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

那座山坡上的知青墓

上海東方電視臺新老孃舅劇組作為向國慶獻禮，推出“柏萬青，我的江西歲月”專題片。片子在開頭的時候，畫面上是柏萬青一行在江西鄉下的一座山上，為一個已經逝去的上海知青掃墓。螢幕上的鏡頭大大地定格在墓碑正前方。墓碑上的字清晰可見：夏惠迪同志之墓。夏惠迪就是我的姐姐。

夏惠迪（左）與夏娜迪攝於黎川縣城照相館（1969年6月20日）

我姐姐原是上海市三女中68屆高中畢業生。從學生時代起她就熱心於學校的公益事業。上小學時，她是少先隊的中隊長、大隊長。進入中學以後，很快就成為共青團的一員，並長期擔任學校的團幹部。她在擔任學生幹部的同時，不放鬆自己的學習，拿回家的成績報告單，父母看了總是眯眯地笑。

家裡在她下面還有3個弟弟和1個妹妹。在弟妹的眼中，姐姐是我們學習的榜樣。在我們學習上碰到困難時，姐姐又是我們的老師。在父母眼裡，家中的長女幫助父母處理內外家務事。父母有事都要與她商量決定。父母對她有很高的期望。希望她在高中畢業以後，考入師範大學，將來當人民教師。

1969年3月8日，姐姐與我一起下鄉插隊。來到江西黎川潭溪公社文青大隊青山小隊。插隊的生活充滿艱辛和艱苦，就如柏萬青在片中所述那樣。但是我的姐姐碰到的困難還要多得多。

姐姐在上小學時，因為生病，曾經休學兩年。後來的學生生涯一路過來，學校照顧她的體質，體育課全部都是免修不上的。可是到了江西農村，就沒有照顧免修了。她和其他知青一樣，同農民一起早出晚歸，在田間辛苦勞作。

她長得高高的個子，有1米76，戴著700多度的近視眼鏡。這樣的田間勞動可帶來常人沒有的磨難。插秧時節，從早到晚彎著腰，一天下來回到家裡，直不起身板。在你累得不想動的時候，還要自己動手洗衣煮飯，還要到自留田裡澆水施肥。每天下飯的菜得靠田裡長出來。在赤日炎炎的夏天，在田裡收割下成熟的早稻，又播種下晚稻。割稻脫粒都是靠手工人力硬做的。

每天收工回家還要挑上兩籮筐溼的稻穀，交到生產隊的倉庫。再去田裡揹回一個又大又沉的木桶。木桶是脫粒摜稻用的。姐姐由於戴著眼鏡，身上的汗水溼氣把鏡片上了一層白白的霧，這時的她只能靠大概做各種動作，因為眼睛都看不清了。夏天勞動時，身上、腿上、手上都沾滿了泥水。要找個乾淨的地方擦一下眼鏡都不可能。

在繁重的體力勞動、艱苦的生活雙重壓力下，前途又毫無希望，經濟上沒有任何來源，人的承受能力遇到了極大的挑戰。知青朋友都在透過自己的各種渠道，努力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姐姐700多度的近視眼，原本可以搞病退的。但是她幫我先辦了病退，當時平民百姓的子弟，搞病退是唯一可以試著走走的路。儘管這條路是非常難走通的。

“四人幫”倒臺以後，新的黨中央對知青問題重視起來。社會上開始傳播取消推薦上大學，要恢復考試入學。這對平民百姓來說又是一件大好事。我們得知這一訊息以後，非常的高興。姐姐每次來家信，都是要求幫她收羅學習複習的資料。家裡三天兩頭的在郵局往江西寄“印刷品”。

1977年秋收季節到了。農村開鐮收割，秋糧入庫也是一年中的大事。

姐姐這時已經在公社的知青社辦廠任會計。知青社辦廠是國家在近年裡為改善知青生活，才剛剛興辦起來的。廠裡利用江西地方上的木材、竹材資源，在廠里加工一些簡單的電器上的小配件，比如接線盒什麼的、竹製扶梯等等。十月份的時候，廠里根據上海長寧五金交電公司的訂單，已經制好完成了一批成品。廠裡因為聯絡不到運輸的車輛。無法送火車站託運。產品已經堆積在倉庫好幾天了。

上海方面來催貨的電報一封連著一封。後來的催貨電報已經明顯表示再不發貨他們要另闢門路，不要這批貨了。廠裡領導也很著急，廠裡等著成品發往上海。回籠貨款後，等著這筆錢用。就這樣，廠裡領導找到了我姐姐。要她幫幫忙，因為姐姐在縣交管局車輛排程都有熟人，姐姐為廠裡的事，二話不說，就趕到縣城去了。

車隊排程前幾天就知道潭溪的社辦廠要用車，因為車輛全部下鄉運糧入庫，實在無車可派，今天看到夏惠迪找上門，排程拉不下面子，只好接受下來。排程說，昨天剛好有一輛車從一線停下來，要大修了。明天讓它再跑一次吧，幫你們廠把貨解決了。我姐姐滿心歡喜，回公社交差了。當然廠和社的領導，也從心裡放下了壓了幾天的石頭。

事故發生後，我們才知道那再跑一次的車是有了小毛病，停下準備大修的車子。

第二天天還沒有亮，滿載貨物的卡車就上路了。從黎川到光澤縣火車站，沿途都是高山峻嶺。山路曲曲彎彎，其中有一段路是很危險的，連著有十幾個彎道。公路的一邊是高山，一邊卻是深澗。駕駛員在這一路上都是全神貫注地開車。深怕一不小心出事，過了這事故多發地段以後，就進入了福建省光澤縣的地盤。離光澤還有20分鐘的路時，車輛已經行駛在平地上了，駕駛員在經過一個小時的翻山越嶺之後，到了一馬平川的路上，視野好了，心情也放鬆了，車輛的速度可能也加快了點，馬上可以到目的地了。

就在這什麼都好的時候，前方不遠處有個養路工站在路中央，駕駛員見狀使勁按喇叭示意那人讓路，但是這個人沒有離開路中央，他站在那裡看著迎面急駛而來的貨車。在人與車快要相撞的一剎那間，駕駛員猛踩剎車，並打方向盤想要繞過此人，這輛本來有小毛病的卡車突然不行了，車子很快翻到路邊的溝裡，又藉著強大的衝力從溝裡躍上溝邊的稻田。然後在稻田裡側翻。稻田裡正在收割的福建農民被壓在車尾。

車子在幾經顛簸的時候，車頭的車門自動開啟，除駕駛員外，兩名在車頭的乘客被摔了出去，隨即被倒下的車身壓住……我沒有勇氣再往下寫了。

姐姐在人間的最後時刻，身上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她唯一緊緊捏在手中的是一個布袋。後來人們開啟布袋，看到的是數學的課本、演算的草稿紙。她可能想利用，火車站卸貨等候的時間裡，再用功一下吧。

事故發生後當天縣電報局由於發報員的疏忽，電報沒有即時發往上海。第二天江西等不到上海方面的迴應，準備再追加發出一份。這時才知道，昨天的那份還在那邊躺著，趕緊發。上海有關部門知道後，再通知我們家裡已經是這天的下午了。

這天上午，我們還收到一封姐姐出事前不久寄出的信。我拆開來信，姐姐滿紙的開心話語，她告訴家裡，她的複習迎考準備得很充分，她有信心，叫父母、家裡等她的好訊息。想著將近十年來的辛苦，終於能熬出頭，幸福的大門已經觸手可及。我心裡美滋滋地，迷迷糊糊躺在床邊睡著了。

在夢裡，我又回到了生產隊，隊裡的婦女和我們一起在屋後的堯家山坡上曬菸葉（後來姐姐的墓地就是在這裡），大家有說有笑幹得正歡。忽然天邊滾起了烏雲。隊長一聲號令，“要下雨，趕緊收菸葉回去！”，一眨眼，山坡上的人都跑的無影無蹤，剩下我們姐倆還在山上。我說，我們快點跑吧。說話間山腳下燃起了大火，火勢很快爬上山野，我倆被大火包圍住了，姐姐說，你快跑。順勢把我一推，我沿著山坡滾落下來，滾出火圈我回頭一看，山上的火勢更猛更大了。姐姐為什麼不跟著出來？我急了：姐姐！姐姐……

大山響起了迴音，姐姐卻沒有應我。我發瘋了大哭大喊，從夢中驚醒過來。頭邊床上已經被淚水溼了一片。自己被這個噩夢搞得身心疲憊，還沒有恢復過來時，家裡來了好多人，真正的噩夢來臨了。

家人在事發後的第四天到達黎川縣城。廠裡的知青姐妹兄弟已經為姐姐操辦好了一切。姐姐穿著一身新衣新鞋，靜靜地躺在床上，知青朋友來到姐姐的床頭，輕輕地掀起蒙在她臉上的白布，想要告訴她：“夏惠迪，你家人來看你來了。”

就在此刻，人間最傷心的一幕發生了，已經逝去四天的夏惠迪哭了，姐姐她真的哭了。晶瑩的淚水，從她的眼眶裡滾落，順著臉頰流下。大家都呆呆地看著這一幕。一位姐姐的生前好友上前，用手帕輕輕地為她拭去淚水，在她的耳邊輕輕地說，輕輕地安慰她。姐姐的淚水又一次流出。這個情景我已經深深地烙在了心上，無法抹去，永遠都忘不了的。

《高考1977》的電影熱播，我們都知道那一年的高考，改變了好多知青的命運，改變了他們之後的生活軌跡。姐姐本來也可以在這一行人中間。可是在1977年的10月24日，她的生命融入江西的紅色土壤中。

東方臺的“柏萬青，我的江西歲月”播出以後，因為這檔節目收視率很高，許多知青朋友都看到了。她們紛紛打來電話，她們都是姐姐以前的同學、朋友。她們叫我不要難過。現在在上海，許多人都知道夏惠迪了，她快要成上海的“電視明星”了。

三十多年過去了，那麼多的老朋友都還記得她，許多年輕的新一代，也都知道了“知青”這個沉重的名字，在天堂的姐姐，你不會再寂寞了吧。人們都記住了你的名字，一個上海赴江西的插隊落戶的知識青年，她叫夏惠迪。

後記

非常感謝那麼多的網路朋友，那麼多的好心人。四十多年過去了，無論認識與不認識的，知道和聽到姐姐的故事，他們都會發出同一個聲音：向可敬的人——知青，敬禮！

進入新世紀，我們知青的後代，特別是80後，90後的青年，他們都不願意聽父輩那些不堪人生的回憶。

有時，家裡人圍坐在一起吃飯時，會與孩子談起插隊時的往事或是別的，他就會說，你們那是舊社會。

他們會不懈地發問：你們當初怎麼這麼好說話呢？

是的，在祖國全面改革開放、民主進步與社會發展的形勢下，各種廣播媒體，特別是網際網路的暢通，人們思想意識普遍提高，那些七七八八的各類“運動”不會再來現身。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他們普遍有知識，有文化，有主見，有思想。那些不堪回首的歲月已經離他們遠去。

1950年代出生，和平歲月走來的天真歡快的年輕人，以自己孱弱的身軀，塑造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這個特殊的群體，他們從城市到農村，從學生到農民，是人生道路上一大轉折，經歷了一場極為艱難的磨鍊。她們付出了青春歲月和年輕生命為代價。現在大多數知青已經進入安閒，舒適的退休生活，真的是來之不易。

我們要學會珍惜，要學會寬容，要學會感恩，更要學會回憶。真實地體驗我們現在的生活，無論它是喜怒哀樂，還是酸甜苦辣。因為，擁有就是一種幸福。

原載鳳凰網知青頻道

2010年04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