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第3次領導人會議在曼谷發表聯合宣告，宣佈除印度之外的其他15個參與國的全部20個章節的文字談判宣告結束，有望於2020年正式簽署協定。與此同時，印度官方證實將暫時不加入RCEP。“臨陣退卻”雖然是印度權衡利弊得失後的理性選擇，但反映出印度因國家能力而無法取得“經濟最優解”的遺憾。
難言之隱印度談了7年，最後依然不加入RCEP是有難言之隱的。2012年，東盟宣佈以“10+6”為框架，同中國、日本、南韓、澳洲、紐西蘭、印度等6個夥伴國啟動RCEP談判。此後，印度一直作為談判方參與其中。2014年，以改革進取聞名的莫迪當選印度總理，他更是希望以加入RCEP為契機，通過降低貿易物件國的市場壁壘，促進印度出口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全面複製中國加入WTO分享全球紅利取得的經濟發展奇蹟。
雖然願望美好，但現實卻異常殘酷。2012年以後，經過一輪輪談判，除印度外的其他15個參與國逐步接近達成協議，特朗普的保護主義和破壞規則行為也在客觀上推進了RCEP的談判程序。然而，印度卻沒能在這一時間框架內推動國內改革議程，其市場主體更沒有準備好參與激烈的國際競爭。雪上加霜的是，印度2019年還遭遇了持續的經濟低迷，二季度GDP增幅僅為5%，同比減少3個百分點，汽車、房地產、快速消費品銷量遭遇斷崖式下跌。
2019年，印度經濟持續低迷。圖為印度市場上待售的電子產品。VCG
國際談判進展快速，而印度國內不僅未做好準備，還面臨新的險情，莫迪若在這種狀態下選擇繼續爭議巨大的RCEP談判無疑會遭到民意反彈，對其產生難以承受的政治壓力。近期在哈里亞納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的邦級議會選舉中，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表現不如預期已經敲響了警鐘。因此，在以現行條件加入RCEP已不可能的狀況下，莫迪政府選擇在談判的最後階段提高要價的博弈策略——反正沒希望加入，不如放手一搏，能得到優惠條件就是淨賺，如果得不到也沒有額外損失。在此策略下，印度提出希望以關稅“梯度降低”代替“一次降低”、進口商品“比例熔斷”、開放服務業等要求。但在談判的最後階段，這些特殊要求就成了其他國家達成協議的主要障礙，因此包括馬哈蒂爾在內的東盟多國領導人對印度這種做法表達了反感。
現實的苦惱對於印度來說“以開放促改革”是個偽命題。“倒逼改革”也許是“被迫開放”產生的最大紅利，這能夠促進執政黨以保持競爭力為目標，對政策進行合理化迭代。然而，囿於政治結構問題和政府治理能力問題，印度無法將開放帶來的壓力轉化為改革所需的動力。因此，印度對外開放可能產生區域性扭曲的效果——儘管印度承受了外來經濟力量的衝擊，但這種衝擊卻被社會結構吸納，無法在既得利益集團面前撬動亟需的改革。例如，無論印度脆弱的小農牧業生產如何遭受紐西蘭、澳洲農產品的衝擊，印度土地所有者也不可能放棄對於土地徵收制度的抵制。再如，無論印度僵化、低效的製造業如何遭受外中國產品衝擊，印度的正規部門員工都不可能放棄對於勞工權利的重重保護。
2016年6月29日，印度古吉拉特邦西部的維塔拉普爾，一名印度員工正在摩托車裝配線工作。VCG
印度歷史和現實都經驗表明，對外開放不僅可能與改革無涉，還可能帶來更多的傷痛。歷史上，南亞次大陸在遭遇英國殖民者入侵之前，曾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之一，尤其以紡織業發達而聞名。然而，印度在英國殖民者脅迫下“開放”以後，反而被吃光榨盡，造成產業凋敝、人民困苦，成為殖民歷史的開端。從印度政治精英到普通百姓，因此都對“開放”懷有負面想法，這種思想傾向甚至成為印度民族性格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印度近年來對外簽署自貿協定後也出現了“自貿協定簽得越多，虧得越大”的現象。例如，印韓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議（CEPA）簽署後，印度自南韓進口的增速顯著快於其全球進口的平均增速，而對南韓出口增速卻慢於其全球出口的平均增速。這種現象導致印度與南韓的貿易逆差從2009年前後的50億美元大幅增加到2018-19財年的120億美元。與此相似，2010年，印度與東盟簽署自貿協議以後，其貿易赤字也不斷擴大。
同南韓、東盟的自貿協定已經讓印度逆差竄升，如果再向農牧業高度發達的紐西蘭、澳洲，以及工業製造高度發達的中國開發市場，印度國民經濟恐怕將遭受嚴重衝擊，這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不可接受。
事實上，莫迪政府自2019年5月連任以來，已經推出了諸多優惠政策促進產業發展。例如，印度財政部近期推出大規模減稅政策、商工部推出大量產業刺激政策都表明，印度政府正在大力發展製造業。在這種關鍵時刻，雖然莫迪極度渴望印度加速融入以亞太為中心的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從全球價值鏈中賺取更多收益，但考慮到印度國內經濟困局和尖銳的政治矛盾，他仍然選擇臨陣退卻。
核心問題還是國家能力對於印度來說，雖然不加入RCEP短期內沒有損失，但長期看印度恐怕錯失了以創始國身份加入亞太產業分工體系的最佳時機。歸根結底，印度國家能力不足是其面臨RCEP困局的核心原因。
首先，由於國家能力不足，印度政府難以協調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無法通過犧牲一部分眼前政治經濟利益，換取長遠也更為可觀的發展紅利，而在全球產業高度融合的時代背景下，仍選擇固步自封可能使印度錯失民族復興的機遇。
其次，由於國家能力不足，印度政府難以協調利益受損群體和得利群體，導致集中的反對者（比如奶農）和分散的支持者（比如牛奶消費者）之間難以形成利益互動，更無法通過合作達成最優的博弈組合。
第三，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印度長期以來缺乏深化改革的能力。如果勞工、土地等關鍵要素缺乏根本性改革，印度產業在可以預見的未來很難做好進一步開放的準備，融入國際產業分工體系則更是遙遙無期。
本文作者毛克疾為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印度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