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美國的種種社會矛盾便已經不斷聚積，到達了爆發的臨界點，這在特朗普“離經叛道”的四年任期中暴露無遺。而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無疑將矛盾推向了新的高潮。拜登的當選似乎給大危機帶來了轉機：雖然以“中間派”著稱的拜登在競選中竭力避免“社會主義”這樣的標籤，但就具體的政策而言，他的許多主張要比過去數十年來的民主黨候選人都要激進，大有“羅斯福新政”式社會革命的氣勢。拜登也毫不諱言其對標羅斯福、拯救美國國運的雄心壯志。但拜登面臨一個民主黨內進步派和共和黨保守勢力雙重施壓的困窘局面，這很可能使之成為“跛腳鴨總統”，只能做“精神上的羅斯福”。本文首先比較大蕭條和新冠危機兩場大危機，以及羅斯福和拜登二人的共同特徵，探討拜登對標羅斯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接著，本文對拜登具體政策進行分析，從而說明拜登計劃將如何效仿羅斯福新政以應對新冠危機；最後，本文指出，拜登雖然也承擔著時代賦予的重任，但他卻缺乏羅斯福具有的政治機遇，因此很難取得羅斯福那樣的成就。
歷史的輪迴：經濟大蕭條與新冠危機毫不誇張地說，新冠病毒大爆發是美國繼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之後面臨的最為嚴重的危機。不同於大蕭條，對於當下的美國而言，經濟問題或許還是其次，被疫情放大的政治危機和社會文化危機則更加致命。但從更加樂觀的角度看，大蕭條卻也起到了不破不立的功效：胡佛式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暫時被擱置到了一邊，羅斯福新政透過加強國家干預使得美國很快走出來大蕭條的陰影，為美國的戰後繁榮打下來基礎。以此來看，新冠肆虐下美國各種社會矛盾下的總爆發或許也意味著美國有機會再度迎來亟需的政治改革。對於很多樂觀的民主黨人來說，尤其是那些早就期待著社會大轉型的進步派，新當選的拜登帶來了改變的希望。而拜登本人也公開宣稱他會以羅斯福式前所未有的手段帶領美國走出危機。
就人生經歷和處事態度而言，拜登似乎的確具有成為“當代羅斯福”的潛質。第一，二人都在早年經歷了巨大的生活打擊，但都頑強地挺過人生危機。羅斯福39歲時罹患脊髓灰質炎（也有當代醫學專家認為是格林-巴利綜合徵），自此之後下肢癱瘓、喪失了行走的能力，但他始終以樂觀堅強的形象示人，給絕望的民眾傳遞希望。拜登也有過悲慘的人生遭遇：1973年，拜登剛剛當選特拉華州參議員不久，他的妻女在一場車禍中喪生；此後他對剩下的兩個兒子的照顧無微不至，但大兒子博（Beau）卻因腦癌在2015年去世。但拜登同樣憑藉堅強的意志，挺過了人生危機。
第二，二人在職業生涯初期都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羅斯福在學校中表現得平平無奇，其律師事業也沒有取得多大成就；類似地，拜登早期在政壇中的表現也並不算突出。羅斯福就曾被其批評者稱為“資質平平”、“無足輕重”，而拜登也常常因其尷尬的“失言”（gaffe）而遭到嘲笑，其政治前途並沒有被普遍看好。
第三，二人都跨越黨派偏見，強調國家的團結和統一。拜登擅長跨越意識形態的侷限與反對者達成合作，而這顯然也是羅斯福具有的品質。這一共同特徵也與二人相似的處事方式有關。前最高法院大法官小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對羅斯福的一句評價流傳甚廣：“羅斯福雖然有二流的智商，卻有著一流的性情。”而拜登也是政壇中出名的“老好人”，雖然比不上奧巴馬睿智博學，但他卻以擅長在國會中搞好人際關係出名。拜登曾在講話中直接引用羅斯福在去世前幾個小時中給美國人留下的最後囑託：“我們必須不斷增強處理人際關係的能力，這意味著所有人都能在一起共同工作、和平相處。”面對特朗普四年以來的“分裂政治”，追求國內團結也是拜登“重塑美國靈魂”的核心任務之一。
拜登常常將其現在的處境與羅斯福上任之前面臨的境況進行類比。在12月4日接受CNN採訪時，他就直言當下的美國和1932年十分類似，許多美國人陷入了經濟社會巨大變動帶來的無比“焦慮”之中。事實上，雖然疫情給經濟帶來的衝擊可能不及大蕭條，但綜合看來，甚至可以認為新冠危機的嚴重程度並不亞於大蕭條。
自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剛剛席捲美國之時，就有許多聲音認為疫情給美國經濟帶來的衝擊可能要甚於大蕭條。美國2020年經濟收縮創1947年美國商務部開始釋出GDP季度統計以來之最。美國商務部7月30日釋出的資料顯示，美國2020年第二季度GDP下滑32.9%，是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美國所遭遇的最嚴重的經濟衰退。但根據經濟學家戴維·C·惠洛克的測算，與持續數年的大蕭條不同，2020年的美國經濟衰退期相對短暫，第三季度經濟雖然依舊遠低於疫情前的水平，但隨著復工復產，已經呈現出了逐漸回暖的趨勢。不管以GDP，還是工業產值，或者失業率衡量，都可以看出，雖然新冠疫情給經濟的衝擊異常巨大，但是持續時間相對短暫。應該說，在可預期的未來內，至少在有效疫苗得以大範圍推廣之前，美國經濟將長期處於萎靡不振的狀態，但可能很難達到大蕭條的程度。
疫情帶來的經濟困難或許最終會找到解決的方案，但是被疫情加重的美國社會危機則並不會在短時間內化解。簡言之，第一、疫情以殘酷的方式暴露了美國經濟的脆弱性和極端不平等性，缺乏醫療保障的中低收入群體更加意識到了“全民醫保”的必要，因而會更加被左翼政治口號感染；第二、特朗普政府面對疫情的消極態度使得美國在很短時間內便成為全球疫情的“震中”，但即便如此，兩黨仍然執著於相互攻訐，疫情紓困計劃遲遲無法落實，這加強了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懷疑；第三、疫情加劇了種族之間的不平等，使族群矛盾更加凸顯，佛洛依德事件引發的全美騷亂看似與疫情沒有直接聯絡，卻也反映出這一矛盾在疫情之中的急劇升溫；第四，疫情使美國自身難保，越發強化了特朗普政府的單邊主義傾向：不管是率先開啟對歐開啟旅行禁令，還是與德國開展疫苗爭奪戰，抑或是退出世界衛生組織，都讓世界各國，尤其是美國盟友，愈加認識到了美國的不可靠性。
除了上述種種問題之外，對於拜登而言，氣候變化甚至是比疫情更加嚴重的危機，直接關係到美國乃至人類社會的存亡。他對氣候變化的重視不亞於對疫情和經濟的關注。而近年來不斷上演的嚴重氣候災害也證明拜登的擔心並非多餘。可以說，如果說當下的新冠危機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大蕭條有一些的共通性，這主要是因為一方面，經濟在很短時間內陷入了空前低迷狀態，另一方面，危機在短期內很難看到轉機，美國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才能最終脫離危機。但與大蕭條不同的是，新冠疫情帶來的遠遠不止公共衛生危機和經濟衰退，而且將美國政治、種族、社會保障等各種矛盾推向了高潮，這就使得美國進入了多重矛盾層層疊加的危險狀態。由此可見，拜登面臨的形勢或許比羅斯福更為嚴峻，這要求他有超越羅斯福的改革魄力。
拜登新政與社會革命想要理解拜登改造美國的設想，首先要對其整體的政策方向有一個大體判斷。在各種意識形態和政治派系紛紛活躍的當下，準確定位拜登並不容易：拜登自稱“溫和派”，走“中間道路”，卻被共和黨稱為“極左”和“社會主義”代言人，被黨內進步派認為過於保守。這一認知混亂歸因於政治極化之下的政壇亂象。因此，只有從歷史的角度才能較公允地定位拜登政策。拜登對自身“中間派”的認知基於民主黨的左轉傾向，尤其是桑德斯帶來的進步派“社會主義”轉向之上。如今的民主黨不但和90年代初克林頓時期的民主黨大不相同，甚至和2016年桑德斯首次競選時也有明顯區別。最近三十年以來，民主黨內部的“自由派”（Liberal）不斷增多：根據蓋勒普調查提供的資料，從1986年到2018年，民主黨人認為政府對黑人有特殊義務的比例增加了20%；而贊成擴大移民的比例從2004年到2018年短短14年中就從10%提升到35%，拜登等一眾民主黨建制派基本上也可以被貼上“自由派”的標籤。而2016年桑德斯的競選則引領了民主黨內部轉向“經濟平等”式傳統左派的趨勢。2020年民主黨黨內初選中就出現了許多往屆選舉中不會出現的論調，比如把“全民醫保”作為準共識、推動國界跨越無罪化、向富人徵重稅等等。
民主黨2016年後的猛然左轉使拜登政策相較而言並沒有那麼“極端”，但是其政策本身也有明顯的“激進”特徵。以拜登的氣候政策為例，雖然科特爾斯等進步派批評拜登太過保守，但落實這一溫和版“綠色新政”也需要 2萬億美元，這一數字是史無前例的。為了避免重蹈2016年希拉里的覆轍，拜登選擇團結桑德斯，兩人競選團隊的部分成員組成了拜登-桑德斯聯合工作組，並在7月8日釋出了一份長達110頁的政策建議書。其內容涵蓋氣候變化、刑事司法改革、經濟、教育、醫保、移民等六大方面，被認為是民主黨在執政綱領上的共識，也為拜登在接下來四年執政過程中提供了關鍵的政策參考。即使作為“溫和派”，拜登也不滿足於和前幾任民主黨總統一樣，只是小修小補，他更傾向於把自己定位為當代的羅斯福，想要開啟一場“溫和”的社會革命。
回顧大蕭條時代，羅斯福能夠挽救經濟危機，靠的是三個政策核心：救濟窮人、復興經濟、改革金融市場。但對於拜登而言，他的政策目標更多：戰勝疫情、重建經濟、促進社會公平、增強國內團結、對抗氣候變化，這其中的每一項都需要有新政的支撐。拜登的各項政策規劃層層交織，相互促進，其中有兩個鮮明的主題：恢復經濟和促進平等，這也正是羅斯福新政的核心要義。
從經濟角度看，羅斯福刺激經濟的關鍵手段就是利用國家力量，加強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就業。為了應對1933年高達25%的失業率，他在上臺初期，就開始推行“以工代賑”。“以工代賑”的招牌專案“平民保育團”組織失業的年輕男性到農村地帶進行自然資源保育工作，在九年內為三百萬名年輕男性提供就業，並由政府保障其飲食住宿。1935年，羅斯福創設了公共事業振興署，耗資約110億美元，在八年內先後為大約八百萬人提供了工作機會，幾乎美國的每一個社群都有其資助建起的公園、橋樑和學校。同樣地，拜登將政府大規模投資加強基建作為經濟恢復的重中之重，這不僅是應對疫情後經濟衰退的需要，更是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需要。拜登投資的重點在高新技術、醫療衛生以及清潔能源等領域，他認為這些投資創造高質量工作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完全可以抵消大手筆投資帶來的財政壓力。拜登承諾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可以創造數以百萬計的優質工作，這一系列基建包括修建路橋、公路和綠地，建設電網以及寬頻。
從平等角度看，保障勞工福利、推動社會平等也是羅斯福新政的重要主題。羅斯福疾風驟雨式的百日新政中，《全國工業復興法》可謂是國會透過的最重要的法案，聯邦政府成立了國家復興管理署，指導勞資雙方訂立本行業的“公平競爭法規”由僱主、工人和消費者共同監督生產。而在此前，政府一直傾向於僱主一方，而如今政府宣稱站在僱主和工人之間的中立立場，也算是更加註重工人利益。而對拜登而言，用拜登-桑德斯政策建議書中的話來說，民主黨人致力於與美國人民簽訂一個新的“社會經濟契約”，投資人民，促進共同繁榮，而非只讓大企業和少數富人得利。這既要保證美國民眾有高質量的就業，還要保障其社會福利，包括可負擔的醫保、住房以及結社和帶薪休假的權利。
拜登面對不僅僅有巨大貧富差距背後工人福利的缺失，更有不斷加重的種族不平等歷史欠債，兩種不平等都在疫情之中顯露無遺。因此他的經濟政策一方面致力於保障中產階級，把他們作為社會最核心的中堅力量，另一方面則更加重視保障少數族群的權利，要做到這兩點就必須和聚集了過多社會財富的大企業進行對抗，堅定地和工人和受壓迫群體站在一起。拜登強調支援工人群體結社和集體抗爭的權利，同時也注重工人福利的保障，如每週40小時工作制、帶薪休假以及醫療保障等。
簡言之，拜登繼承了羅斯福新政的精髓，即在危急時刻，國家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來挽救危機、保障民生，他也相信政府擴張的必要性和正當性。從其政策規劃來看，拜登政策的兩條主線，即透過大規模基建促進經濟恢復以及緩和勞工矛盾、推動社會平等都可以被視為是對羅斯福新政的直接效仿。當然，在羅斯福時代，種族矛盾和氣候變化都不是突出的議題。面對這些新的挑戰，拜登在經濟和平等兩個主題之外，也增加了促進科技發展以及改善能源結構等新的側重點。更加複雜的社會矛盾迫使拜登制定出更加全面、更加雄偉的政策目標。
“精神羅斯福”：拜登的現實困境抗擊疫情是拜登政府所面臨的首要難關，甚至可以說，拜登的四年任期有可能全部籠罩在疫情的陰雲之下。大選使得美國人大量參加公共聚集活動，導致確診病例一再攀升，種種複雜的社會矛盾也必然會隨之加劇。但即使不考慮解決新冠危機的現實困難性，拜登政策在國會中可以想見的流產危機說明拜登並不太可能成為真正的“當代羅斯福”。
羅斯福新政能夠發揮作用，離不開當時國會的輔助作用。從3月上旬到6月中旬，羅斯福向國會連續提交了15篇諮文，15項重要法案得到了透過。儘管羅斯福並沒有一整套理論作指南，其所採取的措施看上去有些雜亂無章的，但當時同樣混亂的局勢幫助羅斯福獲得成功。美國人對新政都寄以厚望，不僅民主黨內全力支援，對手共和黨人也希望新政能給國家帶來希望。羅斯福向國會提交的法案，都一一獲得透過。一方面，羅斯福的確是新政的主導，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給人留下可以掌控國會的印象。但是另一方面，國會也與羅斯福一道，齊心協力，共同對抗危機。事實上，羅斯福在“百日新政”中透過的15個法案裡面，只有2個算得上羅斯福的原創，其中一個關於降低老兵保險金和政府官員薪資，另一個關於建立平民保育團。總而言之，至少在羅斯福當政的前期，國會起到了為新政保駕護航的積極作用。
對於現在的民主黨來說，在2020年的選舉中，不但拜登的總統之路出乎意料得艱難，就連國會之爭也要比想象中的困難得多。民主黨在參議院選舉中僅僅增加了一個席位，民主黨要想取得對參議院的控制權需要增加4席。如果民主黨能拿下佐治亞州的兩個參議員席位，則將在參議院形成與共和黨平分江山的局面。在此基礎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最終入主白宮，則意味著民主黨將有對參議院的實際控制權，因為在投票持平時，兼任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將有打破僵局的一票。但佐治亞州是傳統紅州，民主黨在該州的勝算並不大。
民主黨國會選舉的受挫將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拜登的行動空間，在兩黨極端對立的背景下，他的種種政策構想面臨被極大削弱，或是直接流產的風險。這也就是為何《金融時報》認為拜登很可能成為“跛腳鴨總統”，其宏大的改革志向也很可能將隨之付諸流水。拜登把“重建更好”（Build Back Better）作為競選口號，言下之意是要回到“前特朗普”的“正常狀態”。但即使在奧巴馬任期內，奧巴馬的小修小補尚且遭遇了“茶黨”的強力反撲，常常不得不繞過國會，依賴行政命令。拜登想要實現羅斯福式的激進改革，面臨的阻力勢必遠超奧巴馬，更何況是在兩黨更加分裂的當下。
現任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共和黨資深政客米奇·麥康奈爾以態度強硬、拒絕妥協著稱，常常毫不留情地反對奧巴馬政策，還不止一次地阻撓奧巴馬提名聯邦法官，甚至包括提名聯邦大法官梅里克·加蘭。麥康奈爾自稱是“溫和派”，但他卻獲得了“阻撓者”的稱號，常常用“冗長議事”（filibuster）的手段阻礙、拖延國會議程，從而造成這些議案流產。事實上，麥康奈爾曾聲稱，在奧巴馬任期內，他在國會的首要目標就是讓奧巴馬只能做一任總統。可以想見，一旦麥康奈爾保住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的地位，拜登面臨的阻力將相當之大。
更為不利的是，即使按麥康奈爾的標準，參議院中所謂“溫和派”共和黨人數量也越來越少，拜登即將面臨的參議院要比12年前他當選副總統時更為難纏。而且，本次大選更加確定了特朗普主義在共和黨中的主導地位，這意味著就算參議院中存在一些願意與民主黨合作的共和黨人，他們也必須考慮此舉對日後選舉可能產生的消極影響。因此，即使不考慮來自民主黨進步派的壓力，拜登也很難擁有羅斯福“百日新政”那樣大顯身手的機會。
也有學者認為，拜登更可能成為“21世紀的林登·約翰遜”：二者在國會中都並沒有表現出對進步主義的支援，但在成為總統時卻都表現出對激進改革的嚮往。但拜登也沒有遇到約翰遜那樣的良好時機：約翰遜“偉大社會計劃”的背後是風起雲湧的新左翼運動，而拜登雖然也有一部分進步派的支援，但要想成功販賣他的激進政策，他面臨的阻力要比約翰遜大得多。可以說，拜登的理想是對標羅斯福，帶領美國走出困境，但現實的政治阻力卻使拜登很有可能只能成為“精神羅斯福”。
總結來說，當下的新冠危機是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之後美國社會面臨的另一場巨大危機，而且從其嚴重性和複雜性而言，解決這一危機的難度可能並不亞於對抗大蕭條。在這樣的背景下，和羅斯福有著類似人生經歷和處事方式的新任總統拜登自然被賦予了對標羅斯福、拯救危機的希望。而拜登本人也確實將羅斯福新政作為自身政策規劃的重要參考，在經濟恢復和社會平等兩個維度上繼承了新政的要義。但拜登面臨的國內政治環境要比羅斯福時期更加複雜，這很可能使他無法實現雄心壯志，只能做“精神上的羅斯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