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士兵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手記中常有這樣的記述：“因為是命令”，強烈的從屬意識成為日本士兵進行戰鬥和屠殺的精神動力。在上級下達的屠殺令下，大多數的日本士兵失去了自身的價值判斷能力，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殺人犯，而是把自己當作是實現國家目標的愛國者。

在南京，日軍屠殺的手段異常殘酷，凡一個殺人狂所能想得出的最殘酷的殺人方法，日軍幾乎都使用了。從這一點判斷，日本士兵絕不是簡單的殺人工具。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軍部隊主要是朝香宮指揮的上海派遣軍和柳川平助指揮的第10軍，這兩支軍隊計程車兵普遍存在厭戰情緒，不少士兵甚至有復仇心態和不正常的變態心理。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日軍第10軍曾在華北連續激戰，人員傷亡甚巨。有些師團的兵員多是未經教育的補充兵和被迫趕赴戰場的預備役士兵，戰鬥素質和紀律性都不強。由於在出徵之前，他們已被告知佔領上海後便送他們回國，所以在佔領上海後，整個第10師都不願久戰。但是，南京戰役的打響使得回國成為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失望、不滿情緒在部隊中蔓延，官兵中產生了非常嚴重的厭戰情緒。惱怒在心成了一種發狂的狀態，為了激發這些部隊計程車氣，日軍指揮員們便縱容搶劫、屠殺、強姦等暴行，以此來發洩士兵的不滿情緒。

曾參加南京作戰的日軍第16師團第20聯隊士兵增田六助回憶說：“在攻擊南京過程中，中隊不斷地出現傷亡。這些人都是熟悉的年輕同鄉，也有些是親戚、堂兄弟或是同胞兄弟。我的弟弟在中國戰場戰死了。所以我一看到中國人，就想到這是弟弟的敵人。”

一個被徵召的下士寫道：“燒、搶、殺這類事，可以這樣說，它是被各種紀律捆得死死的軍隊任務當中，個人單獨行動能夠允許的最寶貴的‘自由’時間。”

帝國主義教育

採用恐怖手段，迫使中國屈服是日本軍國主義在全面侵華戰爭中的既定方針。1937年8月15日，日本政府曾發表“膺懲暴支”的宣告，其方針是：用暴力手段消滅中國的抗戰意志，殲滅、破壞和殺戮中國軍隊。在攻打南京時，日軍以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的名義，向所屬各部隊下達了“應全部殺掉俘虜”的命令。

在軍國主義的多年薰陶下，殺人變得簡單起來。當年曾經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本士兵，第114師團重機槍部隊一等兵田所耕造介紹說：“那時我在下關，用鐵絲網上拆下來的鐵絲，把抓住的人每10個捆在一起，推成‘井字形’的垛，然後澆上油燒，這叫‘捆草袋子’。簡直和殺豬一樣的心情。幹這這樣的事，殺人就算不上什麼了，司空見慣了……”

日本戰犯山岡繁這樣描述他所接受的軍國主義教育及其形成的可怕的精神狀態：“當時，我們對日本民族保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而對其它民族採取蔑視態度。還有一種殘忍的武士道精神，把殺人當成英勇行為，並從崇拜天皇的極權主義出發，產生了非人道的思想，即對強者、掌握權力的人絕對服從，對弱者、不掌握權力的人使之服從……”

戰後，一些日本下級官兵談到他們接受軍國主義教育後產生的種種可怕的精神狀態時說：“那時認為中國人是螻蟻之輩。我們接受的教育就是這樣，殺死螻蟻之輩，還會受到良心的譴責嗎？”

東史郎在日記中記載了奔赴戰場之前與親人告別的情景：“我的養母哭著和我分手，她希望我活著回來，她求我活著回來。我的生母笑著和我分別，談話冷靜，並激勵我毅然赴死。”東史郎的養母住在農村，孤陋寡聞，生母住在城市，見多識廣。可見教育程度越高，受軍國主義毒害就越深。東史郎生母所代表的當時的日本國民的精神構造反映了軍國主義法西斯強化教育的惡果和極端的欺騙性。

正如東史郎所說：“軍國主義思想武裝的日本軍隊沒有人類的愛，沒有人道主義。”侵華日軍之所以置人道主義與國際公法於不顧，悍然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其根源就在於日本明治維新後推行的軍國主義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