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談：葉維麗，馬笑冬© 撰文：葉維麗
葉維麗：我是1968年12月底走的，我爸爸媽媽都沒去送。那天火車站的氣氛有點兒悽悽慘慘慼戚。1968年夏天剛開始上山下鄉的時候，我們班大隊人馬去北大荒，她們走時還有一股奔赴革命的味道。後來我再去火車站送人，就感到人們的情緒越來越低落。我們走的時候毛的“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的指示剛剛發表，車站上敲鑼打鼓很紅火，實際上很多人內心是無奈的，大勢所趨，去不去農村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不像你走時還有很多人是自願報名的。 我在1968年夏天就已經想走了。因為沒學可上，在北京待得無聊，朋友們陸陸續續都在走，我也很想出去開始一種新的生活。可是我不想去兵團，寧可插隊。
馬笑冬：為什麼你不願意去兵團？
葉維麗：插隊自由一些，我這個人不愛受紀律約束。1968年11月我因為失眠睡不好覺，去黑龍江興凱湖農場散心。我表姐是50年代的支邊青年，她們家人都在那兒。我看到剛剛從天津來的知青，穿著黃不黃、綠不綠的假軍裝，俗話叫“狗屎黃”，幹什麼事都得排隊，給我的印象實在不好。離開興凱湖我去看望在黑龍江寧安縣插隊的兩個中學同學，那幾天我每天跟著她們去山裡扛木頭，累是累，但認識了不少老鄉。幹活休息的時候跟老鄉們聊天，一箇中年男人問人是從哪兒來的，又自問自答說是用泥土做的，要不為什麼出汗時帶出那麼多的泥？我覺得這個說法挺有意思，雖說他的答案不“科學”，但是從他自己的生活中得出來的。這讓我意識到，對“形而上”問題的關心，不是書齋裡知識分子的專利。我的同學去的時間不長，卻已經和屯子裡的人相處得十分融洽，也參與一些當地的事務，我很羨慕她們這種腳踏實地的生活。回到北京正好山西來招人去插隊。我知道去兵團掙工資經濟上有保障，但當時這些考慮對我不那麼重要，我立刻就報了名。當農民不用政審，報了名就走人。 我們學校去的是山西省山陰縣，在雁北地區，離內蒙不遠，是個窮地方。火車開到張家口，風一下子就變硬了。從大同到山陰改乘北同蒲線，向窗外望去，地上一片一片泛著白色，後來知道是鹽鹼灘。視野裡幾乎看不見一棵樹，給人荒涼貧瘠的感覺。房屋是用土坯蓋的，老鄉穿著光板的羊皮大衣。雁北歷史上就窮，“走西口”唱的就是那兒的人去內蒙古謀生。你說到雲南的青山綠水，和雁北的反差太大了。 知青一般都分到條件相對好的村子。我們村叫“上河西”，在當地是個大村，有300多戶人家，一千五六百口人。我們村曾經很富，當年有個說法，叫“騎騾養馬上河西”，我們去的時候村裡的情況也比周圍其他村子要強點兒。從縣城到村裡30多里地路，中間要經過一條河，就是丁玲寫的那個桑乾河，冬天結著厚厚的冰。我們有幾個人從北京託運了腳踏車來，我是騎著腳踏車去的村裡，一路上顛得厲害。我們的車子不適合農村的土路，沒過多久就都散了架，可見當時我們對農村情況的無知。 剛去時我們分散住在老鄉家，後來住在自己的房子裡。國家給每個知青200多塊錢安家費，安家落戶蓋房子，一年多後我們在村南蓋起了一排10間屋子，是請老鄉蓋的，男生幫工。房子蓋好後，我們決定不盤炕，從北京運來床板。老鄉看我們睡床板，總問冷不冷。我們那兒產煤，冬天屋裡生爐子，倒也不冷。我們家現在還有一張當年的床板，幾次搬家都沒捨得扔。如果有一天建知青博物館，可以捐了去。 南方有些地方地少人多，知青去了和老鄉爭有限的資源，不受歡迎。我們那兒地廣人稀，廣種薄收，我沒感覺老鄉不歡迎我們，當然也說不上多歡迎。我想他們是有點兒新鮮，也感到奇怪：這些城裡娃幹嘛來了？沒有什麼人把對我們進行“再教育”當真，說老實話，沒有幾個老鄉聽說過什麼“再教育”。 我們村子算一個大隊，下面有9個生產隊，知青分散到9個隊裡，每隊三四個人，我在7隊。雖然是大隊編制，可是小隊核算，7隊算中等收入的隊，我是隊裡唯一的女知青，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唯一的女勞力。我們那兒已婚婦女不下地勞動，偶爾有幾個小姑娘去地裡也是連幹活帶耍。我和男人幹一樣的活，他們鋤多少地我也鋤多少地，我掙7分半工分，一個整男勞力掙10分，女知青差不多都掙這麼多，不管你幹得有多好。我們當時沒覺得有什麼問題，可能也因為差不多人人都有家裡的“後援”，不指望這點兒工分活。我一年幹下來，年底分紅的時候，除去糧食錢、菜錢，也就能分到30來塊錢現金。在經濟上我們不能算真正獨立，這點比不上你們。 但是我們比你們自由。到村裡後我很快就發現，這兒的政治氣氛比在北京寬鬆多了。後來我不斷在心裡想，選擇插隊是做對了。村裡前幾年的文化大革命是怎麼搞的我不清楚，但我們去的時候已經沒有運動的氣氛了。當時的報紙上老說農村要“抓生產促革命”，怕革命衝擊了農業生產。農民不幹活和工人停產不一樣，農民要是不種地，大家都別吃飯了。 我們村“呂”是大姓，老鄉們說他們的祖上是明代從山西洪洞縣大槐樹那兒集合來的山陰，還說他們的祖先是八仙裡面的呂洞賓。村裡曾經有個“呂祖廟”，我們去的時候這座小廟只剩下個空架子，不知是不是在文革中遭到破壞。一些老習俗仍然很有勢力，比如說輩分，輩分越高越受尊重，同一輩的人名字中間的一個字相同，一聽名字就知道誰是哪一輩的，在稱呼上嚴格遵照輩分來，年齡倒在其次。村長是個輩分很高的人，沒多少文化，開大會的時候打著官腔，連口音都變成他自認為的普通話，還愛搬弄報紙上的名詞，用的又不是地方，知青們聽著暗暗發笑。開會常在晚上下工後，在小學校的操場上搭個臨時講臺，掛盞汽燈，村長一個人在上面講，底下沒幾個人聽，男人打瞌睡，女人說閒話，孩子們到處竄。城裡的政治到了農村，就變了味兒。 村子裡傳達關於林彪事件的中央檔案時，老鄉們的反應特別有意思。他們說，林彪和葉群兩個人都是雙職工，他們怎麼還反毛主席？
馬笑冬：他們是什麼意思？
葉維麗：在村裡如果一家能有一個人上班掙工資，吃皇糧，別人家就羨慕得不得了。一家男女兩個“雙職工”，那過的是什麼日子！天天吃香喝辣的，還鬧什麼事？老鄉們關心的是最直接最基本的生存問題，怎麼能吃飽過好，他們看不出上層鬥爭對他們有什麼影響。如果不是那時候已經在農村生活了幾年，我會覺得他們的說法愚昧無知、荒唐可笑。可幾年下來，我明白他們為什麼會覺得如果一家有兩個雙職工，就跟在天上差不多了。“天上的人”還有什麼不知足的？城鄉生活的距離之大，使一些農民完全沒法想象“雙職工們”也有他們的喜怒哀樂。文革中的政治，如果不是直接涉及農村的，又有多少農民覺得和他們有關係呢？ 有的老鄉說話非常隨便，對很多事情不滿，說起來罵罵咧咧，要在城裡肯定能打成反動言論，一抓能抓一把“現行反革命”。他們卻不怕，說：“我們已經蹲底了（在社會底層），把我送進監獄我還能不幹活白吃飯呢。”老鄉知道他們作為農民是在社會的最底層，沒有什麼可失去的，因此他們比城裡人有更多的“言論自由”。 當然不是人人說話都口無遮攔。我們隊有個大後生——我們那兒管沒結婚的男青年叫後生——名叫貴山。他心靈手巧，樣樣活計都拿得起來，跟著他幹活他處處照顧你。貴山是富農的兒子，快30了還沒娶上媳婦。他身板高大挺拔，人也長得很端正，他沒結婚顯然和“成分高”有關係。那幾年我沒聽說村裡開過批判“四類分子”的會，但對貴山這樣的人壓力顯然是有的。貴山說話很謹慎，從來不“胡說八道”。我們那裡並不是政治上的“世外桃源”，但整體的氣氛確實比在城裡要寬鬆許多。 作為城裡人，咱們在內心深處往往有優越感。在農村生活一段時間後你就會發現，村裡有很多非常聰明的人，而你自己並不高明，往往還很笨。有一次我和幾個後生一起澆灌菜園，水很快很猛地衝進園子，我還傻傻地站著不動。一個後生看我沒眼力價，就提醒我往乾地上站，別把鞋給弄溼了。他接著又說，其實幹什麼都是一樣，自己要先站在“乾地”上才能顧及別的。後來我在生活中遇到一些情況，會問自己是不是站在“乾地”上了。這就是從生活中學來的哲理吧？我們隊有個熬鹽的老漢，讀過一點四書五經，有時願意跟我討論什麼叫“仁”之類的問題。我知道多少孔孟？這種時候真讓我汗顏。 同時，我們在書本上、從各種宣傳中得來的政治概念，也不斷地在現實中受到檢驗。比如說關於“貧下中農”，總是說他們政治覺悟最高、品質最優秀。我們到村裡不久，大隊派了個老漢給我們做飯。他的形象樸實忠良，照一個女生的說法，“一看就是個貧下中農”。過了一陣，有個男生髮現，我們的黃米還沒怎麼吃，米口袋已經下去了一大截。黃米是細糧，很金貴。再一“偵察”，知道都是老漢一次拿一點，慢慢偷走的。這下知青們炸了窩，對老漢不依不饒，數那個說“一看就是貧下中農”的女生反應最強烈，最後老漢只好走人了事。其實在村裡，“偷”是家常便飯。糧食下來後堆在場上，不時聽說少了。每個隊都有專門“看青”的人，他們不下地幹活，到各處地裡轉來轉去防止人偷莊稼。其實這些看青的人自己就是吃家，看哪塊地的玉菱子快熟了，掰下來燒把火烤了吃。剛去村裡時，老鄉們對待“集體”的態度讓我很氣憤。不但偷集體是常事，在地裡幹活時，好心的小後生還教我如何偷懶取巧。時間一長我明白了，老鄉們並不“熱愛集體”。 我們那兒管下地幹活叫“受苦”，管好勞力叫“好受苦人”，我們知青幹起活來都還比較實在。到村裡不久，我就學會了用扁擔擔水。有一次擔水澆隊裡在遠處的一塊地，我一口氣擔了15趟，真把我累壞了。還有一次我們7隊和6隊在一起幹活。6隊有個老漢是個大能人，不但幹活是把好手，逢年過節還會耍獅子，在村裡威望很高。那天我幹活時他暗中在看。收工時他說了一句，“你會受苦了”，意思是我會幹地裡的活了。為他這個話，我心裡得意了好多天，到現在仍然覺得它是對我5年插隊生活的最高肯定。 在隊裡，我交了幾個老鄉朋友，都是老實巴交的“老漢”。我跟其中的高典老漢特別好，他的家就像我在村裡的一個家。老漢有胃病，臉色發烏，他有一家子人要養活，最小的孩子還在炕上爬。老漢的妻子——當地的稱呼是“高典老人”——老家在晉南，雖然嫁到上河西20來年了，可是仍然被村裡人看做是“侉子”，笑話她說話的口音。因此高典老漢家在村裡又窮又沒地位。遇上節日我到他們家去“吃請”，比如中秋節，別人家還能吃頓羊肉蘿蔔餡餃子，他們家頂多就是素餡餃子，但因為是白麵的，一家人都歡天喜地了。
馬笑冬：你在村裡幾年，農民的日子是越過越好呢，還是越來越不行？
葉維麗：從收入來講，絕對沒有提高。如果把能吃上多少白麵當做生活水平的一個指標，那些年是在逐年下降。我們剛去的那年，我們7隊每人分20斤麥子；5年後我走的時候（1973年），每人才分7斤麥子，磨成面就更少了，所以一年吃不上幾頓白麵。別的隊也大同小異。吃頓白麵是件大事，能樂上好些天。老鄉在地裡經常說的一個話題就是吃。離中秋節還有好幾個月，老鄉就開始聊過節那天吃什麼了，幾乎天天說，一直說到過節那天吃上一頓。老鄉見面打招呼說“吃了嗎？”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沒有什麼比吃更重要了。我們隊有個婦女去過北京。當時她兒子在北京當兵，她去探親。她最愛跟人講的北京見聞是去頤和園和吃油條，油條比頤和園還讓她津津樂道，我就不止聽她講過10次8次。 你講到在雲南看到的貧窮對你的震撼，我對貧窮也有幾個永遠忘不了的鏡頭。有一年秋天我們隊分山藥（土豆），我們先把山藥從地裡收回來，堆放在村裡當街一棵大樹下，留一個人守著，別人先回家吃晚飯，飯後各人拿著麻袋籮筐什麼的去領自家那份兒。除了糧食，我們從地裡收下的東西都這麼分。那天晚飯後我拿個籮筐去領我那份兒，這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秋風蕭瑟。走出巷子，我看到在大樹底下站著一群破衣爛衫的人，有的披著麻袋片，在冷風中哆嗦著等著分山藥。我突然受到強烈的震撼：這不是一群乞丐嗎！天天在一起幹活，我視而不見，沒有特別留意，但那一刻站在遠處，我一下子“看見”了。我覺得心裡作痛，這都是我朝夕相處的鄉親。在他們中間彷彿也有我，我自己的衣服也很陳舊，一件外衣穿了七八年，頭上裹著老太太戴的黑頭巾。但我又清楚其實我並不在裡面。 還有一次，我出工晚了，趕到地頭，已經看不見人了。玉菱子長得又高又密，人們在裡面鋤田，地頭散落著鞋。老鄉們為了省鞋，夏天常常光腳鋤田。我頭一次好好地看了一眼那些鞋，都是一針一線做的“老農民鞋”，一雙雙不是前頭開了口，就是後面穿了幫，要是在城裡，早都該扔了。後來我看到凡高的一幅畫，畫的是一隻破舊不堪的皮靴，讓我想起我們地頭的那些破布鞋。在村裡幾年，我學會了從一個人穿的鞋來判斷他（她）的家境。 還有一個鏡頭髮生在另外一個村子裡。1971年的冬天，我到臨近朔縣的一個公社參加了幾個月的“一打三反”，主要是清理經濟賬目，整頓村裡領導班子。那時候知青們已經不愛幹這種事了。我呢，別人愛乾的時候我不幹，到人們都不幹的時候，我倒想幹了。我覺得在上河西生活了幾年卻並不瞭解農村，這次是個機會。我去的村子不大，我們每家吃派飯，沒過多久，村裡人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記住了，交了不少朋友，知道了很多事。我們的工作最後不了了之，“運動”式的做法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結局。 有一次我在一個老鄉家坑頭坐著和女主人聊天，她有個3歲左右的小姑娘。那孩子隔一會兒就到窗邊去一下，我們說話的工夫，她去了幾次。我納悶她在做什麼，就扭頭去看。原來窗臺上放著一塊水果糖，最廉價的那種，連糖紙都沒有，大概是從村裡代銷點買的。她走過去，舔一舔那塊糖，放回窗臺，過一會兒再去舔一下。小小的年紀，就有這麼大的自制力，知道這糖寶貴，不能一下子吃了，只能每次舔一舔。這個女孩輕輕舔糖的動作給我留下深深的印象。 這些貧窮的細節不斷加深我負疚的感覺，讓我覺得我應該做些什麼來幫助老鄉，可是我什麼都沒做。離開村子回北京的時候，我就是懷著這種深深的歉疚。 剛去村裡的時候，我常在腦子裡跟自己討論是不是要一輩子當農民，一天到晚為這個問題所困擾。一旦上山下鄉，我們的城市戶口就被登出了，大家都明白再回北京很難了，前途是什麼，誰也不知道。當時官方的號召是要知青紮根落戶，中國的政治情況也讓人看不到有別的前景，一輩子當農民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像你一樣，我也留心農村婦女的生活，在心裡問自己能不能也那麼活。
馬笑冬：你都看到了些什麼？
葉維麗：給我印象最深的是當地的婚姻。我們那兒管嫁姑娘叫“聘女兒”，男方要給女方家彩禮錢和衣物。我們剛去的時候彩禮錢是600塊錢左右，5年以後，漲到1000到1200塊錢左右，幾乎增加了一倍。知青們都認為，這不是明顯把人當商品賣嗎？怎麼解放這麼多年了，還存在買賣婚姻？讓我們奇怪的是，女孩子們一點兒也不認為她們的人格受到了侮辱。她們說父母養她們這麼大，要彩禮是應該的。平常她們沒有像樣的衣服，藉著出嫁可以要上幾身新衣服和一塊手錶，穿戴上在村裡街上走一走。每逢我看到一個聘出去的“女兒”，身穿婆家送的新“條絨”（燈芯絨）上衣和“華達尼”褲子，有些不好意思又有點兒得意地在人前來來回回地走，心裡總忍不住有些憐憫。有的女孩在村裡有“相好”，但也不得不遠嫁他村。遇到這種情況，這個女子心裡絕不會真正歡喜，但也認命了。我在村裡5年沒聽說過有抗婚的。我們女知青的年齡在18、19到20出頭之間，村裡跟我們年齡相仿的女孩子差不多都出嫁了。我們隊有一個跟我不錯的一個女孩兒，我去的那年她結的婚，兩三年後，她兩三個孩子都有了，拉一個抱一個，肚子裡還懷著個。原來挺秀氣的女兒，現在衣冠不整，蓬頭垢面，就跟你說的那個傈僳族女子一樣。 我們那兒管沒結婚的姑娘叫“女兒”，結了婚的叫“女人”，上了年紀的叫“老人”，女人一老就沒有性別了。“女人”這個詞和生育密切相關。我們在村裡那幾年，生產沒有上去，收入沒有增加，但“聘女兒”要價卻越來越高。我們知青在一起老納悶老鄉這錢是從哪兒來的？娶媳婦除了聘金，一般來講還得蓋新房子，那開銷就更大了，很多人家就得拉債。我在村子的後幾年，“換親”的現象越來越普遍。
馬笑冬：什麼叫“換親”？
葉維麗：“換親”就是如果一家有兄妹兩個，就找別的村另外一家也是兄妹倆的，把妹妹嫁過去給那家兒子當媳婦，哥哥娶那家的姑娘。這樣雙方都不用出聘金，沒有“資金的流動”，婚嫁的大宗開銷就省了，這是窮人的辦法。我們知青院子有一個常來串門的小夥子，我們叫他“老懂”。老懂對外面的事情特別感興趣，老到我們那兒去看報紙，聽半導體，和男生聊天。他對什麼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男生給了他個外號叫“老懂”。老懂非常聰明，人也長得端正。他家沒錢，只有換親，先把他妹妹嫁給外村一家人的兒子，他再娶那家的姑娘。他娶的媳婦從各方面看都和他不般配，老懂一天到晚不在家待著，娶了媳婦也不著家，老泡在我們那兒。他在村裡有個相好，是個“好人材”——我們那裡管長得漂亮的女子叫好人材。漂亮的女兒要價就高，老懂沒錢娶她，她嫁給別人了，我們都知道老懂心裡不痛快。換親容易出現悲劇，男女雙方都沒有幸福，但往往女性受害更深。如果妹妹跟哥哥的年齡差不多、對方家庭各方面情況都般配還好，這樣18歲的妹妹先嫁給年齡相當的男人，再給20歲的哥哥娶嫂子。可是常有的情況是哥哥都二十四五歲了還沒結婚，所以妹妹一到十五六歲就給嫁出去了，老懂家就是這種情況。老懂的妹妹小小年紀，一個人嫁到個陌生的地方，她的婚姻是為她哥哥服務的，比起老懂，她更慘。 這些都是現在的想法，當時沒想那麼多，只是用城裡人的眼光看，覺得當地的風俗就是這樣，是農村的問題、農民的問題，結婚要聘金是因為貧困，沒想到這樣做還反映了婦女從屬的地位，看待這個問題還可以有一個女性的視角。你看到那個雲南姑娘的變化那麼震動，你是把自己當做和她一樣的女人了，我缺乏你那樣深的同為女性的認同。像你一樣，我的結論也是不能像村裡的女人那樣生活，連想象一下過那樣的生活都能讓我渾身發冷。其實除了貧窮，女人從屬於男人的低下地位也是我不能認同村裡女人生活的重要原因。畢竟我們受過“男女平等”思想的教育，再回到男權社會是不可能了。 有意思的是，老鄉好像不把我們女知青當做有性別的人。有時當著我們的面，他們就議論女知青怎麼就不像女人，“形體”（這不是老鄉的原話，是我的較為含蓄的“翻譯”）不像，舉止言談不像，穿著打扮也不像。老鄉們在地裡幹活時經常講些男女之間的事，照他們的說法，晚上那麼長時間不幹這個幹什麼，還常說些很“葷”的笑話。他們從來不避我。最初聽到這些話我覺得特別扭，後來明白我在不在場他們都這麼講，也就充耳不聞了。這些笑話給枯燥的田間勞動帶來樂趣，它的聽眾主要是十五六歲的小後生，你甚至可以說是對他們進行的“性教育”。相比之下，我這樣在清教主義影響下長大的人在性的問題上要無知多了。 我和男社員們一起幹活從來都覺得很安全。我們剛去的頭一兩年，有個別老鄉打聽過女知青有沒有要在當地結婚的，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不會要彩禮錢，結果被男生嚴詞駁回了。事後男生告訴我們有這麼回事，說起來儼然是我們的保護者。我心裡覺得好笑，並沒有請你們代表我們。後來老鄉就不打女知青的主意了，可能他們明白我們早晚得走，留不住。 村裡人在性的問題上沒有城裡人那麼多禁忌，有時會聽說誰“偷人”了，誰和誰“相好”了。男女青年在一起打打鬧鬧，拉拉扯扯，有的女孩子在男人懷裡亂滾，別人在旁邊看著哈哈笑，大家都很開心。我想老鄉們在男女關係上就是這樣隨便，慢慢也就見怪不怪了。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該怎麼敘說。我們在的那幾年，我們村有一對男女雙雙被槍斃，我親眼目睹行刑的全過程。女方是個三十幾歲的女人，有丈夫、孩子。男方是個大後生，二十大幾了，還沒結婚。兩個人“相好”了，女方攛掇男方給她丈夫食物裡下砒霜，不久她丈夫中毒身亡。我們到村裡時，他們兩人已被逮捕。當時正興“群眾專政”，有一天老鄉們被召集起來開會，讓大家議論該怎麼判刑。壓倒性的意見是給女方判死刑，放男方一馬。據說女方的名聲本來就不好，和不少男人睡過覺，有個很難聽的外號。而男方是個“好受苦人”，因為窮，娶不起媳婦，是女方勾引他，教唆他犯罪。發表意見的都是男人，不知村裡的女人們怎麼看待這個案件。 後來法院的判決下來，兩個人都是死刑，公審大會在離我們8裡地的公社所在地召開。那天大隊停工，全體社員都得去公社開會。公審的都是刑事犯，有六七個人，我看到了我們村那對男女，他們的罪名是“因姦殺人”。那個小夥子人高馬大，一表人才。他的嘴被勒上了繩子，不能發聲，他用眼晴在人群中搜尋熟人，神情很鎮定。那個女人看起來很普通，沒給我特別的印象。法官宣讀完判決，大會立即結束。各村來的人很多，一時非常混亂。我正要往上河西方向走，突然看見押著犯人的卡車在我面前一塊空場停了下來，犯人們被推下車，幾聲槍響，他們在離我僅幾米之外的地方倒地身亡，全部過程在很短的時間內完成。我一口氣還沒喘上來，就看到了一個不可思議的場面：一些人擁將上來，將死人的腦漿收集起來，包好帶走。這群人裡我看見了我們七隊一個社員。 在此之前我連死人都沒見過，如今我在毫無精神準備的情況下看到了似乎在矇昧蠻荒的時代才會發生的事情。此後的若干天，我幾乎天天夜裡做噩夢，血腥恐怖的場面揮之不去。 後來我聽老鄉說，用新鮮的人腦漿治療毒瘡是當地人相信的偏方，這個說法讓我想起魯迅小說裡的“人血饅頭”。咱們中國人，不分南北，都有很“邪”的、用“現代”觀點看十分野蠻殘酷的治病辦法。我們隊那個社員長年累月長瘡，讓他不堪困擾，有時他會用很髒的布把長瘡的部位包起來，讓人看著就很難受。村裡有兩個半脫產的“赤腳醫生”，他們會簡單的針灸，備有一些常用的西藥，還種著一塊中草藥地，但他們顯然治不了那個社員的頑症。野蠻的辦法不但和愚昧有關，也和無助有關。 公審大會過了很久，老鄉們還在惋惜那個被槍斃的大後生，唸叨他是個多麼好的“受苦人”。 除了貧窮，我還感受到了幹群矛盾，有時相當尖銳。我們村只要大小是個幹部，就不用下地幹活了。不下地是最大的好處，此外還有各種各樣其他的好處，比如分東西的時候分得多一些，好一些。在我們那麼窮的地方，多一點兒少一點兒就很不一樣。哪怕一些為人不錯的幹部都這樣做，好像這是當幹部理所應得的。老鄉們心裡不滿，常發些牢騷，但也無可奈何。 我們7隊的幹群關係格外不好，社員們背地裡管我們的隊長叫“七尺灰”。“灰”在當地是“壞”的意思，這個人個子很高，“七尺灰”的意思是“高個子的壞蛋”。他很少下地幹活，平時所謂上工就是拿把鐮刀，到地裡各處轉悠，看看哪塊地該鋤了，過兩天讓社員去鋤。他轉一轉就回村了，不知在哪個炕頭坐著抽菸聊天去了，這樣就掙了一天工分，還是最高分，老鄉管這種工叫“遛彎工”。 “七尺灰”偶爾下一次地，我們就要“受死”。
馬笑冬：受死？
葉維麗：我們那兒管幹活叫“受苦”，“受死”就是讓你拼命地幹活。平常“七尺灰”不來的時候，是副隊長領著幹活。我們走到當天要幹活的那塊地，有時離村裡好幾里路遠，副隊長說“抽袋煙吧”，大夥就在地頭坐下來，這一坐半天不起來，抽菸聊天磨時間。抽了幾袋煙以後，副隊長慢悠悠地站起來，大夥兒這才開始幹活，中間還休息一下，等到快晌午就收工了。這樣一種勞動態度，讓我很早就明白社員們沒有積極性。成年勞力還好一些，十六七歲的小後生們尤其不好好幹。他們鋤田的時候，地頭鋤鋤，中間劃拉劃拉，就到了另一頭，在地上坐著等大夥過來。 可“七尺灰”一來我們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時不幹活，養足了勁兒，偶爾到地裡來，還常常是我們幹了半天他才到，一來就腰也不直地鋤地，他腿長，大步流星，你還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時候，肚子餓得咕嚕咕嚕叫。如果出早工的話，清早就開始幹活了，早飯是擔到地裡吃的。我們知青的早飯還有乾的，通常是一個玉茭窩窩，老鄉就是稀薄的玉茭糊糊，裡面能放幾塊山藥就很不錯了，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還吃野菜糰子。到了中午大夥兒都餓得前胸貼後胸了。別的隊都回家了，從我們地頭經過時，“七尺灰”好像沒看見，我們只好繼續幹。這時候我覺得太陽特別毒，地頭特別長，肚子特別空。四周安靜極了，只有我們7隊社員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時間就這麼整我們一次。我們隊的社員都恨死他了，背後把他罵得狗血噴頭，可沒有一個人敢當面頂撞他，大家都怕他。他雖然年紀也就是30多歲，可是輩分不低。他能這樣為所欲為，在大隊裡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們，我都氣得渾身冒火，在心裡狠狠地罵他，反覆說，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們，你不能這樣對待我們。這句話就在嘴邊，但我從來沒有說出口來。作為知青，我覺得自己應該做些什麼，但是我什麼也沒說，什麼也沒做。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負疚感，覺得對不起我們隊老鄉。
馬笑冬：如果你當面頂撞他，他會不會因此壓你，不許你回城，不讓你上大學？
葉維麗：我沒想過。我想他沒有那麼大權力。可是我即使當面頂他，也不會起什麼作用，他不會把我當回事兒。當然這樣解釋是為自己開脫。我覺得負疚是因為我連說話的勇氣都沒有。從小咱們受的教育是要敢於和惡勢力作鬥爭，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卻這麼軟弱。 我做過一陣大隊“電磨”的會計，“電磨”就是糧食加工廠。大概因為前幾任會計手腳不乾淨，大隊就讓知青去管賬。我每天在機器轟鳴的屋子裡開關機器，稱糧食收錢，一天下來，渾身上下都是糧食粉末，頭髮全是白的。在“電磨”的日子裡，我開始明白“走後門”是怎麼回事。常有幹部、有時包括公社幹部拿自家糧食來，放在一邊，什麼話也不說就走人了。你給不給他們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錢？就算我不給他們加工，和我一起幹活的一個老鄉早就把他們的糧食加工好了。有時快下班的時候幾個幹部一起來了，拿了糧食就走，沒有二話。很快我就明白，他們是不會給錢的。跟我關係好的老鄉，有的也把糧食悄悄放下，跟我點點頭就走了。 漸漸地，我學會了判斷每一種情況，不在加工廠我不會知道這中間的“學問”。幹部的錢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認賬，但是大部分人的錢你必須得收，否則加工廠就沒收入了。在哪兒劃一道線呢？對大部分老鄉朋友，我只能管他們要錢，要不然我這個營生沒法幹。只有高典老漢，我就不收錢了。他實在太困難了，因為身體有病幹不了重活，工分掙得少，家裡負擔又重，每天下班後結賬時點著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覺很複雜：我實際上是給幹部們走後門做了同謀，又不能幫助隊裡那些也很困難的鄉親們。至於收入上繳之後大隊是怎麼花的，有沒有貪汙，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廠幹了幾個月我就不幹了，又回到隊裡去鋤田。 在地裡幹活的時候，十六七歲的小後生經常問我們：“你們在城裡看電影吧？溜馬路嗎？”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們永不疲倦的話題。他們想象城裡人吃飽飯了沒事幹，穿得乾乾淨淨的，男男女女挎著胳膊，在大街上走來走去。這就是農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體面”，有閒。年紀大一些的老鄉只是聽，什麼也不說，他們似乎已經不向往什麼。我不記得我是怎麼回答的，可是小後生們想象的城市生活畫面留在了我的記憶裡。每天頂著太陽彎著腰、鋤著葉子已經開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離我也很遙遠了。
馬笑冬：城鄉差別大概是我們每一個插隊的人最強烈和最直接的感觸。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農村會這樣窮？
葉維麗：我有好多疑惑：為什麼老鄉不熱愛集體，反倒老想辦法佔集體的便宜，幹活的時候能偷懶就偷懶；為什麼越幹越窮？“受”了一年，還是吃不飽穿不好？為什麼幹部和群眾的對立情緒那麼大？我已經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調動人的積極性。但是對這些問題，我沒有去深想。當時聽說有些愛思考問題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湊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況，討論這些問題，他們還看些理論方面的書籍，形成了自發的“地下沙龍”，這些都成為後來中國農村改革的種子。我很敬佩他們，但是我們村知青中沒有這樣的人。
馬笑冬：聽你講起來，你們和老鄉的關係還不錯啊。
葉維麗：個人都還可以，每個知青在村裡都有自己的“朋友戶”，逢年過節老鄉到知青院叫我們去“吃請”的喊聲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學會了講當地話，我說得最不好。剛去的時候我大概只能聽懂60%左右的話，還得連猜帶蒙。後來大家都學，成了風氣，我們全縣都是這樣。前些年，我跟幾個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個村裡的人，他問我們是什麼人，一個女生脫口用雁北話說：“忘球啦？”（把我們忘了？）我聽了又想笑又想哭，當年的感覺一下子就回來了。 但是作為一個群體，我們和老鄉之間存在著一道無形的牆。去山陰縣插隊的學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當年北京兩所最好的中學。我們村的知青裡不但幹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幹子弟集中。有人開玩笑說在我們同學的家長中，能找到中共從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員，就是沒有九大的。老鄉們知道我們的家庭情況後說：“淨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歡這樣一個組合，我那時已經十分不認同幹部子弟那一套了。
馬笑冬：那你怎麼跟著這些人去了？
葉維麗：是學校分的，除了一個“老初三”的，我和別人都不認識。下鄉的高幹子弟都是家裡有問題的，沒問題的很多都去當兵了。我們村一開始去了20多個知青，後來陸續又有來投親靠友的，最多的時候有30幾個人，其中好幾個是“弟弟”。那時候一個家庭分散在幾處太平常了，有的家長就儘可能讓孩子們到同一個地方去插隊，好互相照應。我弟弟的學校是去晉南，我爸爸媽媽讓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陣我們家5口人在3個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濟的新華社“五七幹校”，我媽媽和我妹妹在北京。當時中國城市幾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媽媽因為腿殘廢，沒去幹校，在北京給我們保住了個“窩”。我們村裡有些同學在北京就沒家了，還有的同學家長被關起來，多年沒有音訊，生死不知。我們插隊那幾年，有個男生的父親在幹校突然死亡，至今鬧不清是自殺還是他殺。我爸爸在幹校打井幾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這就是當年中國城市家庭的寫照。由於我們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 因為盡是些落難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壓抑和不滿的，從一開始就沒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沒別的出路，只能插隊，就來了。第一年年底我們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當兵，這是當時家裡問題解決了的幹部子弟通常的出路。這麼一來，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農村插隊無非是權宜之計。冬天地凍得硬梆梆，營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幾個月，春耕了再回來，像候鳥一樣。 村裡幹部不“左”，從來不找我們的麻煩，和我們的私人關係也不錯。我內心很希望我們村的知青是一夥做事的人，能夠參與村裡的事務，為老鄉們做點兒事。我在黑龍江插隊的同學和老鄉相處得那麼融洽，參與屯子裡的公共事務，她們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樣。在我們縣別的一些村子裡，知青有的當了隊幹部，有的當了會計、教師和赤腳醫生。有個村的知青在村裡幾乎“奪了權”，大隊小隊的幹部都有他們，在老鄉中威信很高。而在我們村，除了個別男生，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有融進村裡的生活，也無意進去。有一度我認真地想要轉到“幹事兒”的村子去，但最終也沒走。一想起在黑龍江的同學，我就慚愧不已。我恨自己無力衝破那堵無形的牆，有時恨得渾身燥熱，但就是衝不破。 有個例子可以說明“牆”的存在。有一次兩個知青要結婚，他們年齡都比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關係。聽說他們兩人要在村裡結婚，老鄉們都很興奮，覺得可以熱鬧紅火一下了。結果沒一個老鄉被邀請，連村幹部都沒請，完全把門關上了，知青們自己開了一個party（聚會）。我想老鄉們一定很失望，他們還準備“聽房”呢。那兩個知青結婚的時候我們已經到村裡一年多了，認識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誰決定不請老鄉的。
馬笑冬：有人提出異議嗎？
葉維麗：沒有，我心裡很不舒服，可什麼話也沒說。我們這些人裡還有人號稱要“解放全人類”呢。“解放全人類”是四中老紅衛兵組織，男生中有幾個人曾經和這個組織有關係。他們在自己的鋤頭上刻著“解放全人類”，每天上工扛著這麼個鋤頭，我覺得特可笑。 到村裡後不久，知青就分為兩派。這種派系之爭特別無聊，而有人卻把它叫做“兩條路線鬥爭”。兩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兩派之間沒有任何有意義的分歧。我想是有個別男生權力意識特別強，習慣了文革中的派性鬥爭，就把它帶到農村來了。兩派都以男生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沒參加。在很長一段時間，我“外人”的感覺非常強，既不是老鄉中的一員，也不滿意某些知青的拉幫結派，成了“兩個世界”之外的人，一個人很孤單。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夥”，把從北京帶來的掛麵香腸之類湊在一起，再從老鄉家買些豆腐、雞蛋，做一頓好吃的解饞。我們平時的伙食乾的是玉菱窩窩，稀的是玉菱糊糊或小米粥，粥裡有時放山藥蛋。雁北地區蔬菜種得少，老鄉很少吃鮮菜，一年到頭吃用洋白菜絲和胡蘿絲醃的酸菜，叫“爛醃菜”，我們也跟著那麼吃。剛吃的時候很不習慣，總覺得有股酸臭味。剛去的那年吃不飽，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門口等著，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後來能吃飽了，但是沒有油水。第一次在村裡過年，伙房吃羊肉餃子，有的人先吃一輪，然後到外面去走路“幫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輪、第三輪，沒人把腸胃撐破了真是萬幸。不知為什麼，小米“養”女生，第二年以後女生都紅潤了一些，男生還是又黑又瘦。但就是這樣，我眼看著我弟弟的身體一點一點往上躥，撐破了一雙又一雙從家裡帶來的襪子，補他的破襪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飯的時候，大家端著玉茭糊糊碗就開始“精神會餐”，聊吃過的美味，還互相打賭一次能吃多少雞蛋什麼的，我記得一個男生說他能吃20個。我當時最想吃的是北京的芝麻燒餅夾油條。其實在家時早飯也不吃這個，可能這種最普通的北京早點代表著一種已經失去了的日常生活吧。插隊讓我們知道了最基本的物質生活的重要性，是真正的“唯物主義”教育，比任何說教都有力。咱們這代人在文革初期口出狂言，頤指氣使，不知天高地厚。農村的生活，不管是在雲南還是山西，讓咱們實實在在地落在了地上。後來中國經濟改革最初的動力，大概和我們每個人肚皮的感覺有關。 兩派“打平夥”的時候，我沒地方去。在村裡過第一個中秋節的時候和我同住在一個老鄉家的女生去“打平夥”了。我一個人在家，望著天上的一輪滿月，想起李白的詩“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感到特別孤獨。你提起在火車上過18歲的生日，我記得在村裡過20歲的生日。那天中午下工回來，我沒有去大夥房吃飯。那時候我們知青還分散住在老鄉家，我把我弟弟叫到我住的家，屋裡有個連著炕的大灶。我倒了幾瓢水，添上一把柴拉風箱把水燒開，下了一把掛麵打上兩個雞蛋，姐弟倆每人吃了碗雞蛋掛麵，算是給我過生日了。那天就是想借機吃頓好的，心裡沒有什麼感觸，不傷感，也不想抒什麼情，下午照常出工。 那幾年在我們村知青中，發生了很多“愛情故事”，有人開玩笑說，我們插隊的幾年貫穿著一條“愛情紅線”。一幫青年男女朝夕相處，身在兩性文化相對開放的鄉間，又沒有家長的管束，有各種各樣的“羅曼史”是再自然不過的了。 我們村最後成全了5對知青夫妻，到現在他們的婚姻仍很牢固，大家開玩笑說，上河西“宜婚”。當時女生中大概只有我沒被拴上愛情紅線，而且因為我哪派也不是，這方面的訊息往往最不靈通。我仍然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聽說知青之間有性關係時的震驚。
馬笑冬：你是怎麼知道的？
葉維麗：我們住的一排知青房正好跟我們7隊的飼養房背靠背。一天我聽隊里老鄉說在飼養房院子裡發現了避孕套，說一定是“學生們”用完了順手扔到牆這邊來的。
馬笑冬：老鄉們居然知道是什麼。
葉維麗：就是啊，我就是看見了也不知道是什麼。這件事給我的衝擊太大了。我聽說以後一下子覺得烏雲蔽日，天昏地暗，這種感覺整整持續了3天。從來沒有一件事給過我這麼大的震撼，文革中政治上那麼大的刺激都沒讓我這樣。我至今不明白當時我為什麼會有那麼強烈的反應。我不知道是誰幹的，也不關心是誰，但一旦知道身邊知青中有人這樣做，我就想他們怎麼能做出這種事來？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對整個世界的信任。我很希望有人幫我分析一下為什麼我會這樣反應。是文革中“性”變得極為骯髒嗎？但我又不是不知道老鄉之間的種種“故事”。
馬笑冬：我不知該怎麼幫你分析，但是我能理解你為什麼會那樣反應。文革中“性”變得不但骯髒，而且可恥。不過在我聽來，你們插隊的可真夠開放的，我們在兵團要單純得多。你說你在知青群體之外，這也讓我難以想象。對我來說知青群體特別重要，我和幾個知青朋友的友誼是我插隊的最大收穫之一。
葉維麗：其實我又在外面，又不在外面，我看不慣某些人的行為做派，但是在政治觀點和文化趣味上又和村裡的知青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後來陸續有人去當兵或進工廠，知青人數少了，派系色彩淡化了，大家相處得比較融洽。我和有的女生成為終生好友。在性的問題上，我後來聽到的多了，也不再大驚小怪了。村裡的知青也不都是幹部子弟，什麼“成分”的都有，大家都“蹲底”了，在“一口鍋”吃飯，家庭背景的重要性大大淡化。我們這代城市青年超越家庭出身的互相認同，是在廣闊的農村形成的。 我不喜歡知青之間無聊的派系之爭，但我們那兒比較“自由化”，政治上一點兒都不“左”，這是我喜歡的。林彪事件出來後，大家都覺得出了一口氣，心情一下子放鬆了許多，說話也隨便了，有時會在一起罵罵江青、張春橋，因為知道彼此政治上看法相似，也不怕有人告密。後來上面說林彪是“形左實右”，林彪事件後不但不糾“左”，反倒繼續反右，大家議論起來都很不理解。陳毅去世，大家的心情一片沉重。這些“子弟”們對上層政治的變化很敏感，因為它和他們自己的命運密切相連。在這個意義上，我始終是他們中間的一員，無論我如何覺得自己站在“外面”。 另外，我們那兒的學習氣氛也很濃，這使我得益不少。
馬笑冬：你們還能學習？學什麼？
葉維麗：有個同學帶去他爸爸兩大木箱的藏書，其中很多是經典名著，俄羅斯19世紀小說什麼的。他父親在30年代是鼎鼎大名的記者，因為去幹校，北京沒家了，只好讓孩子把多年的藏書分散帶走。除了這兩大箱子書，知青之間還傳看別的書，有時村與村之間互相交換。有一次從外村傳來一本司湯達的《紅與黑》，只允許我看一個晚上，我一夜沒睡看完了。我們剛去的時候點油燈，晚上看書很費勁。後來一個男生幫助村裡“拉”上了電，晚上就能看書了。有一段時間我們還聽過書。
馬笑冬：聽書？
葉維麗：有個男生曾經一連好多天，每天晚上下工後講《基督山恩仇記》。那時秋收快完了，活不太忙，下了工，吃了飯，大家就拿著馬紮或是用粗麻繩盤成的坐墩到他屋裡去，聽他開講。有一次我們隊晚上打夜工，我收工回來從那個男生窗外經過，只見屋裡坐了一圈人，那個男生繪聲繪色地講，大家都仰著頭很專注地聽。我突然覺得很感動。 我們村的男生大部分是四中高二的，女生是我們學校高二高三的，文革前都準備上大學了，教育水平在中學生中應該算是很高的。裡面有幾個四中的學習尖子，其中一個過去物理學得特別好，他下工回來總愛琢磨他的鋤頭，在火裡燒來燒去，找最省力的角度。還有一個對國際事務特別感興趣。我們只能看到《人民日報》，只要上面報道哪個國家，他就把有關這個國家的地理、人口、物產、風俗等等都剪下來，貼在本子上，逐漸積了很多冊，簡直成了他自編的世界知識手冊，他不時拿出來向大家炫耀。 我剛去的時候有什麼書看什麼書，兩年後在村裡學習氣氛的影響下，開始有些計劃地自學。那時我已經習慣了田間勞動，下工後仍有剩餘的精力。除了下工後晚上學，冬閒白天也學。當時大學還沒有招生，誰也不知道以後還辦不辦大學，但這沒有影響我們求知的慾望。我弟弟原來是初二的，他在村裡學習空氣的影響下，自學了高中的數理化。有個男生特別喜歡英文，帶動得不少人都跟著學英文。
馬笑冬：你們在鄉下怎麼學外語？
葉維麗：看書，也跟著收音機學。我上學時學過3年，但當時英文不是主課，我也不太重視。開始自學後，我才意識到當年王老師給我們打下了十分紮實的基礎，我至今對她感激不盡。我們很多人都有半導體收音機，很早我們就開始收聽“敵臺”。我們那個地方很奇怪，不用費勁去找，就可以收到美國之音，BBC，NHK，莫斯科廣播電臺，而且都挺清楚。有一次莫斯科廣播電臺播放《山楂樹》和《莫斯科郊外的傍晩》，我們就像聽到了仙樂一樣。
馬笑冬：聽“敵臺”可是犯法的事情。
葉維麗：我們只是偷偷聽，不敢讓村裡知道。不過即使村裡知道了，應該也不會怎麼樣。 美國之音有一個節目叫Special English，說得很慢，單詞量限制在2000字左右，是給初學英語的人聽的，有段時間講美國獨立戰爭前後的歷史，每天講一點兒。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傑弗遜和漢彌爾頓之間的爭論，講傑弗遜自由和人權的觀點。我在此之前對美國曆史一無所知，聽這個節目讓我對傑弗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剛來美國學的是美國史，還專門到傑弗遜的家鄉參觀過，就是因為有這麼一段淵源。想想看，在文革期間中國的窮鄉僻壤，有個插隊知青迷上了傑弗遜，這是件挺有意思的事。 在我們的生活中，音樂非常重要，我不能想象沒有音樂是什麼樣子。我們村同學愛唱一首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歌，叫《歌唱動盪的青春》。“動盪的青春”這幾個字那麼貼切地表達了我們的生活狀況，我們太喜歡這首歌了，把它稱做我們的“村歌”。
馬笑冬：我沒聽說過這首歌。
葉維麗：它是不太出名，但詞曲都很優美。我頭一次聽到是有個外村女生到我們村裡來玩，她已經被招到地區文工團了，是去唱歌的。我們村的男生可能想“震”她一下，就一起唱《歌唱動盪的青春》，結果把我給震住了。其中有一句詞是“就像每個青年一樣，你也會遇到個姑娘”。那些男生——我弟弟也在裡面——對著一個外面來的女生直著嗓門吼出來，有點公開調情的意思。我聽得臉直髮燒，心想他們怎麼這麼恬不知恥啊，結果這句歌詞我記得最清楚。他們的歌聲繞梁而行，餘音久久不退——我們的屋子沒有紙棚，大梁就露在外面。這是我聽過的最動人的男聲合唱。
馬笑冬：愛情的詞就這麼唱出來？真了不起。我們那些年就沒唱過情歌。
葉維麗：恰恰是歌唱愛情的歌曲最讓我感動。當時在主流文化裡愛情成了見不得人的東西，在我們村知青的“小文化”裡，愛情又回來了。我們有一本《外國民歌二百首》，都給翻爛了。除了外國民歌，我們也唱文革前的老歌。有一個女生愛唱《百靈鳥》，唱得特別甜，後來再聽專業歌手唱這支歌，都覺得沒她唱得好。 有一天晚上，一派人在院子裡唱歌——那時派系還很明顯。我們知青的院子在村南頭，那天月光如水，他們唱到興起，深更半夜也不停，把“二百首”裡會唱的都唱遍了，一首接著一首，裡面有大量的情歌，北美的，南美的，東南亞的，歐洲的。我們不唱的人在屋裡聽，大家聽得如醉如痴，沒有一個人說太晚了，別唱了。那是一場真正的月光音樂會。
馬笑冬：聽了你講的，我真有點後悔當初沒去插隊，你們比我們在兵團自由多了。不過我覺得你們村跟我知道的大多數知青群體不一樣，你們創造了一個小氛圍。你們在思想、政治、文化和性各方面都挺解放，這是不是和你們的家庭背景有關係？
葉維麗：我想有關係，幹部子弟比較“不吝”。1966年底在北京形成的、對主流政治文化唱反調的“亞文化”，就是以幹部子弟、老紅衛兵為主體的。隨著大家下鄉插隊，城市青少年的“亞文化”被帶到農村來了。想起來很有意思，中國偏遠的鄉村給反主流的城市文化提供了生存的空間，各處出現了各式各樣的城市知青“部落”。現在文藝作品描寫知青生活，不是寫怎麼“革命”，就是寫一些人怎麼偷雞摸狗。其實當年的生活有各種形態，年輕人也總要想方設法開拓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當時的社會也不是鐵板一塊，可鑽的空子很多。文革時代充滿了悖論，一方面集權政治似乎無處不在，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空隙，存在著大量“邊緣地區”。我們在雁北就身處邊緣，遠離了政治中心。應該說，那時中國社會的活力在“邊緣地帶”。當然我們那樣做，也因為我們處在青春躁動的年齡。 再進一步想，我們的所作所為，在一定意義上也是與我們在文革前所受的“人文主義”教育重新“接軌”：讀19世紀歐洲小說，唱外國民歌和文革前“老歌”，都是在精神和情感上向人文傳統的“迴歸”。有年夏天“掛鋤”期間——我們那兒管秋收前的一段空擋叫掛鋤：地裡沒什麼活可幹了，就等著莊稼的最後成熟——我和一個在雁北大同縣插隊的中學同學一起去找在內蒙古錫林郭勒草原插隊的同學玩。在那兒我們聽說，內蒙古很多老鄉家裡都有手搖唱機和唱片，文革初期“破四舊”，並沒有掃蕩到這裡。一天兩個北京男知青在一個蒙古包聽到了久違的《讓我們蕩起雙槳》，當下兩個漢子不能自已，相擁痛哭失聲。 我聽了淚水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復。過後我想，為什麼一支童真的歌曲，會在我們這一代人心中引起如此劇烈的震盪？因為它喚醒了我們童年善良和美好記憶，撫摸了我們因為文革變得粗糲的心靈，激起了我們心中的溫情和傷感。用一個“老三屆”的話講，咱們這代人對《讓我們蕩起雙槳》有戀母情結般的情感。其實嚴格地講，這首歌最初是為比咱們大七八歲的人寫的。它之所以成為咱們這代人的歌，是因為咱們和它有著“失而復得”、一言難盡的關係。 話又說回來，我們當時那麼做也是“逃避現實”。讀托爾斯泰、司湯達，聽美國之音、BBC，唱拉丁美洲情歌，所有這些和我們的日常生活一點兒“不搭界”，這樣做是不是也表達了我們對得不到的東西的嚮往？有一年夏天我們去離村裡二三十里路的南山玩。一路上野景怡人，有個男生說：“咱們是澳大利亞旅遊團。”大家聽了哈哈大笑。“澳大利亞”遠在天邊，“旅遊”是多麼奇怪的概念！人有時候得在想象中生活一下，就像我們隊的小後生想象城市裡的生活一樣。 1969年美國人成功登陸月球。這條訊息和一幅小照片登在《人民日報》一塊不顯眼的位置上。別人看完了報紙，隨手扔在我睡覺的炕蓆上，我也拿起來看了看，當時沒有特殊的感觸。世界上發生的絕大多數事情，都和我們沒有什麼關係。很多年後，我看了一部當年的紀錄片，裡面美國宇航局的地面工作人員歡喜若狂、相擁而泣的鏡頭也感動了我。這時我想起來，我那時正每天頭頂太陽、背朝黃土在修理地球。 如果讓我用一個詞來形容近代中國人的生存狀況，我會想到“苦難”。由於在農村那幾年的生活，“苦難”的感覺變得真切，因為我自己也嚐到了點兒，雖然沒有那麼深，也沒有那麼久。如果我讀到什麼東西和這個題目有關，就能引起我深深的共鳴。沒有插隊那幾年，我不會是今天的我，我的情感會很不一樣。“人民”對我不再是抽象的概念，他們是我曾經朝夕相處的鄉親。直到今天，提起上河西我會脫口而說“我們上河西”。無論走到天涯海角，我知道在中國有一個村子是“我的”，這使我感到我的雙腳踩在大地上。我初到村子的時候18歲，離開時23歲。從年齡來講，我一生最寶貴的青春年華是在上河西度過的。 一方面這樣的經歷給了我安身立命的根基，另一方面我又不願意永遠呆在農村，這就是矛盾。在村裡的頭兩年，我眼見親手種的幼苗長成莊稼，感到由衷的自豪和喜悅：這是用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來的財富。但後來年復一年，日出日落，重複同樣的勞動，生命好像停滯了，浪漫的情懷逐漸消失，我在心裡常常問這樣的日子何時是頭？ 在農村待的時間越長，我對學習的渴望就越強烈，到了不可抑制的地步，好像什麼東西在心裡燒，讓我焦躁不安。1972年曾經有過一次上大學的機會，那時大學剛剛開始恢復招生，一位北京大學的招生老師來到村裡，認真召開了兩個會：貧下中農代表會和知青會。兩個會都推薦了我。我們隊的老漢推薦我是看我幹活“實誠”；知青們很實際，誰家問題解決了誰就走，我父親那時已經“解放”了。我滿心歡喜，終於又能上學了！沒想到最後發通知的時候，別人的都來了，就是沒有我的。 我風塵僕僕走了30多里路到縣城去了解情況，沒人告訴我是為什麼，我只好專程回北京找北大的那個招生老師。他說：“是因為你的日記。”我一聽完全蒙了，“我的日記”？！後來才明白，文革時我父親部門抄我們家，順手拿走我的日記，我居然多年來毫無察覺。這本日記被我父親的“專案組”做了一個“反動日記”的“結論”，跟著我來到山西，和我的檔案一起放在公社辦公室，在關鍵時刻“浮出水面”，成為我那年沒能上成大學的原因。後來我父親多次跟我說，若不是他在抄家前早已把最“尖端”的部分撕掉，我有可能因為這本日記而坐牢。 1973年政治氣氛比較寬鬆，有中央檔案說要清理檔案中的“黑材料”，這本日記才被從檔案裡拿出來退還給了我。我拿在手裡一看，它不知被多少陌生人翻閱過，上面有髒兮兮的手印，還有劃的紅線和夾的紙片。這本日記不光寫著我在文革初期對中國政治的看法，還寫著我在十三四歲少女時朦朦朧朧的感受。拿著這本日記我突然覺得它很髒，像一個久不見面的被人強暴了的老友，後來我覺得被強暴的就是我自己，我在心裡用了“強姦”這個詞。我請媽媽把它收起來，再也不想見到它。 日記的問題解決了，1973年夏天我又爭取上大學，那一年我走成了。臨走之前我去找村團支書，他是我們隊的大後生，叫“布鎖”。我說，布鎖，我要入團。布鎖給了我一張申請表，我填好了交給他，就算入團了。團組織平時沒有在何活動，要不打聽我都不知道老實巴交的布是書記。要回城了，我隱約覺得需要一張“團票”，後來我發現我的直覺是對的，這個做法太有必要了。 這時候村裡知青差不多都回城了，偌大的知青院冷冷清清，沒有了往日的喧譁。我們一排10間屋子，開始的時候三四個人住一間，這時一個人住一間還綽綽有餘。早幾年我們在院子裡種過菜、養過豬，這時院裡長滿了沒膝的野草，一派荒蕪。走的時候隊裡派了一輛大車送我到縣城去坐火車，我一直衝著村子的方向坐著。我們村對面遠遠的有兩座大山，一座叫饅頭山，一座叫草垛山。老鄉的解釋是，“人有饅頭，牲口有草垛”，多麼實際。後來越走越遠，看不見村子了，我就望著遠方的山，心裡在想這些年來什麼都沒為老鄉做。我帶著這種深深的歉疚離開了上河西。 當時沒有想為什麼我們知青能走，而老鄉就得鎖在土地上，沒去想這其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城鄉不平等。我在外村搞“一打三反”的那年冬天，認識了村裡的小學教師。他是本村人，很聰慧，我們很談得來，分別的時候兩人都覺得有一些話沒有說出來。我感到一種很朦朧的東西，觸到內心深處，我對村裡那些“門當戶對”的男知青沒有那樣動過心。後來他專程到北京看過我，那時他已經結婚了。我們的情誼是註定沒有結果的。說到底，我們不屬於同一個世界，中間隔著深深的鴻溝。 90年代我曾兩次回村。第一次是自己回去的，第二次是和幾個同村知青一起回去的。高典老漢已經不在了，高典老人得了中風，行動不便。第一次回去是搭便車，在村裡待的時間很短。在短短的時間裡，高典老人的孩子們七手八腳，端出了一桌有模有樣的飯菜，有餃子，有熟肉，甚至還有啤酒，這在當年完全不可想象。高典老人家在村裡屬於中下等收入，看起來老鄉們的生活水平是普遍地提高了，有的家庭甚至有了電冰箱和電視機。也見到了“老懂”，他已經從後生變成了老漢。他文縐縐地對我說，“你回到第二故鄉了”，弄得我眼眶發熱。問起來日子過得怎麼樣，他說：“我們生活在石器時代。”我聽了有些驚訝：為什麼老懂會這麼說？要說“石器時代”，我們在的時候離那兒更近呀。後來我反覆琢磨，是不是因為比較的引數變了：當年僅僅跟幾里外的鄰村比，現在開啟電視一看，美國人、歐洲人過的什麼日子！再看看自己，就成了“石器時代”。 又過了幾年，我第二次回村。那次和別的知青一起在村裡住了幾天，發現村裡變成了“動物世界”，滿村跑的雞、鴨、鵝和大牲畜，到處是它們的糞便和飲水的水塘，人沒有下腳的地方。老鄉致富的主要手段是養奶牛，8裡外的山陰城建了個奶粉廠，生產“古城牌”奶粉，據說在北京都有賣的，廠裡每天早上來人到村裡收購鮮奶。富裕的人家養著七八頭奶牛，他們住的房子高大寬敞。村裡到處都是新建的房屋，東一處，西一處，似乎毫無規劃。原來村裡還有個可以被稱做“社群中心”的地方，在“呂祖廟”的附近，是一片空曠的場地，有個舊戲臺，開個會、看個露天電影什麼的都在那兒。下了工，如天色還早，有些男人也喜歡到那兒圪蹴，抽袋煙，說說話；待嫁的女兒們，也會在那兒來回走走，炫耀她們的新衣。現在在村裡轉來轉去，不但找不著下腳的地方，也找不著“中心”了。原來大隊有個辦公室，裡面有部手搖電話，還有過期的報紙，聽說現在村裡連個辦公室都沒有了，村委會還欠了村民們好幾萬塊錢。但村支書家很排場，不睡炕了，裡屋擺著一張漂亮的席夢思床。我們幾個開玩笑，說是三星級賓館的規格。村裡“先富起來的”有兩種人：幹部和“能人”。 我們到當年的知青院去“憑弔”。院牆已經不見了，10間屋子只剩下兩間，恰恰有我曾經住過的一間，東倒西歪，破敗不堪。俱往矣。 多少年後，考古工作者如果想找尋20世紀六七十年代“插隊知識青年”的物質遺蹟，恐怕會有難度。上山下鄉的“大潮”退去之後，“沙灘”上留下了些什麼？我們的“非物質遺產”呢？ 當年的大隊長老蔣，現在一口牙沒剩下幾顆。老蔣中專畢業，三年困難時期返鄉，是村裡的知識分子。他說每次報上刊登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單，他都在上面找上河西知青的名字，覺得男生裡面一定會有人當上了大官。並沒有。 老蔣一直把我們送到縣城岱嶽。在飯館吃飯時他喝醉了，說了很多話。他大罵現在的村幹部，說他們欺上瞞下，貪汙腐敗，一點兒也不給老百姓辦事。還說分田到戶的小農經濟已經走到頭了，再走下去，從生產到生活也不會有太大的提高。從他的話裡，我感到他對“共同富裕”的理念還有一份執著。他希望我們對村裡下一步該怎麼辦出出謀、劃劃策。沒有一個人接他的話茬兒。 老蔣又跟著我們到了火車站。火車開動了，站臺上只剩下老蔣一個人，他向我們擺手道別，他單薄的身板離我們越來越遠。和1973年離開村子時一樣，我感到深深的歉疚。 我們回村找尋的，是自己逝去的青春。我們並不真正關心在那塊土地上生活的農民和他們的命運。說到底，還是兩個世界。
本文選自《動盪的青春：紅色大院的女兒們》，葉維麗、馬笑冬／口述，葉維麗／撰寫，新華出版社，200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