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全世界到處都發生過族群間的爭鬥，有關乎信仰的，如阿拉伯世界的聖地之戰，印度不同神明的村落社會之爭；有關乎利益的，如伊拉克戰爭、敘利亞內戰和烏克蘭危機。

而1994年發生在位於非洲內陸面積僅有2.6萬平方公里、人口不足千萬的小國盧安達，3個多月時間就造成百萬人死亡的駭人聽聞的種族大屠殺，可謂史上絕無僅有。

這或許是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一次屠殺，因為它發生在人權至上的20世紀90年代，因為它是在歐美大國無動於衷的關注下發生的。

盧安達

然而僅僅是20餘年後，社會和種族極度撕裂、經濟和文化極度落後的盧安達，卻成為了非洲國家發展的典範，人均GDP翻了3倍多，在世界銀行釋出的經商便捷指數排行榜中，盧安達是進步最快的國家。

盧安達早已今非昔比，從歐美棄子到非洲希望之星，盧達旺走過的救贖之路，讓世人所關注。

盧安達

盧安達之殤：1994年種族大屠殺

盧安達王國建立於 16世紀。在國家形成過程中，胡圖人和圖西人生活在一塊土地上，創造了單一的文化，說著共同的語言，信仰同一種宗教，擁有同樣的神話體系和禮儀法典。

兩個民族互相通婚，不斷交流。胡圖、圖西就是同源兄弟，一個主要以農耕為主，一個以放牧為生。

雖然圖西人在盧安達國家歷史上長時間佔據著統治地位，但絕無根本利害衝突。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9世紀德國殖民主義者的到來，事情開始出現極大的變化。

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歷來是“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德國人將盧安達圖西人劃為“受重用民族”，視胡圖人為“受歧視民族”。後來由比利時殖民當局接管盧安達，他們決定在1933年透過登記來實施身份證制度，以確定盧安達人的“部落”身份。

圖西人

由於缺乏任何標準，殖民當局以佔有牛群數量來決定身份，該方法被稱為“10頭牛標準”，即佔有 10頭牛的人被劃為圖西人，其餘的人再根據其職業分為胡圖人和特瓦人。

“10頭牛標準”十分牽強可笑，恰好說明從體質特徵上圖西人與胡圖人是沒有區別的。然而正是這種劃分強化了因傳統政治身份帶來的經濟差別，相對富有的圖西人約佔人口的14%，相對貧困的胡圖人約佔人口的85%，另外1%為特瓦人。

為了培養忠於比利時政府的統治精英，比利時殖民當局早期支援人數較少的圖西人，並將各部族酋長几乎全部換成圖西人，這樣民族身份開始政治化。

20世紀60年代，非洲獨立運動成為大趨勢。比利時也開始改變政策，傾向支援胡圖人反對圖西人統治的鬥爭。這種改變的直接原因是胡圖人獨立運動不可阻擋，比利時力圖透過製造民族矛盾為以後的調解角色留下餘地，從而保留自己的影響力。

1962年盧安達獨立，胡圖人開始掌握政權。因為長期以來人為製造的“種族對立”，盧安達在獨立前後發生多次部族仇殺，大批難民外逃。

1990年僑居烏干達的圖西族難民組成盧安達愛國陣線，與胡圖族政府軍爆發內戰，雙方於1993年簽署和平協議，但卻未能得到真正實施。將圖西人“妖魔化”是胡圖族政府的一貫手法。

1990年開始，盧安達電臺不斷將圖西人形容為“蟑螂”，一直到1994年，對圖西人的攻擊愈演愈烈。

在這種氛圍之下，聯合國委派到盧安達執行維和任務的加拿大中將羅密歐·達萊爾，預感到有可能發生大規模衝突，他向聯合國維和行動部發電，要求聯合國採取措施。他還向比利時、法國和美國駐盧安達大使通報緊急情況，但均被拒絕或不予理睬。

1994年4月6日，盧安達胡圖族總統哈比亞利馬納的飛機在首都基加利上空遭襲後，政府軍隊和胡圖族民兵組織舉起了屠刀。4月7日盧安達圖西族女總理在10名比利時維和軍人的保護下，慘遭殺害。看到胡圖族民兵組織殺氣騰騰，比利時撤回了全部維和部隊。

一場胡圖人對圖西人和溫和的胡圖人的大屠殺就此拉開了血腥的序幕，最猖獗時每分鐘有超過5個人被殺，是二戰時猶太人遇害速度的3倍。

當時人們已經殺紅了眼，只要身份證顯示是圖西人的就格殺勿論，老少婦孺均難以倖免。人命如草芥，不斷出現“老師殺死學生、丈夫殺死妻子，鄰居之間互相屠殺，為的是自己不至於死得更慘”的情況。

當時無兵可用、束手無策的達萊爾將軍堅持認為，如果聯合國和西方國家採取切實的行動，只需要派出5000名裝備精良、授權明確的聯合國部隊，就能阻止這次大屠殺。

盧安達大屠殺震驚了全世界，事隔多年依然讓很多人關注。其之所以能夠發生，主要原因是：

首先，大屠殺是胡圖人與圖西人長期以來矛盾衝突的最終碰撞。殖民主義者“以夷制夷”的策略，極大增強了兩個族群的矛盾和仇恨，獨立後的政府也未能妥善處理民族之間的對立問題，屢次發生大規模流血衝突。民族的宿怨是導致1994年盧安達大屠殺悲劇的一個重要的歷史原因。

其次，這是一場精心策劃的國家權力的“濫用”。盧安達獨立後，因其經濟和文化的落後程度，民主與法制依然處於長期缺失狀態，導致當權者習慣於用暴力和血腥方式消滅“敵人”。

這次大屠殺就是胡圖人當權者精心策劃，由政府軍和胡圖族民兵具體執行的。

當權者在這裡完全拋開法律武器，他們推動了民族身份的認定，出動了部隊，不但針對圖西人，對胡圖人中反對現政權的批評者和人權運動者也進行了迫害。

其三，西方國家因缺乏利益的放棄行為也是一個重要因素。比利時的抽身後撤，法國的漠不關心，美國竟然對想要出兵的聯合國維和部隊收取運兵車的費用，導致了外界所謂的干預毫無作為。

此時的西方國家悄悄放倒了“人權高於主權”的旗幟，美國也摘下了“世界警察”的帽子。西方國家的麻木和冷漠，與其價值觀和利益觀有著直接的聯絡。

南非報紙曾指出，在西方大國眼裡“非洲人的命不值錢”。如果盧安達生活著較多的白人，西方國家就會是另外一種態度。如果盧安達有鑽石和石油，美國也會是另外一個態度，但盧安達一樣都沒有。

國族建構：三策齊發創造“新生奇蹟”

1994 年大屠殺結束後，盧安達政府採取一系列和解和重建政策，最根本的是構建一種全新的身份——盧安達國民身份認同。國家一切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圍繞國民身份展開，這是盧安達國族建構的真正含義。

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來看，構建國民認同都是大屠殺後重新整合盧安達社會的唯一途徑。

新政府首先由民族團結與和解委員會牽頭，在全國範圍內組織對話會，和民眾一起討論造成1994年悲劇的根本原因，最後歸納出四大類問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的泛濫，法治缺失和縱容種族犯罪，極度貧困，扭曲的歷史教育和愚民政策。

針對問題，國家制定三項策略推動國族建構。

策略之一：在法律制度層面，完善相關法律，廢除民族歧視，建立平等的盧安達公民身份。

2003 年盧安達全民公決透過新憲法，強調盧安達的國民認同以及每一個公民的平等地位。整個憲法行文中，沒有任何一處出現胡圖、圖西和特瓦，民族只是作為諸多分類形式的一種，與部落、宗族、地區等並列。

取消民族標識及相應的歧視政策，政府取消了每個盧安達人身份證上的民族標識，廢除了 1962 年以來所有針對圖西人的歧視性政策。

同時，政府在教育、醫療、住房、衛生等公共服務領域強調所有盧安達公民一律平等，不再有胡圖和圖西之分。

盧安達公民

策略之二：在價值觀念層面，釐清歷史問題，清除種族主義意識形態賴以滋生的土壤，推行公民教育。

社會重建的一個重點是重新認識歷史。2011 年，由盧安達國立大學最知名的歷史學家共同撰寫的 《盧安達歷史: 從起源到 20 世紀末》正式出版。

全書分為七章，主要闡述了盧安達胡圖、圖西和特瓦之間並不存在所謂土著與外來的區別，民族分化與殖民統治的關係，種族大屠殺的籌備和發生過程，盧安達愛國陣線奪取政權後採取的恢復法制、實現和解、重建國家的行動。

這部盧安達歷史是國民身份重建程序邁出的重要一步。

制定法律和重修歷史是國族建構領域的“基礎設施”工程，下一步是讓老百姓真正接受和認同。

“暫時脫離日常生活，聚在一起，同吃同住，這有助於在這些經歷非常多元的歸國難民中間建立信心，相信大家能夠生活在一起”。

盧安達難民

策略之三：在民眾生活層面，重構互助共存的村落共同體文化，減貧促發展。

盧安達國族建構的一個特點是傳統、現實與未來的銜接。在深刻反思歷史的同時，立足傳統，從中探尋能夠重新整合盧安達社會的根本原則和解決方案，重構在大屠殺期間被徹底摧毀的村落共同體文化。

2000年，盧安達在國內、國際司法體系無法在合理的期限內完成罪犯審判的情況下，決定嘗試透過恢復傳統社會的爭端解決模式——蓋卡卡來走出困境。

蓋卡卡從 16 世紀開始就在盧安達社會廣泛使用，主要是村落將爭端提交給一個由男性家長組成的小組，小組擇時在村莊草地或廣場上舉行會議，全體村民列席。

蓋卡卡法庭最重要的特點是老百姓當家作主，審判的組織形式、審理程式都由老百姓自己決定，協商解決所在村落面臨的問題。

與一般意義上的司法判決不同，蓋卡卡的判決並不只是懲罰，而是更加註重修復和補償。

2012 年，蓋卡卡法庭正式結束使命。曾經遍佈全國各地、覆蓋不同行政區劃的蓋卡卡用 10 餘年時間解決了“正規”司法體系 100 年都無法完成的難題。

國族建構最重要的內容之一，便是締造一種和諧共存的文化，即“我們能夠、願意生活在一起”。

1994 年後，盧安達正是透過復甦、發揚傳統的共存文化，引導老百姓重新願意生活在一起。

盧安達領導

至此，國族建構被賦予全新的內容，互助文化的重構指向的是群體的發展和其中每位成員的福祉。盧安達的國族建構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原因是：

首先，國家將自上而下的政策推進與自下而上的民眾參與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從而保證了這一政治安排的效率和活力，不會滋生新的民族分離主義傾向。

其三，國族建構與地方發展相結合，讓民眾在和解過程中切身感受到身邊發生的一點一滴的積極變化，感受到攜手創造美好明天的希望和信心，從而進一步增強對於國家的歸屬感。

盧安達總統

規劃幸福：願景2020

2000 年，盧安達在恢復過渡期即將結束之際，制定了未來 20 年的發展規劃，即“願景 2020”，並提出四大戰略。

戰略之一：推進良好的政府治理，強化法制和中央政府權力去中心化，並強調政策實行的普及性和實際效果。

總統卡加梅要求政府中每一級別的官員簽署類似於公司業績合同的保證書，其中的目標甚至細微到特定時間內必須完成受精的奶牛數量，每一份都由卡加梅親自簽署，這是對所有層級官員進行實際政策成果的考察獎懲。

卡加梅要求優先解決貧困，實行“每戶1頭牛”計劃，改善了農村的貧困和營養不良狀況，將貧困人口的比例在 6 年時間裡減少了12%。

卡加梅

戰略之二：強力反腐，從腐敗的源頭政府機構著手，建立問責制度。

2003年出臺《第23/003號法》，規定任何人的資產如明顯增加到無法證明其合法性，將被判非法致富罪。

實行政府機構負責人輪崗制，盧安達政府中重要部門的負責人更換頻繁，基礎設施部門的一把手每年一換。

盧安達建立獨立反腐機構“盧安達監察專員辦公室”，2009年還成立了國家反腐諮詢委員會，鼓勵民眾透過電子郵件、電話舉報等方式匿名舉報腐敗行為或提供線索，並在報紙、網站等媒體上定期公佈反腐敗成果和案例。

盧安達已經成為非洲反腐敗力度最大的國家，連續多年在透明國際清廉指數排名中遙遙領先於其他非洲國家。

戰略之三：全面普及教育和醫療保健，建立具有生產力和高效的勞動力群體。

建立全民醫保，居民只需自付醫院醫療費用的10%，政府還為全國收入最低五分之一的民眾提供額外補助。政府為社群提供基本醫療保障。

2006年開始，盧安達實行小學和初中全免費強制義務教育，盧安達小學入學率在非洲最高，是全球表現最好的三個國家之一。

盧安達小學

戰略之四：以資訊通訊產業為核心，推進科技發展。

2000年，盧安達實行國家資訊通訊基礎設施建設，對企業開放通訊市場，立法管理電子資訊和網路安全，建立以資訊儲存管理和保護為主要職能的國家資訊中心，以及國家光纖骨幹網路連結國際海底光纜網路，打通網際網路。

5年前網際網路使用者就佔到全國人口的30%以上，增長率達到非洲最高水平。

盧安達還在整個非洲層面創造性提出“智慧非洲”專案，7年前該專案一經提出，非洲聯盟所有成員國均表示支援。

該專案主要關注的是私營部門在資訊科技發展中的作用，目前已與世界銀行開展合作，正在努力探索科技如何運用於工業化程序，將需要的領域現代化，提升非洲創新產業水平。

今天的盧安達已步出種族仇殺的困局，正闊步走向未來。盧安達民族衝突治理中體現出的最關鍵一點，那就是國族建構是真正符合盧安達國情的民心工程，得到廣大民眾的認同和擁護是成功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