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很久的夙願，寫一寫仍留在北大荒的我的那些知青朋友。在那樣一場“風暴”捲過來又刮過去之後，他們像北方原野上的一顆草籽，默默地留在黑土地裡，從此，他們好像再也無人問津了。是啊，誰會關心一棵小草的命運?它們是微不足道的，似乎毫無意義了，但它們畢竟是一種綠色的生命，冬天，冰雪覆蓋，它們好像悄然無聲的融合在土地裡，但只要春天來了，它們又綠了……八五年春天，我回到了北大荒。此行的心情，如同遊子歸鄉。然而，當我帶著許多深刻的變化，帶著”大學生”、“作家”的光環，去探望我過去的那些夥伴時，我至今都不能找到準確的語言來形容在重逢的那一刻我們各自內心的滋味兒。

“你變了，我們還那樣……“他們微笑著說。

我卻不知道該回答什麼，只覺得有點心酸，是為我的改變，還是為他們的沒有改變?但我們有過共同的歷史啊！所以，在那一個月裡，我很少談自己，只是靜靜的聽著、聽著。六月底，我不得不走了。登上將載我離去的客車，倚著車下一片揮別的手臂，眼淚再也忍不住了。我哭了一路，儘管滿車的人都好奇並同情地看著我，我還是不能抑制地哭著，哭著……

沒有很好的思索，我把靜靜的聽來的一個個故事如實地寫了下來。我理不清，這樣的故事裡，有多少難以踏平的坎坷，有多少深沉真切的嘆息，有多少發人深省的質疑，又有多少平常而紮實的足跡?我不知道，從我的筆端會流出怎樣的文字和怎樣的情感，只是，回想十多年前那些個日日夜夜所聽到的傾訴以及廢寢忘食的促膝交談，我心裡總有一些隱隱約約的旋律在迴盪，但我說不清這些在我記憶中珍藏了十多年的“旋律”究竟是些怎樣的音符?！

我們沒有錯

一、龔玫

我已經想不起來這是三師的哪個農場，但我清楚地記得，去這個農場的主要目的是要採訪一對很特殊的夫婦，他們倆都是上海知青，都是這個農場的場領導，男的叫平安達，當了這個農場的場長，他妻子名叫龔玫，是這個農場的場黨委副書記(為了便於講故事，我暫且給這個農場取名為“紅莓”。我先在師部給龔玫打電話做自我介紹，一聽說我也是上海人，也曾是北大荒知青，龔玫的聲音很激動：“太好了，你就住我們家，我們可以好好聊聊。你明天晚飯前到?我在辦公室等你，然後我們再回家。一輛吉普車很準時地把我送到場部時，龔玫卻不在辦公室。場辦的章秘書告訴我說，龔玫書記的兒子鞍鞍跑了，她去找兒子了。兒子跑了?章秘書簡單地說一下事情的來龍去脈：他們的兒子一直放在上海的爺爺奶奶身邊的，去年，奶奶去世，今年，爺爺又中風癱在了床上，上海的兩個姑姑，一個要去美國讀書，另一個要照顧爺爺，就管不了鞍鞍，只好把他送來黑龍江父母身邊，但是，鞍鞍不喜歡這裡，他和父母也不親……龔玫去哪裡找兒子?我想，我應該找到龔玫，幫幫她，陪陪她。章秘書說，有可能去火車站，龔玫分析，兒子既然想離開這兒，只有坐火車。我重新上車，吉普車直奔車站。

這是個名副其實的小站，只有兩根相伴的鐵軌，只有一趟火車從這裡經過，清早開出去，傍晚開回來，但是，小站的兩間房卻蓋得很講究，它外觀的造型，很像縮小的北京站，有門廳，有圓柱，有寬大的玻璃窗，屋頂中部的那個煙囪也修築成鐘樓式的，只是，鏤在煙囪水泥壁上的那個大鐘，不會走動，也不會奏《東方紅》的樂曲。“我們農場的人把新蓋的車站叫做小北京站，這是平安達場長調來紅莓農場做的第一件漂亮的事。”章秘書介紹道：“我們原先的車站可破了，只有一棟簡陋的土房，兩窮破門板歪斜著關都關不上，屋裡放幾條缺腿的長凳，東倒西歪的靠著牆……”

我沒心思聽章秘書講車站的歷史，我只想趕緊找到龔玫，不知她是否有了關於兒子的訊息?在車站售票兼辦公的屋子裡，我們找到龔玫，龔玫說，她剛接到三連的電話，說鞍鞍被他們連趕大車的季明在旱橋下的涵管裡發現，就把他帶回馬廄，正遛馬玩呢。季明說，他會說服鞍鞍回家的。季明是北京知青。雖然，打聽到了兒子的下落，但龔玫仍是一臉沮喪。看得出，兒子的“逃跑”對她心理的打擊很大。我們在車站小廣場的花壇邊坐坐，一開始的談話，便圍繞著車站和兒子。車站是她丈夫的功績，是平安達來紅莓農場當場長的第一戰役，“因為，車站是門面，是精神面貌，就像人的衣服，穿得破破爛爛、邋里邋遢，讓人看了不舒服。”突擊修車站，平安達是總指揮、總設計，龔玫是副政委，他們一唱一和，可說到車站，龔玫談了很真實的情緒：“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發現自己怕來車站，也怕聽到火車的聲音，因為，有一陣天天有人返城，我天天來車站送這個送那個，他們回哈爾濱的，回北京的，回上海的，把幾年前託運來的箱子和行李又統統地託運回去。告別時，他們一個個從車窗伸出手，把我的手拉得緊緊的，車開了也不鬆手，我只好跟著火車一道向前跑，火車越開越快，把我甩下了，看著遠去的火車，揉著被握得發麻的手，我心裡一次次的動搖：說服他，我們也辦回去，鞍鞍可以不要來黑龍江了。

上海家的鄰居，都管我兒子叫‘小黑龍江’。他最不願意別人這樣叫他，而且，他也不肯叫我……”她的眼睛紅了：“我知道兒子對我們沒感情，我們確實沒有撫養過他，但他不理解，我們那時候實在沒條件把他留在我們身邊，成家以後，我們還是吃食堂，還是像打游擊似的十天半個月才見一次面，他不是下連隊，就是我外出開會。生鞍鞍的那個秋天，他在人參河搞勘測，準備過冬時縣水利大會戰，一去半個月不回家，我只能騎馬去看他，因為要越過人參河，要踏過一片荒草甸，我騎的是一匹雪青馬。沒想到，雪青馬剛到河邊，我突然覺得胯骨好像斷裂了，痛得直冒汗，一頭栽倒在地上……兒子生在馬背上，我們才給他取名鞍鞍。

人參河封凍以後，全場水利會戰拉開戰線，他是總指揮，我又當副政委，負責會戰的宣傳工作，我們不得不把剛滿月的鞍鞍送回上海。那個冬天的水利會戰大家都乾得很苦，但最苦的是我，想兒子，想得只敢偷偷地掉眼淚。第二年春天，工程沒完，但我們不得不撤下來搞春耕，一直忙過秋收，安達被抽調參加工作組去農場搞運動，而那些沒挖通的溝和渠就半途而廢了。早知這樣，我不把鞍鞍送走了！看著一條條溝壑裡又填滿了土，我心裡也好像被什麼東西壓住了。

唯一的安慰，鞍鞍長得很壯實，快一歲了，好玩，全家人都喜歡，都不捨得放他，當然，把鞍鞍放在上海，放在爺爺奶奶身邊，我輕鬆許多，上海各方面的條件都好，我似乎沒理由把鞍鞍接回農場，就這樣……一晃，鞍鞍十歲了，他做夢也沒想到，有一天，他得離開上海來黑龍江，他很不情願的，他一見到我們，第一句話就是：我們班小朋友的爸爸媽媽都在上海，你們為什麼不回上海，偏要我來黑龍江！她滿臉是痛苦、為難的表情：“我沒法回答兒子的問題，我怎麼說，才能讓他明白?”她停頓了很長時間：“你看，總局又要派安達參加開發三江平原的領導工作，原計劃，他今年去中央黨校學習……我從來都服從他的決定，但這一次，我希望他為鞍鞍想想，我們不能跟著他到處搬家，鞍鞍讀四年級了，剛從上海來農場，再讓他去跟著開荒?他兩天在省裡開會，今天晚上回來……還不知道兒子逃跑的事……”我一言不發的聽龔玫傾訴，她把我當姐妹一樣，說出了藏得最深的心事。她是這個農場的黨委副書記，她的苦惱沒處可說，即使在家裡，面對場長、場黨委書記的丈夫，她的“心事”也只能半掩半藏。可是，我又能為她做什麼呢?我知道，她並不需要別人為她做什麼，她只想說說，只想有人理解。

二、鞍鞍

晚飯前，鞍鞍坐著馬車被送回家了。龔玫裝得像沒事一樣，忙著給兒子、給我做飯。我插空想和鞍鞍聊聊。鞍鞍關著房門悶在自己的房間裡，我輕輕敲門，用上海話說“鞍鞍，我也是上海人，能不能讓阿姨進來坐坐?"大概真是我的標準的上海話取得了鞍鞍的信任，他拉開了門閂。鞍鞍的屋子不大，一鋪小炕佔據了一半面積，剩下的地方，靠窗有張桌子，靠牆有個書架。牆是新刷的，還有一股難聞的石灰的氣味。鞍鞍趴在小桌上發呆，桌上有一張鉛畫紙，紙上畫著一匹飛奔的馬。

“你喜歡畫畫?”我問他，他點點頭。“你畫的馬很神氣。“我誇他，他勉強地一笑。“來吧，我和你玩跳棋。”我看到炕頭有一副飛行棋。他搖搖頭。“你想玩什麼?”我把他拉到身邊。他低下頭哺喃道：“我想回上海！我想爺爺奶奶……” 我把他摟住，他把頭擱在我的肩上，輕輕地和我說了很多。

他告訴我，是爺爺教他畫畫的，爺爺還給他講故事，但一到睡覺的時候，他得找奶奶，有一次，爸爸媽媽從黑龍江回來，他們和爺爺奶奶說話，鞍鞍早早地睡了，半夜一覺醒來，他發現自己睡在了爸爸媽媽中間，馬上號啕大哭“我要跟奶奶睡！”爸爸被他哭醒發脾氣了，命令媽媽：“把他抱下去！”媽媽把鞍鞍抱下樓時，鞍鞍感覺到媽媽哭了。媽媽為什麼要哭，他不懂，但有點害怕，不過，一鑽進奶奶的被窩，他又快活得像一條被抓住後又放回水裡的魚。“這孩子你們是帶不走了。”奶奶很得意。

“我不去黑龍江！”鞍鞍摟緊奶奶的脖子，好像爸爸媽媽真的要把他帶走。

“鞍鞍，上海好還是黑龍江好?”奶奶故意問。

“上海好！”鞍鞍大聲回答。

鄰居們一逗他玩，就這樣的向鞍鞍提問。鞍鞍的回答一開始是跟奶奶學的，後來，就變成了他自己的結論，雖然，他沒去過黑龍江，但在家裡、在學校裡、在弄堂裡、在馬路上或走過商店的櫃檯邊，他經常聽說“黑龍江很遠”、“黑龍江很苦”、“黑龍江很冷”、“黑龍江……“隔壁的一個叔叔是爸爸的同學，他從黑龍江辦回來時，運回家的一大堆棉襖、棉褲、棉大衣、棉手套，被隔壁奶奶一邊叨叨：“摜掉，統統給我摜掉！”一邊用一根竹杆一樣樣地挑到垃圾桶裡，弄堂裡的大人、小孩都來看熱鬧。鞍鞍很識相，悄悄地擠出人群，生怕有人注意他，在這個時候再來問：“上海好還是黑龍江好?”還有人乾脆叫他“小黑龍江”。“我是上海人！”鞍鞍抗議。“你的戶口在黑龍江！”鄰居的小孩說。“我在上海唸書，我奶奶說，我將來考上海的大學，我不會去黑龍江的！”鞍鞍振振有詞，而且，有奶奶做後盾，鞍鞍才不怕什麼戶口不戶口。

可是，奶奶一夜之間就不會說話了，臨死前，奶奶用力張大嘴，好像還要說什麼，一隻乾癟的手，死死地捏住鞍鞍的胳膊，把她虛弱的身體裡所有的力量都凝聚到手上，好像就怕鞍鞍會突然離她而遠去。爺爺最懂得奶奶的心思，輕輕的安慰奶奶：“有我呢，我不會放鞍鞍去黑龍江的。”奶奶這才鬆了手，安心地閉眼。但不久，爺爺也癱在床上，要住到大姑姑家去，鞍鞍抱住爺爺沒有知覺的腿：“爺爺，我也去大姑姑家。”爺爺把大姑姑、小姑姑叫到房裡關起門商量。鞍鞍貼著房門偷聽，他知道，他們的談話都是關係到他的，但爺爺的聲音很輕，他只隱隱的聽到大姑姑很堅決的聲音：“我管不了那麼多，我還有一個家，還有一個孩子，安達不扶養老的，連自己的兒子也不管?”小姑姑生氣地說：“你別忘了，我和安達去了黑龍江，你才能留在上海的。”大姑姑很厲害：“風涼話誰不會說，你不是隻顧自己去外國留學了?”鞍鞍有點恨大姑姑，但仔細想想，大姑姑要照顧爺爺的病也夠辛苦的，他推開門撲到爺爺身邊：“爺爺，我，我去黑龍江！”

一旦認識到自己終歸是爸爸媽媽的兒子，一旦不得不承認自己終歸是“小黑龍江”，鞍鞍突然覺得自己一下子長大了，可在這樣的“突然”之間，鞍鞍的心裡突然地瀰漫了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怨恨——弄堂裡的叔叔阿姨都一個一個的從外地回來，他的爸爸媽媽為什麼不回來?別人家的孩子都是在爸爸媽媽的懷抱里長大的，他不僅沒有體會過父母的愛和溫暖，反而還要他放棄上海，還要他也跟去那個遙遠又陌生的黑龍江，他真的要成為名副其實的“小黑龍江”了。離開上海的那天，鄰居們前呼後擁地送鞍鞍到公共車站，每個人的眼光裡都充滿了同情和憐惜，當時，鞍鞍還不很懂得這些眼光的含義，只有真的到了黑龍江，上海的家，完全變成了一個“夢”，鞍鞍才不停地想到鄰居們的眼光，才總是想哭，想爺爺，想姑姑，包括讓他恨過的大姑姑……

我撫摸著鞍鞍圓圓的大腦袋，心裡像梗了塊石頭，隱隱的痛。真的，我很想馬上離開鞍鞍的小屋，因為，我無法面對他的委屈，無法看著掛在他臉上的那一串串充滿怨氣的眼淚。如果，他突然地向我提問：“阿姨，你為什麼離開黑龍江，為什麼我爸爸媽媽不走?”我知道，這個疑問將伴隨他的一生，但我也堅信，他的父母終有一天，會讓他理解他們的選擇，雖然，他不會贊同，甚至，讓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

就在這天晚上，在鞍鞍入睡以後，我和安達場長就“為什麼不離開北大荒”的問題進行了很深入的交談。

三、平安達

安達用揉碎的菸葉和一塊撕得並不整齊的白紙，草草地捲了顆煙，像個地地道道的“東北佬”，儘管，他說話的口音還有很濃的上海腔，但是，他粗糙的、曬得像瓦罐一樣黑黝的臉，已經完全沒有了上海的氣息，聽他的司機說：“給安達場長開車就是玩命地跑，我們年年都要繞地球好幾圈。“只要場部沒會議，他就下連隊。

說真話，在知青大返城的浪潮席捲了整個黑龍江農場之後，像平安達那樣不動不搖的、堅定不移的走自己的道路的人，也確實為數不多。在吃晚飯的飯桌上，龔玫說，很多同學很坦率地勸過他，他們都認為安達的“固執”是錯誤的：“如果讀大學，如果回上海，憑著安達的能力，也能考上研究生，也能出國留學，那麼，他們家的一切就不是現在這樣，也不會傷害到兒子的感情和前途……”但是，這些勸說，對安達毫無作用，他回答所有好心的規勸，就是這樣一句話：“我們沒有錯！”

我們沒有錯?聽安達這樣明確、這樣堅定地表態，我心裡肅然起敬：在這樣一股歷史性的大潮面前，他竟然有如此的力量把握自己，我當然很想知道，他內心的這股“把握自己的力量“究竟是以怎樣的思想來支撐的。“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為什麼認為自己堅決不返城的決定沒有錯?”

安達把菸頭在菸缸裡碾得很碎很碎，一邊慢慢地說：“如果說，十萬官兵解甲歸田來這裡開荒沒有錯；如果說，在黑龍江種地，讓這麼一大片土地每年向國家上繳幾億斤糧食沒有錯，那麼，我們決定不回上海留在這兒就沒有錯。“

“可是，誰還記得十萬官兵?現在，誰看得起種地的?和大學生、研究生、留學生比較起來，我們又算什麼?” 龔玫激動地站了起來。

“算什麼?也算一條生活道路，誰也不能否定誰，關鍵是我們自己不能看不起自己。”安達拿起桌上的菸葉袋：“打個比方，現在很多人講究抽洋菸，什麼萬寶路、三五牌，價格很貴，但我就是喜歡抽菸葉，就覺得哈蟆煙比什麼都好抽，價值也在於人自己去確定，前一陣，你也叨叨，要我承包家庭農場，或者，養蜂養貉，做個萬元戶。說實話，要做個萬元戶不難，但我還想幹一點更過癮的事。這次開發'三江'，與58年開發北大荒情況不同，有國際銀行投資，全套的、最現代化的農機具，在管理上的措施也都會不一樣的，我想，參與這樣的開發工作，肯定比黨校學習生動得多。”他又給自己捲了一顆煙，他捲菸的動作很熟練，最後用舌尖的唾液把卷煙的紙沾住。

龔玫替丈夫可惜：“去黨校讀個文憑也好，現在用人，首先看學歷、看文憑。”

安達點著了煙，不緊不慢地說：“我看不起有些人拿到的所謂文憑，突擊一年半載，死記硬背應付考試，這不是學問，這樣的文憑根本說明不了實際水平。”

“我們總得為孩子想想，我們不走也罷，鞍鞍要讀書、要前途……”龔玫委屈地說：“你爸爸媽媽一直埋怨我們，讓鞍鞍落了一個農村戶口。”

龔玫好像談興未盡，還想和我談談她的丈夫、她的兒子：“你是不是覺得安達這個人心挺冷的?其實，他的內心不像他的決定那麼冷峻，79年，送走最後一批返城的知青，安達回到家，就著半碟花生，喝了一瓶65度的“北大荒”，喝醉了，翻腸倒肚地吐光，昏睡了兩天兩夜，醒來，用帶冰渣的水洗了洗臉，就搭車進山裡去抓伐木隊的工作，在山裡過了一個安靜的冬天才回到場部抓春播。我瞭解他，他的一些決定並不輕鬆，我能感覺到他內心的掙扎和痛苦，但就是這樣的掙扎和痛苦中，他會產生一種力量，讓你不得不跟著他、服從他，我也知道，跟著他去開發‘三江'，若干年之後，人們仍然不會因為你開發了‘三江'而承認你什麼，就像北大荒這塊土地，被十萬官兵辛辛苦苦地開發並建設了三十年，給國家上繳了那麼多糧食，可誰來承認一個普通的墾荒者、農工的價值?”她的神情有些憔悴，兩隻眼睛很大，想象她年輕時風華正茂的樣子，一定很精神很好看的。

我摟著龔玫的肩真誠地對她說：“我很敬佩安達，他很獨特，他有自己的追求，而且很堅定，這很不容易，何況，他能讓你跟著他、服從他，這就是他人格的魅力，這就是你們生活的價值。”

龔玫半信半疑地看著我。

我還想進一步對她說，坐在你們家裡，聽你們夫婦的談話，我心裡始終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當然，因為說不出，我最終沒有表達出我的這種感動。睡在他們家的那一夜，我失眠了。

（待續……）

作者：陸星兒，中國著名的女作家。祖籍江蘇海門，1949年11月生於上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協會員，1968年前在上海新成中學，嚮明中學讀書；1968年上山下鄉到北大荒，在北大荒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二師第十一團（即軍川農場）參加工作，整整十年；後歷任北京中國兒童藝術劇院、上海作家協會專業作家，文學創作一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