是全球最大的鐵礦石消費國，70年代到本世紀初，日本製造業最紅火，所以日本取代美國成了鐵礦的最大買家，進入新世紀，隨著國內大搞基礎設施建設，鐵礦的最大買家成了我們。

美國、日本和我們在當最大買家時，享受的待遇完全不同。

美國當最大買家時，全球的鐵礦石定價權完全掌握在美國手裡。美國的鋼鐵企業出海投資了包括加拿大、智利、委內瑞拉、黎巴嫩等國的大片鐵礦，跨國公司把從海外開採的鐵礦運回美國，鐵礦石定價就是美國跨國公司的內部定價，他們甚至能以低於成本的價格從國外進口鐵礦石。武林盟主不是白當的，這就是霸權的紅利。

時間到了上世紀70年代，伴隨著日本經濟騰飛，鐵礦石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一方面日本變成最大買家，另一方面巴西和澳大利亞也剛剛發現了儲量巨大的鐵礦資源，澳洲的必和必拓、力拓，巴西的淡水河谷這三大礦商開始成為鐵礦石市場最大的玩家。

70年代初期，在鐵礦石的定價上，日本和三大礦商勢均力敵，話語權平等，價格由雙方協商確定，合同1到2年籤一次。

日本沒法像美國那樣直接控制國外的礦場，但是日本也不想放棄鐵礦石的定價權。

日本政府出面把國內鋼廠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一致對外的價格聯盟，開始干預鋼廠的對外談判，團結的日本鋼廠慢慢開始主導鐵礦石定價。

在日本當局的努力下，原來一兩年一簽的採購合同慢慢拉長，形成了10-20年一簽的長期剛性合同。鐵礦石的價格10到20年才調整一次，三大礦商被日本鋼廠吃的死死的。

到了1975年，由於被壓價壓的太難受了，三大礦商湊到了一塊，也組織了一個價格聯盟，開始和日本的鋼廠聯盟對抗，供需雙方你來我往，鬥法了好幾年，最終確定了此後運行了三十年的國際鐵礦石長協年度談判機制。

長協機制是鐵礦石定價最經典的模式，在該機制下，三大礦商和全球的大鋼廠每年進行一次價格談判，價格一旦確定，未來一年的鐵礦石交易就以此價格為準。

日本新日鐵公司、法國阿賽勒公司與美國美鋼公司分別代表著亞太、歐洲和美洲的鋼廠參與談判，只要有任意一家鋼廠與三大礦商中的任意一家談判成功，這一年的鐵礦石價格談判就結束了，國際鐵礦石的價格就要以此為準。

長協年度談判中，雖然三大礦商形成的賣方聯盟，有更大的話語權，但日本也不虧，因為三大礦商的股東都是美國、日本和歐洲的金融機構，所以鐵礦石價格高了，錢也是讓美日歐的金融機構賺去了。一年一度的鐵礦石的價格談判，其實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價格協商。

我們成為最大鐵礦石買方以後

進入新世紀，當中國這個發達國家之外的龐然大物經濟騰飛，成為鐵礦石的最大買方之後，有意思的一幕發生了。

2010年，憑藉著對鐵礦石的壟斷優勢，三大礦商欽定普氏價格指數作為鐵礦石新的定價依據，發達國家之間和諧了30年，一年一定價的長協機制崩潰，鐵礦石價格開始了每季度、每月甚至每天的頻繁變動。

這個新的定價標準，也就是三大礦商指定的普氏價格指數很有意思，它是由普氏能源資訊這家公司編制，而普氏能源資訊與評級公司標準普爾都屬於美國的麥格希集團公司。

美國人編制的普氏價格指數決定著全球鐵礦石的定價，這個指數肯定會偏向同是一家人的三大礦商。

我們看看這個價格指數是怎麼編出來的？

普氏能源透過電話向全球30家至40家活躍的礦商、鋼廠及鋼鐵貿易商詢價，普氏價格指數主要的依據就是當天問詢出來的最高買價和最低賣價。

這種電話問詢的方式，採集的資料樣本大概只有市場份額的6%-9%，是標準的小樣本決定大市場，這裡麵人為操作的空間太大了。

說到這裡，我們就知道鐵礦石的定價誰說了算了，這就是近期鐵礦石價格暴漲的深層原因。

本世紀以來，隨著我們對金屬、糧食、能源等大宗商品的需求越來越大，一個奇怪的現象出現了，我們買什麼什麼就漲，我們賣什麼什麼就跌。

我們需要進口大量的銅和鋅，銅和鋅的期貨價格在幾年之間上漲了百分之二三百，我們要出口大量的鋁材和鋼材，鋁和鋼的價格曾經有好幾年趴著不動。在糧食、能源、金屬這些大宗商品上沒有定價權，導致我們在對外貿易上承受了巨大的損失。

到了這裡，就剩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我們怎樣才能拿到鐵礦石的定價權？

怎樣才能拿到鐵礦石定價權？

奪取定價權是一個很大的工程，需要從三個方面下手：

首先，要鼓勵有海外擴張能力的企業，像西方的跨國公司那樣，投資或者合作開發海外的鐵礦資源。

以日本企業為例，澳大利亞的 24 個主要鐵礦，日本重點投資了 8 個，參股了 16個，每個鐵礦日本都有份。另外，日本三井集團既是日本第一大鋼鐵公司新日鐵的大股東，又是三大礦商之一淡水河谷的大股東。

可以說透過海外投資，日本不但能影響鐵礦石定價，而且鐵礦石價格不管是上漲還是下跌，日本都能掙到錢。

在海外投資鐵礦這事，我們也在做。中國企業在非洲幾內亞投資了世界上尚未開採的儲量最大、礦石品質最高的西芒杜鐵礦，這個鐵礦被寄予厚望，未來有可能改變全球鐵礦石市場的遊戲規則。

第二，國內鋼廠雖然是鐵礦的超級買家，但由於我們鋼廠眾多，相互之間缺乏聯絡，在對外價格談判時，國內鋼廠形不成合力。

國內鋼廠應該透過合併或者像日本那樣，建立企業聯盟，打破現在各自為戰，甚至任人宰割的局面。只有鋼廠們行動一致，才能真正發揮出第一大買家的威力。

第三，建立國際金融中心，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現在大部分的大宗商品定價都是以美國商品交易所的期貨價格為基準，而期貨交易所的大宗商品又都以美元標價。

因為衍生品市場最大的玩家都是西方資本，所以，西方資本其實是透過金融資本間接控制了大宗商品定價權。

中國要想獲取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就必須同時拿到國際期貨市場與國際貨幣體系的話語權。

國際期貨市場與國際貨幣體系

我們之前在美元的系列中說過，美元霸權是美國在二戰中取得的最大遺產。只有撼動美元霸權，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才能讓更多的大宗商品以人民幣計價、結算，國際金融市場才會認可人民幣計價的期貨品種。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說是奪取大宗商品定價權的前提。

我們之前聊過大豆價格戰，這次聊得又是鐵礦石的定價權。我們在糧食、能源、金屬這些大宗商品的交易上都吃過虧，吃虧的原因也類似，都是因為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不足，進而拿不到定價權，只能被動接受別人的定價。

2020年，中國購買鐵礦石花費了6000億人民幣，相當於山東全省的地方財政收入，價格堪比鑽石的鐵礦石讓下游的地產、船舶還是汽車、機械行業，承受著巨大的原料成本壓力。

一面是三大礦商金錢與利潤的狂歡，一方面是鋼廠稀薄的利潤，採礦端與鍊鋼端的利潤差別太大了，打破礦業巨頭對鋼廠肆無忌憚的利潤壓榨是未來我們要解決的一個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