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開啟了全新的高中生活，誰承想，短短三個多月，小孩那一口本就不十分地道的滄州話居然神奇地進階為蹩腳普通話。這個變化的過程究竟是漸進式還是瞬時的，於我無關痛癢，但這個變化的結果，可著實給我來了場不大不小的衝擊——每次影片聊天，由於他對自己的口音變化都表現得全程無感，所以我理所當然成為了二人對話中最尷尬的那個。方言和普通話的交替使用，確實對一些人來說確實是個考驗，這也讓我好好回想了自己的一些經歷。

滄州，作為和北京城一樣位於華北大平原上的城市，據說，曾有一句響亮的口號”站在屋頂上就能看見北京天安門”。還是據說，三四十年前，一批外省女青年在該口號的忽悠下背井離鄉遠嫁來此。至於前輩們是否真的有人在相親的時候說過這樣的話，我不確定究竟，畢竟沒親身見過聽過，一直以來也都是當個鄉村段子聽。不過，自懂事起我就知道，村裡有幾位嬸子大娘奶奶輩的人說話很侉，雖然遣詞造句都是標準滄州範兒，可濃重的口音讓她們一開口就顯得格外與眾不同。事實證明，幾十年的時間並不足以成功轉變一個人的鄉音。

二十一世紀的頭幾年，天線不偏不倚地完成著接收訊號的使命，中央省市縣四級電視臺都有且僅有一兩個頻道可以日常收看。縣級新聞很少有人看，不過畫風一直穩定且接地氣，輾轉於各村種地小能手的地頭。相對於一期一換的小能手們，擁有一級水平滄州話的記者大爺才真正讓人印象深刻。以至於讓學齡前的我充分意識到，地道的滄州話自帶語氣加強屬性，適用於大多數單挑或群架場合。於是，小小的心裡暗戳戳地記下一筆，我們滄州話粗礪，還是普通話好聽一些。

上大學的時候，一開始並不曉得北疆那邊普通話早已普及，以為會和當地人存在語言隔閡，還盤算過可以順道學點少數民族語言，結果到大學畢業只學到一個亞克西。新疆不光民族多，祖籍地也多，標準普通話是大家自然而然的公約數。起初還以為新疆是個沒有漢語方言的地方，結果，這個認知也被反轉了。這事兒說起來實屬偶然，科目二學車時，某學員透過不懈地失敗，成功調動起了教練的急脾氣，老頭一臉心痛地大喊了幾個絕，然後就自顧自地呼呼生氣。我們一群排隊練車的人面面相覷，教練剛剛表示了個什麼意思？最後多虧有位大姐道破玄機，眾人這才搞明白原委，教練是個老新疆，新疆土話裡腳的發音就是絕。原來，哪裡都有歸屬一方的方言，即使在普通話普及為日常用語的地方。

時間到了學科目三的時候，車上教練有位朋友，夫妻都是哈薩克族。這對夫婦的普通話水平可以這麼形容，他們一張口就能聽出他們的家庭語言肯定是民族語言。雖和教練的朋友僅有一面之緣，可他家的親子溝通場景，卻成功給我淺薄的人生閱歷增加了幾分厚度——兩夫妻的小女兒正好幼兒園放學回來，一見媽媽就撒嬌鬧著要買零食。之所以我能準確明白小姑娘的意圖，無他，因為她說的是普通話。然後，媽媽應該是不想孩子吃垃圾食品，就用哈語勸導。而之所以我知道那位媽媽是在勸導，無他，因為小姑娘不等聽完就鬧得更厲害了，嘴裡稚嫩地喊著不嘛不嘛，我要買。後面的幾個對話回合裡，母女倆繼續一個說著哈語，一個說著普通話，溝通全程有序而和諧。大概母女倆對這種溝通方式早已司空見慣，而作為旁觀者的我則不然，臉上雖勉強保持著風輕雲淡，內心卻是翻江倒海而來的黑人三問，我是誰，我在哪，我在幹什麼？普通話在新一代中越來越重要，已勢不可擋。

在遙遠大西北的新疆，即使歷史性地見證了火車提速，也得熬夠三十多個小時才能進河北境。不同於省內其他兄弟城市，滄州人的火車回家路更加曲折，兩條路線可供選擇，要麼是石家莊下車再搭火車進山東，在德州停二三十分鐘，等車頭車尾調轉才能北上回家；要麼是搭火車到北京，再從北京轉車東南而下回家。在學校裡，即使過上一年，也不見得會有一次兩次渴望回家。但每次上火車，等放下行李坐好，思念都會莫名地洶湧澎湃。離終點站越來越近，車廂裡不再南腔北調，紛紛攘攘中只剩下熟悉的聲音，總有那麼一瞬間的感動，像極《起風了》中的歌詞”邁出車站的前一刻，竟有些猶豫，不禁笑這近鄉情怯，仍無可避免”。也難怪，漢高祖導演了一場四面楚歌，就逼得楚軍軍心渙散，楚霸王烏江自刎。經歷過，才懂得鄉言是融在血脈裡的聲音，能夠喚醒內心最柔軟深處最深沉的情感。

大學畢業到了廣東，因為早就透過影視領教過廣東話的威力，加之一方面考慮到要入鄉隨俗，一方面考慮到多個方言多條路，就給自己立了個學粵語的目標。等後知後覺地意識到，這個小目標早已被徹頭徹尾放棄後，我稍微反省了一下，到底為什麼會有廣東人說不好普通話的認知，還認知的如此堅定？最後也沒想出個答案。曾經聽一位廣東同事分享過年習俗，很多廣東人不會像北方人所習慣的那樣，在大年三十晚上開啟電視，即使沒有一個人看也要作為背景音。因為廣東人生活裡說的都是廣東話，沒辦法像北方人那樣，秒懂小品裡的到底抖出了一個怎樣的包袱。後面刷到了一個新聞也佐證了這個事實，不大好看的收視率表明，無往不利的央視春晚唯獨沒能俘獲廣東人的心。關上門，有方言的地方是家，開啟門，有普通話的地方都能四海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