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二奶”的二十多年裡,張玉芬一直被視作輿論場上的奇觀,在當下的語境下,她被視作“男權社會下女性互害的幫兇”。但走近她會發現,她的身邊圍繞著一個堅實的女性同盟,在這裡,是真實的生活、苦痛和無奈。
“芬姐啊,你幫幫我吧。”女人的聲音很急切。
“我問一下,你的丈夫出軌多長時間了?”下午1點,“二奶殺手”張玉芬在自己位於西安的家裡,接了當天第一通求助電話。她按了擴音,把電話放到餐桌上,也不坐。
“半年。”
“他有工作嗎?”
“有工作。”
“下班回家嗎?還是跟二奶混?”
“你有二奶電話嗎?你大概瞭解二奶的多少情況?她年齡有多大?家是哪的?他倆有沒有私生子?”
“她沒有,她就專門做雞的。”
“噢,專業二奶。”張玉芬下了結論。
▲ 張玉芬在家裡接求助電話
這是2020年的8月,因為一部涉及“小三”的電視劇,張玉芬回到了公眾視野。
緊接著的晃動的鏡頭裡,二奶們走在街上,被扯倒在地,女人們一擁而上,打耳光、扒褲子、踢小腹。
“搭上我後半輩子,我都要把這個二奶趕盡殺絕。”這位“二奶殺手”長著一張看不出情緒的臉。過去二十多年來,她跟蹤、偷拍、抓姦,組織“行動隊”,幾十年如一日,專業幫人抓二奶。
2020年的夏天,她又嚇到了人們。網友想對電視劇中的小三做的事,張玉芬全做了,甚至做得更多、更狠、更極致。
“喂?芬姐?”電話那頭的人還沒掛。
“你現在找我你的目的是什麼?”張玉芬回頭喊回去。
“我就是想找到雞婆她父母的聯絡方式,或者是她家裡親人的聯絡方式,然後找到那個男的,找到他最好教訓一下他。”
“怎麼個教訓法?”
“我想打他,但是不至於說那種違法的,比如抽他幾下臉或者是人約他出來開個房之類的,然後報警,把他抓去拘留幾天。”
“喲,你還想設計謀呢?”張玉芬笑了,“你對中國的關於道德層面的,你法律你懂得多少?你覺得那樣管用嗎?”
“我實在是沒法跟他過了,那個女的拿走我家10萬塊錢了。家裡人不讓我去法院起訴她,怕我把事情鬧大,沒法收場,說不好,就是痛苦得要死。”對面的聲音急了,張玉芬還是慢悠悠的。
“我跟我們的人說一下,但從外地趕過去肯定是要花費的,你要做好這方面準備。”
“好啊,我付。能不能快一點啊芬姐,七夕情人節又要到了,中秋節又要到了,他們都要聯絡的。”
“我跟你說,這個事兒得從長計議。我把電話給你,你聯絡小李吧。”
掛了電話,張玉芬開始挨個給舞蹈隊的隊員打電話——她是一個舞蹈藝術團的團長。她們正在學兩支新舞,前幾天下雨,今天必須練起來。
身處輿論暴風眼,這位主人公對網上的爭議渾然不覺,她的生活和事業都在繼續。
她同時是西安當地一個舞蹈藝術團、一支志願者服務隊、一個國學傳播公司的成員,它們每週至少有一次活動。這讓她的生活幾乎沒有縫隙。
▲ 張玉芬在國學傳播公司試穿漢服
去年8月,張玉芬在西安摔傷了腿,原本計劃年後回北京繼續發抱團養老專案,也因為疫情擱置。她得以安心在西安待下來,並很快用廣泛的社會活動填滿了自己的時間。
每天,張玉芬在西安城裡穿來複去,主要交通工具是公交車。她1958年出生,在這裡生活了六十多年,熟知每一條公交線路。
她過一種一絲不苟的生活,也用這一點來要求別人。
每天早上,她喝一杯現榨的黑豆豆漿,這意味著她家的窗臺上永遠有一小碗泡好的黑豆。
上公車前,她要看著前面的人都乖乖刷了健康碼,並且都是綠的——不久前她碰到過不守規矩的,一個男的上來,健康碼是紅的,一個女的眼尖看到了,“他的碼是紅的!他的碼是紅的!”全車人都慌了,譁一下散開,讓那個男人下車,男的不願意,張玉芬憤怒了:“你要是不下去,就我們全車人下去!”男的灰溜溜下了車,“我把他轟下去的。”
坐上了車,張玉芬也不閒著,她的眼睛隨時瞟著,那些闖紅燈的、過馬路走得慢的,都逃不過她的眼睛。公車在綠燈前等人過去,起步晚了些,她立馬批評:“哎呦他走那麼慢,你還能等著他?”
晚上11點前,她一定會進家門,並以此告誡所有的年輕女性:“女人陽氣弱,最愛招不乾淨的東西,到時候你怎麼生病的都不知道。”這是她這麼多年研究《周易》的心得。
即使在跳舞的時候,張玉芬的臉也繃得緊緊的。不管是蒙古舞還是扇子舞,她的手臂都伸得筆直,動作大開大合。作為隊長,她還要隨時盯著別人的動作,“快,快,快!”,“你倆定位,定位!”
上了年紀之後,張玉芬很少再親自出馬抓小三,她的體力和低血糖不允許她再啃著麵包熬夜蹲守。現在,“行動”這一塊的事都交給她的隊伍負責,以長江為界,南北一共三支。
她主要負責接電話。她十二年前在部落格上留下的電話號碼,現在還不斷有人打來求助。
“打二奶”的話頭總是突然而至。就在她演出完的一個上午,她從小區公廁換了表演服往外走,她突然壓低了聲音,帶著一種諱莫如深的笑容:“我在這兒也打過,就那邊。”
1997年4月15日,張玉芬的丈夫胡峰已經一個月沒有回家了。
作為國稅局的稅管員,三五天不回家是常事,只是這次長了些。張玉芬在這一天接到了一個陌生號碼打來的電話,電話裡的人告訴她,胡峰在外面有人了。
這不是張玉芬第一次收到這樣的提醒。以前走在小區裡,也有女鄰居給她說,要看好老胡,她不信,都把人罵走了,“管好你自己家的。”
她沒想到這一切會落在自己頭上。她和胡峰是下鄉插隊認識的,後來,胡峰去北京當兵,張玉芬也調去了北京。倆人所有的假期都在一塊,去長城,去故宮,去首都體育場滑冰,滿城逛。
1981年底,張玉芬的調期滿了,回了西安,胡峰也待不住了,跟了回來。
▲ 張玉芬過去和胡峰一起旅遊時的合影
最初,張玉芬的家人不同意他倆在一起。張玉芬是西安城裡的小孩,父親在國稅局,胡峰家在寶雞,就是個當兵的,家裡什麼情況都不瞭解。
胡峰穿著軍裝去她家,張父門都不開。張玉芬脾氣大,直接在外面租了房。一年後,父母不放心,又讓姐姐把她叫了回來。
胡峰能進門了,張父給倒一杯水,也不說話。沒多久,在張父的幫助下,他轉業到了國稅局。
上世紀80年代初,張玉芬在工廠工作,丈夫國稅局的工資還沒有她的高。胡峰每個月掙36塊人民幣,張玉芬能掙38塊。張玉芬勤快、有主意,“標準的賢妻良母”。
胡峰則內向、寡言,主要娛樂是和人打麻將。那時胡峰還是國稅局長的司機,他很依賴張玉芬,總開車去接張玉芬下班,給單位裡的人說,“我現在走哪都得把我媳婦照顧好了”。
某種反轉也許發生在張玉芬下崗那一刻。上世紀90年代國企改制,張玉芬所在的工廠也沒有幸免,她拿了一筆買斷工齡的錢,一萬多,之後就不太去上班了,全部拿去買了股票。
與此同時,事業單位成了絕對的熱門,胡峰的事業蒸蒸日上。他從司機轉成了稅管員,在那個年代,“油水有的是”。
家裡沒缺過錢,住的是兩室一廳的樓房,是院子裡第一個裝修的,做了地腳,貼了牆紙,花了七八萬。胡峰有時間就叫人來家裡打麻將。
下崗之後,張玉芬進一步承擔起家裡的大事小事,做飯、打掃、帶孩子,晚上胡峰下了班躺在床上,還要和她聊天,一聊聊到四點。
他們幾乎不吵架,張玉芬愛在家做飯請客,家裡有時來多了男人,胡峰還會說:“我警告你,少跟別的男的說話,到時候發生了什麼,我饒不了你。”
接到這個電話,張玉芬懵了。她開始回想,上一年的國慶節,胡峰出了一趟差,張玉芬洗衣服的時候發現,他在重慶坐輪渡,票都是兩張。
張玉芬問他都跟誰一起,胡峰說你傻啊,南方陰雨多,他出門就包了個車,他得給出租車司機買票。
“我被哄過去了,我還信以為真。”她聯絡上胡峰,問他是不是真的。胡峰立馬承認了。中午胡回了家,兩人吵了起來,胡峰說:“咱倆離婚。”
這時家裡的電話響了。張玉芬準備去接,胡峰一把奪過來,“喂?”一個女人的聲音從裡面傳出來:“飯做好了,快回家吃飯。”
“是誰?”張玉芬問。
“我在外頭找的。”
“想離婚,門兒都沒有。想離婚,拿100萬給我補償損失,你走吧。”
“一分都沒有。”
中午12點,兒子回來了,兩人停下來,帶上兒子去了街對面吃飯。吃飯中途,胡峰出去上廁所,從此再也沒回來。
丈夫走了,帶走了家裡所有的錢和股票,自己沒有工作,兒子還在上小學。那一週,張玉芬在客廳的沙發上坐著沒動,幾乎不吃東西,頭髮白了,瘦了二十斤。
然後張玉芬想通了。“我說不行,反正我得到他單位看看問問他到底為什麼。我這麼被欺負,我還不知道對方是誰。”
稅務局8點上班,張玉芬7點半到那兒等著,藏在院子裡的大樹後面,看到胡峰進來了,她就回家,第二天,第三天,胡峰都是從東邊進來,張玉芬記下了,第四天,她開始向東,她明白了胡峰現在住在單位的東邊。
“我得捋清,我一步一步該怎麼辦。首先我要知道他在他單位的哪個方位住著,我不能就這一抹黑,我不能白白地讓人欺負,我還不知道我的對手是誰,我必須要把這個查清楚。”
她在國稅局往東的大街上,用同樣的方法等胡峰,每天300米300米地向東移,移了半個月,找到了他和小三的住址,東郊的東方機械廠。
她蹲在樓下,等胡峰出門後,她上樓,敲門,開門的女人她認識,來過家裡,自稱是胡峰的同學。
“其實我抓姦的那一刻,我只要他給我承認錯誤,跟我回家,我啥都不說。我肯定我不會跟你住到一塊,肯定是分居的,但表面上那還是一家人,可惜他把這個機會也丟了,他跟我在那吵架。”
住處被張玉芬找到之後,胡峰二人搬了家,張玉芬又找上去,二人再搬。
張玉芬的一個姐姐告訴她,儘量把他往回拽,拽不回來就一棍子悶死他,不能饒了他。張玉芬聽進去了,“我說行,我會的,反正我這口氣就咽不下去。”
張玉芬1958年出生,從小學到高中,她的整個受教育時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過的。那時候,她是絕對的積極分子,背語錄,跳忠字舞。
她從小就是個男孩子性格,不愛穿裙子,熱愛爬樹。七八歲就成了院子裡的孩子王,帶著所有孩子跳忠字舞,一個接一個,跳了才準走。家裡兩個姐姐,一個哥哥一個弟弟,沒有人是她這樣的性格。
她的朋友黎煥瞭解她,“她這一口氣要是憋著,那她好不了。”
2003年,她成立了火鳳凰女子偵探社,成員都遭遇了丈夫婚外情。後來,姐妹中,抑鬱自殺的、宮頸癌的、乳腺癌的,幾乎都死了,這讓張玉芬悲痛、憤怒,也讓她更加堅定,“有氣就要發洩出來,不能忍。”
▲ 火鳳凰女子偵探社合影
下定決心要“戰鬥”之後,張玉芬展現出非凡的行動力。1998年張玉芬告了胡峰重婚,反覆告,打了十年的官司,到2007年兩人才正式離婚,房子也要到了自己手上。
上媒體,國內國外的來者不拒,痛陳包二奶的惡現狀,胡峰和小三的名聲在西安臭了,都丟了工作。
這些年,她的追蹤筆記已經攢了40本,她留在報紙上、部落格上的電話號碼,從來沒斷過。最多的一天,她接了146個電話。
對那些沒有受過傷害的人來說,張玉芬是洪水猛獸,是失控的,不體面的。但對許潔和李紅梅來說,張玉芬是她們的救命稻草。
從第一次求助開始,她們和張玉芬的友誼已經持續了十幾年。她們都是西安本地人,在企業工作,丈夫來自農村,透過考學或是軍隊轉業到了市區,再進入機關單位。
“那時候的政策好得很”,李紅梅的丈夫轉業後進了公安局,許潔的丈夫進了法院,不久成了法官。
最初,大家擠破頭想進的是國企,西安有好多大工廠,直接支援軍工,工廠的職位可以“世襲”,父親退休了,可以選擇傳給兒子或女兒,在老西安人眼中,這是讓人羨慕的是鐵飯碗。
後來,國企好像在一夜之間不行了,大批的工人被辭退;改革開放的紅利轉向擁有資本的企業家,以及機關單位。
家庭的天平也傾斜了,社會的財富迅速累積,許潔和李紅梅家節日的飯桌上,開始出現成筐的水果,以及各大商場的購物卡,都是送給丈夫的。
家庭生活的安逸,社會活動的減少,讓她們觸角失靈,沒了抵禦危機的能力。
和張玉芬一樣,李紅梅也是被陌生人的一通電話提醒的。對方是因為要和丈夫競爭升職,冒險用了“後院起火”這一招。
李紅梅知道的時候,丈夫已經出軌了五六年。“一下子懵了,人家要和咱離婚,不知道咋辦。”
許潔和李紅梅都說,張玉芬是那個真正幫到她們的人。
13年後,李紅梅已經有了新的家庭,但那種傷害永遠留下了。她們都是國企職工,丈夫把家裡的錢都帶走了,就再也不回家,怎麼找都找不著人。
走投無路,也不敢徹底和丈夫鬧翻——要為孩子著想,女兒將來結婚,需要父親的地位和財富。
她們求助過婦聯;也找去過丈夫的單位,但“官官相護”;單位裡的人也不幫忙,反過來在背地裡嘲諷她們;找媒體,媒體認為這是家事,也不太報。
2015年,張玉芬上了一檔節目《社會縱橫》,她把打小三比喻成“保家衛國”,丈夫還是家庭的成員,小三是入侵者。
同時也道出一種真實的無奈,“我認為打人,那個比較簡單粗暴,但是這個男的沒有辦法制裁,沒有辦法制裁男人的情況下,只有揮起拳頭,收拾的就是二奶,打的就是你。”
“最孤獨的時候就是過節的時候”,一到過年,張玉芬把她們都聚在自己家裡,包餃子,唱KTV。
“就是姐妹吧。”她們結成一種怪異的女性同盟,選擇性地忽視那個真正使她們的生活籠罩上陰影的始作俑者,轉而去制裁另一群女性。那時候,姐妹裡的一個人去法院,能去的人都會去外面站著,相互打氣。
跟蹤、抓姦、找證據,是對生理和心理的雙重摺磨,是張玉芬鼓勵她們,才堅持了下來。
前來求助的也不全是職工,我在大學校園裡見到了李玲,她曾是一位經濟學教授,現在已經退休。她反覆強調,如果不是因為張玉芬,是斷然不會和我見面的。
她的前夫是負責招生入學的官員,第三者是她的親戚,透過她的關係結識了前夫。
李玲很早開始炒股,財務自由,她根本不關心前夫的現狀,但那種屈辱的感受仍炙烤著她。
作為一個好強的女性,即使現在李玲也不願吐露最難堪的時刻,張玉芬是她唯一的出口。
張玉芬還住在離婚前那套房子裡,這套房子保留著過去的痕跡,因為不太開燈的緣故,顯得更陳舊了。
餐桌上,懸掛著大幅的毛澤東像;立櫃裡的兩隻搪瓷杯子,是知青時代的紀念品,一隻屬於張玉芬,一隻屬於胡峰;沙發背上展開放滿了張玉芬的獲獎證書,沙發上那一條被子同樣來自知青時代,“我準備等知青博物館建起來就把它捐了”。
▲ 張玉芬家沙發背上放著展開的各項榮譽證書
她很清楚自己面對的爭議,這些爭議二十年前就出現過了。無非是覺得她激進,“二奶”這個詞太難聽。
“有人說我是逆潮流,你那個潮流首先要確定你那個潮流是正的,首先你先不對,我才是撥亂反正者。”
張玉芬的脆弱在得知丈夫出軌那一週之後,就再沒出現過了。她不再有最愛的,也不再有最恨的,“戰鬥到現在”。
有男士向她示愛,在北京的聚會上,說著話呢,就過去抱她,要親她。“哎呦別噁心我了,他就是看上我的命。”
“我從一開始上媒體,我就說,從一開始我丈夫出軌,我就要是把這事要做到底,你只要不怕影響,那你就來,但是我醜話說在前頭,哪一個人如果跟我走進婚姻殿堂,如果再有外頭沾花惹草,我這回就不是殺的是二奶,我先把你宰了。”
這些男士就都退縮了,再不聯絡。
今年38歲的兒子和她住在一起。父母的事情讓他對婚姻沒了興趣,更年輕的時候,他曾經有過一個女朋友,但對方家人得知他父親是誰後,果斷拒絕了。
中專畢業後,他考上大專,後來又考上本科,現在從事計算機行業,家裡最具現代感的傢俱屬於他,一套執行任何遊戲都沒有負擔的電腦。
在外奔波了一早上,張玉芬回到家,餐桌上是她昨天給兒子準備的火鍋,碗筷都沒洗。她一邊笑罵兒子一邊走進廚房,揉麵,發麵,蒸饃,這是她年輕時就擅長的手藝。饃一次至少蒸四籠,多的凍在冰箱裡,兒子愛吃,“吃不了兩天”。
談起前夫對她來說是很自然的事。他和那個女的早分了,那麼大的輿論壓力,怎麼走得下去呢,他現在住在姐姐家。
去年她隔著家門見過他一面,他要回來拿獨生子女的證明,這可以讓他領每年的獨生子女費。他得了腦出血,渾身腫脹,一瘸一拐的,再不復年輕時候的瘦削。
她沒認出來他,問他“你是誰呀”,他不回答,只問“你真的認不出我了?”
她的家裡,還收著她和胡峰的結婚照——假的結婚照——那是2000年,為了去法院告胡峰重婚,張玉芬找人PS的。
照片裡,張玉芬一張粉白的圓臉,唇紅齒白,眼睛亮閃閃的;胡峰則瘦削,精神,兩人穿著西裝,都笑盈盈的。
那是不曾存在過的,完美的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