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的擴建顯然是一件複雜的工程，此事絕不一項單純的建築專案，而是重大的政治決定。北京是全國的政治中心，天安門則是北京作為政治中心的象徵符號，故而，天安門廣場如何擴建，是中共中央極為關注的——中共希望透過新的廣場，一方面確立其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宣示國家獨立自主的路線，尤其是1958年全國進入“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和中蘇關係變壞之後，中共更要利用擴建的廣場來宣傳中國人要走自己的路。同時，天安門的擴建也引起不少爭論：舊有建築物（例如東、西紅牆和中華門）的去留問題；廣場周圍建築物的規模；廣場的大小以及廣場的性質。
擴建工程涉及很多蘇聯專家的參與，並且中蘇兩國專家對於擴建廣場的不同看法。目前中國大陸有關近代北京建築史的書，對於蘇聯專家是否參與1950年代新首都的城市規劃，及其後的天安門廣場的擴建工程，如非避而不談，就是語焉不詳。這自然是由於1960年代初中蘇交惡之後的政治轉向有關。但事實上，我們從檔案資料及訪問當事人得知，在建國前蘇聯專家就已經積極參加了這兩項相關的工作，尤其是天安門廣場的擴建。1949年建國時，在毛澤東“一邊倒”的國策下， 中國政府邀請蘇聯派遣大批專家來華支援各色各樣建設。根據統計，自1950年至1956年這一段時間內，蘇聯派到中國的專家就有5092人之多。
這些蘇聯專家的參與，引出了幾個重要的問題：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包括有關廣場的大小和性質等重要的問題，有多少是受蘇聯專家的影響？天安門廣場的規劃和莫斯科紅場的規劃有何不同？天安門廣場究竟有多少中國的特色？中共希望透過這個巨型廣場表達一些什麼觀念？
建國之初，中共對於城市規劃可以說是毫無經驗，所以包括重建首都這樣重要工程，自然會依賴蘇聯盟友的支援。 1950年代初，北京市委一再承認“我們深感必須學習蘇聯在城市建設方面的先進經驗”。 一開始，中國建築師對於蘇聯的城市設計就十分欣賞，尤其佩服蘇方有條不紊的總體規劃。梁思成一直重視城市發展的整體性，所以非常欣賞蘇聯的中央統籌方法（但卻忽略了其背後的政治控制）。梁在1953年5月訪問蘇聯後，盛讚蘇共中央委員會於1935年公佈的改建莫斯科總體規劃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檔案”。梁認為這個計劃“要求建築師把一個城市作為一個由無陣列成部分綜合起來的建築整體，既要照顧到勞動人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又要照顧到建築物及其環境的藝術處理”，它更表現了“社會主義的內容”，建造了不少文化宮、少年先鋒宮、工人俱樂部和集體農莊俱樂部等。總體而言，梁說這個計劃是“把斯大林對人類的關懷的思想，貫徹到整個規劃和設計的細節中。”梁非常欣賞莫斯科發展的整體性，尤其是佩服這個規劃把莫斯科分為13個設計區，例如從列寧山上的莫斯科大學到蘇維埃宮的莫斯科西南區（即第3區）的設計，用梁的話說，是“相輔相成”，有極大的“一致性”。 梁在訪蘇回來後寫的報告中，不時用上“統籌”、“組合”這些字眼來形容莫斯科的城市規劃經驗，這自然和他希望把北京發展成一個整體和諧的城市有直接關係（包括保護舊城、少拆除城牆和牌樓等）。蘇聯專家強調組織及分工，尤其是主張成立不同的專責委員會進行工作，這種建議，對中國影響甚大，1951年8月，都委會開常委會時，決定成立道路、園林、河湖3個專門委員會來統籌擴建。
不過，雖然中國專家受到蘇聯方面的影響，但後來在有關擴建天安門廣場的工程上，雙方還是產生不少爭論和分歧。
來華的蘇聯專家之中，直接或間接參與北京城規劃的第一批人是市政專家巴蘭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稍後又有另外一些專家被邀參加工作，1950年代初，比較有影響力的是穆欣（另譯為莫欣、莫辛及摩亨）和巴拉金這兩名城市規劃專家。建國初年，因缺乏經驗，中共並沒有一個機關來作通盤籌劃及協調蘇聯專家的工作。至於如何聘請，很多時候是由不同單位因個別需要而自行提出申請，結果部門與部門之間，缺乏協調和溝通，常生混亂。例如巴蘭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是由北京市政府負責聘請的，而穆欣和巴拉金則是由國務院外國專家局負責招聘；穆欣被分派至國務院的建築工程部，而巴拉金則被派到國務院管轄的城市建設總局。北京市政府因為在規劃方面沒有經驗，需要找蘇聯專家來幫忙，知道國務院請來了兩名城市規劃專家，便向國務院提出申請，借用外國專才。
穆欣和北京市的城市規劃家有不少合作，與清華學者梁思成也有接觸。梁氏特別欣賞穆欣提出的五點意見，認為值得中方借鏡：建築要符合斯大林所提的“對人的關懷”；要視建築也是一門藝術；要重視建築的民族性；要明確認識到建築和都市計劃有其重要的思想性；以及建築需要有整體性。在民族性方面，穆欣在中國大力提倡斯大林的“社會主義內容，民族形式”的政策，認為中國要致力建造富有民族傳統風格的建築物。 有關北京城市中心的問題，穆欣以蘇聯的經驗提出了一些看法：“在大城市中，行政社會機關數目很多，事實上難於集中在一起，因此必須有幾個中心，但也有所謂‘總中心區’集中一切重要黨政機關及市內重要機關。……從規劃上來考慮中心區；中心區首先是一個大廣場，周圍有大建築。或幾個商場用大路聯絡之，每個中心要代表建築藝術，是城市的骨幹。” 穆欣的看法與巴蘭尼克夫和阿布拉莫夫沒有多大分別，所不同的是他特別重視建築的藝術性，這點和一向強調建築藝術的梁思成的看法相同。穆欣主張保留北京的舊城牆， 與梁思成的看法也不謀而合。
另一專家巴拉金也被聘請來協助北京城的設計。巴拉金雖然欣賞北京傳統的中軸線的設計，但並不認為中國人視之為神聖的中軸線不能修改。有一次與中方專家討論時，巴拉金用鉛筆畫了一條線，把中軸線從原來最北端的鼓樓和鐘樓穿過去，繼續向北移。這個舉動把中方專家嚇了一跳，根據城市規劃家李準的回憶：“巴拉金拿了支鉛筆，畫了一條線，就叫‘中軸線的延長線’。這個畫得可厲害呀！過去我們想都不敢想”。“有些人覺得，城牆不能動啊，文物要保護啊，你把城牆拆了，一直伸延過去，一直到〔現在的〕北四環，南邊畫到南四環。這個變化是厲害的。從規劃來說，這個手法是很厲害的，而且很好！” 巴拉金這些新穎的想法，打破了中國傳統的觀念，引起了注意。假如要延長中軸線，牽涉的問題便很多，包括要改變傳統的思維，在當時必然會非常困難。所以巴氏的建議，當時只算是一些新鮮的意見，不過已令中方專家大開眼界。1950年代初，對於北京城的規劃，穆欣和巴拉金二人的確產生了一些觀念上的影響。但因為他們都是向國務院借過來的，來華的時間又受到限制（例如巴拉金，每星期只來一次）， 故參與北京城規劃的時間比較有限。
1955年2月，北京市成立都市規劃委員會（簡稱“規委會”，又稱“市委專家工作室”），取代原來的都市計劃委員會。新的委員會名為“規劃”，而非原先的“計劃”，顯然是希望把以後北京都市重建視為一項更有統籌、組織和有專業性質的工作。同年4月，北京市政府聘請了第三批蘇聯專家來京作為“顧問”，“進行總體規劃的研究和編制工作”。 在都市規劃委員會主任鄭天翔的領導下，這批專家展開了比以往更全面更大規模的城市規劃工作，其中包括重要的天安門改建工程。
這批專家一行九人，各有專長，包括組長、規劃建築師勃德列夫、規劃專家茲米耶夫斯基、城市設計專家阿謝耶夫、女經濟學家尤尼娜、公共交通專家斯米爾諾夫、上下水道專家雷勃尼科夫、煤氣專家諾亞羅夫、供熱專家格洛莫夫和建築施工專傢什拉姆科夫等人。這些專家分批於1955年4月及7月抵達北京，彭真市長親自接待。聘約初定為兩年，後來因為中方需要，有些專家還續了約（例如勃德列夫），而且因為來華的時間比較長，有些還攜同妻子前來（例如阿謝耶夫）。 專家們於1957年底在合約期滿後回國。這批專家，在蘇聯本土並非全是頂尖的人物，但都有相當豐富的工作經驗，例如勃德列夫曾任莫斯科總體規劃學院建築規劃工作室主任，茲米耶夫斯基是莫斯科總體規劃的技術負責人，而阿謝耶夫曾任莫斯科設計院建築施工組領導人。
中方為蘇聯專家制訂了相當緊密的工作時間表（包括學習中文），兵分數路，分開總圖組、市政組、交通組、力能組（有關供熱系統）和設計與建築組等方面，為改建北京城定下一個全盤的策略。關於天安門的規劃，亦是這批蘇聯專家的要務之一。專家組來華的第三天，行裝剛卸下，鄭天翔即陪同他們“沿著南北中軸線計劃，觀察全市面貌，曾上了景山、鼓樓、天安門，並看了前門。” 從這批專家的名單中，可以看出組長規劃建築師勃德列夫、規劃專家茲米耶夫斯基和城市設計專家阿謝耶夫是參與天安門廣場規劃的主力。但這三人之中也各有分工，例如勃德列夫和茲米耶夫斯基專注於制定北京城的規劃總圖，而阿謝耶夫（施工專傢什拉姆科夫加以協助）則負責具體設計工作。他們還不時在規委會講課。根據一項不完全的統計，從1955年至1957年，蘇聯專家共講課約216次。後來整理出來的部分講稿就有17冊，超過150萬字。這些交流，中方承認“對培養城市規劃、城市建設幹部，提高業務人員的理論、技術水平有很大的幫助。”
都市計劃委員會在1950年至1954年做出的15個天安門廣場改建的方案中，廣場的面積都較小，而且沒有改變傳統T字型的設計。1955年新的都市規劃委員會請來的這批蘇聯專家提出10個新方案。新舊方案有顯著的分別：一是取消原先方案中廣場有高大建築物的構思；二是規定廣場周圍的建築，高度一般不超過天安門；三是保留原來的天安門（原皇城的正門）和正陽門（原內城的正南門）。
小心分析一下，我們不難看出蘇聯專家的靈感，大部分是來自莫斯科的近代城市發展模式，尤其是1935年改建莫斯科的總體規劃。1949年巴蘭尼克夫所作的有關北京市發展計劃的報告中，已不時提及莫斯科總體規劃對於蘇聯城市發展的重要性，他也大多以此為藍本來考慮北京城的發展。 1955年來華的第三批蘇聯城市規劃專家更加熱中於推介這套莫斯科的發展模式，勃德列夫就是其中之一。勃德列夫不止一次地在規委會會議中，介紹莫斯科的總體設計。梁思成非常欣賞莫斯科的這次重建。1953年11月北京市委發表的改建北京市草案，也以此為藍本。
1930年代莫斯科改建並非簡單的城市建設，斯大林改造莫斯科有著明顯的政治目的：他不僅要將蘇聯首都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聖城，而且要成為最現代化的國際城市，令世人嚮往，要萬邦來朝。這一點從紅場的重新規劃可以清楚看出來。
誠然，1930年代莫斯科改建的總體規劃，在蘇聯近代史上影響甚大。1935年，在斯大林的同意下，由城市規劃家謝苗諾夫及建築師切爾尼紹夫統籌莫斯科總體規劃工程，對蘇聯首都進行大規模的改造。這個改建是基於保護莫斯科的傳統中心結構，把首都發展為最現代化的城市。其總體設計仍然以克里姆林宮為核心，基於莫斯科城傳統的蜘蛛網形的設計，來進行輻射環形式的重新規劃。總體規劃有幾個要點：第一，居民最多為500萬人（1935年莫斯科的人口是360萬人），不再擴充套件工業以免引入大量工人；第二，重建交通網，擴寬主要道路，建設地鐵和增加鐵路運輸系統；第三，擴大城市的面積，把全市劃分為居住、工業、文娛等13個區，以後區與區之間的發展要從一個整體方案來設計；第四、大量發展綠化帶；第五、把市中心的紅場擴大一倍。
莫斯科改建構想之大，使人聯想起19世紀中期法國建築師侯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重建巴黎那樣的大手筆。這項工程，把法國首都發展成為一個以康莊大道、流暢的交通網路及莊嚴的紀念建築物林立著稱的世界名城。這次蘇聯首都的改建計劃，在國外（例如，二次大戰後英國建築家阿伯可隆比重建倫敦時曾借鑑此經驗）及國內（蘇聯衛國戰爭時，國內已有300座城市依照莫斯科的規劃而改造）也有深遠的影響。 1930年代莫斯科改建並非簡單的城市建設，斯大林改造莫斯科有其明顯的政治目的：他要將蘇聯首都發展成為不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聖城，而且也是最現代化的國際城市，令世人嚮往，要萬邦來朝。這一點從紅場的重新規劃可以清楚看出來。
紅場的改建是莫斯科總體規劃的重點專案之一。事實上，近代紅場的改造並非自1935年始。1930年建築師舒舍夫以花崗石和大理石在紅場的中心建成一座永久的列寧墓（與克里姆林宮最高蘇維埃大樓的穹頂同在一條軸線上），以取替1924年先後建成的兩個列寧墓的木構設計，紅場立刻成為永久的社會主義革命聖地。列寧墓上還加建了黨和政府領導人的檢閱臺，作為五一勞動節及十月革命閱兵巡禮之中心點，成為萬眾矚目之處。1935年之前，斯大林已經拆除紅場北端的舊城門，以便讓遊行隊伍和檢閱部隊可以從拓寬的高爾基大街（現名特維爾斯卡亞大街）暢行無阻地越過剛建好的馬涅斯廣場進入紅場。1935年後開闊了馬涅斯廣場的空地，使紅場的空間向外伸展。
莫斯科改建的總體規劃之一是打通了走向紅場的主要幹道，尤以改建北邊的高爾基大街的工程最引人注目。負責這項工程著名建築師莫爾德維諾夫把原來街道上的不少教堂拆除，沿街增建新大樓，並且大事擴寬路面（從16至18公尺擴寬至48至61公尺）。 高爾基大街的改建，明顯以紅場為核心，把莫斯科的主要幹道連線起來，連成一體。改建後的新紅場和克里姆林宮不單是莫斯科城的中心，更是全國的中心。它既象徵蘇維埃政權的所在地，也是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總指揮台，慶祝五一及十月革命的大型巡遊及閱兵儀式均在此隆重上演。用斯大林的親信卡岡諾維奇的話說：“我的藝術觀點是要求莫斯科6個區的巡遊隊伍同一時間湧入紅場來。”
在蘇聯專家的協助下，改建後的天安門廣場有不少紅場的特色。這樣既達成了中共中央把天安門廣場改造成政權的儀式中心的意願，也符合了把行政中心設在舊城的原意。雖然北京和莫斯科的基本城市設計不同（前者是品字形，後者是蜘蛛網形），但都是以單一軸心的概念來發展（前者是故宮和天安門廣場，後者是克尼姆林宮和紅場），故蘇聯專家以紅場的概念來改建天安門廣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中共領導人並不願意把中國的廣場改建成為“紅場第二”，跟著別人後面跑，而是希望把天安門廣場改建成為有自己特色的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