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們的生活搬到了網上。糟糕的隱私法則不然。
為了得到我需要的東西,我放棄了大量的個人資料。食物來自雜貨店和餐廳的外賣服務。其他所有東西——衣服、廚房工具、用於Zoom電話的梳妝檯燈、辦公傢俱——都來自網購平臺。我沒有乘坐公共交通,而是坐優步。Zoom成了我與大多數同事、朋友和家人溝通的主要方式。我參加了虛擬生日和葬禮。我下載了我所在州的數字聯絡人追蹤工具。幾個星期逃離這個城市的時候,我在公寓裡放了一臺相機,以便監視周圍的一切。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都有過類似的流行病經歷。學校可以遠端上課,工作可以在家完成,快樂時光變成了虛擬的。在短短几個月裡,人們把他們的全部生活都轉移到了網上,加速了一種趨勢,否則這種趨勢將持續數年,在大流行結束後仍將持續——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個人資訊暴露在幾乎不受監管的網際網路生態系統中。與此同時,試圖透過聯邦立法保護數字隱私的努力也脫軌了,首先是由於流感大流行,其次是在如何監管網際網路的問題上日益政治化。
總之,2020年是數字隱私的失敗。2021年也不一定。
隱私法在2020年初就有了勢頭當2020年開始的時候,我們有理由樂觀地認為,我們將在未來幾年獲得聯邦隱私立法,甚至可能在今年。儘管人們的擔憂已經醞釀了一段時間,但2018年劍橋分析公司的醜聞標誌著一個轉折點,讓許多美國人(和立法者)開始看待大型科技、資料以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
該醜聞涉及曾為特朗普競選團隊工作的政治諮詢公司劍橋分析的一名研究人員,他非法獲取了數百萬Facebook使用者的資料。事件發生後,Facebook執行長馬克·扎克伯格出現在國會,接受了關於使用者隱私的質詢。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最終以侵犯隱私為由對Facebook處以50億美元的罰款。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顯示,到2019年底,絕大多數美國人覺得自己無法控制自己的資料,並對資料被如何使用感到擔憂。兩黨一致認為必須採取一些措施。
因此,共和黨和民主黨推出了一系列隱私法案,要求對科技公司的執行長入獄,成立一個新的聯邦資料隱私機構,並在網際網路上制定法律強制執行的“禁止通話名單”。國家環境保護署的民主黨人釋出了隱私法的框架,商務委員會的高階成員瑪利亞·坎特維爾也根據該框架提出了自己的隱私法案。隱私倡導人士表示贊同。
在其他地方,加州在2020年實施了加州消費者隱私法(CCPA),這是美國最強有力的資料隱私法。資料公司意識到事態的發展,推出了更多隱私選項,以平息使用者的擔憂,並表明他們有能力自我監管。一家名為Clearview AI的公司從網際網路上搜颳了數十億張公共圖片,填充其面部識別資料庫,然後試圖將該服務出售給執法部門和私人公司,似乎每個人都對此感到不安。
接著疫情爆發,國會有了更緊迫的問題。與此同時,人們需要收集和使用他們的資料來完成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方面的服務。(從本質上講,你使用網際網路做的任何事情都可能以某種方式收集你的資料,而許多這些服務都在以某種方式將其貨幣化。)有些人以前可能不願意用自己的隱私來換取這些服務。現在他們不得不這麼做了。
流感大流行讓更多的人上網,他們的資料也隨之跟進當商店關門、人們不敢出門時,消費者就轉向網上購買雜貨和其他必需品。隨著許多餐館破產,外賣應用蓬勃發展。流媒體服務度過了美好的一年(Quibi除外),取代了電影院和大多數其他形式的娛樂。
學校和工作也轉移到了網上。因此,僱主們開始使用員工跟蹤軟體,學校也開始使用線上監控服務來遠端監控他們的員工和學生。偏遠地區的學校將孩子的隱私置於教育技術公司的擺佈之下,其中一些公司的教學記錄參差不齊。谷歌的學校服務——從chromebook到它的教室軟體——增加了數百萬年輕使用者。
人們轉而關注該公司,卻發現該公司並沒有在隱私控制或網路安全方面投入大量精力。zoombomb很容易也很頻繁,它讓使用者在數學課和城鎮會議中看到色情和種族主義的影象。Zoom聲稱提供端到端加密;它沒有。它還向Facebook和LinkedIn傳送使用者資料。FTC不高興,但對Zoom的懲罰基本上是手腕一拍。
遠端醫療在大流行期間大幅擴張,為患者提供了一種無需冒險前往實體辦公室就能看到他們的醫療服務提供者的方式。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放鬆了HIPAA限制,暫時允許醫療服務提供者使用不符合HIPAA的服務,如FaceTime、Facebook Messenger和Skype與患者溝通。
斯坦福大學法學院網際網路與社會中心隱私主管詹妮弗·金告訴Recode:“人們的生活受到了一些不同形式的侵犯。”“我認為真正的亮點是缺少選擇。這並不是說,‘我選擇用谷歌搜尋我的搜尋,而不是其他人。“這是,‘我的學區告訴我,我們必須使用谷歌教室。’我們無法與他們談判。”
人們不僅將更多的資料收集和資訊暴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而且還被告知這種跟蹤可能對公共健康有好處。位置資料公司把它們的服務宣傳為追蹤病毒傳播或衡量社交距離有效性的有用工具,因為它們追蹤了數百萬人,而這些人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被追蹤,更不用說以何種方式被追蹤了。但很難說這些措施中有哪一個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因為疫情在全國範圍內的傳播基本上沒有得到遏制。
好訊息是,一些更極端和更具侵略性的侵犯隱私行為在大流行之初曾令人擔憂,但現在還沒有發生。
電子前沿基金會(EFF)的高階律師亞當•施瓦茨說:“我們沒有廣泛使用的聯絡人追蹤應用程式來監控我們的位置,或直接向政府報告資料。”“我們沒有豁免權護照。我們也沒有GPS(全球定位系統)鐐銬或強制手機惡意軟體用於家庭隔離的患者。”
但這並不是說其中一些不會在未來幾個月實現。隨著疫苗的推出,我們可能還會看到那些免疫護照,公司會排著隊向機場、辦公室和音樂會場地提供健康驗證專案。
美國對數字跟蹤和監視的選擇性抵制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追蹤被證明有助於減緩或阻止疾病傳播的一種方法——接觸者追蹤——在大流行期間並不有效,因為大多數美國人不會這麼做。(特朗普的白宮也不會。)為了幫助他人而放棄健康資訊顯然是一些人不會跨越的底線。
由於缺乏實施這些措施的資源以及美國人不願參與,人工接觸者追蹤工作一直舉步維艱。數字聯絡追蹤工具最初被視為可能的救星,但採用率一直很低。蘋果和谷歌前所未有的合作,創造了一種看似保護隱私的曝光通知工具(以至於公共衛生官員批評他們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但收效甚微。各州推出應用程式的速度很慢,然後人們就不想使用它們了。
今年夏天,弗洛伊德的抗議活動讓人們關注到警察是如何濫用權力的,包括使用面部識別等監控技術。在反警察情緒高漲的時候,一些公司停止了與執法部門的合作,不過這些暫停會持續多久仍有待觀察。一些城市和州提出了禁止使用它們的措施和法律。另一方面,聯邦立法提案卻沒有進展。
執法部門獲取資料的方式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審查。多份報告詳細描述了警方如何簡單地從資料經紀人那裡購買位置資料,而不是麻煩地使用搜查令。一些立法者已經推動制定法規來阻止這一行為,隨後發現其中一些資料來自一款穆斯林祈禱應用程式,引發了巨大的抗議。這些資料是X-Mode獲得的,X-Mode是今年早些時候將自己宣傳為抗擊冠狀病毒工具的眾多資料定位公司之一。蘋果和谷歌已經禁止其商店中使用X-Mode追蹤程式碼的應用程式。但他們並沒有對使用其他公司植入的追蹤器的其他應用程式採取任何措施。
監管大型科技公司已經變得越來越政治化,這可能會進一步推遲立法儘管一些議員全年都在繼續對隱私問題發出警告,特別是在流感引發的問題上,但如何監管網際網路的焦點似乎已從隱私法轉向限制大型科技公司的權力。一般來說,左派和右派對如何做到這一點有不同的看法。民主黨人正考慮利用反壟斷法來拆分這些公司,而共和黨人則希望取消允許這些公司(以及整個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的豁免權保護。
許多共和黨人最近提出廢除《230條款》,以對抗他們認為更大、更直接的科技大罪惡:對過於強大和自由的公司發出的保守派聲音進行審查。第230條款賦予網際網路平臺免受使用者釋出內容的豁免權,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無數其他小型網站的存在是必要的。雙方對230條款都有各自的看法,但共和黨人——在特朗普總統的鼓勵下——把它作為他們的戰鬥口號。
“大型科技公司想要統治我們的國家,”參議員霍利說,他已成為共和黨反對大型科技公司的主要聲音之一。除非國會做點什麼,否則他們會做的。第230條賦予這些公司不受限制的壟斷權力。是時候結束這些壟斷,結束第230條款,保護美國人民了。”
讓這個現在已經政治化的問題成為未來任何大型科技立法的中心,可能會破壞隱私法案和反壟斷調查的程序。但我們有理由樂觀地認為,這些反壟斷調查將間接改善消費者隱私。到2020年底,美國幾乎每個州的司法部長都以違反反壟斷為由起訴Facebook和谷歌,隱私問題在其中一些訴訟中發揮了驚人的作用。Facebook被指控利用其市場主導地位,在自己的平臺上侵蝕使用者隱私,並阻止本可以提供更好隱私選擇的平臺崛起。谷歌的廣告業務——及其對收集到的使用者資料的依賴——是訴訟的另一個目標。(Facebook和谷歌均否認自己從事反競爭行為,稱這些訴訟毫無價值。)
EFF的律師施瓦茨說:“所有這些訴訟如果成功的話,都應該透過允許消費者‘用腳投票’來改善隱私,讓那些有糟糕隱私政策的老牌公司離開,轉而去有更好隱私政策的新公司。”“然而,這是從這裡到隱私的間接途徑。反壟斷訴訟無法取代全面的消費者資料隱私立法。”
聯邦隱私法的未來與此同時,加州做了聯邦政府無法做到的事情,通過了另一部名為《加州隱私權法案》(CPRA)的隱私法。除此之外,該法還增加並資助了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調查侵犯隱私的行為。這也表明美國人喜歡這樣的法律——CPRA是由選民批准的一項投票措施,而不是由立法者制定的法律。與此同時,華盛頓州正在第三次嘗試制定本州的隱私法。當大流行爆發時,其他幾個州正在考慮自己的隱私法;當法案透過時,他們很可能會收回法案。
懷登表示:“我認為,隨著加州新法律生效,以及其他州開始透過自己的隱私法,消費者甚至企業對聯邦立法的要求只會越來越高,他們希望有一定的確定性。”懷登是230條款的合著者之一,也是參議院最大的隱私鷹派之一。“我儘量不做過去兩年的預測!”但我是一個永遠的樂觀主義者。”
還有跡象表明,聯邦政府對隱私監管重新產生了興趣。FTC最近命令9個平臺——亞馬遜、TikTok、Discord、Facebook、Reddit、Snapchat、Twitter、WhatsApp和YouTube——披露它們的資料收集和廣告定向行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委員投票支援該命令。參議院商業委員會最近舉行了一場聽證會,以“重新審視”聯邦隱私立法的必要性。
最後,有跡象表明,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將比即將離任的政府更注重隱私問題。拜登公開表示,他不喜歡大型科技公司(尤其是Facebook),也不喜歡該行業缺乏監管。他還表示,他對廢除230條款持開放態度。拜登和候任副總統卡瑪拉·哈里斯都有保護隱私的記錄。儘管如此,他們也被批評對大型科技公司過於友好。但如果沒有兩黨合作,拜登政府所能取得的成就可能是有限的。
溫迪是充滿希望的。他說:“到去年年底,資深民主黨人支援了一系列真正強有力的隱私原則,幾位議員提出了有希望的立法。”“然後,當然,我們遇到了共和黨人的阻撓、全球流行病和2020年大選的三連勝。不過,總的來說,我們為在未來幾年內實現某些目標掃清了道路,這一點令我感到鼓舞。四年後,我非常期待與拜登-哈里斯政府合作。”
與此同時,雖然疫情讓人們更願意洩露自己的隱私,並將自己的資訊暴露給更多的服務,但這也可能讓他們更清楚地瞭解這些公司如何獲取和使用他們的資訊。我們將看到熟悉是否會滋生輕視或自滿。
我不得不承認,對我來說,後者更真實。當航班取消時,Zoom是我唯一能看到奶奶的方式;在一次入室盜竊恐慌後,我為我的公寓買了一個安全攝像頭。如果一個不可靠的資料經紀人知道過去七個月我去過的任何地方,就能讓這場流行病消失,我很樂意服從。
這些服務的好處從來沒有這麼大過,但使用者只能希望提供這些服務的公司尊重他們的隱私,儘管大量證據表明他們並沒有尊重他們的隱私。希望我們能有一個承認並保護我們隱私權的政府——在它們永遠消失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