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係惡化的兩年多時間裡，有這樣一種現象，即某個時段總會出現“界定”兩國關係的熱詞。此前有修昔底德陷阱，後來是貿易戰，目前最熱的是冷戰或新冷戰。中美兩國建交以來，在如此短的時間裡，出現如此多有共通因素但也有明顯側重的“界定”，這樣的現象是絕無僅有的。這樣的反常，本身就說明這些熱詞對整體中美關係的定性是有問題的。大國關係的演化，可不是導演影視劇，沒有那麼多戲劇性。
熱詞的頻繁出現，一方面體現了兩國關係的震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對中美關係的迷茫。沒人能精準預測中美關係的未來，但可以肯定的是，陷入某個單一的熱詞，絕對不利於把握中美關係的實質。在冷戰論述霸屏的當下，我們尤其需要“跳出冷戰”來思考中美關係。無論是修昔底德陷阱，還是新冷戰，都只是中美關係在戰略競爭狀態下，有可能出現的前景之一，並非註定的結局。
人造危機最近幾個月以來，華盛頓幾乎是每隔幾天，就放出一個能讓人聯想到冷戰的訊號。這裡面，有特朗普政府高官所作的冷戰式講話，有職能部門出臺的針對中國企業的打壓政策，也有國會透過的制裁法案。特朗普本人也參與其中，接連簽署了圍剿中國科技企業的行政令。此外，還有媒體曝光率不那麼高，但危險性更高的中美兩國在南海和臺海，軍事上擦槍走火的可能性。無論從哪個角度看，中美關係都進入了高危期。
中美關係的高危期與美國的選舉期，兩者之間是有因果聯絡的。換句話說，目前特朗普政府鼓譟的中美冷戰，部分原因是為了配合美國選戰。正如美國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學者羅伯特·戴利所說，“特朗普針對中國的行動在步調和範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這令人茫然，也讓人感覺魯莽和蓄意”。在他看來，特朗普的目的是製造連續不斷的混亂，以便最大限度地擴大總統行動範圍，增加其連任的機會。
“他喜歡混亂，因為他覺得這可以為他帶來更多關注。”美國前國防部長帕內塔對特朗普曾這樣評價。特朗普有“製造混亂”的嗜好，甚至可以說這是他的政治哲學。所以，目前這個階段中美關係閃現的冷戰魅影，不能忽視這一點。同樣不容忽視的是，特朗普個性裡的睚眥必報。他嘴邊掛著“中國病毒”，內心很可能真是這樣認為的，即首先在中國暴發的新冠疫情，壞了自己連任的“大好局面”。
特朗普的報復心理，被他身邊的對華鷹派人物所利用，而這些人是真想著要與中國打冷戰的。結果就是目前的美國對華外交，越來越像是在滑向冷戰。英國《經濟學人》近日的文章分析稱，特朗普政府在對華政策上，存在主張和反對完全脫鉤的鷹派與鴿派之間的競爭。“最近幾個月以來，鷹派明顯佔據了上風，他們說服特朗普的理由是，中國傳播的新冠病毒導致美國和全球經濟受損，進而造成特朗普選情一塌糊塗，嚴重削弱了他連任的機會，因此必須要報復中國。”
隨著大選日期的臨近，這些鷹派人物還可能掀起更大的冷戰風浪，因為他們也拿不準大選之後還有沒有施展的空間。但是，即便是在大選投票前，他們對華打冷戰的施展空間，或許也沒有自以為的那麼大。根據美國蓋洛普諮詢公司8月17日公佈的民調資料，57%的美國人不認可特朗普處理與中國關係的方式。而截至目前的所有民調，拜登在對華外交上的認可度，比例全部高於特朗普。換句話說，特朗普政府透過惡化中美關係提升選情的可能性，是有“天花板”的。
正是因為看清了目前中美冷戰“人造危機”的一面，所以中國官方的態度是，不跟著美方的冷戰腳步起舞。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8月5日在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說：“我們堅決反對人為製造所謂‘新冷戰’，因為這完全違背中美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完全背離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這不是簡單的外交表態，而是基於現實作出的理性判斷。根本原因在於，把中美關係定性為冷戰，是一種錯誤的類比。
錯誤類比無論是媒體還是學術界，目前關於中美冷戰的論述都在增多。澳大利亞悉尼大學學者艾倫·杜邦，在近期的文章中就列出了中美關係與美蘇冷戰時期的六大相似點：意識形態不同的兩個世界大國；廣泛的系統性競爭；競爭價值觀和權力；數十年的全球支配地位爭奪；世界地緣政治一分為二的可能性；雙方都不想發生全面軍事對抗。他的這些類比，表面上看似乎都成立，但細究起來大多數都可疑。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只有一個事實（意識形態不同的兩個世界大國）與一個意願（雙方都不想發生全面軍事衝突）是完全成立的。其他幾個要麼是一廂情願，要麼是過度揣測，至少是不是註定的前景。王毅表示，“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有著強大自信，同時我們尊重世界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無意同任何國家進行制度競爭，無意同任何國家搞意識形態對抗。”也就是說，中國承認中美意識形態差異，但對在這一點上與美國競爭，並沒有興趣。
特朗普政府放大中美意識形態差異，是為了論述冷戰的“合理性”。冷戰的突出特點之一，是以意識形態來界定國家利益。在美國學者瑞安哈斯和米拉拉普-胡珀看來，過度凸顯差異是出於政治考慮，現在有太多的特徵可以區分當下的中美關係與冷戰時美蘇競爭之間的不同。而且他們認為，指望從外部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從來不是也不應該是檢驗美國對華政策成功的標準。“華盛頓對華強硬的共識，製造的問題比提供的答案多。”
新加坡前外交官比拉哈里·考斯甘，在最近的文章中也不認可所謂的中美新冷戰。他認為，大國競爭或關係緊張，本來就是國際政治的常態，所不同的只是程度而已。“中國經濟的崛起令人印象深刻且無法否認。但美中之間的系統性差異，遠不如美蘇當年那樣尖銳。”在他看來，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與中國都是混合型經濟體制，所不同的只是體制裡市場與政府控制之間的平衡。“差異不容忽視，但不再是尖銳或根本性的。”
國際政治的大環境也不一樣。美國弗吉尼亞大學研究美蘇冷戰史的學者梅爾文·萊弗勒，去年12月在《大西洋月刊》上發表了題為《中國不是蘇聯，混淆兩者很危險》的文章。他認為，冷戰的發生不只是因為世界上有兩個超級大國存在，還因為1945年以後美國所面臨的獨特環境。這個獨特不難理解，“二戰”後美國綜合實力在世界上一枝獨秀，對西方盟友的戰略影響力可謂一言九鼎。所以當時美國挑起冷戰，能做到振臂一呼應者雲集。
不一樣的原因還在於，世界上包括中小國家在內的其他“利益攸關方”，對全球政治的參與度，與冷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換句話說，其他國家有了更大的選擇空間。8月初，蓬佩奧與東盟國家外長舉行電話會議，拉攏這些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對抗中國，事實上是想讓它們在中美對抗中選邊。但這些國家的反應是“中立”，即便是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爭議的越南和菲律賓。據英國《金融時報》8月16日報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下令不得參與南海軍演，除非是在菲海岸線12海里以內。
作為美國的軍事同盟，菲律賓的反應具有極強的象徵意義。《金融時報》援引分析人士的話稱，馬尼拉的南海政策反映出不斷變化的政治現實。變化的不只是政治現實。與當年的蘇聯不同，中國經濟上的崛起與東亞成為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區域，其間存在極強的關聯性。萊弗勒在論述中美關係與美蘇冷戰差異時指出，美國與蘇聯“全面脫鉤”，在經濟上幾乎是沒有成本的。如今這種條件已不復存在。蓬佩奧警告東盟國家警惕中國經濟影響力。在比拉哈里考斯甘看來，認為接受中國投資就是幼稚，這是一種侮辱性的推斷。
競爭升級不得不承認，特朗普政府裡對華強硬派打冷戰的迫切心態，客觀上正在升級中美之間的戰略競爭。正如《經濟學人》上述文章所說，極端反華勢力認為實現中美全面脫鉤的機會之窗即將關閉，所以決心在11月大選前將其變成現實。文章認為，特朗普政府連續釋出的針對中國企業的打擊政策，標誌著中美之間“經濟戰”的升級。“誠然，特朗普此舉的目的可能是尋求選戰的宣傳效果，但其實質後果是巨大的。”
對於中美關係來說，這個巨大後果即是兩國經濟、科技上脫鉤，以及與之相關的戰略競爭加劇的可能性。無論是特朗普簽署的打擊中國企業的行政令，還是國會透過的制裁中國的法案，都不可能在今年11月大選結果出爐後消失。就外交層面而言，這些都可能轉化為中美戰略競爭政策上的“原動力”。即便成功連任後的特朗普有意緩和中美關係，他也不可能無視“既成事實”。
拜登是外交領域的老司機，如果他能入主白宮，不會像特朗普那樣，把大國競爭弄得像打架鬥毆。但他無法而且也無意逆轉中美戰略競爭升級的趨勢。從政治大氣候角度看，美國人對華態度趨於負面的現實，會壓縮拜登對華政策上的靈活空間。更為關鍵的是，如美國政治分析師詹姆斯曼所說，“拜登總統”繼承的是美國情報機構、聯邦調查局、商務部、國防部等這些對華日趨強硬的機構，即使特朗普走了，這些機構的對華敵意認知不會立刻消失。
需要指出的是，拜登反對特朗普對中國發起貿易戰，主要是基於美國的“損失”大於“收益”。他並不反對政治上施壓中國政府，經濟上打擊中國企業。目前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總統”不會輕易取消特朗普政府已經施加的懲罰性關稅，更大的可能性是將其作為施壓中國的籌碼。而且，無論是拜登競選的綱領，還是美國戰略界的分析，都認為拜登在對華的政策上與特朗普最大的不同，將是在戰略競爭上聯手盟友。特朗普“鎖定”對華戰略競爭路徑，即是此意。
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學者雅各布·赫爾伯格，8月12日發表在《外交政策》雜誌上的文章中，提到這樣一段往事：2011年奧巴馬在矽谷的一個晚宴上問史蒂夫·喬布斯說，蘋果公司能否把智慧手機的生產從中國遷回美國？當時喬布斯的回答是：“那些工作回不來了。”赫爾伯格想論證的是，新冠危機讓美國人意識到失去製造業控制權的危險性，以及中國掌控全球產業鏈對美國的威脅性。他認為，這樣的認知，目前已經是民主、共和兩黨的共識。
筆者在近日出版的《重新認識美國》一書寫道，“特朗普時代美國國內政治、對外行為的變化，幾乎都可以從美國經濟問題中找到源頭。2016年大選中他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偉大’，著眼點可以說是‘讓美國經濟再次強大’。”目前特朗普政府打壓的，幾乎都是中國最具活力、最有創造力的企業。不難想象，美國在讓自身經濟再次偉大的同時，不會放鬆對中國的打壓。中美競爭的核心，是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