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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清和 智本社社長

剛剛，中文網路掀起了一場反高利貸、反資本壟斷的輿論風暴。

反高利貸，歷史悠久，東西皆同。

伊斯蘭教的《古蘭經》禁止有息借貸；基督教的《聖經》主張，兄弟間的借貸，不應收取利息。1179年的第三次拉特蘭公會議正式頒佈教會法：放貸的天主教徒要被開除教籍。古巴比倫的《漢謨拉比法典》規定，穀物年利息不超過33.3%，白銀年利息不超過20%。

中國古代普遍默許有息貸款，但反對高利貸和利滾利。《漢書》中有記載諸侯因放貸取息過高而受罰。明律規定：“凡私放錢債及典當財物每月取利並不得過三分。”

如今中國的法律不保護年利率超過4倍LPR的借貸利息。美國聯邦法律不反對高利貸，但一些州對利率上限有控制。

那麼，反高利貸是否有可靠的經濟學邏輯？利率限制的真實原因是什麼？稅收、貨幣及債券三大融資方式如何決定國家命運？

本文從高利貸出發，探索融資制度與租金經濟、國家前途之間的關係。

本文邏輯

一、高利貸

二、收割機

三、大公地

01

高利貸

反高利貸，是否有可靠的經濟學依據？

這是一個風險頗高的話題。反高利貸，其實是限制利率。為了降低歷史傳統及意識形態的桎梏，我們用限制利率替代之。

需要說明的是，我不反對也不支援高利率，但反對真正的“高利貸”。經濟學的評價標準是“價值無涉”，對自由市場中的價格及行為不做任何評價，價格漲跌交給市場，由每一個交易者決定。而分析的目的是透過抽象邏輯識別出真正的“高利貸”。我反對的是真正的“高利貸”以及“高利貸”的創造者。

限制利率，相當於管控價格，經濟學並不支援這一行為。在自由市場中，價格不受控制，由交易雙方決定。當然，價格不受控制不等於放任自流，必須對銀行進行嚴厲監管，只是不管控價格與供給。法與經濟學家波斯納在《法律的經濟分析》中指出，契約法約束的是交易行為，但不能管控價格與供給【1】。

自由市場學說不支援利率限制，我們再看凱恩斯學說。

凱恩斯主義其實是支援利率干預的。當今頭號凱恩斯主義者斯蒂格利茨的資訊不對稱和逆向選擇理論說明利率市場容易失靈，需要政府或央行干預【2】。

比如，在經濟危機爆發時，商業銀行為了保險起見，緊縮銀根，停止放貸；而那些即將破產、不惜承擔高息的貸款者紛紛上門求貸；商業銀行無法識別風險，即便利率上漲也拒絕貸款。這就違背了價格定律。斯蒂格利茨的解釋是，因為資訊不對稱，市場出現了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產出和效率都大幅度下降，導致流動性陷阱。因此，需要央行介入，給可靠的企業提供貸款，矯正利率，讓市場恢復正常。

斯蒂格利茨的資訊不對稱理論頗具迷惑性，很多經濟學家都無法識別其中的邏輯問題。其實，資訊不對稱是市場的常態，競爭資訊是自由競爭的一部分，信用識別是商業銀行競爭的關鍵。經濟危機爆發時，市場資訊混亂，信用識別困難，商業銀行緊縮銀根規避風險，這恰恰說明市場顯靈。但是，商業銀行不可能永遠緊閉大門，市場競爭會迫使銀行在風險中努力識別信用，給預期可靠的物件提供貸款。自由競爭讓市場恢復均衡，而不需要政府及央行干預。

經濟學不僅不支援利率限制，還認為利率限制會帶來效率損失，增加了大眾融資成本，製造了“高利貸”。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關於以錯誤理論為基礎的政府幹預”一章專門討論了這個問題【3】。穆勒反對英國之前的《高利剝削法案》，他認為：“該法案使本來按照7%或者8%的利息率就可以獲得所需資金的商人，有時竟不得不支付利息率為20%或者30%的利息，否者，他們就必須拍賣他們的貨物從而蒙受更大的損失。”

為什麼？

根據供需定律，當利率上升，市場供給會增加，價格逐漸下降。如果禁止利率上漲，或維持低利率，借貸供給因無利可圖、風險巨大而大大減少。由於供給減少，產生供需緊張，利率價格反而上漲。

受制於利率高壓下，放貸者便“曲線救國”，變相放貸。變相的方式，包括追加抵押物，繳納保證金，提高手續費，降低借貸金額，追加逾期罰款，擴大分紅比例等。

這些方式最終讓貸款者付出更高的成本，一些急於用錢的人貸不到款而破產。比如，放款人變身為合夥人，以資金及利息入股，擴大了分工比例，這對貸款人不利。又如，銀行要求追加抵押物才肯放貸，亦或收取額外費用。再如，貸款無門的人在特別途徑貸款，被收取高額的手續費。

所以，“高利貸”的真正含義應該是不必要的“代價”。這些“曲線救國”抬高了借貸成本，製造了所謂的“高利貸”。但是，我們需要反思：到底是自由競爭催生了“高利貸”，還是反高利貸催生了“高利貸”？

相反，放開價格管制，更多貸款人可以獲得更廉價的資金。德國經濟學家馬克斯·韋伯及法國經濟學家西斯蒙第都認為，摒棄對利息的教義束縛，啟用大眾借貸市場，是新教國家經濟強於天主教國家的重要因素。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指出，新教改革為利息做出了非常的辯護：“得到商業利潤是應該的，利息只是借貸雙方共享這些利潤的合法形式”【4】。

那麼，為什麼古代教皇、國王都傾向於壓低利率？

英國學者倫特在其經典的《1327年前英國與教皇的金融關係》中似乎道出了真因：英國主教不喜歡當地的義大利銀行家，因為向他們借錢要收利息。

歐洲國王的徵稅權偏弱，他們不得不依賴於借貸維持王室開銷以及持續不多的城邦戰爭。當時，如何降低融資成本，事關權力的歸屬及統治者的命運。古代歐洲比中國對高利貸的打擊更加嚴厲，目的是壓低融資成本。

教皇、國王打擊高利貸的背後站著的是一群特許經營的放貸者。

比如歐洲最早的名門望族美第奇家族。我們知道，這個家族靠銀行起家，創始人喬凡尼·迪比奇·德·美第奇“合法”放貸，成為佛羅倫薩的首富。但是，銀行家只是美第奇家族的一個身份，他們其實是14到17世紀佛羅倫薩的實際統治者。15世紀，老美第奇的兒子科西莫在佛羅倫薩建立起僭主政治，成為佛羅倫薩的無冕之主。科西莫透過美第奇銀行掌管教皇財政，負責為教會融資。這個家族一共誕生了四位教皇以及兩位法國王后。

所以，教皇、國王以“天下蒼生”之名打擊高利貸背後是融資成本的盤算。此畫風有點像《大秦賦》。我將這種融資模式界定為美第奇模式。

美第奇銀行製造了“低利貸”，國王、富人等少部分從中獲得低於自然利率的廉價融資；同時也製造了“高利貸”，更多的人因此無法獲得貸款，或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那些“曲線救國”的方式——有時這裡也隱藏著“默許”經營的“高利貸”（值得警惕）。

所以，限制利率是債務融資的一種廉價手段。穆勒揭示了這一點：“立法者制定並且維護《高利剝削法案》可能出於以下動機：或者考慮到公共政策方面的問題，或者考慮到有關當事人的利益問題。【3】”

02

收割機

《史記》有記載，漢景帝三年，“七國之亂”爆發，受命平叛的列候封君缺軍費，不得不向商人借錢。但商人以關東成敗未決為由，皆不肯放貸。這時，一位叫無鹽氏的商人願意出千金借貸，但要求十倍利息。三個月後，叛亂平定，無鹽氏豪賭成功，成為關中鉅富。

此後，中國曆代皇帝都沒吃過高利貸的“虧”。皇帝憑藉“文治武功”，掌控徵稅權和鑄幣權，從而財源滾滾、王庫充盈，根本不需要商人為其融資。

融資方式是透視經濟問題的重要脈絡，我們沿著這個思路繼續往下探討。上一部分引出了債券融資，到這裡擴大到三大融資方式：稅收、貨幣及債券。不管是東方還是西方，古代國王都透過這三大收割機強化統治權。而如何使用這三項工具，決定了這個國家的命運。

在農耕時代，華夏土地富庶，農業產量較高，中國皇帝傾向於掌控徵稅權。稅收可維持一支常規職業軍隊以及文官體系，從而穩定王權。歐洲國王的徵稅權受制於大小領主，國王融資依賴於貴族、商人、銀行及債券市場。在混亂的義大利戰爭中，各大領主不得不向小領主、城鎮商人舉債，從而催生了共同債券市場【5】。

古代貨幣多數為金屬貨幣，貨幣擴張受到了硬約束。同時，農耕經濟多為非貨幣經濟，繳納稅收以糧計算，擴張貨幣的效果受限。所以，國王使用鑄幣權融資的成本、風險要大於徵稅權。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黑田明伸在《貨幣制度的世界史》揭示，古代歐洲的統治者要比中國更頻繁地削減金銀含量以獲取鑄幣稅【6】。原因是王室權威是中國國王大一統的統治根基，維持統一貨幣及幣值比濫發貨幣更有利。歐洲貨幣混亂不堪，劣幣驅逐良幣，國王及領主傾向於濫發貨幣為頻繁的戰爭融資。

到了16世紀，義大利戰爭爆發，歐洲幾乎所有的大城邦、大領主、大公國都捲入其中。不同的融資手段，決定了這些城邦國家的命運。

美國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從財政制度的角度透視城邦國家在這一關鍵時刻的演進【7】。

西班牙鼎盛一時，王室財力強大，財源來自國際貿易的出口創匯及新大陸殖民地的稅收。為了擴大出口創匯，國王賦予羊主團特權，允許他們的羊隨意去吃農民的莊稼。財政赤字爆發後，王室多次借錢不還，導致福格家族滅亡，王室信用崩盤。西班牙王室沒有建立一套有效的產權保護制度，採取的是重商主義政策及掠奪性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西班牙的出口創匯政策，是一種濫發貨幣的融資手段。我稱之為“西班牙模式”。最終，這個國家在“價格革命”中迅速衰落。

法國與西班牙類似，王室的徵稅權大，只是法王的稅源更像東方國家，來自富庶的農業。早在15世紀，法王就奪取了三級會議的新稅徵收權。法王直接向農民徵稅，向商人借錢，借錢又不還，粗暴侵佔私產，最終引爆了殘酷的法國大革命。尼德蘭、英國則不同，王室或執政官徵稅權受限，他們只能改革制度，包括《高利剝削法案》，發展自由貿易，做大稅基，增加稅收；發展資本市場，降低融資成本。比如，1537年尼德蘭出臺法律承認票據轉讓有效。在此基礎上，還催生了現代銀行。到了17世紀，尼德蘭擺脫了西班牙的統治，放開利率管制，從而形成了一個低利率的資本市場。利率水平從1500年的20%-30%降低到1550年的9%-12%，甚至到了17世紀下降到3%以下。尼德蘭締造了世界上第一個現代金融市場。所以，真正要做的不是限制利率，而是改善信用體系，嚴格監管銀行信貸，做大金融市場，從而獲得更多有效率的融資。最後看美國。剛獨立的美國，因戰爭債臺高築，聯邦政府幾近破產，要命的是徵稅權還被各州剝奪。第一任財長漢密爾頓為了挽救聯邦信用，接過了各州的戰爭債務，換取了部分徵稅權。當聯邦對威士忌酒徵收消費稅時，西部邊境地區農民以暴亂抗稅。漢密爾頓不得不繼續發行國債，借新還舊，但寅吃卯糧，聯邦信用遲早要崩潰。這該怎麼辦？

土地財政。此前的1785 年和1787 年國會透過兩部土地法令，規定新增的土地歸屬聯邦政府，出售公共土地所得只能用於償還債務。

於是，聯邦政府開啟土地“征伐”。美國以大約每英畝3美分的價格從法國手上買下路易斯安那，然後以1.64到2美元的不等價格出售。同時，美國從西班牙手上奪得弗羅裡達，強迫英國簽約將領土控制延伸至大西洋沿岸，在美墨戰爭後購買了墨西哥95萬平方英里的國土，將國界線延伸至太平洋東岸，控制了加利福尼亞金礦。

到了1837年，聯邦政府在土地財政的幫助下，終於還清了所有的債務，而且國庫中還有大量的盈餘。土地出售收入佔聯邦政府收入最高年份達到48%。美國的版圖已經延伸到了太平洋東岸。到1853年，國土面積達303萬平方英里，比宣佈獨立時的增加7倍多。

源源不斷的土地財政支撐了國債信用，最終挽救了聯邦政府，改變了美國的版圖。美國金融也因此注入了債券的歷史基因。我稱之為“土地財政模式”。

但是，土地財政引發了1837年金融大恐慌。這場恐慌迫使美國拋棄了土地財政模式，國會收回了賣地收入分配權。南北戰爭期間，美國實現了土地私有化，破除了土地財政的根基。戰爭後，美國工業持續增長，工業化的稅收增量替代土地收入支撐了國債信用。

所以，政府的融資制度，決定了國家的前途。什麼樣的融資制度才是有效率的？諾斯概括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制度）能夠使個人的經濟努力的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翻譯過來是，創造增量的融資制度，與社會發展同頻共振；吃壟斷租金的融資制度，與社會發展背道而馳。

稅收、貨幣、債券，三大融資方式，可創造增量，也可創造壟斷租金。

徵稅權具有壟斷性質，關鍵問題是誰掌控這項權力。國王一旦掌控徵稅權，王的利益與國家前途必然相背而行。這類君主最大的仁慈就是“放水養魚”。

鑄幣稅就是貨幣租金，即透過通脹掠奪民眾財富。在農耕時代，國王掌控著鑄幣權，透過削減金屬含量、以次充好的方式收取鑄幣稅。

教皇、國王打擊高利貸，使用債市壟斷權（特許經營），壓低融資成本。他們吃的正是債券的壟斷租金。

進入現代社會，這三大租金增加了，還是減少了？

03

大公地

現代國家的徵稅權，被關進了籠子裡，解決稅收租金。執政者的努力與勞苦大眾首次匯合，形成一股強大的時代洪流。英國有小政府的基礎，托利黨人信奉斯密學說，廢除穀物法、航海條例，開啟了工業化及全球化時代。

但是，徵稅之手被捆住後，執政者開始轉向鑄幣稅。

這需要從央行的起源做起。工業時代早期，各國均沒有中央銀行，沒有法定貨幣。那麼，是誰供應貨幣？

當時的貨幣，主要是銀行券。客戶將金銀寄存到私人銀行，私人銀行給對方相應數額的銀行券。客戶可以與願意接受這種銀行券的物件進行交易。所以，客戶銀行券是金本位貨幣，相當於金銀的證券化憑證。

工業時代早期，貨幣是由大小私人銀行發行的各類銀行券。比如英格蘭銀行，最初就是一家由蘇格蘭人威廉·彼得森於1694年成立的私人銀行。這傢俬人銀行擁有鑄幣權，發行了自己的銀行券，而具備同樣資格的私人銀行在當時有好幾百家。

不過，英國政府特許成立這傢俬人銀行的目的，主要是為其籌措戰爭經費。150年後，即1844年，英國皮爾首相推行了《皮爾條例》，英格蘭銀行從此走上央行之路。

《皮爾條例》是貨幣史上的一個標誌性事件。這個條例規定不再增加私人發幣銀行，現存銀行的貨幣發行額度受到限制。當時英格蘭一共有279傢俬人銀行擁有發幣權，若銀行倒閉則發行額度自然失效，其額度轉移到英格蘭銀行。

這是貨幣國家化的關鍵一步。英國政府確認了英格蘭銀行的央行職能，負責發幣、管理國債、保管黃金外匯等；同時，也確認了英格蘭銀行券的法償性，催生了現代法幣。

當然，這時的英格蘭銀行還是一傢俬人銀行。即便壟斷了發行權，英格蘭銀行也不能為所欲為，它必須嚴格恪守金本位的發行紀律【8】：

一是必須以黃金、英鎊證券為抵押發行貨幣。條例規定：英格蘭發行部可以用持有的1400萬英鎊證券以及貴金屬作為發行準備，發行等額銀行券。

二是剛性兌付。條例規定：任何人都可以按3英鎊17先令9便士兌換1盎司黃金的比價向發行部兌換黃金。

即便如此，被限制的私人銀行也不滿，英國哲學家赫伯特·斯賓塞對英格蘭的貨幣壟斷提出質疑。為了平衡利益，英國政府對私人銀行許諾，若私人銀行遭遇擠兌危機，英格蘭銀行需要為他們提供緊急貸款。

英國經濟學家沃爾特·白芝浩是《皮爾條例》的支持者，他在《倫巴第街》中將這一許諾概括為“最後貸款人”原則：“在金融危機時，銀行應當慷慨放貸，但只放給經營穩健、擁有優質抵押品的公司，而且要以足夠高的、能嚇走非急用錢者的利率來放貸。【9】”

至此，金本位發行紀律+最後貸款人原則，成為了全球各國央行的標準版本。

美國一直排斥大央行，央行兩立兩廢。自第二銀行被迫關閉後，美國聯邦及州立銀行遍地開花，銀行券繁多，魚龍混雜。結果出現了五次嚴重的銀行擠兌危機。1907年這次危機直接觸發了美聯儲的誕生。

美國參議員、老摩根的朋友尼爾森·奧爾德里奇起草了一份組建中央銀行的提案，目的是在危機時刻拯救商業銀行。1913年，國會通過了《聯邦儲備法案》，美聯儲宣告成立。美聯儲是一個典型的美式權力機構，利益交錯，相互制衡。股權上看是私人機構，確保“最後貸款人”，決策權上看公共機構，確保金本位發行紀律。

金本位的發行紀律確實制約了央行為所欲為，但是當時的人們忽略了一點：鑄幣權正在推動政府、央行、商業銀行“三江匯流”。這三股力量試圖打破硬約束，製造一個巨大的穩定的“基本盤”：央行為商業銀行兜底，商業銀行為政府融資，政府為央行提供信用保障。

美聯儲成立的第二年，一戰爆發，英法將黃金標準託付給美聯儲。後者小試牛刀，迫使黃金貶值，引發了第一次黃金信任危機。接著就是大蕭條，小羅斯福總統直接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再過來是二戰，金本位的發行紀律被戰爭打得體無完膚。

二戰後，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崛起，丘吉爾連任失利，艾德禮工黨政府上臺。工黨是英國左派政黨，以費邊主義為執政綱領。費邊主義主張以民主選舉奪取政權，進而掌控煤電、水利、鐵路等所有權；對富人徵稅高額稅收，給工人、農民及低收入家庭發放大福利。這種融資方式叫“費邊模式”。

所以，工黨政府一上臺就把英格蘭銀行收歸國有，英格蘭銀行徹底淪為“發行的銀行、銀行的銀行、政府的銀行”。手握鑄幣權的工黨政府，在1948年宣佈將英國建成福利國家。

如此，政府、央行、商業銀行，加上福利主義者，四股勢力正式匯流。剩下唯一的障礙就是金本位的發行紀律。

1971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信用貨幣時代降臨，機會來了。

只是這個機會還是晚了20年多到來。為什麼？70年代歐美經濟滯脹，保守主義崛起，美國里根、英國撒切爾夫人上臺，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捍衛了鑄幣權的獨立性。

但是，好景不長。信用貨幣時代的鑄幣稅，一直被這四股勢力惦記著。1987年，艾倫·格林斯潘接替沃爾克執掌美聯儲，機會真的來了。老布什連任失敗後，民主黨的克林頓上臺，引進了第五股勢力——投資銀行。浮動匯率刺激了投資銀行迅速崛起，大量資金流向證券、債券、信託及衍生品市場，江河日下的商業銀行渴望分得一杯羹。根據《聯邦儲備法》第13條第3款，投資銀行，甚至“任何個人、合夥企業或機構發放貸款”，都受“最後貸款人”原則的保護。

如此，政府、央行、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及福利主義者，五江匯流，不放水都難。1999年，克林頓和格林斯潘推動出臺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美國正式進入金融混業時代。該法案通過後，意味著投資銀行正式入局，與商業銀行一道享受“大而不倒”的待遇。

到這裡，我們發現如今的融資制度已經催生了一個龐大的“基本盤”——稅收、貨幣、債券相互關聯的“大公地”。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美國國債主要還是以稅收為支撐，奉行週期性平衡財政。但是，危機過後，“國庫通銀庫，銀庫又通錢庫”，大財政、大央行、大債務攜手登場。

這是一種高度系統化的壟斷租金制度。美元與美債相互兜底，聯邦政府與美聯儲互相“融資”。美聯儲直接購買國債為聯邦政府融資，聯邦政府為美聯儲發行美元提供國債抵押。央行持續壓低利率，讓政府及金融機構吃債券租金、貨幣租金。現代貨幣理論支持者又徹底“攤牌了”，他們認為，只要利率、物價頂得住，就可以無限發幣為政府融資，而稅收是啟動貨幣的工具。

這種由稅收、貨幣與債券構成的“大財政-大央行-大債務”租金盤，猶如一艘公共化的諾亞方舟，飼養了一大批吃租者。央行及法幣制度、最後貸款人原則、公開市場操作、債券抵押物、福利政策等將他們的利益高度捆綁。

當然，這個世界並不只有這一種融資制度。畢竟其它國家的貨幣不是“世界貨幣”，貨幣擴張受國際市場的約束。但是，一些國家採取了自己特殊的融資制度。在非開放經濟體中，收集了美第奇模式、西班牙模式與土地財政模式，還有費邊模式。（詳見《通脹，還是通縮？》）

為何走到這一步？熟悉的聲音聽多了，反而不易看清。最後，用奇葩的《大秦賦》對白結束本文：

李斯說:“府庫如此充盈，糧倉漫溢，若再不開啟一統天下之路，就要爛在糧倉裡了。”

秦王說：“六國之民，多有不能溫飽，解天下庶民於倒懸，時不待我！”

參考文獻：

【1】法律的經濟分析，理查德·波斯納，法律出版社；

【2】資訊經濟學，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中國金融出版社；

【3】政治經濟學原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商務印書館；

【4】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5】價值的起源，威廉·N.戈茲曼，萬卷出版社公司；

【6】貨幣制度的世界史，黑田明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7】西方世界的興起，道格拉斯·諾斯，華夏出版社；

【8】英格蘭銀行，丹·科納漢，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9】倫巴第街，沃爾特·白芝浩，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