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奶奶都感染新冠了，爸爸媽媽也不在身邊，只剩下我，我還不如去死。” 這是一個青少年的求死訊號，被樹洞機器人抓出來後，志願者心頭一陣緊張。

“今天核酸檢測結果陽性，塵埃落定，終於確診了。”

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生前最後一條微博留在了上個冬天。從那之後，這條微薄下面成了一個“樹洞”，無數人把自己的煩惱和憂愁寫在那裡。

李文亮醫生的微博

除此之外，還有一群人在密切觀察這個“樹洞”。

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干預、疏導，並且守護因新冠疫情產生脆弱心理的人們。最重要的是，他們要用AI阻止人們自殺。

一個人說，“這是今年看過最難過的故事了。”機器人將其痛苦指數定為6級，自殺風險2級。

另一個人說，“你的預警沒能過早警醒大家，你的離世帶給我們無數悲憤、傷心。”機器人將其痛苦指數定為8級，自殺風險為3級。

“樹洞行動救援團”由荷蘭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人工智慧系教授黃智生髮起。近兩年來，他一直專注於人工智慧對中國國內的自殺干預。

2月6日，黃智生結合以往抓取自殺資訊的AI技術，開發出了一款疫情監控機器人，它不僅抓取李文亮醫生微博下的求助資訊，也在關注“肺炎患者求助超話”下人們的訴求。

新冠疫情期間，改良版的疫情監控機器人，總共為400多名求助者提供了資訊渠道，和重症心理干預及治療幫助。

機器人還要做的一個事情是，及時發現那些因新冠疫情產生輕生念頭的人，再及時告知志願者，實施救助。目前，救援團已組織起600多名志願者，遍及全國各省市。

“爺爺奶奶都感染新冠了，爸爸媽媽也不在身邊，只剩下我，我還不如去死。” 這是一個青少年的求死訊號，被機器人抓出來後，志願者高玉軍心頭一陣緊張。

高玉軍的另一個身份是武漢科技大學附屬天佑醫院精神衛生科副主任醫師，新冠疫情期間，他接手了樹洞機器人抓出來的中重度抑鬱症、精神疾病患者心理干預工作。

那段時間，高玉軍每天凌晨兩三點都還會接到電話，都是向他諮詢心理問題的人，這讓他幾乎整夜都睡不好。

所幸，那個求死的少年，最終被樹洞救援團的志願者勸回來了。

一個“樹洞AI”

黃智生的靈感來自於南京抑鬱症女孩“走飯”。

2012年3月17凌晨, “走飯”上吊自殺。第二天，她生前定時的時光機發出微博，“我有抑鬱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沒什麼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離開。拜拜啦。”

“走飯”自殺後，她的微博成了有輕生想法的人吐露絕望情緒的“樹洞”。

世界衛生組織統計，目前全球範圍內大約有 3.5 億人患有抑鬱症。中國抑鬱人數已超過 9500 萬人，每10個人中就有1人飽受抑鬱症的折磨。抑鬱症已成為產生自殺傾向的最大誘因。

如果人工智慧能夠阻止具有自殺傾向的人，避免他們走上絕路，在黃智生看來，那將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一個畫了卡通塗鴉的小樹洞

自2018年7月起，樹洞機器人001號誕生了。

機器人每天定時從網路“樹洞”中抓取資料，進行智慧化分析，生成對應的自殺監控通報，併發給“樹洞行動救援團”採取相應的救助行動。

樹洞機器人現已運行了2年多，現在的版本已迭代為013號，能夠自動剔除99%的無關資訊，對自殺風險判別的準確率平均達到83%。

抓取—分級的核心技術有賴於“知識圖譜（Knowledge Graph）”，它覆蓋了自殺方式、自殺計劃、痛苦表達、時間描述、地點描述、悼念模式等相關概念描述，用邏輯推理的方式推導句子中的概念。

但跟“走飯”不同，李文亮微博下，每天只有5-10條與自殺相關的資訊。

“走飯樹洞下每次都會發現50-60個有自殺傾向的使用者。”黃智生說，囿於人力物力所限，樹洞救援團並不能援助AI抓取出來的每位有自殺傾向的人。

黃智生和志願者們不想、也不敢發現更多有自殺意念的人，“如果發現他們有危險，但是沒能力去提供幫助，我們的心裡更痛苦。所以，每天能救的最多隻有3個使用者。”

3289次自殺

AI抓取並將樹洞中擁有自殺風險的使用者分類，只是第一步，透過“蛛絲馬跡”鎖定輕生者所在位置，才是樹洞救援團干預的關鍵。

為了拯救一個輕生者，樹洞救援團會派出5-6名志願者成立一個救援小組，聊天、談心，有時候也會幫助他們解決經濟困難，直到輕生者放棄自殺念頭。

救援小組的平均陪伴時間是2-3個月，最長的已經堅持了2年。但是，救回來一次不等於輕生者不會再次自殺，有很多輕生者多次想要結束生命。

去年5月，雲南女孩艾麗感情受挫，產生了自殺念頭，與樹洞救援團談了2個月的心之後，再次坐到了十幾層的樓頂。

“感謝你們這兩個月的陪伴，我實在堅持不了了，我要走了。”艾麗在群聊裡發了一張露出雙腳的照片，掉下去就是萬丈深淵。

看到照片，黃智生急了。儘管樹洞救援團與艾麗溝通了兩個月，由於隱私問題，大家都沒有問過艾麗的真名、住址，僅憑一張照片的資訊量，更不足以報警。

很快，群裡一名來自上海、正在雲南培訓的志願者，把資訊發給了雲南當地朋友。他們最後根據照片背景定位，那裡是雲南省嵩明縣的某樓盤，照片背景中的山是邱啟山。

地址確定後，樹洞救援團以最快的速度通知了當地警察，艾麗被救下了。

“如果想自殺還給外界留資訊，那可能是她最後一次呼救。”黃智生說。

到2020年9月底，2年多以來，樹洞機器人與樹洞救援團共阻止了3289次自殺行為。

病恥感

每一個輕生者的痛苦各不相同。有原生家庭的陰影；有的陷入詐騙、網貸等經濟困境；或遭到隱秘的侵害，比如被強姦、被校園霸凌；有的罹患精神疾病……

一旦輕生者承受不了壓力，就會崩潰，再次出現自殺的念頭。

病恥感是輕生者的主要症狀，他們害怕遭到周圍人的歧視，他們不會與周遭熟人談論內心情況。

楊冰香漸漸發現，樹洞機器人只是解決了線上技術方面的問題，線下救援的自殺干預仍然很難勸服當事人及其家屬。有時候，多次自殺的輕生者會將這種絕望的情緒傳染到家人身上。

機器人判斷其自殺風險為10級，正在進行時。

訊息一出，楊冰香立刻加入了救援團中。經聊天發現，阿言位於武漢市，曾罹患產後抑鬱症，後發展為雙相情感障礙，她說自己多次出現妄想症。

幾位志願者綜合阿言釋出的各種資訊發現了她曾就診的資訊，推測出了她的真實身份。更要緊的是，志願者在聊天中發現，阿言曾4次服藥自殺未遂，被當地警察救下過3次，她的網上約死經驗豐富，沉迷於割腕。

楊冰香帶著幾位志願者，進一步確定她的居住地後，準備報警阻止她自殺，但卡在了阿言的家人身上。家裡人態度很明確：她已經多次自殘，由於經濟因素和隱私，他們不願意將阿言送到醫院治療，寧可在家中看管。

當時阿言已經在房間裡開始燒炭了，最後所幸被搶救回來。直到醫院考慮到阿言一家情況，減免了大額治療費用，家人才勉強同意送她去醫院治療。

“為了協調救援阿言，小群裡的人越拉越多。當時衛生部門、醫院、街道派出所、社群婦聯等負責人都進群了。”楊冰香回憶阿言的故事，再次深感重度抑鬱症患者救援的艱難，21個人，差不多花了整整一天半才結束救援。

界線

樹洞救援團曾救助過的1000多個人裡面，有8個人最後還是選擇離開了。

每當這種訊息出現，幾百人的大群總會陷入一陣沉寂，志願者的心裡也隨之“咯噔”一下，而他們剩下能做的，只有給逝者家人送去些許溫暖。

樹洞救援團在救援輕生者時，一直遭遇這樣的悖論：長期陪伴輕生者，心理諮詢師和志願者一旦和他們建立了情感聯絡，就不希望這些人“離開”；但為了挽救他們的生命，有時候卻不得不要暴露對方的隱私。

有志願者透露，他們在拯救瀕臨自殺邊緣的輕生者時，站在“共情”的角度，也會“假扮”同樣患有重度抑鬱症的患者，或者“混”入約死群，成為一同上路的小夥伴。

為了救援，志願者在取得輕生者信任後，選擇報警救人，與此同時必然暴露輕生者的具體資訊。

其實，2017年Facebook透過掃描使用者的文字和圖片資訊，分析使用者是否有“自殺傾向”的功能，也曾遭到過精神專家和歐盟方面關於隱私的指責，迫於壓力Facebook並未在歐盟區上架該功能。

樹洞救援團也曾碰到過救了8次的高中女孩，最後一次給他們發簡訊，內容是“求求你們，放過我吧。”

但黃智生和團隊成員秉持一個原則——拯救生命是最大的倫理。“如果沒有生命危險，隱私保護優先於救援；反之，救援高於隱私保護。”黃智生說。

同時，黃智生也百般叮囑志願者們，“不到萬不得已，不輕易採用報警方式，不直接給輕生者施加壓力。更多的是加強個人情感聯絡，向輕生者表達我們的關愛，並竭盡所能，幫他們解決面臨的問題。”

由於一旦報警，警方會通知當地的派出所，警車便開到家裡去了。父母通常情況下會責罵要輕生的孩子，“沒良心”“不孝”。

“這會對輕生者帶來更大的負面情緒，下一次他可能會選擇更隱蔽的手段去自殺，也不透露任何訊號了。”黃智生強調。

對於那些馬上要自殺的人，樹洞救援團會解讀他以前發的資訊，試圖找到他身邊的親人阻止其自殺。

現階段，樹洞救援行動已經跟微博網警建立了緊密聯絡，一旦樹洞救援行動在微博上呼救，微博網警也會同步採取行動，干預自殺。

困境

由於社交媒體的使用習慣，黃智生對曾經拯救過的輕生者做過一個畫像，“大多數是16歲-26歲的年輕女孩子，輕生者中的男女比例是1：3。”

這裡面並不包含想要自殺的中老年人。

黃智生承認，在社交媒體上拯救的輕生者還是以年輕人為主要物件，“中老年人的自殺干預，就我們目前的人力物力還無法做到，我希望社群能多加干預。”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危機干預研究室主任費立鵬（Michael R Phillips）多次在公開場合提到他的研究：中國69%的自殺者都是50歲以上的人，三分之一的自殺者沒有精神障礙，可是現在90%以上的研究力量放在青少年和抑鬱問題上，這部分的自殺比例只佔5%。

費立鵬是自1994年起開始關注中國自殺問題的加拿大學者，也是率先在北京回龍觀醫院創辦心理危機干預中心的人。

他認為，自殺干預在全球來看難度極大。“首先，馬上要自殺的‘高危個體’，不會讓你找到他；其次，‘高危群體’的篩選相對容易一些，但缺乏嚴謹而科學的評估方法，容易出現錯誤並造成不可彌補的後果；再次，即便確定了高危群體的風險，也可能無法提供準確有效的服務，包括倫理隱私的問題也無法解決；最後，哪怕提供了服務，還要保證服務的持續跟蹤等。總的來說，技術干預自殺，不能誇大效果。” 費立鵬在一次採訪中說。

但在黃智生看來，用AI進行自殺干預仍具有積極意義，“新冠疫情給民眾帶來了過多的心理壓力，我們觀察也發現，輕生現象直到今年7-8月份才恢復平穩狀態。”

志願者高玉軍也認為他們做的事情有價值。他至今都不能忘記，疫情初期，武漢一位初為人父的男子在封城之際，因為醫院沒有床位，無法收治，也不願回家感染家人，無奈之下跳江了。

他總感嘆，“他當時如果能被樹洞救援團‘抓住’，安慰一下，也不至於在曾經那麼繁華的長江大橋，淒涼地跳下去。”

（文中艾麗、阿言均為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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