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並不是蘭布拉第一次殺人 !2004年7月,他 “無故”將僱主Corinne Beidl勒死,被判處18年監禁、於2015年被提前釋放。
同第一次殺人一樣,蘭布拉第二次殺人也說不出任何理由……法庭上,蘭布拉承認:我就是在殺人。
蘭布拉謀殺案之所以如此受關注,其實還因為他曾是1974年全法家喻戶曉的“紅毛衣綁架殺人案”受害者。當時蘭布拉只有6歲,他的姐姐瑪麗被人綁架謀殺,而他是最後見到兇手的唯一證人。
而正是這起綁架案,成為他數十年揮之不去的噩夢,最終釀成一次次新的悲劇。
不堪承受的重壓
6歲男孩成姐姐被殺案唯一目擊證人
1974年,6歲的蘭布拉和8歲姐姐玩耍時,姐姐遭人綁架失蹤。他成了唯一目擊證人。他向警方指證:綁架者黑頭髮,穿著紅毛衣。
在貼滿牆紙的客廳裡第一次見到了這個孩子,當時大家都叫他 “小讓”:“他是唯一的證人。一開始,他很好地敘述了與姐姐在樓下玩耍的場景,綁架者對他說:“你從這一側走,我與你姐姐從那邊走”。這孩子的聲音很細小、有點猶疑,但表述得比較清楚。
▲蘭布拉父母因女兒失蹤向警方報案。(圖片來自法新社)
“他叫我和姐姐。然後他說...他說:‘我在找狗’”。
“所以你去找狗了?”
“是的”。
“你姐姐和那個男人一起嗎?”
“是的” 。
“當你回來時,那個男人和姐姐都不在了嗎?”
“都不在了”。
當時,蘭布拉家中的氣氛非常緊張,母親淚如雨下、父親則大聲責怪兒子不該拋下姐姐獨自走開。
據帶蘭布拉到警察局做筆錄的父親皮埃爾稱:“他[小蘭布拉]總是執拗地要找瑪麗。從早上開始,他一直嘔吐不止。”
▲蘭布拉和父親在馬賽警察局。(圖片來自法國視聽資料檔案館)
警察對孩子前後詢問了兩個小時,向他展示潛在襲擊者的照片,包括有案底的暴露狂、虐待狂、精神病患者等。孩子沒認出其中的任何一人。
2天后,嫌犯拉努奇被捕,瑪麗的遺體在離馬賽30公里的路堤被發現,屍檢顯示她生前被捅了15刀。
被眾人圍觀的受害者
男孩的指認“失誤”引爆輿論轟炸
不僅如此,皮埃爾暈倒後被4個憲兵抬走、在家門口和妻子淚流滿面的照片都被仔細記錄並公之於眾。觀眾們隔著媒體近距離地旁觀這家人的不幸。
▲1974年,被殺女孩瑪麗的葬禮現場。(圖片來自法新社)
在眾人的灼灼目光前,沒人來保護這家人,他們內部似乎也做不到互相保護。
更糟糕的是,孩子又犯了一個“錯誤”:他指認其中一輛車,但這並不是嫌犯的車。
警局沒有放棄、又組織了一個測試:讓拉努奇和幾名警察站在一起。但孩子仍舊沒有指認出拉努奇:“在您給我看的所有人中,我沒有看到當時讓我找黑狗的先生”。
警察感到失望,但好在除了這個年幼的人證之外,他們還有其他渠道的證據。
最終拉努奇被控在1974年謀殺8歲女孩瑪麗被判死刑,於1976年被送上斷頭臺。
▲拉努奇被判死刑,於1976年上斷頭臺。(圖片來自法新社)
沒想到,這起綁架殺人案在法國社會持續發酵。不少媒體人認為警方抓錯了人,而小蘭布拉當年未能指認拉努奇的這一事實,也成了想要“翻案”的人強調的一點。
這起案件也助推了法國廢除死刑運動。
▲法國最終於1981年廢除死刑,1977年,Hamida Djandoubi被送上斷頭臺,成為法國最後一個被處死的人。他因折磨殺害前女友被判死刑。(圖片來自法新社)
殺人案成廢死刑運動宣傳利器
在廢除死刑運動社會風潮下,這起綁架殺人案甚至還被寫成暢銷書,並改編為電影。
法國作家佩羅(Gilles Perrault)1978年發表的超級暢銷書《紅毛衣》暗指此案件存在司法不公。
▲《紅毛衣》封面。
1979年,《紅毛衣》還被改編成電影,在受害者家屬強烈反對下,影片仍然上映。
▲《紅毛衣》電影海報。
父親瘋狂與“洗白”兇手言論作鬥爭
殺害他年幼女兒的,就是拉努奇、不會是別人;
一些出版物和文章“利用”了他兒子為殺害兇手翻案;
他絕不能容忍這種事情發生。
因此,雖然拉努奇上了斷頭臺,但受害者父親皮埃爾餘生一直“兇殘地”與“洗白”兇手的言論作鬥爭。
有知情者透露,每次聽到“拉努奇是清白”時,皮埃爾就感覺自己的女兒又被剝奪了一次生命。對他來說,《紅毛衣》等類似作品無異於無休無止的進攻、迫害。
▲《紅毛衣》電影畫面。
這位因痛苦而瘋狂的父親一直在決絕地對抗來自他人的不公:他起訴了《紅毛衣》作者5次;這本書出版時,皮埃爾衝進馬賽的書店,一本又一本地撕書。
每當他採取復仇行動時,都會帶著小蘭布拉,而很久以後,已經長大成人的孩子依舊陪伴父親繼續他的鬥爭。
他的妻子和另外3個孩子(小蘭布拉、雙胞胎弟弟)都站在一邊守著。
▲蘭布拉和父親皮埃爾接受媒體採訪。(資料畫面截圖)
蘭布拉在父親身邊靜靜目睹一切
那麼他的兒子小蘭布拉怎麼辦?
皮埃爾的前律師科拉德回憶道:“我們總看到他在皮埃爾身邊,什麼也不說,就像一個目睹一切的靜物。我感覺他好像是在贖罪”。
對於小蘭布拉來說,他犯下了四重罪:他當時不應該留姐姐獨自一人、他是倖存者、他在警局沒有指認出拉努奇、他被《紅毛衣》作者利用了。換句話說,他“陷入了一種難以捉摸的罪惡感”,必須揹負這些“原罪”活著。
▲蘭布拉承認自己曾多次做夢夢到自己殺了《紅毛衣》作者佩羅。
1982年,蘭布拉讀初四。就在這前一年,拉努奇的母親還在一個委員會支援下,向大律師巴丹戴爾提出了第二次複審請求。
回到初四的法語課堂:老師要求大家開啟語法書第87頁,拉努奇的照片和《紅毛衣》段落赫然出現在練習題裡。蘭布拉一把撕下這頁、將書扔掉——他被停學一週。
永遠無法擺脫的噩夢
曾經的受害者走上殺人不歸路
多年以後,在蘭布拉犯下殺人罪行後,街坊稱與他並無多少交往,只能說印象中對方是個 “安靜、不怎麼引人矚目”的人。相比這個不痛不癢的描述,蘭布拉的辯護律師倒是總結出了一個更重要的特質,那就是其委託人“除了作為遇害女孩瑪麗的弟弟外,不知道該如何展示自己的身份”;在回答對自身罪行的問詢時,他也總會不自覺地繞回到姐姐瑪麗身上。
換句話說,蘭布拉似乎仍深陷在身為“受害者弟弟、目擊證人”的過去中,他的自我定位存在著凝滯,這已經成了一種偏執。
當家庭的不幸長年累月地成為公共事件、當父母常年因是否繼續為此抗爭而不睦時,厭惡、懷疑和對抗社會的情緒似乎就佔了上風。不論是媒體、還是宣傳廢除死刑作品作者、團體,都不幸成了悲劇的“幕後推手”。
當然,如果這些被施加於一人的憤懣爆發、並且是透過殺人的舉動爆發,那麼所有情有可原都會作廢。這次接受審判,聽眾席的第一排再也沒有蘭布拉父親專注的面容——皮埃爾於7年前去世,蘭布拉最終被判處終身監禁。(原標題:法國6歲男孩成兇殺案唯一目擊證人,卻在輿論轟炸下走上殺人不歸路……)