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的央視大戲《喬家大院》讓陳建斌和蔣勤勤攜手婚姻，也讓更多的普通百姓知道了晉商這個詞，如果你想更多的瞭解晉商的起源、發展及沒落，那我推薦你來看一看學者王俞現的新書《權力資本與商幫》。這本書以晉商為切入點，以從明朝到近代的歷史為背景，梳理了600年來中國各個商幫的變遷起浮，書裡既有國家的變革，也有歷史的演變，既有大環境的起承轉合，也有小人物的百味人生，為讀者描繪了一幅中國近代商業發展的恢弘畫卷。
晉商最早起源於明朝，是山西商人的簡稱。明朝時，山西省的地理位置承擔著守衛北京的戰略意義，可以說山西省就相當於明朝時期中國北部的邊界線。由於地處邊境，所以就存著國家對邊境糧晌的運輸和排程的問題。最早，邊晌是由國家統一調配運輸，但在國家調配的過程中，會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於是，公元1370年六月，太原人楊憲向朱元璋提出，在山西大同實行開中制的建議。
所謂開中制，就是把之前由國家統籌調運的邊境糧餉問題，由國家委派給當地的商人進行調配運輸，具體做法就是商人在當地交納一定的糧食，政府給予等值的憑證，然後，商人拿著交糧憑證到相應的鹽場領取鹽引販賣食鹽。所謂鹽引，就是鹽的專賣權，在古代鹽是國家控制物資，因此，國家掌握著鹽的買賣權利，現在透過開中制把邊境糧晌調配和鹽的買賣權利聯絡起來，商人以運輸糧晌來換取賣鹽的資格，這對於商人來說是絕對的利好，於是，商人們紛紛踴躍參與。
可以說開中制的實施，從根本上解決了國家調配運輸邊晌過程中所產生的耗費，在這個方案中，既解決了邊區的糧晌問題又不勞民，又省下了多餘的耗費，所以，開中制是一個整合資源最佳化配置的方案，實現了國家、商人和農民三方的共贏。開中制最先在大同實行，隨後又在山西、河南、陝西推廣，在利益和政策的雙重推動下，出現了一批靠國家政策吃飯的商人，這些商人中以山西和陝西的人為多，史稱山陝商人，這是山西鹽商最早的起源。
之後，隨著鹽業政策的推廣也帶動了國內長途販運商業的發展，其中緞絹、綾綢、紗羅、梭布及銅鐵等物品，都成為了商人們手中倒買倒賣的商品，隨著鹽業販賣的過程，這些物品創造著自己的價值，同時也成為政府的稅收來源。這樣就構成了一個以鹽為中介，以利益為推動，以政府、商人和平民構成的商業利益鏈，而山西商人就在這種利益鏈下慢慢發展壯大起來，被後世稱為晉商。
明朝初年，政府限制與蒙古的外貿往來，史稱禁邊，但邊境的民間貿易卻一直都存在。於是，公元1405年3月，明朝政府開放了遼東的廣寧和開元兩個馬市，允許東蒙古部落每年進貢兩次，每次100人，明政府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監督和規範民間私下的貿易往來。公元1429年，明朝政府在長城邊塞設定了一個城堡，取名張家堡，1529年，張家堡擴建出了一個新的馬市叫張家口，就是今天的張家口市堡子裡街，這基本形成了邊塞城市的雛形。
從開放馬市和建設邊塞城市的行為，可以看出明朝政府對邊境貿易態度的轉變，這既是國家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對邊境民間貿易的規範和管理。之後，明朝又相繼開設了撫順，清河，綏陽，寬甸等馬市，但這些馬市也隨著兩國關係的忽好忽壞而時開時禁。到了公元1571年，隨著明朝和蒙古的關係趨於緩和，於是又在張家口、新開堡、獨石口堡、巴圖、臺吉設立五處馬市。
這時的馬市已經不再是臨時的攤點，已經發展成了初具規模的商街店鋪的形式，馬市的經營者大多都是山西的商人，嘉靖進士葛守禮就曾說過：“遼東商人，山西居多，而汾州過半”。所以，以鹽商身份起家的山西商人，在明朝開放邊境貿易的過程中，發展出了以家族、聯姻或同鄉關係的地域性商業模式，在明朝慢慢地奠定了自己的商業基礎，之後，隨著歷史的發展，晉商在歷史的舞臺上也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比如，隨著邊境貿易的發展，可以買賣的商品種類也越來越多，其中，滿族人所需要的鐵器也成為了可以自由買賣的商品。所以，從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山西商人充當了清軍入關前的武器原材料供應商的角色。於是，在清軍入關以後，順治皇帝在紫禁城曾特意設宴，召見範永鬥、王登庫、勒良玉、王大宇、梁嘉賓、田生蘭、翟堂、黃雲發八家商人，以感謝這些人為清朝入關立下的功勞。
站在明朝的角度來說，晉商是走私賣國的商人，但站在清朝的角度來說，他們又是為滿族入主中原立下了赫赫戰功的商人。於是，他們理所當然的成為了清朝內務府的第一代皇商。其中範永鬥被清政府任命主持貿易事務，並“賜產張家口……為世業”，其餘七家，也各有封賞。之後八大皇商幾乎壟斷了對蒙古和俄國的貿易往來，這種壟斷一直持續到了1691年康熙皇帝允許更多的漢商進入草原時才結束。
明朝初年，在中鹽納糧和九邊屯兵的政策下，山西商人以張家口為東口，以殺虎口為西口，在這條東西線上建立了一條貿易大動脈，奠定了自己的商業基礎。之後再以張家口以及中俄邊境上的恰克圖，山西商人再次將商業的觸角伸到了蒙古和俄國，商品種類有棉織品，絲綢和茶葉等。比如1768年山西榆次以織布起家的常萬達，將在張家口經營的大德玉布號改為茶莊，由此開闢了南起福建武夷、湖北安化、浙江建德等產茶之地中轉到張家口，再送往恰克圖數千公里的茶葉之路。
隨著著邊境貿易的發展，到了19世紀40年代，茶葉貿易已經位居恰克圖對俄貿易商品的首位，布匹和綢緞退居次要地位。就這樣，隨著國家時勢與政策的變化，山西商人做起了跨國生意，山西商人的身份也由當初國內的鹽商慢慢轉變為外貿商人。之後，又因為清朝北部邊疆持續的穩定安寧和恰克圖長期通商的原因，山西外貿商人成為了中國歷史上延續時間最長，涉及家族最廣的商幫。
可是，隨著邊關貿易生意的越做越大，邊關貿易長途跋涉攜帶鉅額資金的安全問題也凸顯了出來。比如，十萬兩白銀的重量就有2.5噸重，那麼，如何運輸這些繁重的銀子以及如何保護這些銀子的安全，成為長途商人們急需解決的問題。於是，鏢局就應運而生，最早，商人們以僱傭鏢局的形式來解決鉅額貨款的安全問題，但這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長途押運鉅額現金的風險問題。
面對這種新的商業形式，應運而生的票號基本上解決了長途鉅額貨款的安全問題，簡單的說票號就相當於現代的銀行機構，他從根本上解決了長途大宗貿易的異地匯兌問題。其實，在明末清初，因為商業往來的需要，山西商人就首創了一種小額信用貸款機構，在當時稱為印局。具體的做法就是用印票向借款者出具蓋有本人印信的借款憑據，以此作為小額抵押消費信用的憑證，而票號就是在以憑證抵押信用的形式衍生出來的新型金融工具。
1823年，在山西誕生了中國的第一個票號——日升昌，主要業務為專營存款放貸和匯兌，最鼎盛時期日升昌在全國設立35處分號，之後，山西商人在各地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票號。於是，晉商在經過鹽商、外貿商人後，又成為了票號商人，這是晉商的又一次成功轉型。1862年，由於太平天國的起義軍切斷了清政府的運銀官道，清政府只有委託票號匯兌輸往北京的餉銀。於是，山西票號又成為了清政府最大的金融合作夥伴，自此，晉商開創了自己“匯通天下”的輝煌時代。
再之後，由於晚清政府的無能，社會時局動盪混亂，西方列強紛紛登陸中國，面對西方的長槍大炮，清政府簽訂了很多不平等條約，被迫向外資開放更多的沿海及沿海通商岸口，外國商業資本也相繼在中國開設自己的銀行，這對於草根出身的山西票號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同時，山西票號商人的固步自封，也讓山西票號喪失了很多時代造就的機遇。1932年，迫於時局和利益的種種壓力，山西第一個票號日升昌票號歇業，這也標誌著山西票號開始走向衰亡，而晉商也隨著票號的衰亡漸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從鹽商、外貿商人到票號商人，晉商用自己的精明、踏實、苦幹打造了一個個商業傳奇，但山西商人在商海的起起浮浮，總伴隨著國家政策和權力的影子。比如，從人的角度來說，明政府為了解決邊晌問題產生了鹽商，明、清邊境貿易的發展產生了外貿商人，邊境長途貿易的實際問題又產生了票號商人。從地域的角度來說，當年山西大同率先試點開中制，到之後遼東的廣寧和開元兩個馬市的開放，再到中、俄邊境張家口和恰克圖商業邊塞城市的形成，商人身份的變換和商業城市的更迭都是政策與權力的具體體現。
可以說，是國家的現狀催生了國家的政策，國家的政策又推動了商業的發展，而商人也在政策和利潤的雙重作用下，成為了政策的實踐人、利益的收穫者。所以，政治與經濟從來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他們的關係更像是一對雙生子相輔相成。就像創建於1911年，並由孫中山任董事部總董的中華銀行，在其簡章中所說：“財政不修，貨泉澀滯，因之農工商業不能振興，即政治也無從措手”。中華銀行簡章中的這句話，說透了政治與經濟關係的本質。
從晉商的起源發展，我們看到了政策對商人的扶持，但我們也要看到那些依借政策卻中飽私囊的國家蛀蟲，如晚清時期出現的紅頂商人就是挾持政策以公肥私的典型。當時，因為洋務運動的路線，李鴻章提拔了一批官員並委以國家投資建設的重任，這些洋務派一方面藉助政策大力發展國家經濟建設，但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的成為了最大的利益既得者，從洋務運動的結果來看，這些紅頂商人只是將洋務改革變成了極少數人的慶典，而沒有將改革當做一個造就新時代的歷史契機，這也是洋務運動失敗的根本原因。
比如1880年建立中國電報事業的官員盛懷宣，最早只是李鴻章身邊的幕僚，之後因李的提拔最終成了一個集全國輪船、鐵路、郵政、電報、礦業、銀行管理大權於一身的紅頂官商，可以說，當時的盛懷宣儼然成為了掌握中國經濟命脈的頭號人物。不可否認，大權在握的盛懷宣也開工廠、辦實業，努力構建新的經濟模式以適應時代的發展，但這種官、商同體的特殊身份，最終只能讓權力與私慾攜手，這是既是人性貪婪本質的體現，也是權力缺乏監管的必然。
而民國時期的出現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是發展出了一個集權力與資本於一身、手握政治特權的官僚資本團體，從飽受爭議的盛宣懷到權傾一時的四大家族，這一大批手握特權的紅頂商人，讓我們又看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又像是一柄雙刃劍相生相殺。對於政治與商人的關係這一點，當年盛宣懷就提出了：“做官的如何照顧商人，經商的如何考慮國家”的質問，這樣一個如何處理政府與商人關係的問題，放在如今，仍然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命題。
其實，任何時代的商人，不論其地域或出身，只要他從事了商業活動，在一定意義上來說，他也就參與了國家政策的實施，而商業活動的成功或失敗，除了與商人本身的商業行為有關係，也與國家政策趨勢有著一定的聯絡。 比如，鹽業起家的晉商，就因為國家地域性的政策讓特定地域的商人得到不同的商機；而民國時期出現的買辦，又是因為國家的發展所面臨的新情況又讓商人變幻出新的形式。這些不同的商人，在國家發展的不同時期，商人的身份也會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改變，這些改變既是時代的產物，也是商人適應環境的需要。
商人因為時勢和機遇參與歷史、推動歷史、改變歷史，他們有時會是時勢的造就者，有時會是時代的引路人，有時又會是歷史的投機客，比如因開設通商口岸，而興起的粵商、閩商、因上海開埠及租界的建立，而興起的蘇商、浙商、因洋務運動，而興起的紅頂官商、因外國資本進入中國，而興起的買辦，這些商人在歷史的舞臺上輾轉騰挪，你方唱罷我登場，他們既推動著歷史的程序，也隨著歷史大勢而翻滾沉浮。
所以，從不同時期商人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出權力、資本、商人這三方的關係相互交融依存，存在著很強的邏輯因果關係，而這本書也以晉商為切入點，以徽商、浙商、蘇商、粵商、閩商、官商、買辦等不同地域、不同時期的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境況，深刻論述了權力、資本、商人這三方的關係。
這本書以中國近代商人的奮鬥歷程，梳理了明朝到民國600年曆史發展中的重大事件，再現了這段波瀾壯闊的中國歷史，從這些歷史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國家的興衰、歷史的演變、商人的起浮際遇，更看到了權力與資本的糾纏、政治與經濟的互力，可以說這600年的歷史也是一部權力與資本、政治與經濟發展演變的關係史，作者透過梳理國家、歷史、個人這三者的關係，折射出國家、經濟、商人之間的辯證關係，透過作者的論述，也讓我們對歷史、政治、經濟都有了更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