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說：女人學哲學，對女人和哲學都是一種傷害！說這話的人估計是想表達女性缺乏理性思維能力，所以沒有去研究哲學的這種資質。

而哲學的起源是什麼？哲學一詞在古希臘文裡面是講愛和智慧，如果像那樣的說法意思就是女人就沒有辦法去愛智慧了，或者說智慧並不屬於女人。

我想大部分女性都不會認同這樣的觀點，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說法呢？我想主要原因是性別問題。

在我們生活中，以前經常會遇到家裡人特別想要生男孩，如果生的是女孩，就覺得很遺憾，然後還要繼續生。

就連吵架的時候，有男孩家的一方也會趾高氣昂地說：你家裡人有本事怎麼就生不出兒子來呢？

這些問題在以前的農村都是非常常見的，生了女孩的家長會給女孩取名什麼勝男，什麼招弟之類的，都是想在下一胎能有個男孩。

我聽過一個笑話：講一個博導，在女博士授位儀式上，把博士帽上的帽穗從一邊撩往另一邊的時候說，多了一個女博士，少了一個女人。

再說到現實生活中，現在的職場女性越來越多了，而且很多都是很優秀的人，但是由於家庭和小孩的需要，很多就回到家庭做起了全職太太。

但全職奶爸就很少，就算那個男人賺錢不如自己老婆多，也不會放棄職業生涯回家做奶爸。

這些現象背後其實都有其根源的，這個根源就在於性別差異，關於這些問題，其實西方國家早就開始研究了，並且他們也經歷了三次女性主義思潮，發展出了多個女性主義流派。

我們來回顧一個娜拉的故事，當年易卜生的這部戲劇在中國公映的時候，引起了轟動。

魯迅先生提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話題，他問大家：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那麼當時大家給出的答案是比較悲觀的，那能怎麼辦，再回來唄。

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的問題：娜拉為什麼出走？

其實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的核心是：為女性爭取到相應的公民權利。舉例來說，最重要的是那三項權利呢？

第一女性應該有投票權；

第二女性應該有選舉權，教育權；

第三，女性應該有工作的權利。

為什麼第一項權利對女性來說很重要呢？

因為如果我們這個社會沒有辦法設想男性和女性具有同等的參與社會政治生活建構的這樣一個過程，那麼顯然，女性就沒有辦法在社會公共領域取得一個合理合法的公平被對待的機會。

那麼反過來講，如果她沒有辦法在公共領域得到這樣一個機會的話，那麼女性在家庭中又何以立足呢？

如果沒有一個公共的法律制度保證的話，那麼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岌岌可危的。

所以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會成為女性爭取相應的政治權利入手，然後著手於為女性提供平等的教育，最後著手於為女性開拓能夠參與社會公共的這樣一個權利。

但是，非常可惜，當魯迅先生問娜拉出走以後要怎麼辦的時候，實際上，他們還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時候的女性還在積極地去爭取她們的民權力，爭取我們在社會的民規則，能夠規定好女性的公平合理機會。

但是還沒有能力去顧及到女性實質的權利，也就是說，女性實際上能夠在社會中實踐自己能力的機會。

在國外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爆發時對應中國的時間是民初，在那段時間裡的中國是處於民族危難，處於救亡圖存的狀態。

所以中國的女性就在這樣一個環境下，被推到了歷史的前臺，民國時候的女性是一種什麼樣的境遇呢？

其實那個時候已經有非常多的知名女性，比如周旋，宋美齡等，但是她們只是個別代表。

因為當時很多想拯救民族的精英們就意識到一個問題，就是說一個國家要發展，一個民族要發展，但是占人口一半的女性都還纏著腳，她都從未接受過教育，而且她們每天都在面對的是家庭瑣事，連家門都沒有走出去過，那麼她們的這個力量要怎麼發揮呢？

然後，她們這種卑弱身心又怎麼能培育出更好的國民呢？

所以，他們從挽救民族的這樣一個前提出發，然後開始提出反對纏足，要興學，讓女人讀書，提倡一夫一妻制，想透過這些方式來為我們這個民族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力量。

但當時在中國，女人自己說話的還比較少，主要都是男人們在倡導，甚至讓有的女人解開她的裹腳布時，比殺了她還難受，有很多女性根本意識不到這一點，沒有覺得這是一種解放。

辜鴻銘主張一夫一妻多妾制度，他把男人和女人比作茶和茶杯，他說：你看，一套茶具裡面，茶壺只有一個（指男人），但茶杯會有好多個（指女人），所以一個男人有幾個女人是沒有問題的。

同樣是男人，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和辜鴻銘就完全相反。

密爾是女性主義運動的先鋒，他以他功利主義原理來分析：如果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沒有辦法在社會文化中產生一半足夠的能量，並且她們的能力被磨滅掉的話，從整個社會的功利計算上來講，是不划算的。

也就是說，這個社會只發揮了一半的能力，還有另一半被藏著。

其實在當時，當密爾提出女性也應該有選舉權時，很多人都把這個當成一個笑話來看待的。

有立法者說：如果女人都有選舉權了，那我們得建多少瘋人院，那我們得建多少離婚法庭？

因為女人太神經質，太歇斯底里了，所以她們不應該參與到社會政治中來。

但是，後來隨著密爾在會議當中不斷的慷慨陳詞，慢慢很多人的觀念發生了變化，覺得這是個要嚴肅對待的事情了。

密爾在當時面對了非常大的壓力，因為那個時候社會的一個普遍認知是女性不像男性那樣擁有健全的理智，女性是感性的動物，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她需要被男性統治。

而密爾身為男性，卻和女性先鋒Mary站在了一起，為女性吶喊，真的非常了不起。

第二次女性主義思潮的問題：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

第二次女性主義思潮和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的命題有很大的差別，如果我們說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的命題是：娜拉要出走，那麼事實上第二次女性主義思潮解決的問題就是魯迅先生提出的那個問題：出走以後怎麼辦？

其實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這個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因為就連魯迅先生自己也認為，娜拉沒有辦法，她必須得回來。

不是由於女性自身不能幹，而是由於當時的社會沒有辦法為女性建構一套完整的能夠保障她面對社會話語和生活的這樣一套體系。

但是一戰二戰給了女性機會，當男人上了戰場以後，後面的整個社會的大後方的穩定都是由女性來維繫的，女性要為整個社會提供相應的衣食，社會服務等。

在二戰結束後，男人重新回到這個社會來，要求女性再回到家庭中時，女性又面對一個困境。

因為她們已經享受過靠自己的勞動來維持自己的生活，享受過自由帶給自己的快樂的時候，你讓她們再回到廚房，家庭以及小孩這樣的一個生活當中時，她們是完全不能適應的。

於是很多女人就產生了這樣那樣的空虛和不滿，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一個女性站出來了，她就是波伏娃。

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裡面提到，她非常不認可把女性定位在家庭中，她認為女性最重要的定義是女性需要工作，工作能讓女性獨立，尤其是經濟獨立，這樣才能像男性一樣去面對這個世界。

只有當女性學會怎麼樣自有自處的時候，她真正的價值才能夠體現出來。所以在波伏娃的倡導下，一股浪潮展開了。

波伏娃提出，究竟是什麼造就了女人，從某種意義上講，我們現在談女性的時候，更多是一個社會學意義上的概念，而不是生理上的一個概念。

一旦把這個性別抹平的話，你會發現一些新的東西出來，比如說，在那之前，女人應該是怎麼樣的？

穿長裙，留長髮，戴各種束縛等，在女性的第二次解放時，很多女性會推崇中性化的服飾，方便的衣服，還有制服。

也就是說，她們開始以工作為榮，以方便工作為前提，在工作中取得榮譽為榮，能夠在工作中和男人一起競爭，而且能夠具有優勢而感到驕傲。

那個時候你可以說，女人和男人是一種二元對立的。

所以在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中解決娜拉出走的辦法就是：我得活下去，而且我還得活的很好，並且我還能證明，我活得並不比你差。

不過這就留下了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女性會繼續這樣去思考，當女人把自己的一個評價標準比拼成男性的時候，我們可以再反問自己，當女人擺脫男性這樣一種顯規則的束縛之後，在潛規則層面，女人是否依然被束縛著呢？

因為我們所有的價值判斷標準似乎都離不開男性，哪怕是以對抗的方式進行的，我們似乎也必須要以男性為一個模式，但我們畢竟是女性。

第三次女性主義思潮：娜拉怎樣才能像一個人那樣生活。

所以這個時候就產生了第三次女性主義思潮。

而這個時候正好是和我國改革開放相併驅的一個時間，八十年代後，改革開放的春風讓很多東西變得多元化了。

有的女性開始反思了，我們到底是誰？

我們不需要處處以男性為標杆，女人有自己特有的能力，要怎麼樣才能設計好自己的能力，在自己擅長的領域裡，以自己擅長的方式去征服這個世界。

所以第一次女性主義思潮是為了爭取和男性同樣平等的權利，第二次女性主義思潮出現了男女相互對抗的夥伴關係，女人想要和男人競爭。

第三次女性主義思潮的結果是，女人變得不在乎外在的評價，反而開始關心自己怎麼看待自己和想要更多快樂自信的東西。

如果男效能更多的瞭解女性，發現女性，用全新的目光去看待現代的女性，其實當帶著這樣的視角去看女性的時候，你也是在認識自己，更進一步地發現自己。

其實在我眼中的女性變革，並不是為了去挑戰男性，不是要以男性為敵，相反是為了男女兩性如何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點優勢，然後相互彌補，一起成長，用我們的理智和情感一起構築理想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