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某在市區經營一家酒吧，他發現大多數常客都是同性戀，為了牟利，姜某專門招募了一些男女作為"特殊服務員"，對顧客謊稱"特殊服務員"是同性戀性取向，可以提供"特殊服務"。同時，對於"特殊服務員"的管理，制定了相關的"管理辦法"，包括每次按"特殊服務員"收入的20%收取介紹費等規定。報案後，蔣某被檢察機關提起公訴，但蔣某聲稱自己沒有組織異性賣淫，不構成犯罪。姜某的行為是否構成組織賣淫罪？

第一種觀點認為，姜某不構成組織賣淫罪，根據合法性原則，法律沒有規定組織同性戀賣淫構成犯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姜某構成組織賣淫罪。刑法中的賣淫不應僅限於異性之間的性交易，還應包括同性之間的性交易。組織同性之間的性交易，也破壞了治安管理秩序，破壞了良好的社會風氣，符合組織賣淫的憲法條件。

專家分析

持第一種觀點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根據字面解釋，"賣淫"是指婦女出賣自己的身體，與異性發生性關係。當然，它不包括同性性交易。如果強行將同性性交易納入"賣淫"的外延，則是對"賣淫"的類推解釋，觸犯了刑法。其次，是對預測可能性的不合理解釋，超出了普通人的理解範圍。刑法不能把公民的不可預見行為作為犯罪來處罰，否則會導致公權力的濫用，使法律成為人治的工具。

根據犯罪理論的觀點，首先，對刑法條文的理解不等於對詞義的理解在刑法解釋中，賣淫罪只是指婦女與異性之間的性關係，但在刑法解釋中並不意味著這一含義。否則，司法解釋不會將組織他人賣淫的"他人"解釋為包括男性。"賣淫"也應包括同性交易，這是可以理解的。其次，從刑法的立法目的來看，刑法對組織賣淫罪的處罰是破壞社會治安管理秩序，破壞良好的社會風尚，組織同性戀賣淫，這也侵犯了刑法保護的合法利益。

專家認為，從同性戀交易的角度很難預測同性戀交易的可能性。在實踐中，不可能在公眾意識中建立一個標準來預測賣淫的可能性。但對"賣淫"的解釋，可以從維護社會管理秩序、保護良好社會風尚的立法目的出發，結合社會發展的客觀現實，賦予"賣淫"一詞新的內涵，使其外延包含新的客觀事實；如：，甲苯、丙烯類毒品出現後出現了新的胺類，不能說販賣甲基苯丙胺不構成販賣毒品犯罪。因此，應當根據客觀事物的發展來理解法律規定，並根據個案的事實作出認定。賣淫本質上是一種性交易，無論是異性之間還是同性之間。只有賣淫的方式（手段）不同，才不影響賣淫本質的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