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9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部舉行會晤
當地時間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歐盟委員會和英國首相府同時宣佈，雙方就脫歐過渡期之後的貿易安排達成協議，這一進展為持續了約10個月的談判最終畫上句號，更有望終結自2016年6月脫歐公投之後長達四年半的膠著局面。這份趕在1月1日斷崖風險之前送到的聖誕禮物，使得好事者別出心裁地創造了另一個新詞——Brexmas（英退聖誕）。
協議初步敲定之後，歐英雙方同聲祝賀。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豪言：2016年脫歐公投和2019年大選中的承諾都已經兌現，“我們已經拿回了對貨幣、邊界、法律、商業和水域的控制權”；相比之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則要謹慎許多，她將脫歐談判程序稱之為“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而現在終於可以將脫歐議題拋在身後了，歐洲將持續前進，而歐英雙方也將在氣候變遷、能源、安全和運輸等共同關切領域繼續合作。
這份據稱長達1246頁（此前媒體稱近2000頁）的貿易協議，將是歐盟迄今為止所簽署的最重要協議之一。如果將脫歐比作離婚的話，那麼這份貿易協議就堪稱是分家安排，甚至不僅是區分家中物件產權這麼簡單，因為一拍兩散的這對怨侶，在未來漫長歲月裡仍將比鄰而居（只隔一條海峽）、彼此走動（大量的人員往來）、有緊密的金錢聯絡（每年規模高達7000億歐元的經貿往來）。這種藕斷絲連背景下的討價還價、愛恨交織，正應了馮德萊恩援引莎士比亞的詠歎——“離別是如此甜蜜的悲傷”。
“授人以漁”，情非得已
歐英貿易談判進入最後階段後，雙方都曾頻頻釋放“煙霧彈”，多次表達時不我待、對方立場僵化、硬脫歐或將難以避免的悲觀論調，但事後覆盤來看，這種論調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向對方施壓、為本方談判團隊助攻的場外招數。
而在談判場上，最終普遍認為談判癥結卡在了三個領域：漁業權、公平貿易規則、爭端解決機制。
在這三個領域中，漁業權在經濟上其實並不具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對於英國來說只佔國民生產總值的0.1%，對歐盟而言則不到1.5%），而且雙方在最後關頭針鋒相對、“寸海必爭”的，不過事關幾百萬歐元而已；但漁業問題之所以獲得與其經濟體量不相稱的重要性，是因為它在政治上具有特別重大的象徵意義，涉及到英吉利海峽上的這條無形界限是否能夠重新確立起來，也是英國念茲在茲“拿回主權”的初心所在。
一個值得銘記的片段是，在2019年7月約翰遜向保守黨黨魁衝刺時，他在公開演說中曾戲劇性地掏出一袋醃魚，來指責“布魯塞爾官僚”的顢頇。據約翰遜聲稱，按照歐盟規定，這袋產自馬恩島的英國醃魚必須配塑膠包裝冰袋才能運輸，給當地的醃魚加工產業造成高昂的成本，因此英國只有擺脫布魯塞爾的控制，才能在經濟上重煥生機。
但隨後媒體查證發現，這次“醃魚秀”其實是教科書級別的資訊誤導：歐盟關於食品溫度的監管僅涵蓋生魚，並不針對醃魚；而要求給醃魚運輸配備冰袋的，正是英國本土的食品標準局；而且馬恩島作為王室屬地，法律上並不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一部分，其食品監管規定自成一體，同時參考英國和歐盟的標準，但並不隸屬於二者之一。
儘管有種種資訊誤導，漁業（及其附屬加工產業）還是成為這場世紀大戲中最引人矚目的部分。
為了拿回“水域控制權”，英國在此次漁業談判中開價甚高。此前，作為歐盟“共同漁業政策”（CFP）的一部分，英國向其他歐盟成員國相互開放專屬經濟區水域，歐盟漁民每年在英國水域的捕獲量總值約為6.5億歐元，佔到這一水域捕獲總量約40%。但脫歐之後的漁權安排，不能以“老死不相往來”了結，因為魚群沒有祖國，許多魚類在法國、荷蘭、德國、丹麥等國水域繁殖，然後會向北移動，遊向水溫更低、含氧量更高的英國水域，因此英國無法坐享這份自然的饋贈；共享漁權、按比例分配是合乎邏輯的選擇。
按照英國最初的訴求，脫歐之後漁業過渡期為3年，歐盟漁民的捕獲量須減少80%；而歐盟方面則要求6年的過渡期和15%的降幅。最終的協議內容為：在5年半的過渡期內，歐盟在英國水域減少25%的捕獲量。可見，最終結果明顯更加傾向於歐盟一方，這也印證了路透社在協議達成前一天透露的“英國在談判最後關頭做出大幅讓步”的資訊。
許多媒體推測，英國在最後關頭做出的讓步，可能和此前因為新冠變異毒株在英國發現後、歐盟多國採取的封鎖措施不無關係。嚴格說來，相關封鎖措施與歐英談判並不直接相干，各國採取措施時基本以疫情為關鍵考量，也很難說有藉此向英國施壓的目的，但在客觀上無形中“預演”了一次無協議脫歐後的最壞局面。3000輛重型卡車在肯特郡大排長龍的景象，極大地震撼了歐洲各國媒體，讓人們意識到距離無協議脫歐的類似災難性前景，其實並不遙遠，這為持續了十個月的談判，送上了一記有力的助攻。
12月22日，法國暫時關閉英法邊界，位於英國肯特郡的肯斯頓機場成為臨時停車場。圖/新華社
“因誤解而結婚，因瞭解而分手”
歐英談判這樣涉及到如此眾多國家（歐盟談判團隊的70餘名成員來自23個國家，階段性成果要翻譯成多種文字）、如此複雜經濟議題的操作，在正常情況下需要三到四年時間，更何況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背景下，雙方談判團隊的工作受到極大干擾（生病或隔離），部分談判甚至只能透過網路影片完成的。因此，10個月看上去很漫長（尤其最後關頭雙方各使攻心手段，更顯得糾結），但對於事件本身的體量和意義來說，談判程序非但不慢，簡直可以用“迅速”來形容。
在這10個月之外，延宕了四年半的脫歐程序，在許多人眼中儼然已經變成了一出冗長乏味的肥皂劇；但同樣，放在長時段歷史的背景下，這場歷時四年半的離婚，或許仍然堪稱迅速；而歷時十個月談妥的協議，則幾乎是“閃電般”的分家速度了。
從1950年法國外長舒曼（Robert Schuman）提出歐洲煤鋼聯營計劃，到2013年克羅埃西亞加入歐盟、成員國數量達到峰值為止，歐盟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兩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到以整體姿態成為國際穩定力量格局中的重要一極，花去了60年時間。彈指一揮間，三代人年華老去。
在這一過程中，構成今日英國脫歐遙遠先聲的事件，是戴高樂曾於1963年和1967年兩次力排眾議、否決了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申請。其主要顧慮是，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係過於密切，如果英國加入進來，無異於成為美國在歐洲的特洛伊木馬，不利於歐洲的獨立自主，同時也必將削弱法國的領導角色,。直到他下野並去世之後，英國才於1973年正式加入歐共體。
短短兩年後，英國對於是否留在歐共體就顯露出猶豫之情，但1975年公投將危機掩蓋了過去。歷史走到2016年至2020年，似乎再一次印證了戴高樂的遠見。英國脫歐造就了歐盟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危機。經歷西方戰後經濟發展黃金時期而謀求加入歐共體的英國，很大程度上仍然將歐共體/歐盟視為一個謀利性質的經濟組織，而並不真正認同人員、貨物、服務和資本的自由流動。而在2008年金融危機、2015年以來的難民危機、以及與這兩場危機伴隨而來的左翼及右翼民粹主義抬頭的背景下，英國透過2016年公投作出了自己的選擇——可以同富貴、但不能共患難。
自上世紀90年代高歌猛進的全球化浪潮，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裡逐漸退潮，無論是進入“調整”時期也好，還是所謂“逆全球化”也罷，如今區域化、全球化整合已經不再是不言自明的真理。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和英國脫歐的“拿回控制權”，可以說是其中最典型的表達。但究竟是主權永遠為王，還是共同體大勢所趨，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信念問題，而不是科學問題。
在這種對峙背後，一面是歷史傳統所致：揹負“光榮孤立”和“大陸均勢”政策傳統的英國，難以輕易融入到歐陸政治邏輯中；而隨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歐洲協調”傳統一路下行，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前車之鑑的歐陸各國，也必然不會因為英國脫歐便放棄深化區域整合的方向；由此遠眺未來，英國和歐盟國家都在以各自國運作賭，走上各自認為正確的道路。
但可以確定的是，這次脫歐戲碼讓人們又一次意識到，無論歷史、現在還是未來，英國都不屬於歐陸，雙方恐怕是“因誤解而結婚，因瞭解而分手”。可以想見，即便共同體乃是大勢所趨，英國要重新加入歐盟的政治整合程序，或許是另一個60年之後的事情了，又或許，如它所願，永不可能。這四年半和十個月並不是終曲，它所開啟的，是另一個長達數十年的新故事篇章。
鮑里斯·約翰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