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要為你解讀的書是《我的二本學生》，這是一所二本院校的文學老師寫的紀實作品，這個老師的名字你很可能聽過。

沒錯，這部《我的二本學生》，正是黃燈的第二部非虛構作品。在這本書裡，黃燈筆下的主角，不再是和自己有血緣關係的親人，而是她所任教的廣東金融學院的學生。2005年，她從中山大學獲得文學博士學位後，進入了這所位於廣州郊區的二本院校。此後的13年，她先後教過4500多名學生，見證了80後、90後兩代二本學生的成長軌跡。

我們知道，“二本”是中國高等院校裡的一個等級，相比於“211”、“985”和其他一本院校，二本院校往往沒有太多存在感。甚至就連“小鎮做題家”、“985廢物”這樣的自嘲，好像都是名牌大學學生們的特權。數目龐大的二本院校，雖然為社會培養了最廣大的大學生群體，但他們缺乏足夠的話語權。他們面臨著一系列真實的困境，卻被社會所忽視，黃燈的這部作品，第一次將“二本學生”作為整體來書寫，因而引起了廣泛關注。

黃燈本人也曾經是一名二本學生，她在1992年考入家鄉的岳陽大學（現改名為湖南理工學院）。當時大學還包分配，她畢業後被分配到當地一家紡織印染廠，但沒幹幾年，就下崗了。幸運的是，她經過幾個月的短暫備考，考上了武漢大學的文學碩士，此後又順利進入中山大學讀博，完成了從農村子弟到知識精英階層的飛躍。

從二本學生到二本老師，黃燈對“二本學生”這個身份有近三十年的觀察和體悟。在大學任教的這些年，她不只是完成教學任務，她還當了七年的班主任，以導師制的形式私下裡帶學生，還指導學生論文、“三下鄉”實習、“挑戰杯”專案，並隨時接受學生的諮詢和求助。更特別的是，她以文學老師的身份，給學生布置作文，讓學生書寫自己和家族的故事，這些書面文字加上多年的跟蹤走訪，讓她對二本學生有了深入的瞭解。

我們常說，一個社會的穩定性是由它的中產階層決定的，而中國現在和未來的中產階層，很大一部分都出自二本學生，因而，二本學生過得如何，直接影響著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文化的基本面，意義不可謂不重大。

第一部分

需要提前說明的是，這不是一本嚴謹的學術著作，沒有使用定量分析或引用大量理論工具。黃燈所寫的是她親自教過的學生的故事，雖然她教過4500多名學生，但是與全國數千萬的二本學生比起來，仍然只是滄海一粟。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廣東作為中國經濟總量長年排名第一的省份，廣東金融學院作為以金融為主打特色的院校，它的學生層次、就業機會在全國的二本院校裡頭肯定是靠前的。

其實，中國二本學校的生源有兩個共同特點：首先，從地域來看，二本學校的生源大部分在本省，顯然，這是出於一種地方保護，地方院校會為本省的學生優先提供就學機會，而在選拔外省學生的時候，則會在分數上有更高的要求；其次，從出身階層來看，二本院校承接了更多貧困家庭的學生，因為教育資源的差距，這些學生難以考上清華、北大這樣的頂尖名校，能考上重點大學的也是鳳毛麟角，他們通常只能去到二本及二本以下的院校。城鄉教育水平的分化，導致農村孩子向上流動困難，這也正是多年來被反覆討論的“寒門難出貴子”的問題。

黃燈所執教的學校，正符合這兩個特點，學校的生源接近一半來自廣東的粵北、粵西和其他經濟落後區域，很少有外省來的學生。她的學生大多出身普通，要麼來自不知名的鄉村，要麼從毫不起眼的城鎮走出來，身後有一個打工的母親，或者一個下崗的父親，還有一排排尚未成年的弟弟、妹妹。務農、養殖、屠宰、當建築工人，或者在大街小巷做點小生意，是他們父母常見的謀生方式，這和名牌大學學霸們“一線城市、高知父母、國際視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鮮明對比。

以黃燈擔任班主任的2006級財經傳媒系的一個班為例，全班共有52人，他們全部來自廣東省，其中來自廣州、深圳等大城市的學生僅有6人，其他大多來自韶關、化州、新興、連州、肇慶、雷州、河源、陽江等非珠三角地區。不可否認，班上的不少孩子，在改革開放的大潮中，切身感受到了鄉村城鎮化程序帶來的衝擊。一方面，他們享受到城鎮化帶來的好處，比如更好的教育資源，以及因為交通便利導致的更多的流動可能；但另一方面，他們也不得不承受由此帶來的代價，比如日漸擴大的城鄉教育差距、父母外出打工引發的留守問題，以及貧富差距帶來的內心衝擊，等等。

黃燈發現，儘管廣東屬於經濟發達地區，在常人眼中，學生的經濟狀況應該要比內地好很多，但事實上，因為班上的學生很大一部分來自非珠三角地區，這些地方的經濟狀況和內地相比，並無明顯優勢，有些地方甚至更為落後。她列舉了學院2016至2017年度的學生家庭經濟情況，全年級有160人向學校申請了困難補助，其中特困37人，貧困123人。也就相當於，在全年級的24個班中，有4個班的學生申請了困難補助，其中特困生有整整一個班之多。而且，根據她的觀察，礙於名額的限制，有不少貧困家庭的學生還沒有被統計在內。

她的一個學生，在開學不久後的一篇作文裡寫到自己的境況：“抱著貸款的最後一線希望來到大學，寫‘貧困證明’、寫‘貸款申請’等等，那麼多的努力，今天可能卻要被‘你父母才四十五歲，還很年輕啊’一句話宣告白費……如果貸不了款，我不知道等待我的會是什麼？將來的日子該怎麼過？父母一個月加起來的工資還不到一千，一個弟弟要上高三，一個弟弟要上初三，想借錢也沒處借，而自己也差不多半年沒拿過生活費了。……我努力地去生活，打暑假工、勤工助學、去找兼職，卻又發現想要生活是多麼不容易，不是自己想去做就可以，條件的苛刻，身高、相貌的限制又讓我自卑，讓我更覺渺小。有時候想到生活的種種，我會連生活下去的勇氣都沒有。”

這篇誠懇的短文讓黃燈深受震撼，她說難以想象，一個比她年輕十幾歲的學生，竟然還在遭受著她童年時期同伴們所遭受的普遍困境。她為這名學生向全校老師發起了募捐，同時決心更多地走近自己的學生，關注他們的心靈成長和生活狀況。

在書裡，她寫了數十個學生的故事，這些學生大多出身貧寒之家或者普通的工薪家庭，比如，她重點寫到的以導師制帶的四個學生：

第一個來自甘肅天水的農村，她的父親脾氣暴躁，因為在建築工地上受過重傷，後半生失去了勞動能力，上門討債的人經常絡繹不絕，這個學生也因此長期精神抑鬱，神經衰弱。

第二個來自廣東汕頭，他的父母是“超生游擊隊”隊員，生了五個孩子，為了躲計劃生育，常年不著家，還經常吵架。他從小沒有玩伴，只能跟著爺爺、奶奶在鄉下生活，與父母的關係一直很僵。

第三個來自廣東湛江，父親靠從事一些迷信活動為生，同樣脾氣暴躁、心胸狹隘，因為實在太窮，到40多歲才娶了一個從越南偷渡過來的女人做老婆，也就是這個學生的媽媽。而這個學生的弟弟因為從小缺少管教，成了一個經常與人打架鬥毆的街頭爛仔。

第四個來自廣西貴港，她的父親在東莞打工，母親離家出走多年，她從小留守，吃百家飯長大。

我們常說，出身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人的性格、視野和命運。幸運的是，這些學生透過努力克服了出身的不利條件，考上了大學，增加了未來的可能性。書中提到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帕特南的代表作《我們的孩子》，這本書談到美國的社會階層分化導致的教育資源不平衡問題，黃燈認為，這種現象在中國同樣出現了苗頭，人們為教育所付出的時間成本和經濟成本都在提高，兩極分化的趨勢已經出現。

我曾就《我們的孩子》對帕特南做過一次採訪，他提到的一個細節讓我印象深刻，他說他更喜歡這本書的中文版封面。在那個封面上，有幾個孩子在賽跑，看起來他們都處在同樣的跑道上，但其實他們的起跑點是不一樣的，有的人在起跑前就已經超出了身邊的很多人，他們在一開始就距離成功更近，這就是教育的社會性不公。這也印證了今天很多父母們的共同焦慮：“要讓孩子贏在起跑線上！”

然而，對大部分二本學生而言，他們並非出身優渥，“贏在了起跑線上”，而是需要靠後天的努力去彌補出身的缺憾，改變原生家庭的不利條件，才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贏得一席之地。

第二部分

作為一個具有精英觀念、抱持理想主義的中年教師，黃燈對這個問題特別關注。在她看來，她面對的是一群毫無精英理念、只抱有實用主義立場的年輕人。這些人在本該最具活力的年紀，卻表現得暮氣沉沉，缺乏反思能力和學習精神。

她說，“在課堂上，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場慢性的炎症，中小學時代服下的猛藥、抗生素、激素，到大學時代，終於結下了漠然、無所謂、不思考、不主動的惡果。學生內心的疲憊和大學時代的嚴苛壓力，成為他們精神生活的底色。”

在中學階段，老師、家長和學生都認為，只要透過高考、進入大學就萬事大吉，但是，到大學以後才發現，經過這樣應試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缺乏學習的自我驅動力。過去是有明確的考大學的目標，但在完成了這個目標之後，很容易變得空虛和迷茫。更要命的是，從進入大學校園那一天起，他們還沒來得及排解中學時代淤積的緊張和焦慮，就被告知要面對就業壓力、買房壓力和結婚生子的壓力。他們曾經為上大學經過無數的應試訓練，但進入大學以後，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意義。

對於讓他們得以進入大學的高考制度，城市孩子和農村孩子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城市出生的孩子，不少人都對應試教育深惡痛絕，將高考比作一場不划算的賭博。而農村學生雖然也感受到應試教育的殘酷，但他們中的不少人，都很感謝高考提供了相對公平的機會，提供了一條讓他們擺脫貧窮、走向富裕的道路。對他們而言，哪怕考上一所二本院校，也非常不容易，儘管從小到大，他們幾乎都是班上成績最好的學生。

在大學課堂上，黃燈看到這些經過考試機器千錘百煉的學生，表現得中規中矩、老成持重，很少有讓她驚訝或意外的討論和質疑。甚至，這些學生也不覺得在課堂上的討論和質疑，應該是大學生活的常態。黃燈說，從教13年，從來沒有一個學生因為堅持自己的想法，和她發生過爭論，他們的平和中正與她當年讀大學時的張揚放肆，構成了鮮明的對比。

當班主任的幾年，她除了不定期地和學生交流，最核心的任務就是配合輔導員，做一些所謂“後進生”的思想工作。這些學生逃課、考試掛科、不願意打掃宿舍衛生、反感被迫去聽講座、不認同學校的評價機制，要說服這些學生去積極應對學校的考核機制，順利獲得學位，是最令她頭疼的事情。而學生們最困惑的事情，則是在失去了像高中一樣嚴格管束的老師之後，無法控制隨處可見的誘惑。比如，在人手一部手機的時代，很多學生在課堂上都忍不住刷手機，他們沉迷於網路小說和遊戲，藉此掩蓋對未來的焦慮。

儘管，他們明白在畢業後就要面對殘酷的競爭，可能“一畢業就失業”，但他們很少去反思各種社會失衡問題的由來，也很少去追問制度、政策和歷史，他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手機、沒有網路、沒有信用卡的時代，也無法想象一個不用租房、沒有房貸、教育成本低廉的時代。他們或許有奮鬥的壓力和意願，但是，沒有能力去思考個人與時代的關係，他們不明白個人的前途為何會如此逼仄，如此缺少可能性。

在二本學校裡，很多專業課程的設定都是實用型的，為了服務於某項具體的職業技能而開設，學生們求學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這種功利心態非常普遍。作為一名普通的教師，黃燈很難從學校制度層面做出改變，但她仍然努力嘗試著喚醒學生的批判精神和思考能力。她認為，相比於眼花繚亂的職業技能的灌輸，培養學生的思維能力是更為核心的任務。那些知識在應付完考試之後就會忘記，那些技能會隨著社會發展而被淘汰，但是，思維能力的訓練可以讓他們終生受益，不斷釋放他們的潛能。

為此，她主要做了兩方面的嘗試，一是找到一批比較有學習熱情的學生，在私下裡以導師制的形式跟蹤輔導他們。另一個嘗試是在她的當代文學史課堂上，她充分調動起學生的興趣，讓學生從文學作品進入當代歷史，以討論文學的名義，重新審視祖輩和父輩的生存狀態，也重新理解自己和時代的關係。在黃燈看來，啟用對時代的感知和對自身的認識，懂得直面自己的生活經驗，是一個人力量的重要源泉。

第三部分

在整本書裡，黃燈用最大篇幅講述的是學生的就業情況，這也是最讓人揪心的話題。從家庭出身，到就學，再到就業，一環扣一環，家庭背景、個人努力、社會資本，以及時代的機遇和限制，共同塑造了每一個人的命運。

那麼，二本學生到底面臨著怎樣的機遇和挑戰？又承擔了多少不為人知的壓力呢？

在一開始的序言裡，黃燈就做出了一個總體性的判斷，根據她的觀察，這些二本學生在嚴酷的就業競爭中，有著清晰可見的天花板。不同層級的大學，學生會流向不同的城市：頂級大學對應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點大學對應的是國內一線城市和省會城市；一般大學對應的是中小城市和鄉鎮。這樣的層級分佈，很少會有意外。任何人想要跨越“不屬於”自己的城市和階層，需要經歷的內心風暴和阻力都極大。

黃燈看到，自己的二本學生，從踏進校門開始，就無師自通地找準了自己的定位。“沒有太多野心，也從未將自己歸入精英的行列，他們安於普通的命運，也接納普通的工作，內心所持有的念想，無非是來自父母期待的一份過得去的工作。畢業以後，他們大多留在國內、基層的一些普通單位，毫無意外地從事一些平常的工作。”

從她上大學的1992年，到她完成本書創作的2019年，近三十年的時間，她經歷了幾代二本學生。黃燈對這幾代學生的就業情況進行了對比，發現了顯著的差異，這種差異是由教育制度、經濟體制和房價等多重因素共同決定的。

首先，是她當年在岳陽大學的同學。在大學畢業十週年的聚會上，36個同學中，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就職的有29人，佔到八成；在國營企業的有6人；在外資企業的有一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4位同學在工作中發生變故，存在二次就業，80%的同學一直都在同一單位或同一系統工作。這種狀況，充分顯示了高校在沒有市場化以前的就業特點：在國家包分配的前提下，個人、單位和國家的聯絡非常緊密，個人對單位的忠誠度非常高。

從同學的生存狀態來看，他們透過高等教育獲得幹部身份以後，在單位早已成為骨幹，有不少同學已經是單位的主要領導，個人的經濟狀況、社會地位，在當地都屬於上等水平。從就業地點看，班上的同學除了一名在北京定居、兩名在廣東定居外，其他同學都在湖南落戶，在當地就業的比例超過九成，充分顯示了地方院校的就業分佈特點。整體來看，對班上70%來自農村的大學同學而言，透過高考，確實改變了自己的命運，他們不僅獲得了穩定的職業，還享受了計劃經濟時代單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購買了低價住房，得以在城市輕鬆紮根，充分享受了大學文憑帶來的極高價效比。

然後，再來看她第一次當班主任帶的2006級學生，這批學生與她進入大學的時間相差了14年。在他們畢業8年後，黃燈做了一下統計，班上52名同學全部都在廣東就業，其中定居廣州的有17名，定居深圳的有4名，分佈在其他珠三角城市的有8名，其餘的則大多回到了生源地，遍佈廣東各個地區。有意思的是，畢業的時候，班上沒有一個人選擇考研，8年過去，除了一個人選擇在職讀研，依然沒有一個人全脫產考研深造。她由此推斷，這些學生對自己的就業狀況較為滿意，並不需要透過文憑的提升去改變生存狀況。儘管這批學生接受大學教育的時候，文憑已經有所貶值，但因為地處廣東，且他們大多趕在房價暴漲之前買了房子，所以都獲得了相對穩定的發展，實現了向上流動。

最後，再來看最近幾年畢業的二本學生。近年來，文憑進一步貶值，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高不可攀，已經買房的人牢牢鎖住既有利益，建起一道難以逾越的護城河。對於新畢業的二本學生來說，再想要靠工資在廣州、深圳這樣的城市購房置業，難度極大，很多學生從未奢望過能留在廣州。

另一方面，隨著國內經濟增速放緩，大學畢業生逐年增多，就業競爭越發激烈。在遍地“985”、“211”和“海歸”的時代，一張二本文憑毫無競爭力。因而，越來越多的二本學生加入考研的隊伍，“彷彿他們讀大學的唯一目的，就是獲取一個考研的機會”，這與前兩代二本學生的選擇截然不同。考研一方面是緩解眼前的就業壓力，另一方面是提升未來在就業市場的議價能力。

近幾年，每當畢業季來臨，就會有很多學生敲開黃燈辦公室的門，向她詢問考研的細節，或者考公務員和創業的勝算。他們在窮盡各種可能之後，往往回到一個問題：如果就業的出路這樣狹窄，那念大學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在書裡，黃燈列舉了一些學生畢業幾年後的工作情況，考公務員、考研、進入銀行是他們的首選，但真正能順利考上的並不太多。

廣東有濃厚的經商文化，廣東人的性格傳統、務實、低調、實幹精神強，很多學生在大學階段就開始在商業方面小試身手，向老師推銷各種日用品和食品，畢業後順理成章地做了微商；也有的做過服裝網店、做紋繡師、開飲食店，或者回家學一門手藝，對這些人來說，那張文憑似乎沒起過什麼作用。

結語

2020年，豆瓣裡的一個小組，叫“985廢物引進計劃”，意外地火了起來。那些外人眼裡的“優等生”，居然自嘲為“廢物”和“小鎮做題家”，讓很多人唏噓不已。在黃燈眼裡，她的二本學生倒是很少會陷入這種精神虛空的狀態，他們的生存能力較強，因為在一開始的時候，他們就沒有對自己寄予太多不切實際的希望，所以更能適應現實的平凡。

對於這種務實的態度，黃燈是有些矛盾的，一方面她認為年輕人應該有更豐富的內心世界和更高的精神追求，大學不應該辦成技校；但另一方面，她知道現實有多麼不容易，在競爭如此激烈的環境下，能夠努力活下來，才是首要目的。

對於這種矛盾，她的解決方法是，儘量幫助他們喚醒對真實生活的感覺，讓他們說出自己真實的困惑，引導他們坦然面對個人生活中挫敗和不堪的經歷，諸如貧窮、自卑、無力等等。她發現，只有走過這一關，能坦然面對自己的過去、坦然面對真實的自己，才能更順暢地進入社會，更好地承受社會的複雜和壓力。

黃燈說，“二本學生作為中國最普通的年輕人，他們的信念、理想、精神狀態，以及他們的生存、命運、前景，是中國最基本的底色，也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因而，關注二本學生的命運，也是關注中國的未來。

撰稿、講述：徐學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