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趙靈敏

第三次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領導人會議（圖源：新華網）

11月4日，歷時7年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談判終於在泰國曼谷取得突破，與會領導人發表聯合宣告稱結束全部文字談判，致力於確保明年簽署協議。而一直參與談判的印度，卻在這一關鍵時刻拒絕加入。

RCEP包含東盟10國、中國、日本、南韓、澳洲和紐西蘭，建成後將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自貿區。印度的退出，意味著放棄了一個絕佳的加入東亞產業分工的機會。

當然，印度有自己的考慮：

近年來印度和多國簽署了自貿協定，之後基本都出現了貿易逆差快速增長的局面，之所以會出現“簽得越多虧得越多”的情況，是因為印度自身的產業基礎很薄弱，礦產品、化工產品和貴金屬及製品是主要出口商品，日用品大量靠進口，自貿協定帶來的關稅下降，會導致外國商品大量湧入。

印度認為RCEP是由中國主導的，而2018年中印雙邊貨物進出口額為902.7億美元，其中印度對中國出口165.3億美元，印度自中國進口737.4億美元，逆差572.2億美元，中國是印度第一大逆差來源國。

另外，印度國內無論是執政的人民黨還是在野的國大黨，出於選票的考慮都反對政府加入RCEP，莫迪縱然強勢，在此問題上也不敢得罪多數人。事實上，近年來印度出臺了一系列保護主義措施，力度大概僅次於美國。比如在2018年提高了19種商品的進口關稅，2019年出臺了連打折都要報監管部門許可的電商法。

利益太過分散，保護落後、排拒競爭的觀念根深蒂固，施政只考慮眼前利益，無法突破既得利益的阻撓，做一些有利於社會長遠發展但會得罪人的決定，這是印度體制的重大弊端。

也因此，印度註定前途有限，無法成為它希望成為的那種“有聲有色的大國”。

一

曾幾何時，印度被看作是一個冉冉升起的亞洲巨人，西方媒體在評價印度時從不吝嗇溢美之詞。

這當然首先應該歸功於印度自1991年開啟的經濟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此前過於僵化的體制，使得外資大量湧入，進出口總額均大幅增長，印度的經濟實力快速上升。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印度實行的是議會民主制，號稱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和中國相比，它的成功因此有了一層更耐人尋味的含義。西方世界需要一個和中國迥然不同的典型，印度就這樣被選中了。

從印度的現實情況看，民主制度的最大作用是維繫了統一。印度有12億人口，300多個民族，上千種語言，光官方語言就有18種，各方面的反差對立非常嚴重。歷史上印度從未完全統一，真正統一印度的是英國殖民者。

溫斯頓·丘吉爾就認為，印度是一個有著野蠻宗教的野蠻國家，就像赤道那樣，它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

但就是這樣一個內部情況千差萬別的國家，自獨立後不但從來沒有發生過分裂，而且民族認同很強，這跟印度民主制度的有效運轉有莫大的關係。

再從人權的角度看，因為選票的關係，乞丐可以在總統府門口搭帳篷，無家可歸者可以在五星級酒店門口露宿，不能隨便拆遷房屋，工人可以罷工和組織工會。

這些都是印度體制的優點，也是很多人對印度的未來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但是願望代替不了現實。印度的民主體制只是保證了國家和個人生存層面的部分最低需要，而對更多的這類需求，它至今無能為力；更嚴重的是，因為有無數向下拉的力量，印度的體制無法提供國家和個人發展壯大起飛的升力，這導致印度向下很難，向上更難。

比如印度至今未能解決供電供水這些基本的民生和經濟問題，而且在未來很長時間裡也很難解決。國際能源署估計，即使到了2030年，印度的電力供給也無法覆蓋至所有人口。

印度確實一直實行免費教育，教育投入佔GDP的比重也確實比中國高，但從效果上看，目前印度官方公佈的文盲率在20-30%之間，女性的文盲率更比男性高一倍。聯合國2014年初公佈的數字是3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印度辦事處認為，雖然印度有義務教育法，但教育品質存在嚴重問題，缺乏合格師資是主要原因。而中國的文盲率目前只有4%。

印度的學校（圖源：pixabay）

再看醫療。印度的新生兒死亡率目前全世界最高，死亡人數佔全球29%；中國不算很好，排世界第四，佔5%；目前中國人的平均壽命是75歲，印度是65歲。

印度從英國人那裡繼承了司法獨立的制度，但這種制度既沒能解決審判的效率問題，也沒能實現結果的公正。

典型的案例是：

1984年，印度中央邦首府博帕爾市美國聯合碳化物公司農藥廠氫化物外洩事件先後造成1.5萬人死亡，釀成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化學災難。多年來，持續有人因毒氣後遺症喪命，死亡總人數高達2.5萬人。而此案一直拖到2010年6月7日才得到判決，此時其中一名遭到起訴的印度籍高管已經死亡，餘下的7名被告人有幾名已經是70多歲的老人，而按照罪名，他們最多被判處兩年監禁。

印度司法界的腐敗現象非常嚴重，商人們為了相互報復，經常賄賂法官或律師，擾亂司法程式以達到自己的目的。

2004年，印度就發生過一起非常離奇的司法醜聞：在一名記者的金錢賄賂下，古吉拉特邦的一名法官竟然開出了四張逮捕令，捉拿包括時任總統卡拉姆在內的4名政界要人。

二

印度至今還存在不少和現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陋習，比如種姓制度、包辦婚姻、童婚、寡婦殉葬、女方的鉅額陪嫁、強姦多發等等，這些陋習不僅嚴重損害了印度的形象，而且直接阻礙了印度的經濟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馬蒂亞·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書中就認為，東亞和東南亞經濟的高速增長不僅僅是因為經濟開放，更源於積極的社會變革。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社會基礎上才繁榮起來。而印度最近才認識到，缺乏社會發展會阻礙經濟發展。

事實上，從英國殖民時期到現在，印度政府一直試圖消滅這些陋習。但由於這些陋習和印度的文化傳統緊密相連並且年代久遠根深蒂固，要消除只能通過雷霆萬鈞的社會革命來實現，但印度歷屆政府並不具備這樣的動力和魄力。

以尼赫魯為代表的印度本土上層，當年為了對抗殖民統治，將英國人希望改變的種種陋習說成是印度的傳統，拒絕加以改變。

另外，英屬印度的解體是英國有意為之，印度的獨立主要不是武裝鬥爭的結果，尼赫魯也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革命家，他在英國接受了律師訓練，講究程式和漸進，因此在獨立後也不可能像中國一樣強力推行社會革命，短期內把舊制度和舊習俗徹底消滅。

這樣一來，印度獨立後除了統治者變了，在社會層面幾乎沒有變化，舊有的一切照舊，絕大部分陋習因此得以延續下來，“自焚是印度婦女的基本權利”、“不想被強姦就不應該拋頭露面”等奇怪言論至今在印度不絕於耳。

不僅如此，印度獨立後引以為豪的民主制度，無形間也成了陋習得以保留的幫凶，把一些不合理的東西合理化，給前現代的東西披上現代的外衣。

比如，為了照顧低種姓，印度政府在求學、就業等方面對一些低種姓保留了特定名額，這反而催生了大量操弄種姓話題的政黨，每個種姓和亞種姓都有自己的政黨，這些政黨使得人們的種姓意識更加強烈而不是淡化；大量文盲的存在使得民眾更容易被操縱，因此很多地方官員對掃盲並不積極。

因此，印度在未經社會革命的基礎上建立起的民主制度，在很多時候成了保守力量抵禦社會變革的工具，從而使得社會變革舉步維艱。

由於印度和中國一樣人口眾多，國土廣闊，所以經常有一種說法是，印度會繼中國之後成為下一個“世界工廠”。事實上，這種簡單的、想當然的類別是站不住腳的。

形成“世界工廠”的前提是有大量能自由流動和擇業、有一定文化素養的人口，也就是有效人口，印度的人口雖然眾多，但大部分處於各種前現代制度的束縛之中，大量的人口因為種姓問題無法參與更多的生產工作，大量的女性成了全無人身自由的物品。

按照國際廢奴組織Walk Free 的說法，2016年全世界有4030萬人在現代奴隸制中勞作，印度就獨佔了1800多萬。這些都讓印度人口的數量優勢大打折扣，普遍認為印度的有效人口只有1億左右。

其次，印度政府的計劃經濟色彩濃厚，官員更在乎自身權力地位的彰顯，面對外國企業往往會設定障礙進行刁難，不像中國政府那樣有強烈的發展經濟的衝動。

印度於1947年8月獨立後，以尼赫魯為首的受過英式教育的精英群體並不以受過殖民統治為恥，反而全面繼承了英國人的政治理念，追求“沒有英國人的英式治理”。而當時的英國處於“戰後共識”的階段，全盤實行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社會方略。

作為開國者的尼赫魯繼承了這些經濟思想，這也就直接決定了印度歷屆政府對計劃經濟、國有經濟、管制、許可證的偏愛。而印度的特殊情況是貧困人口比例過大，向左比向右更容易獲得支援，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印度經濟的保護色彩，從而在很多方面出現了過猶不及的情況。

印度擁有世界上最嚴厲的勞工法，以至於印度企業基本上無法解僱任何一名員工。這就意味著，企業即使在擴張期也不願意僱用大量的勞動力，因為他們擔心在下一個經濟低迷期無法解僱規模龐大的員工。

印度最成功的成衣供應商戈卡爾達斯出口公司戈卡爾達斯出口公司（Gokaldas Exports）有一個案例，他們“曾經有一個男工，是個酒鬼，於是將他開除了。他提起上訴，我們花了15年和大量本可以經營企業的精力才贏得了這場官司。”

印度超過1/3的水果和蔬菜在到達市場前就已經腐爛了，儘管它的公路每兩公里就有一名維護人員，是世界上比例最高的國家之一。但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都不用操心是否去上班，因為即便不去，他們也不會被解僱。任何想要裁撤冗員的提議，都會遭到強烈抵制。

在這種整體的保護主義氛圍下，印度不但不可能成為“世界工廠”，而且會越來越自絕於主流國際經濟體系，大概也就只能對周邊的國家耍耍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